记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贺福初

“科学只承认第一”——记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贺福初

“科学只承认第一”，这句话是贺福初的座右铭。20世纪80年代，他把这句话贴在自己的实验室里，90年代初期，他把这句话制成大幅横匾挂在实验室最显眼的位置，以此励志，向一个又一个“第一”发起了进攻。他在国际上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发现了最基本的生命现象——发育与进化重要证据的统一，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部分国际空白；领导建立了目前国际上有关肝脏和胎肝最大规模、最系统的基因表达谱；发现了一种能特异刺激肝细胞增殖和肝脏再生的新细胞因子即人肝细胞生成素（HPO），在国际上首次公布了其cDNA序列，并率先研制出重组人HPO；在国际上首次建立定量检测DNA交联的方法与计算公式，揭示出交联在治癌药物作用中的重要性……

勤学善思出天才

1962年5月，贺福初出生在湖南安乡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他进入湖南安乡一所小学读书。1978年，贺福初高中毕业，以全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遗传工程专业。大学的7个寒暑假中，他只回过一次家，把全部精力都扑在学习上。系图书馆里的1万多册图书和期刊，他全部翻阅过一遍。以至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他在图书馆看书，到了闭馆时间，人走了，门锁了，他都不知道，直到肚子饿得咕咕叫，才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里面。本科毕业后，贺福初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7年获博士学位。他历任军事医学院实验血液学研究室主任、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和军事医学院副院长等职；此外，还兼任全军实验血液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遗传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细胞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国遗传资源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全军医学科委会常委、国际核心刊物“Proteomics”资深编辑等职。

博览群书，长于思考，成了贺福初持之以恒的一种习惯。仅大学期间，他关于遗传学的断想记录就有厚厚的几大本。读研及参加工作后，在学习和科研任务异常繁重的情况下，他也坚持挤出点滴时间看书学习。图书馆里，每年50多种医学、生物学方面的1000多本外文核心刊物，他每期必看，边阅、边抄、边想、边写感想和杂记，10多年来，竟积累了100万字的读书笔记和20余万字的“火花集”、随想录。在他的办公室里，墙上贴满了小纸条，上面记录了他随时突发的对生物学研究的奇思妙想。晚上睡觉时，一旦有好的想法他就立即披衣起床记下，有时一夜要起来四五次。长时间的刻苦学习和深入思考，使他的思想日渐深邃，并撞击出智慧的火花。

从1989年开始，贺福初利用业余时间查阅了1000多份国外分子生物学文献资料，对上万个实验数据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在国际上首先发现分子水平上发育与进化相互关系与统一的“发育相关进化”规律，论文《细胞活性因子与受体分子进化》在国际实验血液学杂志上发表。1992年，他又分别观察到细胞因子与受体的“协同进化”和“协调进化”两种规律性现象，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引起了反响。1993年，贺福初再次揭示分子“减速进化”规律性现象。这4种规律性现象的发现，首次从分子水平上发现最基本的生命活动——发育与进化统一的重要证据，从而填补了该理论领域的部分国际空白。

运用这些规律，他首次预测并验证了早期细胞分化因子序列在东西方人群间存在的差异，并从理论上推测，长期在东方人身上使用西方人来源此类细胞因子的基因工程药品会产生抗体并带来较大副作用。据此，他提出“只有作用于发育晚期的生长因子，才能发展为基因工程药物”的论断，为后期国内外正反两方面新药研发事例证实。

披荆斩棘攀高峰

1991年初，为了申请两项国家“863”高技术课题，贺福初和实验室的同志一起，在设备差、经费缺、资料少、时间紧的情况下，进行基因重组、扩增实验，硬是在35度高温的实验室里苦战了3个多月，终于攻克难关，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个课题组获得两项“863”课题资助，这在当时不仅是军内第一家，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1994年以后，贺福初带领课题组发现、克隆并命名了肝细胞生成素，证明其为特异刺激肝细胞增殖和肝脏再生的新型细胞因子，建立了目前国际上有关肝脏和胎肝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基因表达谱。2002年初，他作为首席科学家，领衔了资助额达3500万元的“973”重大研究项目——“人类重大疾病的蛋白质组学研究”。同年11月，在法国凡尔赛召开的首届人类蛋白质组国际大会上，他当选为“人类肝脏蛋白质组研究计划”执行主席，这是我国领导的一项重大国际合作计划，也是第一个人类组织器官的蛋白质计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重大的战略意义。2003年，他又主持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重大疾病和重要生理过程的蛋白质组学研究”。

“成千上万次的失败，最后才会赢得一次成功”，为了科研事业，贺福初经常工作到午夜，紧张时就昼夜连轴转。有一年，他到美国进行客座研究，归国的当天上午还在实验室做实验，凌晨2点回到北京，早晨8点钟就又来到实验室。在拼搏中，贺福初忍受着苦与累的洗礼，亦经受一次又一次失败的痛苦煎熬。课题找不到突破口，前进找不到道路，精神几近崩溃时，他就会打开录放机，反复地听《命运交响曲》。在激昂的乐曲声中，情绪慢慢缓解，振作起来再拼搏，赢得了“拼命三郎”的美誉。

贺福初在科研上勇挑重担，常常一人领衔多项课题，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他全身心扑在工作上，顾不得照顾妻儿和父母。父亲生前身体一直不好，贺福初到北京工作后，父亲唯一的愿望是来北京看看天安门和毛主席纪念堂，但由于他没有时间，一年推一年，直到1989年父亲去世也未能实现这一愿望，在他心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赤胆忠心勤报国

20世纪80年代初，即将毕业的贺福初，面临着“出国深造”和立足国内的两难选择，著名遗传学家、复旦大学盛祖嘉教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使他毅然作出了决断。盛老说：“出国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开阔眼界是必要的，但认为只有出国才能成才却是一种误解，千万不要迷信。中国人的智商并不低，国内的条件虽没有国外的优越，但只要持之以恒地奋斗下去，一样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成绩。”老专家的话促使贺福初立下要在国内造就自己的志向。

研究生毕业后，他多次谢绝国外研究机构的邀请，踏踏实实地从事科研工作。1992年以来，他曾多次短期出国开会或进行客座研究，都按时或提前回国。1993年3月，他到美国帕拉奥托分子医学研究所进行短期合作研究。一开始，研究所所长、国际知名分子免疫学专家拉瑞克教授对他的实验结果表示怀疑，认为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不可能做出这么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一次，讨论课题设计时，他非常傲慢，百般挑剔。贺福初据理力争，不仅指出他的错误，而且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第二天，拉瑞克教授诚恳地向他道歉，并让所里的研究人员以后遇到分子生物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他请教。当贺福初决意回国时，拉瑞克教授破例召开了一个由全所人员参加的欢送会。

凭着对祖国和军队医学事业的热爱，贺福初立足岗位，发奋成才，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了一串闪光的足迹：30岁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31岁担任实验血液学研究室主任和全军实验血液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32岁担任博士生导师，36岁被任命为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所长，39岁当选为全军最年轻的中科院院士。十几年来，贺福初在国内外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250多篇，主编或参与编写专著8部；主持、承担了国家“863”、“973”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余项重大、重点课题；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7项，美国发明专利1项，中国发明专利2项，申请发明专利9项，国家Ⅱ类新药1项；同时，还荣获五四青年奖章、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第三届中国生理学会张锡钧奖最高奖、863计划重要贡献者和全国求是杰出青年实用工程奖等多项荣誉；被评为国家首届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中国首届青年科技标兵、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总后科技金星、十大杰出青年和首届学习成才标兵；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一次。

贺福初说：“我对生我养我的这方热土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热爱。”这种真挚的感情让他确立了这样的人生信条：淡泊名利，赤诚奉献。他说：“科学家不是一种职业、利益和名誉，科学家必须从理性上认识到科学的美，从感性上认识到科学的趣。科学是一种一生不能舍弃的追求。”贺福初坚持把“让想干事的人能干事，让能干事的人干成事，让干成事的人成大事”作为自己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当室主任还是当所长，始终热情关心年轻人才的成长进步。他在全所实施了“雏鹰”人才培养计划，筹集经费100万元，资助通过竞争脱颖而出的研究人员。他自己先后培养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41名。

2004年3月，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前夕，贺福初重返母校，以“双聘院士”形式就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院长，并负责上海市“肝脏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交叉领域创新团队”。筹建“生物医学研究院”，了却了他回报母校的夙愿。他说：“我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复旦学子，我会竭尽所能为母校贡献心力。”

（赵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