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邓稼先之后的“九院”院长胡思得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继邓稼先之后的“九院”院长胡思得

在我国核武器研究与发展过程中，无数人曾为之倾注毕生的青春和热血，胡思得便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我国原子核物理、核武器工程专家，长期从事并先后参加或主持了多项核武器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在突破原子弹阶段，氢弹的研究设计和发展以及核试验的近区物理测试中做了大量组织领导工作。他曾任某核武器型号理论设计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制定理论设计方案，组织力量参与新型号的研制攻关，从理论与实验的结合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创造性地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为我国核武器研究设计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作为主要研究者之一，他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三项、二等奖一项，部委级科技进步奖多项；1989年被评为能源部劳动模范，1993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94年被评为四川省“十大杰出英模”。胡思得是继“两弹元勋”邓稼先之后，中国物理研究院（简称九院）的又一任院长。

邓稼先的领导

1936年，胡思得出生在浙江宁波，1958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北京第九研究所，从此便与国防尖端科研结下了不解之缘。胡思得深知“九院的事业很重要，他寄托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所以，能有机会投身到这一事业中，他感到无比光荣。

胡思得属于分配到九院的第一批大学生，他们向邓稼先主任报到时，办公室里只有3个人。后来又有一批人加入进来，十几个人构成了核武器研究所的理论室。创业初期，工作、生活条件都很差，研究所里连图书馆都没有，几乎所有的文献资料都得向中国科学院以及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去借。库朗特和费里特里希合著的《超声速流和冲击波》是理论工作者必读的经典著作，但当时全国只有钱三强先生从苏联带回来的一本俄译本。于是，他们自己动手把这本书打印出来，分发给大家学习。当时，大学生外语水平普遍较低，阅读文献有较大困难，为了尽快了解文献内容，大家就围坐在一起，把文献中的每一段字划出来，大家分头去查字典。就这样，他们读完了一篇篇文献，内容掌握了，外语水平也提高了不少。

开始工作后，邓稼先分给几个年轻人一个叫“铀在高压下的状态方程”的研究工作。这是计算原子弹物理过程中所必需的参数，因此属保密内容，国外的文献查不到，国内的动力学实验条件尚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要计算出铀的状态方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在邓稼先的指导下，胡思得他们把有关状态方程的文献都找出来，逐篇逐篇仔细阅读，深入消化，琢磨其间的规律，同时还学习并研究托马斯费米理论及其各种修正，使其能与动力学阶段平滑地连接。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终于推导出在很大的压力范围内能满足数值计算要求的铀的状态方程。

建国初期，生活条件很差，办公室和宿舍里都没有暖气。数九严寒，白天冻得实在无法工作、学习，大家就到附近副食店里的火炉旁去取暖，等暖和一些后再继续回办公室工作。邓稼先是领导，但他的办公室跟大家一样冷，也跟大家一起去取暖，偶尔还讲几句幽默的话把大家逗乐。看到邓稼先如此乐观地对待艰苦环境，胡思得他们这些年轻人都深受鼓舞。

周光召的赠言

1962年，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已接近完成，所里成立了一个由邓稼先和周光召亲自指导的专门小组，负责联系实验，胡思得被任命为组长。

在胡思得心目中，年长6～7岁的周光召更像是一位兄长。为了在理论上有充分的准备，邓稼先和周光召每星期都给小组吃“小灶”，讲两三次课。“周光召讲课不用讲稿，信手写来，由远及近，一气呵成”，让胡思得他们赞叹不已。

临出发去试验基地前，周光召语重心长地为胡思得他们作临别赠言：“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不仅要重视理论，而且一定要重视实验，理论和实验结果一致当然值得高兴，但有作为的科学家特别要抓住理论和实验结果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从这种地方会发现理论或实验的不足，有可能产生新的突破。”周光召的一席话，胡思得一直牢记在心。在此后的工作中，每当实验结果出现与理论不一致的地方，他既不沮丧也绝不轻易放过，既思考理论上可能存在的毛病，也仔细推敲实验数据的真伪和精度，努力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不仅要求这些原因能解释当前的问题，而且还要与以前的结果不相矛盾。胡思得说：“在科学的征途上经常出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情画意，每当我们揭开一个又一个的疑团，越来越多的现象为我们所探明所理解，心中不禁泛起一股特殊的兴奋和喜悦。”

从1963年起，胡思得有将近4年多的时间在试验基地工作，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深入实验室和生产现场，了解到许多第一手资料，接触到许多实验科学家、工艺专家和生产人员。他不仅接收到专家们对理论方案的各种意见，还常常共同设计实验方案，有时还有机会亲自动手安装和计量实验装置。这些经历对胡思得丰富和完善原子弹的公差设计与聚焦理论方面都有很大帮助，也对他后来克服由于武器小型化带来某一关键技术上出现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

于敏的鼓舞

“科学无坦途”，在胡思得主持设计一个小型化型号时，为了提高它的性能，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造。在前几个型号成功的鼓舞下，理论和实验人员都有些“轻敌”，由于从理论到实验改进的步子都很大，以至给内爆过程带来了其他问题，结果一个关键的动作出了毛病。其实，这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只要科技人员认真总结经验是不难改进的，但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实验基地笼罩在极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军管会领导蓄意把技术问题说成是政治问题，说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调查参与人员中是否有“516分子”，并搞了学习班，把有关的科技人员集中起来，人人检查。

当时，在突破氢弹原理中有卓越贡献、深受大家尊敬的于敏也被请进了“学习班”，军管会领导给他施加压力，但他不为所动。他说：“如果我说假话，我现在可以轻松过关，但我经受不了历史和真理的考验。我宁愿现在挨整，决不说对不起历史的话，不说违背真理的话。”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给大家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也避免了使科研工作走入歧途的危险。从此，胡思得把于敏当作自己处世立业的学习榜样。

学习班结束后，胡思得随于敏参加实验工作队。大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一致，实事求是，加强分析，尊重实践，终于澄清了技术问题，并且找到了改进设计方案。经过几轮爆轰试验的考核，最后顺利地完成了核试验的考核。

（赵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