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负责研究原子弹某项核心技术的复旦人李郁芬

谁人识功勋　一弹扬国威——记负责研究原子弹某项核心技术的复旦人李郁芬

在张劲夫同志的回忆文章《请历史记住他们》一文中提到，“搞原子弹，最重要的问题是浓缩铀的提炼问题”，即原子弹爆炸所面临的“三大技术难关”之一、代号“真空阀门”的“甲种分离膜制造技术”。在这个技术难关的攻克过程中，复旦大学部分师生特别是李郁芬教授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威胁和核讹诈，我国不得不开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1958年6月，毛主席指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正式提出中国要自己搞原子弹，发展核工业。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复旦大学党委直接挂帅，从本校物理、化学等系及上海机械学院、华东化工学院等单位抽调一批师生组成科研组，开展分离同位素研究，为研制原子弹提供基础技术。当时，这支科研队伍就以“五八中队”为代号，在化学系主任吴征铠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工作，李郁芬教授等是其中的重要组员。

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235，在天然铀中只含约7‰。因此要制造原子弹，首先要把铀-235从天然铀中浓缩分离，其技术核心是分离膜元件，即甲种分离膜。60年代初，世界上只有美、英、苏三国掌握制造分离膜元件的技术，同时该技术被这些核国家列为重大国防机密并严禁扩散，甚至被苏联称为“社会主义阵营安全的心脏”。由于我国不能制造浓缩铀-235的分离膜元件，所以1960年8月苏联撤走专家时曾扬言，他们走后，“中国核工业将成为一堆废铜烂铁，别说制造原子弹了”。

就这样，在有限的技术资料支持下，李郁芬等人边干边学，不断摸索前进。当时，无论是从研究本身还是从研究条件来说，这项工作都是无比艰苦的，有的工作甚至还相当危险。从1958年到1961年，他们坚决服从国家需要，坚持研究工作，并对制造全过程有了深入了解，逐渐成为原子能科学专家。与此同时，在苏联专家从当时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撤走以后，中央作了继续进行核研究的决定，并正式向沈阳金属所、上海冶金所、复旦大学等单位下达了研制任务。随后，国家有关方面将吴征铠教授调往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复旦负责的研究工作转由李郁芬等人继续进行。

正如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原子能所所长钱三强所说：“这任务是绝密的，不能和任务外的任何人（包括配偶）谈及此工作。今后不能再署名发表文章，要从此隐姓埋名，对粉末冶金的同行就说是改‘行’了，不再参加粉末冶金方面的学术或学会活动。这项任务是‘直的进来、横的出去’（意指终身工作）。”由于是绝密任务，参加人员必须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得与本任务之外的任何亲朋好友（包括配偶）谈及这一工作，不得公开发表论文，并要树立终生为之工作的思想。李郁芬等人对此毫无怨言，准备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李郁芬遇到与她一起在交通大学念书的一位老同学时，对方十分惊奇地问她：“这些年你都到哪里去了？既不见你发表文章，学术会议上也见不到你，我们都以为你从地球上消失了呢？”是啊，别人当然不可能知道，在那些“从地球上消失”的日子里，李郁芬和她的同事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1年11月，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作汇报会决定，将原来分散的科研工作集中起来进行攻关会战，参加会战的科研人员达60多人，并按工作需要和人员业务专长组成3个大组。复旦大学原班成员约20人大部分集中在第三大组，负责性能测试等工作，李郁芬担任第三大组组长。由于甲种分离膜的研制是一个复杂、艰难的过程，所以从1962年初开始，合并后的研究室转入了最关键的阶段。第一、二大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用各种新老方法和工艺条件制成了多种原料粉末，做出了一个又一个元件样品，但经测试后分离性能总差那么一点点。一直到1962年底，元件样品还是未能达到分离膜制备工厂的投产要求，因此李郁芬所在组的测试任务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没有因此而气馁，坚信失败是成功之母，坚信实践出真知，坚信外国人搞得出的，中国人一定也搞得出并有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这样，经过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成百上千次的反复测试以后，他们陆续分析研究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并寻找主要问题以形成正确的数据、思路。1963年初，他们终于制成了一种原料粉末，做出元件并测试其分离性能达到了要求指标；后来，制粉条件稍加改变，分离性能更是大幅度提高。这一成果，标志着“甲种分离膜”实验室试制工作基本完成，随即转入工业试生产阶段。

由于集中攻关，目标更为明确，加之参加会战的同志们日夜奋战，工作效率大大提高。1964年，阳极氧化处理、耐腐蚀等元件化学指标也达到了，“真空阀门”工作全面告捷，生产浓缩铀的工厂恢复正常运转，苏联专家的预言落空了。不久，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全世界，也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

对于共和国的有功之臣，祖国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1978年，这项攻关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后又获得1984年国家发明奖一等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在12名获奖人员当中，原复旦大学“五八中队”的同志就有4位，即李郁芬、李长林、张敏、谢雷鸣。钱三强在《中国原子核科学发展的片段回忆》一文中特别指出，“我们原子能所为此组织了攻关小组……联合了中国科学院、冶金部和复旦大学等几个研究单位，经过四年努力，研制成功合格的扩散分离膜……”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之后，第四个能制造扩散分离膜的国家，并成功制造了原子弹。“谁人识功勋，一弹扬国威”，李郁芬等人的重大贡献，直到二三十年以后才为世人所知。

当然，李郁芬的科研工作并没有因在原子能核心技术中的重大贡献而止步，她还参与其他诸多科学项目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成果，发表论文40余篇。1970年，李郁芬开始从事激光器件、激光光谱及激光医学方面的研究，1974年参加研制氮分子激光器及染料激光器并获得成功。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哈佛大学 N.Bloembergen 教授（当年在斯坦福大学）在1980年底出版的《现代中国的科学》一书中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复旦大学于1974年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染料激光器”。1974年至1976年，李郁芬从事中国古代西汉透光镜研究，揭开了古镜透光之谜并首次复制成功，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她还于1979年参加在国内首次制成染料激光眼科治疗机，1981年进行CARS测温技术研究，两项技术都被评为上海市科技成果奖、国家教委优秀科技成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代巾帼李郁芬在科学道路上不断钻研探索，在她的专业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至在历史长河中也有着相应的地位和功绩。

（刘志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