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自由人生论美学家蒋孔阳

生活就是美　美就是生活——一位自由人生论美学家蒋孔阳

郑元者

蒋孔阳（1923—1999年），原名蒋术明，四川万县人，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社联副主席、上海美学学会会长等；1991年获“上海市首届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殊荣。

从1951年开始，蒋孔阳长期专攻美学和文艺理论，对美学基本原理和西方美学的研究尤为精深。1957年发表的《简论美》一文是他在美学研究上的成名作，同年出版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和《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59年发表的《论美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简论美》中的美学主张已显示出某种与众不同的理论特色，为他往后的美学研究和思想发展打下重要基础，同时也成为建国以来我国美学研究中的代表作。

1978—1988年这10年是蒋孔阳从事美学研究和美学写作的最佳时期，1989—1999年这最后10年则是他对自己的美学思想作出系统总结和推演、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与人生理念作出理性观照和深度反思的时期，同时也是他学术影响进一步扩大、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得到更广泛承认的时期。1980年出版的《形象与典型》是他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代表作，同年出版的《德国古典美学》是我国第一部西方美学断代史研究专著。随后他又出版了专著《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1986年）和《美学新论》（1993年），结集出版了《美和美的创造》（1981年）、《美学与文艺评论集》（1986年）、《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1988年）、《文艺与人生》（1994年）、《美在创造中》（1997年）、《美的规律》（1998年）和《上海著名学者文集・蒋孔阳自选集》（1999年），译著《近代美学史评述》（1980年）等，主编《哲学大辞典・美学卷》（1991年）等著作。他在学术精神上崇尚“理智的谦虚”，在治学上采取“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态度。

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

就像一个真正的画家毕生寻求的就是画布上的自由一样，蒋孔阳毕生选择的是心灵上的自由和美学写作上的自由，他的一生是以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的选择的一生。由于他一生钟情于自然而不大谙于人事，所以总是给人以自然的本色之美的印象。可以说，他是一位心灵性的美学家，是以本心来看护自我的读书人。

在个体人生的道路上，他总是渴望自己能够更光明更上升一点。1946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银行工作时，青年蒋孔阳还是怀着一种愤懑不平、徘徊无措的心情跨入社会的，出川路经三峡时所撰的诗作《假如》即是印证：“假如我是上帝，我要使出神力：把西国的山，填入东海之底。叫人间不再有不平，叫地上不再有崎岖。”很快他就感到银行生活的不“自由”，并在《大公报》上撰文称之为“渣滓的生活”，直至1948年调入海光图书馆当编译，“一颗彷徨不安、不断摸索和追求的心”才算有了着落。1951年他调入复旦大学，开始了自己所钟爱的文艺学美学事业，并随即发表了一篇敢于说真话的文章《要善于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英雄人物》，坚决反对公式化、概念化。虽然这样一篇敢于说真话的文章，连同1957年问世的《文学的基本知识》和《论文学艺术的特征》等影响甚巨的论著，使他后来蒙受了极大的灾难，但他始终坚信，“文学艺术的创作，比起人类其他的生产活动，是最富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是最自由的美的活动”，文学“不仅是生活的反映，而且是人心的挖掘，人生的揭示。正因为这样，所以伟大的作品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的‘心声’”。

这种把文学艺术视为人类活动的极致或者人类存在的理由的想法，贯穿于蒋孔阳的整个审美人生之路。20世纪20年代初，他参加了上海长、中篇小说评奖活动，他觉得我们的小说创作整体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与历史上真正一流的大作品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最基本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精神状态不够高，精神面貌不够好，还不到出大作品的时候”。一方面，他认为没有大作品不能单纯地责备作家，另一方面文学家自己首先必须有一股正气，他举的例子就是曹雪芹和鲁迅。在他看来，我们希望文学更光明一些，更上升一些，事实上也是对生活、对人本身的希望：“人是应该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

蒋孔阳之所以把人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和艺术家，那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对美丑恶有一种原始的鉴别力，有一种原始的关怀，而艺术正是人类特性和生存意义的完美体现，艺术创作是“最自由的美的活动”，这里的“自由”就是“不隔”。因此，他相信自己选择美学，也能让自己的个体人生更光明更上升一点，也能让自己从“隔”到“不隔”。而要人更光明更上升一点，说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地提升人的本质力量，来克服人在展示自我生存意义空间上的各种困难，从而自由地掌握世界。蒋孔阳一再称赏米开朗基罗和齐白石等艺术家能够自由地创造美的形式，就是因为在他们那里实现了个体人生的理想，实现了美的理想和自由的理想。

同时，蒋孔阳也深刻地认识到这些理想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其中核心的一点就是人要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本质力量的不足。他指出：“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这无疑触及了人的存在的根本。也就是说，人的生活应当是一种有意识的自由的人类的生活，人只有在自身的感性生存上时刻意识到自身本质力量的不足，才能让各种野性的自由转向文明的规范、人的规范和人的自由，这也正是美学的魅力之所在。所以，当蒋孔阳把美学界说为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生价值的一门科学”时，他既不认为人随时可以在自由面前高视阔步，也不认为人可以对自由等闲视之，而是希望通过美学更多地揭示人的生活和人类存在的深层结构，更多地揭示人类的人格理想。他本人一生就在文艺与人生中打滚，把美学作为自己的自然需要，“或则站在人生的讲坛上讲文艺，或则拿起笔来解剖文艺中所反映的人生”。无论是他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力的呼唤——读〈弥盖朗基罗传〉》（1942年），还是他的绝笔之作《怀念周谷城先生》（1998年），从中我们似乎都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平实的心迹。由此我们不难想到，蒋孔阳之所以那么注重艺术家人格力量的锤炼和文艺创作中的“高标准”，那么推崇老子所说的那种“为道日损”的精神和孟子所说的那种“集义所生”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那么憧憬人生的高尚化和美化，对“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美是自由的形象”又是那么关切，并极力倡导美感教育要转移人的心理气质和精神面貌，一再强调艺术家要有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对但丁、卢梭、狄德罗、托尔斯泰、司马迁和鲁迅等对现实人生抱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深怀敬意，其目的无非是要把“人”这个字喊得更亮一点，让人生显得更上升一点，更光明一点。因此，从根本上说，他所演化的实在是一种颇具自传色彩的自由人生论美学。

《美学新论》：穿越美学的围城

蒋孔阳是一位真正为美学而活、为思想而活的美学家。他在美学上的“觉醒”最鲜明地体现在《美学新论》的写作之中。他深切地认识到，现代美学经过大分化以后，又在相互交叉、相互融合，又在走向一体化和综合化的研究。所以，“建立一个比过去的美学体系更为完整、更为高一个层次的体系，实为我们今天美学研究的任务”。为了穿越这样一座美学围城，他主要以王羲之的“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这两句话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试图通过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应用到千变万化的客观现实中去，使之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新意。这些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从学科综合走向问题综合；（2）不迷信西方的理论；（3）不是简单地运用马克思的一些与美学有关的表述，而是对美的规律与劳动、美的规律与文艺创作等基本问题作出正面的、系统的阐释和发展。

《美学新论》作为蒋孔阳毕生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其理论创新是多方面的。他不太乐意在美学的围城里抽象地谈论各种美学问题，而总是善于联系人生现实和艺术实践，提出自己独特的美学见解。他提出的“美在创造中”、“美是多层累的突创”、“人是‘世界的美’”、“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美是自由的形象”等命题，演化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和思想内容。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对美的规律问题、审美范畴问题和美感的诞生、生理基础、心理功能、心理特征以及美感的教育作用等问题，都作了独特的、别具新意的探讨。在中西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上，他提出了“从生活方式到精神面貌，从精神生活与面貌到艺术实践，再从艺术实践到美学思想”这样一条整体性的研究路径。

总之，蒋孔阳通过对一系列美学问题的探寻和思索，在顺应和融会中外美学思想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人类的生命实践活动和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建立起以人生相为本、以创造相为动力、以美的规律和生活的最高原理为旨归的自由人生论美学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