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谭其骧

究史地之际　成一家之言——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谭其骧

葛剑雄

1957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内成立了一个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谭其骧教授任主任，当时连制图人员在内不足10人。但从此，这个研究室开创了一系列复旦之最和全国第一的纪录：

1980年，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是复旦大学迄今为止唯一的成为理科院士的文科教授，在全国也未见他例。

1981年，谭其骧教授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任学科评议组成员，在首次学科评议会上被确定为首批历史学科博士生导师，历史地理学科被确定为首批博士、硕士点。

1982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为全国唯一。

1983年，两位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历史学和文科首批。

1987年，历史地理学科被评首批国家重点学科，2002年第二次评选时延续。

1997年，首批进入“211”工程建设学科，2003年进入第二期。

1999年，首批建立教育部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2003年通过评审，评为优秀。

这一切都离不开历史地理学科的奠基人谭其骧教授。

谭其骧（191l—1992年），字季龙，籍贯浙江嘉兴，1911年2月25日生于辽宁沈阳。1926年，他进上海大学社会系，1927年转入上海暨南大学中文系，次年转入外文系，旋转历史系，于1930年毕业；同年进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春任北平图书馆馆员、辅仁大学兼职讲师，后又兼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讲师。1935年，他在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次年仍回北平，先后在燕京、清华大学任教；1940年初至贵州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

1949年杭州解放时，谭其骧正在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学校被接管后，历史系全体教师集中学习马列主义。一年后学习结束，但学校正式决定停办历史系，教师如不愿改行，就须自找出路。谭其骧一度希望返回他熟悉的北京，并曾给已出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老友吴晗写信。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和四川大学缪钺教授得知后，先后来信相请，但谭其骧却接受了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周予同的聘书。原来，解放前夕为生活所迫，谭其骧曾在暨南大学历史系兼课。解放后暨南并入复旦，进入复旦的学生向系里提出，希望谭其骧能来复旦任教。既然去不了北京，四川路途遥远，南京情况不太熟悉，谭其骧就接受了复旦的聘书，于1951年5月报到。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复旦，直到1992年8月病逝，整整41年。他先后担任过历史系代主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委副主任、主任等，而他最主要的贡献自然是历史地理研究。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主要表现在沿革地理方面。这门学问关注的重点是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演变，在此基础上，也研究疆域的盈缩、地名的考证和一些主要水道的变迁。但历史地理不是沿革地理的延续，而是在沿革地理基础上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研究范围上的扩展，更体现在研究性质上的变化。

谭其骧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是从沿革地理入手的，但早在1935年，他与顾颉刚所主编的《禹贡半月刊》就开始以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地理）作为该刊的英译名称。从1942年起，他就在浙江大学开设了“中国历史地理”这门课。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从沿革地理走向历史地理学，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成就丰富了中国历史地理学，也使更多的人看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深厚潜力和辉煌前途。

疆域政区是沿革地理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谭其骧就对历代疆域政区作过较全面的研究，发表过《秦郡新考》、《秦郡界址考》、《新莽职方考》等重要论文。但对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探索和综合研究，还是从50年代开始的。从1955年主持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起，如何理解和确定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范围就成了谭其骧和同事们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想法。经过长期、反复的讨论和实践，谭其骧及同事们最终确定的原则是，“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同时确定“有些政权的辖境可能在有些时期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内，一部分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为转移，中心在范围内则作中国政权处理，在范围外则作邻国处理”，对中原王朝超出这一范围的疆域，也保持其完整性。（见《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

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谭其骧就在多次学术会议上对这一原则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边界，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中国的边界决不能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而应该包括边疆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其他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仅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中华民族的各族共同建设的，就是历史时期的中国，也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把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祖先都看成是中国史上的成员，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的政权。这一理论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确定了重要的原则，也为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确定了空间范围。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陆续内部发行。1980年起修订，1982年起公开出版，至1988年出齐。这是我国历史地理学最重大的一项成果，也是谭其骧最杰出的贡献。这部空前巨著共8册、20个图组、304幅地图，收录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县级和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主要居民点、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脉、山峰、运河、长城、关隘、海洋、岛屿等约7万余地名。除历代中原王朝外，还包括在历史中国范围内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和活动区域。《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吸取了已发表的考古学、地理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以其内容之完备、考订之精审、绘制之准确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公认为同类地图集中最优秀的一种。

从1982年至逝世期间，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10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

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谭其骧一直关注着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改革。他认为，现行的行政区划制度是2000多年来中央集权制度下长期演变发展的产物，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或不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必要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做划定省、区界线的工作，不如下决心调整省、区的设置，理顺省、县两级政区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他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曾多次向政府提出建议，并提出过具体的改革方案。1989年12月，他在中国行政区划学术讨论会上作了《我国行政区划改革设想》的报告。他的建议主要包括：调整现行政区的名称，避免不同等级的政区使用同一名称，如市、区等。划小省区界，将省级政区调整增加至50个，每个平均辖47个市县；在此基础上取消虚三级制（省、地或市、县），实行二级制（省、县）。

还在涉足历史地理之初，谭其骧就注意到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黄河下游水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不仅是政区沿革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个历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要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别是要研究各种自然因素演变的规律，只依靠文献资料和历史学手段的传统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

1955年，在准备一次有关黄河与运河的学术报告的过程中，谭其骧把黄河有史以来的变迁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的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后期却决徙频仍，害多于利。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塞。但同时他也发现，黄河的灾害不是一贯直线发展的，而是在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前期的灾害虽然比后期少，但在前期本身范围内，灾害也不是一个愈演愈烈的过程。过去研究黄河史的学者，习惯于把各个时期黄河灾害轻重的原因，归之于时世的治乱和防治工程的成败，这也与史实不符。乱世未必多灾，治世却常常有决溢泛滥。归之于治理工程的成败更不可思议，难道数千年来工程技术是在退步吗？元明清时的贾鲁、潘季驯、靳辅等人主持的治河工程难道反而不如东汉的王景和传说中的大禹吗？

谭其骧对黄河变迁史的探索终于在60年代初找到了新的答案。他从导致黄河决溢改道的地理环境着手，肯定泥沙淤积是关键因素，而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是中游泾、渭、北洛河水系流域的黄土高原。在同样的降水条件下，植被保存的好坏会使水土流失量相差悬殊，因此当地人民土地利用的方式是影响水土流失以至黄河灾情的主要因素。从历史事实看，秦汉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地区人民还是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手段，原始植被未受破坏，水土流失轻微。秦始皇、汉武帝大规模向西北边郡移民的结果，导致该地区不合理的开发，牧地、荒地辟为农田，引起水土严重流失。东汉以后，以牧为主的少数民族逐渐迁入该地区，经营农业的汉人日益减少以至基本退出。此后几个世纪中，该地区重新成为牧区或半农半牧区，天然植被得到恢复，水土流失得到控制。显然，这才是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根本原因。发表于1962年第3期《学术月刊》的论文《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这一研究成果。

1973年起，谭其骧承担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编撰任务。除了拟出黄河、长江演变的大纲外，他还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考察。这使他对长江、黄河的变迁增加了大量感性认识，特别是对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造成的影响所作的实地调查使他对黄河变迁规律的认识进一步升华，最终构成了关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名作，这是谭其骧的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为了正确显示历史时期长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变迁，谭其骧曾与张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献、考古和水文调查资料，对古代的云梦、洞庭湖、鄱阳湖的演变过程得出了与传统说法迥然不同的结论。关于洞庭湖和鄱阳湖的演变由张修桂写成论文，他自己撰写了《云梦与云梦泽》一文。他作出的结论是：古籍中的云梦乃是泛指一个楚王游猎区，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种地貌，范围也极为广阔。云梦泽只是其中一部分，位于大江北岸，主要在江汉之间，与云梦游猎区不可等量齐观。先秦的云梦泽有三部分，但从战国至南朝已先后淤为平原，或被分割为更小的湖泊和陂泽。令人惊喜的是，湖北省的地质工作者通过大量钻探和实地调查得出的结论，与谭其骧不谋而合，即历史上不存在跨大江南北的云梦大泽。

谭其骧对历史时期水系演变和历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仅开拓了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领域，而且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范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

谭其骧一直认为，历史人文地理应该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就是从政区沿革、人口迁移和民族分布等方面入手的。但从50年代开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人文地理在中国大陆实际被列为禁区，历史人文地理自然也难逃厄运。

进入80年代，尽管他依然忙于国家项目，但只要有可能，都要大力倡导、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开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他特别重视研究文化的空间和时间差异，在1986年发表的《中国文化的时代差异与地区差异》（《复旦学报》1986第2期）一文中他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为一体之前，各有本族独特的文化，所以中国文化理应包括历史时期中国各民族的文化。姑且以中国文化专指汉族文化，也各有其具体的时代性，同时各个时期也都存在好几个不同的文化区，各区文化不仅有差别，甚至完全不同。在简要列举了中国文化在6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后，他着重论述了西汉中期至明代中原王朝范围内显著的地区性差异。他的结论是：二千年来既没有一种纵贯各时代的同一文化，更没有一种广被各地区的同一文化。虽然儒家学说一直是二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没有建立起它的一统天下。他指出，历史文化地理的重点是要研究历史时期文化区的界定和演变过程。这几年来历史区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与数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无疑与他的大力倡导有关。

自1983年后，由他指导完成的8篇博士论文都是以历史人文地理为主题的，其中5篇已出版专著，2篇已包括进葛剑雄主编的6卷本《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已出版的几种专著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视为具有开拓和示范作用的成果。其中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著作，既吸收了西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又充分发挥了传统文献考证的长处，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990年11月，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了题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题报告。在阐述了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与必要性后，谭其骧说：“尽管现在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我还是要大胆地预言：历史人文地理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一支。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将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其他学科所无法替代的。”

他觉得不能光提出问题，还应该以自己的积累，对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体的内容，因而决定写一篇《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将此文作为上篇，另外撰写人口、政区、文化各一部分作为下篇。但在人口部分写完后，疾病便夺去了他的工作能力，这篇未完成的文章终成广陵绝响。

谭其骧认为，我们不仅应该注意中国历史文献这个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宝库，还要留意发掘古代学者的人文地理研究成就和人文地理学家。他早就发现了明代学者王士性对人文地理学的贡献，认为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地位不在徐霞客之下。1985年12月，广西桂林召开纪念徐霞客学术讨论会，谭其骧利用这个机会，介绍了这位“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的地理学家——王士性”，着重评价了王士性的代表作《广志绎》的价值。他的观点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对王士性的介绍和研究已产生不少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