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天之父”的音乐之神_关于蒋英的故事

“航天之父”的音乐之神_关于蒋英的故事

常人看来与科学完全不搭界的音乐、绘画、摄影、文学等，却与钱学森如影相随，成了他的终身爱好，且有较高造诣。

钱学森对文艺的热爱得益于他受到的早期教育。父亲钱均夫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学，很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一面让钱学森学理工科，走技术强国的路，一面又送他去学音乐、绘画等。

钱学森年轻时就特别喜欢贝多芬的乐曲，学过钢琴和管弦乐，对我国古代诗词也有极大兴趣。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时，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舜学画。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同时也是交大管弦乐队的重要成员，圆号吹得相当好。

1930年，钱学森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知道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音乐于培养人的联想与想象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科学家如果缺乏联想与想象能力是难有成功的。”爱因斯坦钢琴弹得不错，小提琴拉得相当好。据说在他研究相对论的日子里，正是在弹奏了一番钢琴后激发了灵感而解决了难题。大学暑假，钱学森在家养病时，既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布哈林的《唯物论》等书，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还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交大毕业前夕，他在《浙江青年》杂志上发表《音乐和音乐的内容》一文，探讨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作品。

“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后来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现在，我要宣传这个观点。”钱学森常说，他在科学上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就，得益于小时候不仅学习科学，也学习艺术，因而思路开阔。(www.guayunfan.com)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钱学森除了参加美国物理学会、美国航空学会和美国力学学会之外，还参加了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装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不修边幅的艺术家。数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钱学森感慨万千：“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

钱学森的老师冯·卡门也很鼓励他“不务正业”，听说他爱好绘画、音乐、摄影等，还被美国艺术与科学协会吸收为会员，非常高兴，卡门认为这些才华很重要，在这方面钱学森比他强。

共同的艺术情趣是蒋英和钱学森相互关怀、相互爱恋的沃土。钱学森和蒋英自幼都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和家庭教育。1947年，他们在上海喜结良缘，后来钱学森用一架黑色三角钢琴作为结婚礼物。

每当蒋英忆及往事，仍回味无穷：“那个时候，我们都喜欢哲理性强的音乐作品。我们常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美展。我们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听音乐、看美展，两人的业余生活始终充满着艺术气息。

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遭受美国政府软禁的艰难岁月，夜里，当孩子们入睡以后，有时他们也悄悄地欣赏贝多芬、海顿、莫扎特的交响曲，感受那与命运顽强抗争呼唤。常常钱学森吹竖笛，蒋英弹吉他，两人共同演奏古典室内音乐，排遣孤独和烦闷。乐观地面对人生，这也许就是贝多芬所要证明的“音乐是比一切智慧和哲学更高的启示”。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在论述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时说：“科学与艺术是不可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是真理的普遍性。”然而，堪称科学和艺术完美联姻的典范则是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和中国“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权威”蒋英的结合。蒋英和钱学森的结合正是这种理想境界的最佳注解。

回国后，钱学森立刻投入到研制中国“两弹一星”的工作中。那时，中国的航天事业刚刚起步，一切都是从零开始，钱学森既要到科学技术大学讲课，又要去沙漠基地，特别忙碌。然而，即使工作千头万绪，钱学森也会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做蒋英的忠实听众。每每蒋英在家中客厅的三角大钢琴前弹琴歌唱，钱学森常常驻足聆听。也许，就在这一刻，他的思维在歌声中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1982年，钱学森提出建立“文化学”的理论。他说：“精神财富的创造是一种事业与产业……我们要研究创造精神财富的全部学问……建议称这门学问为文化学。文化学是关于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的基础理论。”

钱学森生前多次提到妻子蒋英对自己的科学事业的帮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钱学森在与《文艺研究》编辑部同志座谈时就谈到他和蒋英就科学技术与文艺关系的共同探讨。他以与蒋英之间几十年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精神碰撞产生理论升华为例说：“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文艺的表达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具”，而且“还有可能产生新的艺术部门”。“科学技术现代化一定要带动文学艺术现代化。”

在钱学森眼里，妻子的歌声犹如爱因斯坦的那把小提琴一样神奇。晚年的钱学森，站在世界高科技发展的前沿，总结了现代科学发展的成果，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构想。他认为文学艺术在整个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其内容、思维方式与科学技术是互相贯通、互相促进、融为一体的。“几十年来蒋英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包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使得我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蒋英与钱学森一个献身科学，一个从事艺术，双方并没有因在各自不同领域而“隔江相望”，反而互相促进、共同启发。谈到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时，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在我对一件工作遇到困难而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

数十年后回忆往事时，钱学森曾感慨：“我觉得艺术上的修养对我的科学工作很重要，它开拓了科学创新思维。”他与歌唱家蒋英的结合，堪称“科学和艺术的完美联姻”。

蒋英与钱学森曾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这篇文章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等问题。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钱学森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钱学森对文学艺术也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写作了《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书名正是蒋英拟定的。

2005年建军节前夕，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前来看望钱学森，并向他简单介绍了中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的制定情况。

“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钱学森说。

“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温总理亲切地说。

钱学森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您讲的很重要，”温家宝频频点头，接过话茬儿，“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科学家不仅科学知识渊博，而且文艺修养也很高。李四光先生就会谱曲，您也是一样。”

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撰文介绍，钱学森爱好广泛，常去参观书画展，对国画艺术有自己的见解。他对书法、诗词、音乐认识都颇深，除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交响乐外，也喜欢中国佛教仪式和宫廷礼仪等古典音乐，引用诗词更是信手拈来。

钱学森举例说，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钟情哲学、艺术，每天拉小提琴，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为原子弹氢弹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汪德熙也是一位钢琴家；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写得一手好诗；竺可桢、苏步青、李四光、高士其、李政道等人都不仅有广博的科学知识，还具备深厚的艺术修养。

钱学森提倡“大成智慧学”，即集大成、得智慧，他借鉴老哲学家熊十力把智慧分为“性智”“量智”的观点，十分重视“性智”的培养。他曾支持在北京工学院建工业设计学院，创办《设计》杂志和创建工业设计协会。他给杭州《艺术科技》编辑部写信，支持他们搞艺术科学和舞台美术等研究，还支持“红学”研究人员利用系统工程和电子计算机研究《红楼梦》，希望科学与文艺结合。

钱学森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科学工作往往是从一个猜想开始，然后才是科学论证。也就是说，科学创新的思想火花是从不同领域经大跨度联想激活的，而这正是艺术家的思维方法，即形象思维。接下来的工作是进行严密的数学推导计算和严谨的科学实验验证，这就是科学家的逻辑思维了。换言之，科学工作是源于形象思维，而终于逻辑思维。

钱学森倡导科学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互补，强调科学和艺术的深层融通。而他和蒋英的浪漫爱情本身就是这一观点的生动证明。有人问过蒋英：“蒋老师，您和钱学森共同生活了五十多年。您俩一个在科学上、一个在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峰，在你们之间，科学和艺术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

蒋英很谦虚地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它不像常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科学和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不像你吃了馒头马上就会不饿。钱学森是科学家，有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但他很喜爱艺术，尤其是音乐。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听唱片。有时我唱歌，他会围在我身边走动。特别是我们被监禁的五年中，音乐使我们摆脱了孤独。”

在庆祝蒋英执教四十周年活动中，八十八岁的钱学森写来书面发言，他说：“我和蒋英结婚已五十二年了，这真是不平静的五十二年……我在这里特别要向同志们说明：蒋英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启示，这实际上是文艺对科学思维的启示和开拓。在我遇到困难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是蒋英的歌声使我豁然开朗，得到启示。这就是艺术对科技的促进作用。”

蒋英说过：“其实回国以后，我们很少在一块儿。他常年不在家，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有时回家待不了一天又走了。我呢，一心一意搞教学。我们没有机会坐一块儿聊这些问题。我自己觉得，学他的科学方法比较少，很惭愧。我退休以后，回想自己当系副主任时，如果学会他的那种科学管理方法，可能会干得更好。”

钱永刚说过：“父亲一直告诉我们：科学家需要艺术修养，艺术家需要科学思维，科学与艺术相辅相成，可以综合创新。”晚年时的钱学森还不住地感慨：每当听到蒋英的歌声，就能感到一种美好的赐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