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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先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时间:2022-08-1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政治工作先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五、政治工作先锋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显示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全会接受邓演达的意见,并通过决议,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管辖。政治工作不仅限于政治训练之工作,因此,我主张仍以总政治部名称为适当,而军人部则可裁撤。军师政治部主任及同等之工作人员应由总政治部提出,军事委员会通过,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

政治工作先锋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五、政治工作先锋

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显示了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随着北伐军攻占汉口,总政治部移驻汉口后,新的革命形势,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提出更高要求。1926年11月24日,邓演达《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上之演说词》中,对改进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设想。他说:“我们来看党的要求是什么?民众的要求是什么?从这两个问题中可以求得今后政治工作的新道路。”“政治工作人员目前的任务是什么?除了要使军队在党的指导之下外,还有两种工作:第一要使军队社会化,就是要使军队不但受党的指挥,并要与人民结合;第二要使落后的民众,了解党军的意义,而能与军队接近。”“为发展政治工作,有三点非做到不可: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接受党的策略,第三要有计划,不能缺一点。现在总政治部受了总司令的委托,已经准备:(一)在武昌设立政治班,训练许多政治工作人才,当然要使他们都能够接受党的策略。(二)要有工作的计划,先确定了范围,规定了系统,设法使能一直指导到下级工作人员,使各能表现其工作的能力。”[23]“现在革命势力大加膨胀,更要研究改善政治工作的人员和方法,我们打算从组织、训练、经济三方面整理整理,以求统一。”[24]首先,他把总政治部分为前方和后方两大部分。前方由邓演达亲自主持,负责管辖湘、鄂、赣、闽、川、贵等省的北伐军队的政治工作;后方由孙炳文留守主任主持,负责管辖粤、桂、滇等军队的政治工作。

第二,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为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管辖。1927年3月11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为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邓演达提出:政治部须接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又须由中央党部直接监督,应划归军事委员会或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管辖。全会接受邓演达的意见,并通过决议,将总政治部由隶属总司令部改由军事委员会管辖。为此,邓演达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大纲》的工作报告中作了说明。他说:总政治部的工作本应属于国民党的,但其组织又设在总司令部之内,因而不能完全接受国民党的纲领与指导。并且它与各军政治部也未能保持一致,因它的地位不明确,致使组织不统一,指导不一致。同时,新编的各军,都自行推荐其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使政治工作不能贯彻国民党的主张及政治训练的本意,从而失却党化军队的作用。所以,目前最重要者首先即须确定总政治部的地位,即完全受国民党的指导,其次则须统一组织,再次禁止新编各军自荐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他还说:关于总政治部的名称问题,于奉令草拟提案之后,再与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同志开一次会议商定。政治工作不仅限于政治训练之工作,因此,我主张仍以总政治部名称为适当,而军人部则可裁撤。[25]邓演达报告后,林祖涵(伯渠)立即赞同他的意见,说:政治工作在国民党的指导之下,确实非常有益,能使军队党化,尤其是现在军队未完全党化之时,应将党代表与政治部主任合并,以便指挥统一。

为了审查这个组织大纲,大会主席团指定邓演达、于树德、林祖涵、顾孟余、谭延闿、陈公博、孙科等人为审查委员。

大会通过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总政治部,专任军队中党务及政治工作。(www.guayunfan.com)

总政治部设主任一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任免之,于必要时可由常务委员会执行任免权,但须得全体会议之追认。

总政治部及各级政治部之详细编制及办事规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另定之。

军师政治部主任及同等之工作人员应由总政治部提出,军事委员会通过,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26]

全会任命邓演达为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

全会作出的这一决定,就连当时的孙科也认为是正确的。他说:“自从总司令部成立,军队的政治训练部,便和党没有直接的关系,于是有成为个人政治部的不良的趋向,近来新编的许多军队,上由总司令下一个任命,便挂起国民革命军的招牌,而一军中的政治部,却由军长向总司令请求委他的参谋长或师长等做主任。这种政治部主任实在没有价值的,止(只)不过是军阀的工具,此种军队如何可以成为党的军队?因此这回全体会议更决议把军队中的政治训练部集中于党,不是受总司令军长师长的指挥的。因为这种工作应该是党的工作,不能由总司令可以代办的,现在把这种工作仍然归于军事委员会,此后无论党代表或是政治部主住,都是要由党的直接委任。必要这样,军队中的政治部,才真实能够代表党去工作,才真实有党化的意义。”[27]

由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组织大纲》没有设副主任的规定,所以,4月29日,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出:因总政治部工作繁忙,需增设副主任,任命郭沫若为副主任。扩大会议当即通过。

总政治部国民党党部原为总司令部特别党部第十六分部,党权运动后,为了提高其地位,加强对其领导,经国民党中央党部批准,改组为特别区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5月3日,召开成立大会,由章伯钧任主席,推章伯钧、李合林、杨逸棠组成主席团。

第三,加强政治工作的计划性。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总政治部目前工作计划:一、扩大党的宣传;二、准备文化运动;三、扩大反英及反奉运动;四、扩大党之组织;五、准备战时工作。”[28]为了扩大党的宣传,总政治部配以强有力的主编和编辑人员,办好《革命军日报》。在1926年8月北伐途中即于湖南衡阳创办了机关报——《革命军日报》,10月迁来武汉,留驻汉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内。该报的编辑处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驻汉办事处,共产党人潘汉年和杨贤江先后担任主编。该报共4版,辟有“军事消息”、“党务消息”、“农工消息”、“国外要闻”、“本市新闻”、“国内要闻”、“特别纪载”、“专载”、“本部消息”、“人民意见复音”、“评论”、“代论”等栏目。尤其是“评论”和“代论”栏目发表了一些对当时革命斗争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譬如1926年10月份发表了《正义犹在人间》《援助万县惨案运动中之湖北民众》《谁都不能抵抗革命的力量》《四川军人的新觉悟》《革命党部怕军阀查封的吗?》《中国国民革命与英德两国民众》《南昌又攻下了》《为什么今天又要开庆祝会?》《革命军的荣誉》等评论。《革命军的荣誉》一文写道:“革命军的目的,在救国救民,革命军的行动,在到处与人民合作。努力的结果,已是中外交誉,欢声载道。革命军在今日所得的荣誉,实在比什么都伟大,比什么都名贵了。”“革命军之荣誉,是革命军争来的,是革命军不怕死,不爱钱、不扰民的纪律上争来的。”号召革命军人“应该永远保持伟大而高贵的荣誉,应该一致团结起来,一致严密团结起来,保持着这挣来的荣誉,这要提防着不肖分子和市井无赖会把这宝贵的荣誉玷污”。[29]

第四,整顿政治工作队伍,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素质。在鼎盛时期,总政治部的人数由几十人发展到约三百多人,其素质参差不齐。为了提高政治工作人员素质,邓演达于1927年6月下旬,对总政治部进行了整顿,特聘请恽代英担任秘书长。整顿方法:(一)对总政治部所有一般工作人员和宣传员进行一次考核测验,根据考核测验结果,量才使用。(二)对考核成绩欠佳者,送至教导营学习,经系统学习毕业后再分配工作。总政治部教导营于1927年6月30日成立,设在武昌北城角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内,由季方任营长。训练时间为三个月。训练方法:注重野外实地学习,务期习惯行军生活,具备作战技能;明确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和任务;对军队实行革命化教育,明确为什么要打仗的道理。邓演达1927年5月22日在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部工作人员的讲话中说:我们为什么要打仗呢?“我们为的是要解放民众,军事是我们的事,革命也是我们的事,不要以为只负军事上的责任,忘却了革命,那军事便没有意义,终必归于失败的。”[30]邓演达1927年5月26日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说:“政治工作有三个重要目的:(1)是提高军纪,增进作战的勇气;因此(2)要使军队党化、革命化;因此(3)要使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检阅政治工作的好与不好,就是用这三个标准来判断。”[31]“政治工作人员是党的急进分子,负党的使命,指导军队使其由离党而至变成党军”,“使军队民众化,变成民众的武力”,“政治工作同志是代替党来军队中工作的,和军事工作人员一样的负有重大的责任,一样要勇敢的走上前去”,“军事工作同志政治工作同志都要准备着去牺牲!”[32](三)“至不愿入教导营及才具过于平庸者,则令迁出。”[33]

第五,对损害总政治部威信的反革命行为,主张严厉追查。1927年3月30日,一些反动分子借总政治部的名义,故意提出“打倒宋子文”的口号。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指出:“此显系反动派所为,其手段之毒辣,以及离间中央人员感情,应请公安局严密调查。”鲍罗廷赞同他的意见,建议政治委员会应该严厉训令公安局追查,并在报上发表事实真相。会议决议由国民党中央训令公安局严行调查。[34]邓演达的意见得到了批准。

第六,加强部队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北伐军打下南昌之后,邓演达即指出:“政治工作人员的缺乏,七军政治部组织不完全,八军初行组织都要许多的政治工作人员,还有九军、十军、十五军、四川杨军、樊军及独立师等都要派去一二十不等。这里就发生矛盾,军事愈发展,政治工作人员需要愈多,而政治工作人员则益减少,以后浙江各处发展,政治工作人员不够了。”[35]

为了加强国民革命军基层的政治工作,邓演达委派了大批政治工作人员。他曾应第九军军长彭汉章的电请,派了宣传员三十余人分往该军各师、团、营做政治工作,但不敷分配。9月底,该军贺龙和杨其昌两位师长又联名电请邓演达加派政治工作人员。邓演达随即委任安健为该军政治部主任,以加强该军的政治工作。邓演达还派遣郭沫若前往江西、上海加强政治工作。1926年10月6日,北伐军攻下九江后,邓演达打电话给郭沫若,要他到南昌去主持江西的政治工作。次年3月21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他又提出由本会令总政治部派员赴上海担任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案,会议采纳了这一建议,决议:“着总政治部主任派郭沫若同志为上海军队中之政治工作指导员。”21日,武汉政府电令郭沫若赴上海组织总政治部分部。4月3日,邓演达也致电郭到上海主持政治工作。于是,郭沫若奉命前往上海担任了总政治部上海分部主任。此外,邓演达先后委任了第四军第十二师,独立第十四师,第八军第一、二、三师,第十一军,第十二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第三十七军,第三十六军第一、二、三师,整编第三军,东路军总指挥部等部的政治部主任。他还向军事委员会提议任命刘伯承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军事委员会决议通过。

蒋介石在“四一二”叛变革命后,残酷迫害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当时从东南来到武汉的政治工作人员多达400人。总政治部设立招待处接待他们。随后,邓演达将他们派到西北和四川的军队中去服务。

第七,继续创办政治军事学校,培养高级军事政治人才。为了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以满足国民革命军的改造和建设的需要,当北伐军攻下武汉时,邓演达即同苏联军事顾问就黄埔军校的工作如何进行作过一次谈话,他说:“黄埔军校今后的前途问题固然重要,但是为了革命,现在更需要就在武昌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军校,而且我们还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武昌军校。要尽快地使那些在北伐中表现突出的指挥官得到深造,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应当使更多的团长、营长得到深造的机会,而且深造这项工作最好不在黄埔军校,也不在广州,而是在这里,在武昌进行。”[36]开办这所高级军校的设想,后来因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而未能实现。

总政治部于1927年3月6日在武昌杨泗堂举办了宣传员训练大队,学生三百余人。各政治教官由邓演达专函聘请。开设的课程有:三民主义,本党宣言、训令、决议、政纲,国民革命概论(恽代英),社会进化史,各国革命史,国际政治经济状况,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党军历史及其组织(邓演达),农村工作,商民运动,妇女运动,军队中政治工作,北方重要各省经济政治状况,河南省经济政治状况,直隶省经济政治状况,党史,党的组织问题(邓演达),社会主义,国际职工运动,苏俄研究,党、政府历史及其组织,劳工运动(李立三),青年运动,中国农民问题,宣传及煽动(恽代英)等。除政治教育外,还有军事教育,训练各宣传员具有简单的军事技术,使能在军队工作,必要时能参加打仗。因河南军事紧张,宣传工作薄弱,邓演达便在训练大队挑选三十余人于3月22日分发河南各军工作。

第八,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军民关系。北伐军政治部把地方群众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部队出发之前,政工人员往往要随打前站的人员提前出发,把宣传工作做在大部队到来之前,使地方群众明了北伐战争的意义和北伐军的性质。在北伐进军途中,严明纪律,提出“不拉夫,不扰民”的口号,维护群众利益。政工人员沿途贴标语,作调查,做宣传,攻克收复一个地方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北伐的意义,帮助组织工会、农民协会。部队离开后,留下部队政工人员协助地方进行一段工作。政治工作像是一座桥梁,把北伐军与人民群众联结起来。北伐军所到之处,工农群众运动都得到发展。也正因为群众明了北伐军是为他们的利益战斗的,因而积极行动起来,支援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工农群众踊跃支援前线。攻打平江时,农民组织了交通队、暗探队、向导队、运输队、宣传队、慰劳队等,配合革命军作战,帮助护理伤病员。在部队所到之处,设立开水站,并冒着炮火把稀粥、开水送到阵地。因气候炎热,开水不能入口,他们用扇子把水扇凉,送到战士身边,使战士们深受感动。可以说,北伐的胜利,是革命军和民众团结奋战的一曲凯歌。

第九,建立党代表制,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设立党代表是黄埔军校和以后的国民革命军加强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它是改变军阀军队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措施。在东征时期制定、国民革命军成立后颁布的《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了自连队以上都要设立党代表。党代表是与军事指挥官平行的部队长官,所发命令,与军事指挥官相同。凡文件、命令没有党代表签署一律无效。它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1925年7月,统一改编国民革命军后,各军先设政治部主任,1926年,改设党代表(北伐时,有的部队党代表和政治部同时存在)。国民革命军总党代表是汪精卫,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军校和军队中的政治部,在党代表指挥下,负责学校的党务和宣传,以及学员和官兵的政治训练和教育,其目的是使学员和官兵“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

注释:

[1][2][3][4][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十二辑第113页、第114页、第115页、第116页、第124-127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5]《郭沫若年谱》第161页。

[6][7][8]杨逸棠:《邓演达》第16页、第17页、第19页。

[10]1926年7月17日《湖南大公报》。

[11]1926年8月20日《湖南大公报》。

[12]《工人之路》(日报)1926年10月13日特刊。

[13][15]杨逸棠:《邓演达先生传略》,1949年6月。

[14][17][18][19][20]《北伐阵中日记》第143页、第166页、第169页、第183页、第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6]《黄埔潮》周刊第20期。

[21]《中央对鄂区政治军事工作的指示》(1926年10月30日),载《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

[22]1926年11月12日《革命军日报》。

[23]《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上之演说词》(1926年11月24日),载《黄埔潮》第20期。

[24]《在南昌总司令部行营召开的国民革命军军务善后会议上报告政治部工作情形》(1927年1月6日),载1927年1月8日《汉口民国日报》。

[25]蒋介石既是总司令,又是军人部长,既可以委任各军政治部主任,又可委任各军党代表。

[26][27][28]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速记录。载《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9]1926年10月14日《革命军日报》。

[30][32]《对西平各将士及政治部工作人员的讲话》(1927年5月22日),载《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1]《对第十一军政治工作人员的讲话》(1927年5月26日),载《邓演达文集》。

[33]1927年6月29日《汉口新闻报》。

[34]杨逸棠:《第一次国共合作见闻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85辑。

[35]《在总政治部欢迎会上之演说词》(1926年11月24日),载1926年11月26-27日《广州民国日报》。

[36](苏)斯·恩·纳乌莫夫:《黄埔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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