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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首要问题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时间:2022-08-18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农民问题是首要问题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二、农民问题是首要问题邓演达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同日,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汉口普海春招待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邓演达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和答谢词。为了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邓演达于4月29日呈请国民党中央拨给经费5000元,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批准。

农民问题是首要问题_关于邓演达的故事

二、农民问题是首要问题

邓演达说:“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占了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农民问题是政治的中心。”“许多中国农民已经起来了,无论何人,无论用如何绝大力量,都不能扑灭农民革命。”[13]因此,邓演达十分重视对农民问题的解决。

(一)成立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从认识上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

1927年初,邓演达在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聘请李达、恽代英、毛泽东、郭冠杰、陈启修、施传统、陆沉、湖北省党部农民部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农民部长为委员,并请李达、恽代英为常务委员。

2月8日,在邓演达的亲自主持下,召开了总政治部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常会。他在会上首先指出:“目前农民问题实在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特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这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以利党的进行。”[14]会议确定该会讨论的事宜是:(一)中国农民实际生活状况;(二)中国农民在革命中所占的地位;(三)国际农民运动及其生活状况;(四)各国学者对于农民运动的理论。邓演达提议派庄展华担任该会秘书,下设书记若干员,请鲍罗廷派一同志为该会顾问,下次常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请鲍罗廷报告《农民问题研究方法》。(www.guayunfan.com)

2月23日,举行第二次常会,请毛泽东作了《中国各地农运状况》的报告。

3月2日,举行第三次常会,推定毛泽东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

3月16日,举行第四次常会,通过了该会的简章,规定该会的任务和职责是:“本委员会议论之对象为:一、农民问题的理论;二、农民实际生活状况及其他相关的实际材料;三、农民运动的策略。”“本委员会接受下列提案者之提案:一、本会委员之提案;二、各农民团体之提案;三、各农政机关或与农政有关系之机关之提案。”“本会之议案可提交与此问题相关之团体或机关,以备采用。”“本会暂由下列机关所派人员组织之:一、总政治部,二、中央党部农民部,三、全国农民协会,四、农民运动讲习所,五、湖北省农民协会,六、湖北省党部农民部,七、湖北妇女协会,八、汉口市妇女协会。上述各机关所派人员之出席本委员会者,即为本会委员。”

3月19日,举行第五次常会,首先由秘书雷大同报告一周以来的工作情况,接着由各委员报告工作,最后由苏联顾问巴里斯报告苏联农民状况。会议决定下次请邓演达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同日,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汉口普海春招待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邓演达担任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词和答谢词。他在讲话中进一步说明了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和意义。他说:“总政治部根据本党的意思,成立了一个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是要讨论怎样才可解除农民的痛苦,把整个的中国农民完完全全解放。”同时,他还说明了农民解放的道路,他说:“现在这样华丽的汉口,都是农民同胞的祖先日日夜夜辛辛苦苦造成的。世界上一切幸福,谁也不敢否认不是我们农人辛苦创造的。”“现在我们要救自己,只有起来革命,才是一条生路。快些组织起来,用我们‘野蛮人’粗手笨脚,团结斗争,造成我们的新世界。”[15]他的讲话生动而亲切,博得了代表们的热烈掌声。

同时,在各军政治部也设立了农民问题研究委员会。

(二)亲自担任农民部长,直接指导农民工作。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他上任后就明确宣布:“目前农民运动,是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做一个分水岭。”“目前大半是军事行动,因军事而胜利,今后革命要进到广大的农民的革命。”“这算是换了一个新的纪元。”[16]

首先,扩大中央农民部规模,健全各级组织。

原来中央农民部的规模很小,工作开展有限。现在设立了部务会议,下设秘书处和组织科、宣传科、调查科、总务科等机构,充实了人员,规范各职能部门工作职责范围,以保证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的落实。

第二,成立全国农民协会,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

1927年3月27日,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在总政治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农民部计划,决议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30日,在中央农民部长邓演达的主持下,召集湘、鄂、赣、豫四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讨论筹备组织全国农民协会问题。邓演达首先报告了开会的目的,他说:“现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省的农民运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就目前客观的需要,实在有统一指挥的必要,所以全国农民协会的组织,实在是刻不容缓之举。”他提出:“可否于五一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总农民协会。我们是湘、鄂、赣、豫四省有组织的农民协会,必须在最短期内,成立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成立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彭湃、易礼容、方志敏、陆沉、肖寅谷、毛泽东、孙科、徐谦、邓演达、谭延闿、唐生智、张发奎、谭平山等13人为临时执行委员,并决定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谭延闿、陆沉等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毛泽东为组织部长,邓演达为宣传部长,彭湃为秘书长。4月17日,发表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就职通电》。全国临时农协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农民的斗志,他们称呼它是“全国农民的总司令部”。为了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邓演达于4月29日呈请国民党中央拨给经费5000元,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批准。因大革命失败,全国农民代表大会没有开成。

第三,开展农民运动宣传周活动,扩大对农民运动的宣传。

由中央农民部牵头,联合武汉与农民运动有关的团体——全国临时农协、总政治部、中央农讲所、中央宣传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国学联、全国总工会、各军政治部、湖北省党部、省农协、省妇协、省学联、汉口特别市党部等组织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委员会,内设总务部以及文书、庶务、交际、会计、游艺、演讲、编辑、印刷等股。4月24日,在武昌阅马场举行农民运动宣传周开幕典礼,《开幕宣言》指出:“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给普天下同胞一个‘农运意义的认识’,‘革命胜利的自信力’。我们今天的口号是:农民是最大多数的民众,革命的主力军!反对农民运动就是总理的叛徒,就是反革命!打倒新军阀蒋介石及一切反动的右派!”[17]29日,总政治部受中央农民运动宣传周委员会委托,请湖北教育厅在汉口血花世界召集汉口各学校学生讲演农民运动,讲演人为邓演达、谭平山、彭湃、陆沉、易礼容、缘国。30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也举行同样内容的活动。同日,在阅马场举行追悼全国参加革命工作死难农民大会。中央农民部还通告各省农民部就地择期举行农民运动宣传周,湖北、湖南、江西都开展了这一活动。

第四,把解决土地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土地问题提到了革命当局的议事日程,成为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邓演达决心集中精力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邓演达提出:“要农民群众拥护我们革命,并非口头与文字上空谈及白纸黑字决议案所能奏效。我们必要切实的解放农民。农民问题其焦点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本席今天特提出组织土地问题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会议同意他的建议,决议成立由邓演达、徐谦、顾孟余、毛泽东、谭平山为委员的土地委员会。[18]

在邓演达的主持下,从4月8日至5月6日,共开过土地委员会会议三次、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五次、专门审查委员会会议四次,出席会议的人员有土地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各委员、各省区党部负责人、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军事负责人(军长、师长及各军政治部主任或秘书)。出席者所代表的省份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热河、奉天、察哈尔、吉林、山西等十五个省区。

在4月24日的会议上,邓演达提议:“最好正式请共产党的同志共同讨论。”汪精卫说:“可请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会议。”邓最后说:“下次会议正式请陈、瞿、张三同志及军人代表参加。”后来,鲍罗廷和陈独秀参加了4月26日的会议。

邓演达不仅自始至终主持了每一次会议,而且作了多次发言和插话,系统地阐述了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经过多次会议讨论,最后取得几个共识:

1.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意义。邓演达归纳大家的意见说:“解决土地问题实有六个重要意义:(1)解放农民;(2)增加生产;(3)保护革命;(4)打破封建制度,推翻帝国主义的基础;(5)使中国工业化;(6)提高文化。”他提议:“请毛泽东、谭平山、顾孟余三同志起草‘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顾为主席。”他进一步强调说:“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经迫在眉睫了,等不得我们从容去调查统计。”“应用一种革命的、敏捷的手段,定出确实的方案来。”“定了方案之后,请中央核准,交农政部去执行,并同时做广大的宣传。”

2.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前提条件。邓演达认为建立农民政治权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条件,其形式是区、乡自治政权,并要建立农民武装为其保障。他说:“如农民无政权,(土地问题)仅成空话。”他进一步提出:“农民政权问题宜往下层着眼。”“第一步宜讨论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第二步要使农民得到武装,……第三步由农政部根据决议案制定乡区县自治机关的组织法公布出来。”邓演达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经过讨论,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指定彭湃、易礼容、谭平山为“农民政权问题”起草委员,以谭平山为主席。

3.解决农民土地的方法问题。

这个问题会议分歧比较大。邓演达主张“我们对于解决土地问题分为两个步骤。我们在原则上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这是我们总理的主张。但办法应分两个步骤,即第一步政治的解决,第二步经济的解决”。“在革命势力尚未坚固,反宣传易侵入的时候,只能做到政治的解决,将来革命到了相当的发展,再行‘耕者有其田’以至‘土地国有’。”他考虑到由于各省的农运发展不平衡,农民的土地要求也不一样,解决土地的方针也应有区别。他认为湖南可以做到经济没收,属特别情形,其他属普通情形。他主张保障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应由各省政府、省党部、省农协组织革命军人土地登记局,登记后由国民政府、省政府确定保障”。他不同意“土地国有”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与苏联的情况不同,“如果不顾客观的事实,与苏俄国等量齐观,这是错误的,是可以妨害革命力量的发展的”。

关于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标准以及执行机关,他主张“千亩以上的地主的土地应该没收”。“目前分配标准是以无田的佃农为标准,非以中农为标准。”“顾及户口,又顾及年龄。”“土地分配以乡为单位。”“土地归委员会管理,故禁止买卖。”

4.关于土地会议决议的公布问题。

土地会议讨论通过了解决土地问题之纲领、解决土地问题之意义、解决土地问题、农民政权与解决土地问题、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条例、处分逆产条例等7个决议案。但这些决议案是否公布,邓演达认为:“公布问题,得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5月9日,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土地委员会报告》,提出希望“本党定为法规,分别颁布施行”。[19]5月9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议上,邓演达递呈了土地委员会的书面报告,并报告了土地会议的情况,要求公布上述决议案。谭延闿反对公布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决议案。邓演达主张“由中央党部训令湖南省党部、国民政府训令湖南省政府”执行。5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讨论土地问题决议案,汪精卫、谭延闿、孙科、陈友仁等人不仅反对公布,而且反对通过。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赞成通过而不公布,“由湖南派来的代表亲自秘密带回去”的提议也被否决,使邓演达为解决土地问题所付出的艰辛努力付之东流。

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大革命时代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20]周恩来也指出: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21]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评价正确地反映了邓演达的实际情况。

(三)参加合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继续培养农民运动人才

根据中共中央农委“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计划,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于1926年冬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国民党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的倡议得到三省省党部的支持。1927年1月成立了筹备处,设于湖北省农民协会内。2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认为举办农讲所非常必要,遂决议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交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管理。3月初,由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议:“(一)中央农讲所章程,根据前三省农讲所章程修改通过;(二)依照新章程,本所负责人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常务委员;(三)第一届学习期间定为四个月;(四)第一届学员名额由原定六百名外,增加二百名;(五)本所先开课后开学。”中央农讲所自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担任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委员后,“即积极进行筹备,该所内部组织已由常务委员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方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在筹备过程中,“邓择生同志建议,农所第一届学员名额因事实之需要,应由原定六百名外,增加二百名”。邓演达在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报告中写上:“农民运动讲习所预备扩充,并增收女同志。”

农讲所于3月7日开始上课。22日,邓演达向国民党中央呈请补助农讲所经费56500元。27日农讲所举行追悼赣州、阳新烈士游艺晚会,邓演达在晚会上发表了演说。4月4日,农讲所开学典礼,大会主席邓演达发表了讲话,他号召说:“农民讲习所学生们不是为求官而来,不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农民向来还是回到农间去,我们要穿着破衣服脏衣服,带着虱子去争斗,以求卸去我们的脏破衣服,得到我们的一切。”[22]“中央农民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它在反蒋运动、平息麻城红枪会叛乱、反击夏斗寅叛变、打倒土豪劣绅运动等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培养了大批农运人才。

6月19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邓演达在会上作了《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演讲。他首先指出:“各位要出学校,本着所学的应用到实际上去担负重大的责任,那么,今天这个典礼就是值得永久纪念的。”他肯定了学员们的学习收获,他说:“各位在这个时候……更反省那时候所做的工作,把理论和实际比较起来,可以得到一个相互的证明,得到一部真的学问。”他告诫说:“各位同志:在农民讲习所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实际方法,已经告一段落,此后到农村工作,或在城市中建立农民的组织,总不要忘了农民的痛苦。……乡村农民的情形是复杂的,所以做农运工作,必须考察当地的情形,具备忍苦耐劳的精神,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而工作。”“希望各位同志本着革命决心,认清革命目标,遵守革命政纲,积极推进农民革命,是整个的问题。”[23]在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决定继续招收第二届学员,为此,5月9日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央政委会会议上报告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招生的计划,有书面(报告)可以看”。[24]后来因形势急转直下,此计划未能实现。

(四)建立农民武装,保卫农民所获得的权益

农民武装是农民运动的重要支柱。邓演达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的建立。在4月29日的国民党中央二届常务扩大会议上,他详细阐述了武装农民的迫切性,指出:“目前农民武装起来,是迫切的需要。”因为“农民要取得政权,必先与土豪劣绅奋斗,此非有力量不可”,“在取得政权的斗争中,非有武装不可”,“农民为巩固在乡村力量起见,尤其武装起来不可”。“现无钱训练兵士,唯一出路,即在使有觉悟的工农,尽量武装(起来)。”他提出武装农民的办法是,“应在可能范围内将工农武装起来,抽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均无不可”,“由中央指定委员会,将每月所制出之枪交已觉悟的农民”。[25]邓演达的意见,得到恽代英、江浩、何香凝以及谭延闿、徐谦、孙科、陈公博等人的赞同。邓演达还在政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各县可组织二百人的农民自卫军,会议决议通过。

(五)积极指导和参加各省的农民运动,用实际行动为解放农民而斗争

邓演达不仅主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领导工作,而且关心和指导各省的农民运动,用实际行动为农民解放而斗争

一方面,他积极参加各省的农民会议,支持各省的农民运动。例如,1927年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开幕,邓演达被聘请为大会名誉主席之一,并出席了大会。他以生动通俗的语言对代表们发表演说,号召农民“背起锄头,拿起镰刀,来革那长袍马褂的命,来革那些吃闲饭的命”。[26]号召代表向广东和湖南农民学习。后来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成立,他又被聘请为委员。他直接参与湖北省农协的领导工作。3月15日,在中央农民部的主持下,河南省武装农民代表大会在中央农讲所正式开幕,邓演达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之一。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分析了农民痛苦的原因,并向农民们指出斗争任务。他说:“广东、湖南各地农民虽然得到了组织的自由,实际的利益仍然未有得到。农民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只有联合起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铲除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建设乡村自治政府。”“希望河南农民化除一切地方的宗法的见解,协同一致,帮助国民政府,打倒共同的敌人。”[27]河南的红枪会问题是河南农民运动中的一个特殊问题,邓演达对它特别重视。他分析了红枪会的性质,提出了对待红枪会的策略。他说:“红枪会虽带有中古封建思想的色彩,但他们反抗大地主,反抗土豪劣绅,是和我们一致的。”“红枪会的要求是革命的要求,红枪会的组织,可以变成革命的势力。但须注意红枪会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产物,红枪会里面有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最危险的。反动派就想利用这一点。”要加强对河南红枪会的宣传工作,“对于河南红枪会之不了解革命者,派专员指导(派于树德为专员),又,农民运动讲习所增设特别班训练红枪会百余首领”。[28]

邓演达对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给予很高评价,并给予大力支持。1927年4月初,他受国民党中央的委托,起草了对广东第三次农民代表大会宣言,给北伐出师后受挫的广东农民运动以极大的鼓舞。他说:“湖南农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真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了,这给我们一个大教训。四月前,人人都说湖南不得了,现在则都歌颂湖南了。”[29]

另一方面,成立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派出能吃苦耐劳的大批宣传员深入敌后,做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作,以配合国民革命军的军事行动,以加快敌后农民解放的步伐。

1927年4月29日,由邓演达倡议,总政治部和中央农民部领导成员在邓演达公馆开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战区农委设主任、秘书和宣传、组织两科,大家推选邓演达为主任兼组织科长,秘书由中央农民部委派,宣传科长由总政治部委派。常委三人,由中央农民部、全国临时农协和总政治部各推一人担任。该会办事处暂设在武昌省农协内。会议还决定由中央农讲所选出熟悉北方情形并能吃苦耐劳的宣传员一百余人,配发枪支六十支,于三日内前往河南各县进行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工作,把南方的农民运动向北推进。

5月6日,中央农民部举行欢送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北上大会,到会有战区农运委员会的成员、中央农民部全体职员、中央农讲所学生以及各机关代表共数百人。大会主席陈克文在欢送会上说:“我们北伐,从过去的事实来看,不单是专靠军队,尤要靠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帮助,才能够得到胜利。我们去年由广州出师北伐,不数月而克复两湖江浙等省,现在江浙等省虽已克复,但仍被反动派占据住,这就是军事胜利太快,而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结果遂造成新军阀和新叛徒。欲矫正此弊,全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所以此次北伐要使民众的胜利速于军事的胜利,这就是此次与前次不同一点,这就是我们第二次北伐就注意的地方。我们这次北伐特别注意农民运动,所以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他的使命是要使农民从速组织起来,要使农民的力量,跟到军事的力量来发展。”[30]这种思想,邓演达也曾经说过:“这次与广东上次北伐不同,以前全靠兵器——枪炮等——的力量,这次洗去了半封建的色彩,全靠民众。革命军一到,受压迫的农民,一定的如野火烧秋冬的干草一样的起来,打倒一切,我们可以看见农民极猛烈的爆发。”[31]

当时深入敌后开展工作的原则:在信阳以南,作公开的农协运动,积极领导农民作政治经济的斗争,使乡村中一切权力属于农协;在信阳以北,秘密作农协的基础,以备军事稍定后公开之用;在信阳以南,组织农民自卫军,集中于县农协之下,直接受其指挥;在信阳以北,联络较可靠的红枪会,委以义勇队,使其维持治安或扰乱奉军。从而使全国的农民运动从南方迅速拓展到北方,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上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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