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水岘山_关于米芾的故事

汉水岘山_关于米芾的故事

现在，列祖列宗都已介绍过，该轮到传主米芾登场了。

尽管介绍米芾一生的资料很多，但对于他前半生的介绍却是很少，正如他的家世一样阙如。米芾确切的出生地点是在濮州还是在襄阳？却无法得知。根据一些资料表明，他年幼时是随父亲在汴梁城生活的，在十二岁时去的镇戎军，等到了襄阳可能已经是这以后的事了。虽然襄阳是他心中永久的故乡，却没有资料表明他就出生在此。而且，米老太爷在襄阳究竟做的是什么官？我在襄阳盘桓很久，遍寻《襄阳府志》和《襄阳县志》，访问文史专家，也无从寻觅。

有资料说，米芾是自他的祖父晚年时就迁到襄阳了，到他已经在此居住了三世，以后他父亲米老太爷外出做官，一直以襄阳为家，以后获官在润州，米芾便随父母到润州定居。据米芾自己的一份帖子说，不仅他的父亲是在襄阳，而且他的两位母亲都是在襄阳。这两位母亲一正一庶，分别称襄阳夫人和丹阳夫人。丹阳夫人就是米芾的生母阎氏，从排序来看，她是米老太爷的庶妻。

这一切，都只有片鳞半爪的记录，难以定论。

米老太爷弃武习文的政策果然有效，他不仅自己放下枪杆子捧起了书本，而且还教育自己的爱子从小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通过科举这条千军万马所过的独木桥来走上仕途。尽管这个初衷后来有所改变，但他的家教还是很严的，提供一切条件来让儿子读书，让他成才。(www.guayunfan.com)好在米老太爷家里有的是钱，他请得起一切昂贵的家教，并为儿子提供最优越的文化环境。米芾说他家里藏有一幅王羲之的帖，是他父亲在濮州任上与李柬之下棋时赢来的。另外，他还在镇戎军见过张旭字帖的拓本。这不仅说明米家故有饶财，而且说明其家中多有收藏，一个小孩能够看到这些稀世珍宝，并不是一件易事，他太有眼福了。米芾在他的《书史》中写道：

濮州李丞相家多书画，其孙直秘阁李孝广收右军黄麻纸十余帖，辞一云白石枕殊佳……后有先君名印，下一印曰“尊德乐道”。今印见在余家。先君尝官濮，与李柬之少师以棋友善，意以奕胜之，余时未生。

米芾是个天才，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更是个神童。他在六岁时就读了律诗百首，如果再读一遍，就可以背诵了。这样一种过目不忘的本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能具备的。他的这种天赋，家里再有钱也买不来。

到了七岁，米芾开始学书法。书法在旧时是人人都要学的，但对米芾来说，意义就大不一样。他一拿起笔，似乎就奠定了他一生与笔墨纸砚为伍的命运，就以此为生，离不开它们了。米芾晚年有诗说“天使残年司笔砚，圣知小学是家风”，说得一点不错，上天是注定要让他一辈子拿笔砚的，这不是经世之道的大学，只是玩弄技艺的小学。他从颜字开始练，写的是大字，一张斗方一个字。颜体厚重宽朗，写出大字来才有力度，有气势，才站得住。七岁幼童初学颜字，虽然有点困难，但起点是很高的了。不久，米芾开始学写柳公权的《金刚经》。这是另一类风格的书体，相比起方正严整的颜体来，柳字的结体要柔媚轻秀得多。米芾能够把这两种风格不同、一刚一柔的书体结合起来，交替学习，说明他很有眼力。

到了八岁，米芾已经开始临碑了。中国书法向来有帖学和碑学的区别，字帖真实，笔法清晰，适合初学者。碑是石头上的字，在经过多年的磨砺之后，多有残破，而且因为是凿刻在石头上的，所以还具有字帖所没有的力度，这就叫“金石味”。而种种因岁月形成的残破感又可造成千变万化，具有一种非毛笔可以书写出的意趣。善书者向来主张碑帖互学，都要临写，便于取长补短。

第三步，米芾开始专门研习一种书体了。从两种不同风格的书法入手，到碑帖互补，再到选定一种书体、一位书家来深入，这就是循序渐进的方法。米芾选择的，是现在人所不大知道的周越和苏子美的书体。他说：“余年十岁写碑版，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

周越是北宋时的书法家，字子发，一字清臣，山东邹平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真宗和仁宗两朝，享年七十左右，他只比米芾大了七十多岁，米芾出生的前三年，周越刚去世，他应该算是当朝今人中的书家。周越的一生都只是在做小官，也曾任过国子监博士，以后知国子监书学，教授太学生们书法。又因在国子监里担任过膳部，专管祭祀时的膳食，等于是光禄寺，所以又被称为“周膳部”。他所处的恰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宋初的书法还是在承续着晚唐五代的书风，柔弱疲靡，并无创建，也少有大家。自周越的书风出现，影响到稍晚期北宋的书风形成。北宋时的几位著名书法家都受到其影响，也都对他大加夸赞。如蔡襄、苏东坡和黄庭坚，都承认学过周越的书法，米芾亦然。王安石和朱文长都夸赞周越的书法沉着有力。足见他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按理说，一般书家学书，都会忽视今人而重视古人，因为今人的字尚未受到历史的检验。但周越却能够以一员小官而受到众人的关注和师法，这是难得的。周越的出现，恰得其时，因为这时正是北宋书法的一个空白期，书坛上的众多名家还未崛起，他是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断层的重建者。周越的书法，存世并不多，他的真、草、行、隶均佳，落笔刚劲，具有神韵，隽秀婉约，字字有出处和规范，尤以草书为最佳，最具法度。据前人书评，周越的书风“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而启悟后人在“精能之至”与“欲造疏淡”之间，寻觅到“以意为法，法不伤意”和“道法自然”的突破口。总体来说，周越的书法具有“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的价值，这才为北宋时的众多书家所崇。不过，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对周越的书法并不看好，认为他的书法固然能集古人的书艺于一体，学变得法，在老辣娴熟之中得见恣肆，有气势，但总体上看，还达不到妙品的地步，因此后人多有讥其书是“俗而有匠气”的。即使是米芾，到了成熟期时，也认为周越的书法俗气，“越书……然亦俗甚”，而不愿再学了。

对于这一点，要辩证地去看，周越出现时，还是北宋书法的一个空白期，也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只有他一人独自摸索前行，师法唐人，毕竟还缺少若干同道的研究切磋，毕竟还缺少一种书法群集的总体环境。也就是因为这些，周越的声誉远不及苏、黄、米、蔡等后起的四大家，他的作品也鲜于传世，以致令人提起他来，多觉陌生。

十岁时的米芾已不愿学周越了，他开始在壁上写大字，写碑版。这位儿童书法家渐而有了些名声，被大人称赞为已经有自成一家的面貌了。不过，由于周越，他知道了沈传师。

沈传师是中晚唐人，是周越前代的书法家，后世有人把他的书法和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柳公权等人的书法并列为妙品，甚至有人认为柳公权的书体也受了他的影响。中唐时的书法崇尚肥厚，大多是从颜真卿一路来，到了晚唐时的柳公权和沈传师则创立了一种清劲之风，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却又承续了晋宋以来的书风，有古意。甚至有人认为，柳、沈之风的出现，是矫肥厚之病、尚清劲之美的一件好事，说明他们都是富于创新的书家。但是，与柳公权相比，沈传师也有自己的个人特点，他不像柳书那样中宫紧结，过于内敛，而是显得比较宽朗，结体瘦削，骨法神健，劲挺圆润，有筋有肉，并不枯瘠。沈氏著名的存碑有《罗池庙碑》《游道林岳麓寺诗》等，都是落落大方、俨然有丈夫气的铮铮书法，令人观之凛然。尤其是后者，还在几十年后与米芾发生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公案。

米芾得识沈传师的字之后，便奉若珍宝，从此便以此为师，专心临练，并把不久前还崇尚的另一位书法家李邕的字抛却了。

李邕也是有唐一代的书法大家，字体严正古朴，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米芾自述他在十岁时的字已经写得自成一家了，但因为有人说他的字有李邕的笔法，心里很不满意，认为是贬低之辞，才改而学沈传师的。说米芾的字像李邕，这似乎并不是一句贬辞，因为李邕也是一位大家，他的书体曾流传千古。即使是米芾本人，在他日后的经历中，也多次在这位前朝大师的作品面前表示了钦佩和膜拜，甚至还在李邕的碑侧题字，表示感慨。有人评价可以从米芾的字中看出有李邕的痕迹，显然他师法和研习过李邕多年。这句话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他学写的李邕书体，已经学得太像了，失去了自己的特点，因为这时他已经自成一家了。这正是他不想入别人的窠臼太深，以失去自我的一个取向改变。

米芾在晚年曾写了一篇《自叙》，讲起他幼年学书的过程：我最初学的是颜体，当时才七八岁的年纪。每个大字写满一张纸。后来学写汉简，但没学好。看到柳公权的书法，非常喜欢他的字中宫紧结，于是开始练他的《金刚经》。时间长了，才得知柳的字是出于欧阳询，于是又学欧字。又学了好久，觉得他的字如同木刻书版一样，方方正正，缺少变化，便羡慕褚遂良，因此学褚体学得最久。

如果归纳一下，到十岁为止，少年米芾已经先后师法过：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褚遂良、周越、苏舜钦、李邕和沈传师这八位大师了，这还没有计算他写的碑版和汉简。一个十岁的孩子，再怎么样写得好，也不能如此转换频繁，往好里去说，他的书法，已经符合古人转益多师的要求了，这和做任何学问一样，必须博取众长，厚积薄发，才能够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古人论书，特别强调转习多家书体、研习不同方法，认为只有多换碑帖，才能够兼取众家之长。往坏里去说，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还处在见异思迁、左顾右盼的地步。要说米芾学书只有四年时间，就能够自成一家，说他是一位神童，恐怕为之过矣。

一位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无师自通地就在四年间成了一位书法神童，尤其是书法这种手口相传的艺术，他必然要有一位高师来指点，才能使他在茫茫的帖海碑山之间寻找出一条正确的路来。

如果有这位老师，那么他会是谁呢？

米芾在襄阳找到了一位老师，但他并不是当时的书家，而是前朝的无名之辈罗逊。他是中唐时人，襄阳人，是一个毫无名气的地方书法家，但他留在家乡的一通《襄州新学记碑》，却引起了米芾的注意，他认为罗逊的书法力挽万钧、沉着痛快，于是便开始效仿他。我查了《襄阳县志》，上面有“《襄州新学记碑》，贞元五年卢群撰，罗让行书……罗让字景宜，……让书襄阳学记最有名。米元章始效其作，后乃超迈入神耳。宋人避英宗濮王府之讳，称罗逊。”这位名叫罗让的前朝无名书家，在死了两百多年后还被改了名，因为英宗的父亲濮王叫赵允让，他就得改“让”为“逊”，他也得让让。

米芾究竟跟随米老太爷在襄阳住了多少年？这已经没法考证了。我估计，至少在米芾十二岁到十七岁这五年的时间里，都是在汉水岘山之间度过的。

襄阳位于汉水之滨，山水明媚，形势险要，襄阳和樊城隔汉水相对，虎踞龙盘，历来是个军事重镇，从东汉时刘秀就在此建功立业。三国时又有关羽于此与曹军多次大战，终于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和庞德。到了南北朝时，这里是东晋政权的上流据点，多次政权更迭的军事行动都是出于此，梁武帝在此做过雍州刺史，他的儿子昭明太子萧统就生在这里，至今还留下了昭明台的古迹。襄阳紧邻的荆山，传说是古楚国的发祥地，这一带小国林立，战事纷繁。或者就是因为居住于楚国的腹地多年，才让米芾萌生了自己就是楚国芈氏后人的想法，就此认祖归宗，寻找先辈？

对于大宋王朝来说，襄阳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根据《宋史》的记载，赵匡胤未发迹时，曾经混迹在襄阳的一家佛寺中，借居求食。一天，他被方丈发现，说他气宇非凡，必不久于人下，劝他别在此盘桓、以耗光阴了，还是到京城去投军效力，人尽其用。赵匡胤恍然醒悟，远赴汴梁，投入柴荣军中，日后果然发迹。如果照此风水说来，襄阳还应是赵氏王朝的“龙兴之地”。

罗逊是前朝的书家，襄阳当地本朝的书家还有一位，名气很大，而且比米芾大不了多少岁。据《襄阳府志》载：有一位叫张士逊的人，字顺之，淳化年间的进士，曾三次做过宰相，以后拜太傅，封邓国公，官做得很大，到八十六岁才去世。这位襄阳大官的儿子叫张友正，字义祖，以书法而著名，神宗评他的草书为“本朝第一”，但这种盛评恐怕只是皇帝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做出的溢评，因为这位宋朝的书法冠军在后世绝无影响，米芾也没有任何文字提及到他。

襄阳城外的鹿门山，是唐朝时著名诗人孟浩然的隐居处。鹿门山虽远离城市，但却是紧濒汉水，林木葱茏，景致幽深，为李白也羡慕不已的孟夫子，就居住在这里，为襄阳的汉水岘山留下了无数美好的诗篇，孟浩然和庞德公、皮日休，被当地人崇敬为“襄阳三高”。米芾在襄阳住时，也会有机会远游鹿门山，一则欣赏山光水色，林间鸟鸣，二则前往揖拜前贤，瞻仰古迹，起怀古之幽思。鹿门山里有座著名的鹿门寺，是一座古寺，是因东汉时光武帝刘秀梦鹿而建，在魏晋时香火极盛。居于山中寺里，静听禅音，虽然不是十多岁的少年之乐，但对于他日后漫长的人生，当会起一种哲学的启发。米芾以后有“鹿门居士”之号，当是与此有关，这也和白居易号“香山居士”一样，以其地为号，以示学佛参禅。同样，米芾也有“襄阳漫仕”之号，这是他对家乡的一种感情和追怀。但这两个号都是他离开襄阳后多年才起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没有那样的修养，也不会年纪轻轻就有这样老气横秋的号，更不会自称居士。

襄阳的生活给米芾留下了终生的印象，童年的情结化成了美好的回忆，襄阳虽不是他的出生地，也不是他一生中生活最长的地方，但他却是从此以襄阳为故乡，在很多书帖的尾后都署名：襄阳米芾。他对襄阳的感情至深，无可言说。汉水泱泱，岘山郁郁，少年时期的生活是他永不能磨灭的印记。古人留在襄阳的名碑，除了罗逊的《襄州新学记碑》外，在襄阳城东的津阁寺里的墙壁上，还留有蔡襄旧题的二十九个字，每个字大三寸，可谓是劈窠大字了。字体类似颜体，逸势清美，无一点俗气，有翰墨之妙。对于襄阳来说，这应该算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胜迹，常有文人墨客前往观瞻品评，米芾当然也不能例外，蔡襄大他四十岁，对于米芾来说，应该是个值得敬仰的前贤了。

按常理说，一个文化人对故乡之情，大致会通过他的文艺作品来表现，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但是，以米芾对襄阳的感情之深，他一生中却是少有在襄阳留下墨迹，也少有诗文。我可以找到的，就是“登岘”两个大字，以他对故乡的这份浓情来说，他似乎过于吝惜笔墨了。

襄阳南郊的隆中，是三国时诸葛亮的躬耕之处。东汉时的襄阳归属南阳郡，所以诸葛亮的隐居地被称为“南阳诸葛庐”。这一地方峡谷幽深，藏龙卧虎，未出山的贤相在此思考人生，经纬天下，在他的《隆中对》里，做出了最英明最准确的判断：“荆州（当时的首府设在襄阳）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也。”但在北宋时，在米芾生活的那个时代里，一直惯于兵事的襄阳却是烽烟全熄，兵燹全无，有的只是若干文人雅士在山水之间优游，往来吟咏。

现在的襄阳有一座米公祠，位于汉水之滨樊城的城墙之上，一般人说，那里就是米芾的祖居之地，所以后人设祠以祭。到现在襄阳城外还有个米家庄，是米芾后人居住的地方。米公祠里有一块碑上记着：“自宋以来，襄阳柜子城陈庄米庄柳堰铺就是米氏世代居住之地。元初，米芾后裔为缅怀先祖，在樊城西南隅当年米芾居住地建祠立碑，供后人瞻仰。”这就提供了几个事实：一、米公祠所在的樊城西南的汉江边，就是米芾当年居住地；二、现在襄阳的米氏后人，并不是当年米芾在襄阳居住时的后代，而是转迁到他处，在元代又回迁襄阳的；三、米公祠是在元代之后，由迁襄的米氏后人所建的。

米芾自从十七岁时离开襄阳，以后到岭南和湖南做官，再以后就定居润州了，虽然他几十年来多在江淮一带做官，但一直把家安在润州，实则上是离开了襄阳。虽然他对襄阳的感情很深，但估计很少回乡来，甚至在诗文中的题吟也很少提及襄阳。目前可以找到的，只有一两首回忆的诗，当年的游览题咏之诗几乎没有。这足证他生活在襄阳时年纪尚幼，还没有写诗，长大做官后可能就很少回过襄阳。米芾是在淮阳军的任上去世的，棺柩被米友仁运回润州安葬，因为米芾的父母也被安葬在这里，并没有回葬襄阳。对于米芾的后代来讲，襄阳是他们的祖居之地，然而对于整个米氏家族来讲，太原才应是他们的世居之地。

由于历代米氏后代的保护，使米公祠成了保存米芾碑帖最为丰富的一处文物所。自元至清，这里积存和复制了大量的米芾名碑，有些已经在别处佚失，还保留了迁襄的米氏一支系的族谱，米氏后人还在此祭奠，景仰这位文化先祖。

米芾在襄阳时，也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是魏泰。魏泰是与米芾同时代的人，字道辅，幼爽迈，能属文。就凭这两点，就与米芾的个性相近，因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彼此唱酬，共赏书画。魏泰博览群书，长于文辞，性又诙谐，交游甚广，与朝中的新旧两党的主要人物都有交往。他终身未仕，晚年回乡隐居，住在汉江之滨，吟诗诵文，渔樵为乐，号临汉隐居。

图3 米芾自署是襄阳漫仕

米芾离开襄阳之后，还与魏泰保持着联系，唱和不绝。米芾与魏泰相交的另一个私密原因，是魏泰有一个姐夫叫曾布，是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助手，在哲宗的元符年间（1098—1100）为右相。虽然其为政期间名声极恶，但却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权臣。曾布晚年家居润州，死后又葬在此地，米芾与之交往甚密，出入相门，阿谀奉承，就是靠了魏泰的这一层姻亲关系。而据方志载，魏泰自己也是倚仗曾布的关系，长留都里。回家后就恃才豪纵，横行乡里，曾经因殴打考官，得罪了士林，而未能考上进士。《米襄阳志林》中称他“为人无行，而有口每称章子厚[2]。泰既不得志场屋，数伪作他人。著书如《志怪集》《括异志》《倦游录》《碧云 》。又自作《东轩笔录》，皆用私喜怒诬蔑前人。又有《临汉隐居集》二十卷”。魏泰被当时的民谚称为是“襄阳二害”之一，可见品行恶劣，是个具有双重人格、有争议的人物。

就在米芾在汉江边优哉游哉地过着美好的少年时光之际，离襄阳只有几百里路的京城里却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一个皇帝驾崩了，一个皇帝登基了。不几年，这个皇帝又驾崩了，又一个皇帝登基了。这些变化看来似乎距离米芾太远，但却如超级的龙卷风一样，竟然顷刻之间就逼近了襄阳，逼近了他的生活，一直改变了他的一生。

如果没有这种改变，米芾还会一直在读书——科举——仕进。然而这一改变猝然就来了，他的一切努力都不需要了！

这一切，都只是因为一个人。

一个女人。

[2] 章子厚：即奸相章惇，字子厚，与曾布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