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弊皆由后人评_关于乾隆的事迹

利弊皆由后人评_关于乾隆的事迹

第一次南巡，是乾隆南巡征程的重点。南巡之前，他遇到的阻力比较大，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甚至有很多大臣极力反对，认为他不应该离开皇宫。但是，他聪明地找出各种理由，绕过了大臣们的反对，终于踏上了南巡之路。对于他来说，江浙是清朝统治的政治战略要地，所以无论有多少大臣反对，无论他们如何劝谏，自己必须要去。

很多人不解：既然江南对于清廷如此重要，那为什么乾隆要等到自己即位十四年以后，才首次提出呢？那个时候，他都已经40岁了。其实，他在十四年以前，根本无法下江南巡察。因为，他需要做一些比较紧迫的事情。比如，东巡盛京谒祖，巡幸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联络蒙古上层人士，以及降服大小金川，等等。当然了，这些原因也并不是全部，最重要的是，朝廷中最大的阻力消失了。乾隆十年（1745），鄂尔泰去世；乾隆十四年（1749），张廷玉退休。这两个人在乾隆朝影响很大，他们在的时候，如果反对南巡，那么乾隆将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所以一直等到乾隆十四年（1749），在彻底没有了这两股阻力之后，乾隆才将南巡搬上了日程。

第一次南巡之后，乾隆又有了五次下江南。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月十一日，乾隆第二次下江南，于四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乾隆二十七年（1762）一月十二日，乾隆第三次下江南，于五月四日返回北京；乾隆三十年（1765）一月十六日，乾隆第四次下江南，于四月二十一日返回北京……(www.guayunfan.com)每一次南巡，声势、规模都很浩大，非常考验人。往往是，在南巡的前一年，乾隆就要指定亲王担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全面的筹划安排，甚至要精细地设置南巡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他还会派人勘察沿途道路，制订巡幸计划。

路线设定好之后，朝廷会提前知会巡幸所经过的地方，各级官员都要修桥铺路，建筑行宫，准备器玩，安排御膳。当然了，皇帝经过的地方，社会秩序要稳定，环境要美，士兵要精悍，穷苦百姓要沉默，河渠要畅通等等。这一年的时间，地方官员要尽量做好这些，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漏洞，那事情可就大了。

总而言之，对于国家来说，乾隆南巡是一件麻烦的事。六次南巡，虽然不尽相同，但大体上都包括这几个方面：蠲赋恩赏、巡视河工、观民察吏、加恩缙绅、阅兵祭陵等。乾隆在这些方面下功夫，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国家的发展。但是，毫无疑问，每次南巡也都会给沿途百姓造成巨大的负担。这些，乾隆都心知肚明。因此，在每次南巡的过程中，无论重点在哪里，他都会对农粮商赋大加减免，以期不负百姓爱君诚意。因此每次南巡，抛开那些稍微有些沉重的负担，他总是能够带给江浙人民更多的好处，使得这里人心稳定，乐业太平。当然了，百姓乐业，天下太平，这也是他得到的好处。

据清史料记载，乾隆南巡所经之地处，州县均下令百姓只交本年应征地丁钱粮的十分之三，如果当地上年受灾，则再减免十分之五。这渐渐已经成为惯例，为当地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实惠。

例如，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第一次南巡，就降旨免除了江苏、安徽、浙江三地的钱粮。同时他还宣布，豁免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十三年（1748）江苏省所积欠的地丁银二百二十万余两，安徽省积欠的地丁银三十余万两。第二次南巡时，江淮地区刚刚发生水灾，两岸百姓受灾颇重。因此，他又下令，免除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前积欠的所有地丁钱粮。两次之后，江南地区百姓感念天恩，衷心顺服，乾隆也很是欢喜，故而以后每次南巡都这样办理。

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等省都是乾隆南巡的经由之地，他每次路过这些地方，总会依据实际情况，或免除赋税，或恩免钱粮，给百姓带来实惠。而对于百姓来说，这种蠲除自然是天大的喜事。所以每次乾隆南巡，当地百姓总会翘首以待，那些热闹的场面倒并非是当地官员的刻意为之。对于这样一个能够体恤民情的君王，百姓自然不会反感。

对于老百姓，乾隆是尽己所能，尽量补偿他们。同样，对于那些在南巡一事上捐钱的盐商们，乾隆也十分优待。每一次南巡，都会有大批盐商捐出银两供各地办差使用。他很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捐助，那么南巡所耗的费用，对国家来说将是一笔沉重的开支。所以，他总是想着办法给那些盐商们一些好处。

怎么给盐商们好处呢？他经常会通过政治手段，让盐商们多卖盐而少交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对盐商们以往因各种原因而欠下的大量盐税，给予一次性的豁免。这就好比你送我一个桃，我还你一个杏，谁也不吃亏，但是却很大程度地激活了经济。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降旨免除两淮商人未缴银两一百二十万两、缓征银两二十七万两；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又降旨免除淮南商人未缴银两二百万两；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再次降旨，免除两淮商人未完余利银两一百六十万两。

可想而知，这样大规模地免税，对于商人来说是多大的刺激。自乾隆第一次南巡之后，江南地区商人们经商的积极性大幅度提升，为江南经济的建设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了，仅仅用“利”还不足以吸引所有商人的眼光。乾隆更是想出了用政治上的补偿来提高商人们的政治地位。对于那些对南巡有很大贡献的商人，乾隆会赐给他们官衔，甚至是品级。虽然那些官衔、品级大都是虚衔，但是对于封建社会属于下流之辈的商人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宠了。乾隆的这种做法，对那些商人们起到了很好的安抚作用。

历史学家评价说，乾隆在南巡中对江南商人所采取的种种优惠措施，实在是一种极为聪明的做法。因为它在客观上刺激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逐渐繁荣，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商人竞相前来投资，带动了城市建设。

乾隆六下江南的另一功绩，就是治河了。在乾隆四十九的（1784）的《御制南巡记》里，他对几十年大兴河工的情况作了总结。总的来说，他经过南巡确定的工程有四项：第一，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坝，基本上保护了淮安、扬州、泰州等富庶地区不被洪水所淹，使这些地区百姓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障；第二，完成陶庄引河工程，有效地防止了黄河河水倒灌清口；第三，在浙江老盐仓一带修建鱼鳞石塘；第四，将原有范公塘一带的土塘，添筑石塘。除了这四大工程之外，他还亲自勘察批示过很多治河方案，下达了数以百计的上谕，指示治理，更是罢免了一大批治水不利的河臣。据清史料记载，六次南巡，仅他指示的治河方案，就动了国库几千万两的银子，可谓手笔极大。

但是，毫无疑问，在他的努力下，治河工程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减少洪灾、保护百姓财产和生命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六次南巡，在维护社会秩序、消除社会矛盾、刺激江南经济、减少洪灾水患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乾隆屡下江南，也为江南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损害。比如，地方官员为了奉迎乾隆，接驾时往往极尽繁华之能事，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地方高官富商们为了博得皇上欢心，更是不惜财力，千方百计地争奇斗巧。至于沿途官民商贾们进献的珍宝、器物、字画等“奢侈品”，更是数不胜数。

当然了，这些花费，也仅仅是南巡中的“九牛一毛”。苏州、杭州、扬州等地是游览胜地，乾隆喜去游玩。而他所到之处，必先铺修道路，码头铺棕毯、御道用文砖，水路特制龙舟，陆路两旁结彩棚，搭戏台……而他所住的行宫，更是豪华奢靡，令人咂舌。据清史料显示，乾隆每次南巡时所花费用，超过康熙南巡时的十倍。羊毛出在羊身上，这堪称天文数字的花费，自然还是出在老百姓身上。

虽然每次南巡，乾隆都极尽所能减免赋税，但是江南百姓却因此增加了繁重的劳役和各种额外负担。比如，铺治道路、搬运花石、修建行宫，等等。朝廷所给百姓的“工钱”，却往往很少。有朝鲜使臣曾在江南见到这种情形，他们是这样形容乾隆南巡的：“供亿浩繁，州县凋敝，农民举未息肩，商船或不通津。虽值丰登，无异歉荒。”这些描述，或许更接近实际，只可惜当时的乾隆看不到这些。

更为糟糕的是，乾隆南巡，给一大批贪官污吏制造了空子，他们趁机中饱私囊，鱼肉百姓。虽然乾隆对贪官深恶痛绝，但却很难监管到所有的官员。尤其是，盐商大户们的“捐款”，有很大一部分都落入贪官手中，银子不够用的时候，他们更会想办法从百姓身上获取。这样，同样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总的来说，乾隆六下江南，有得也有失，有利也有害。通过南下巡视，乾隆清楚地了解到了江南的官风民情，然后大兴河工、蠲免赋税、培植士子、宣扬圣恩，对消除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保护百姓生命财产，以及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得说，六次南巡，确实劳民伤财。

其实，乾隆并不否认南巡中“弊”的一面。他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过：“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对于南巡，他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