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疑惑的迁都沈阳之举

充满疑惑的迁都沈阳之举

努尔哈赤于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三日攻陷沈阳后，又于三月二十一日攻陷并占领了辽阳。至此，他在举兵反明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占领了明朝辽东全境，于是举朝从赫图阿拉兴京迁到辽阳，进驻到辽阳明朝辽东都司府衙门。

辽阳城战国时被称辽东卫，之后直到元朝都是我国历朝在东北的首府之地。明朝推翻元朝后，遂在辽阳设立辽东都司府，辽阳即成为明朝管辖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的中心。努尔哈赤占领进驻辽阳后不久，他就嫌辽阳老城在战火中破损严重，为把辽阳作为后金永久的都城，遂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下令在辽阳老城东八里处的太子河畔大兴土木，重新建造了一座新城，天命八年（1623）秋竣工交付使用。这座新城被敕名为“东京城”。随后努尔哈赤便住进了新建的“东京城”，并将景、显二祖及大妃《赫那拉氏（皇太极之母）等人的遗骨，从抚顺新宾移葬到辽阳老城东北的杨鲁山。至此，辽阳东京城即成为后金奴隶制政权统治辽沈地区广大部民的都城。

努尔哈赤朝服画像(www.guayunfan.com)修复后的辽阳东京城门楼

辽阳东京城南门天佑门遗址旧照

天命十年（1625）三月，就在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统治的第四年，也就是努尔哈赤刚刚住进新建成的东京城仅两年之后，有一天他却突然召集诸王、大臣会议，提出要迁都沈阳的主张。他的这一提议使在场的人都感到很茫然，立即遭到了参加议政会议的诸王、大臣的一致反对。诸王、大臣说：“新的东京城刚刚建成不久，而民之庐舍还尚未完善。宫室既建，今又要迁移，还得要重建新城，今岁又时逢荒年缺粮，如果再大兴土木、征派徭役，恐国力苦不堪言。”大家都不同意迁都沈阳。但是努尔哈赤仍坚持己见，他对诸王、大臣说：“沈阳是形胜之地，西征明，由都尔鼻渡辽河路直又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由清河路便可以进。而且从浑河、苏克素浒河之上游伐木，顺流而下，既可以用以建造宫室，又可以卖钱，不可胜用也。另外，山近兽多，时而还可以出猎，同时河中水族亦可捕而取之。朕筹此熟矣，汝等为什么不了解朕的心意！”诸王、大臣听后虽然仍不解大汗为何要执意迁都沈阳，但是见大汗迁都之意已决，也只好听从大汗之命。

辽阳东京城南门天佑门门额及其拓片

据《辽经世文编》记载，“辽城之大，两倍于沈阳有奇”。同时辽阳从战国开始到明朝一直都是辽东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是明朝的郡都和首府之地。努尔哈赤占领辽东以后，也决定把辽阳作为永久性的都城，所以战争刚结束，就在第二年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不惜耗费巨资，历时两年，才重新建造了“东京城”这座新都。为什么新都建好才刚住了不到两年时间，努尔哈赤就突然决定弃辽阳新建的都城，举朝迁移到沈阳？这里到底有多少秘密？一直以来不断引起史家种种疑惑。

为了揭开这些疑惑，让我们对努尔哈赤进军辽沈地区四年多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实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中所呈现的状况等，认真地进行研究分析。

取得萨尔浒大捷后，努尔哈赤继续拥兵南进。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正值明神宗万历帝逝去，其长子朱常洛八月初一日继皇帝位，是为光宗泰昌帝。但是九月初一日朱常洛又因吞红丸死于乾清宫。一月之内梓宫两哭。朱常洛长子朱由校袭受皇位，是为明熹宗天启帝。当时明廷内因“三案构争，党祸益炽”，造成朝中大乱。努尔哈赤紧紧抓住明朝皇位更替、党争激烈、边境换将、军心涣散、辽东大饥、朝中紊乱的有利时机，向辽、沈大举进攻。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先后攻下并占领了明朝开原、铁岭。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八日又乘胜顺浑河而下，对明朝辽东重镇沈阳建州卫、辽阳都司府发动猛烈进攻。三月十三日攻陷沈阳，接着大军向辽阳进发，五天后，于三月十八日攻打辽阳，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于三月二十一日攻克辽阳，进而占领了明朝辽沈地区全境，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成果，对于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政权统治者来说，似乎得来得一帆风顺。

但是，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努尔哈赤所取得的胜利，是作为一位军事家，成功地利用了明廷内部党争的乱局，凭借满族能攻善骑射的武力优势，取得了在军事上占领辽沈地区的胜利，这只能是形式上的胜利。而作为后金满族统治者的努尔哈赤，更重要的是如何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去实行统治和管理，如何使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能够进一步得到巩固。然而恰恰在这一重要方面，努尔哈并没有全面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四年来，面对新的环境、新的统治对象、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变化，他没有全面清楚的认识，更没能在短时期内拿出一整套真正适应该地区的统治管理路线和方针政策。可以说他对所取得的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繁盛、以汉人为主的新的统治地区、新的统治对象完全不知，更缺乏及时的、相应的治国新策。更严重的是，胜利来得如此之快，使他功高恃重，他那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更加膨胀，让他到了新的环境，遇到了新的情况后，却不知思变，仍然采用统治满族部落氏族的奴隶社会老办法对广大辽东汉民进行统治，在统治国策上就犯了严重脱离客观现实的错误。

他对新占领地区的部民所实行的统治路线和政策，仍然是沿用以前统一女真诸部后所推行的屯田制和“计丁授田、按丁编庄”等制度，在方法上实行“编庄为奴”等做法。诚然，这些治国之策对于满族女真从部落社会到奴隶社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但是，用它们来统治封建社会经济相当发达的辽沈地区，却是一次历史性大倒退。它不仅引起了后金诸申和汉族地主阶级的强烈不满，而且更加引起辽沈地区广大汉民的强烈反对。因为对辽东汉民而言，无论是“计丁授田”还是“按丁编庄”“编庄为奴”等统治政策，都是把他们原来的身份降为了后金汗和诸贝勒、额真统治者田庄里的奴隶，这样就必然使深受长期战乱之害的广大辽东汉民所受到的奴役、欺压和剥削之苦比原先明朝统治时期更加深重和残酷。

据史书记载，在后金进入辽沈之前，后金国农奴也曾有许多因不堪忍受其压迫之苦而纷纷逃亡，仅每年逃往朝鲜的女真农奴就有数万人之多。后金奴隶的大量逃亡，曾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后金农奴反抗奴隶主的斗争，是其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变革的内在根据，因此，在农奴的反抗斗争和汉族强大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的双重推动下，努尔哈赤一时拿不出新的治国之策，不得不采用原来统治奴隶的一套政治路线和方法，来暂时维持其新的统治政权。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制度时，所制定的统治政策是：每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耕种荒地，多获谷物，充实仓库。他任命十六名大臣、八名巴克什，掌管仓库粮谷的登记收支。按照牛录屯田，使政治上的统治权与经济上的占有权相统一。通过牛录屯田，使每旗的各级额真成为大小奴隶主，同时把大部分诸申转化为农奴，进行劳役剥削，从而加深了对诸申的剥削、控制和奴役。万历四十四年即天命元年（1616）前后，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又把许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不事耕稼，唯以捕猎为生”的“人女真部民，或收取藩胡，留屯作农奴；或编入户籍，迁之以归；或选其壮丁，入旗披甲……把他们就地屯田、纳为民户、编丁入旗，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安置，使“人女真的路长和部民转化为后金奴隶制度下的奴隶主和农奴。这对当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经济社会，维持奴隶主对农奴的统治是可行的。

但是，时隔六年（1621）后的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虽然也效仿明辽东封建军事屯田制，制定了后金八旗牛录屯田制，颁布了“计丁授田”制度，将收取海州地方田十万日，辽阳地方田二十万日，共计三十万日，给予在该处驻居的兵丁。同年十月，又令辽东五卫的人交出无主田地二十万日，让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的汉族地主交出无主田地十万日，共计三十万日，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可是，这些制度的核心是把土地全部收归国家，然后再把归国的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直接生产者除以无偿劳役耕种规定的官田外，还要为庄主在所得的份田上耕种份田，而劳动者本身并无真正的土地所有权。因此，被统治的农奴尽管辛勤劳累，却仍然民不聊生，导致大量农奴叛亡，最后使奴隶制田庄制到了濒临瓦解的地步。

从上可知，努尔哈赤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制度，仍然是后金奴隶制社会制度的统治政策，只能适合后金初建时的环境，与明朝辽东地区相当发达的封建社会经济客观现实是不完全相符的，它与新的地区的新的统治对象、新的先进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体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因而必然引起各阶层的不满和极力反抗：首先是后金诸申的不满。上等肥沃土地，或被本管区官员占有，或被豪家占有，剩余薄地，绳扯分田，名虽五日，实则不过二三日。他们除纳劳役交地租外，还应公差、服兵役，加之连年战争，马不卸鞍也难以维持生计。有的不得不卖牛典衣，买械治装，有很多人在服兵役中丧身疆场，家中妻儿无依无靠，生活苦不堪言。其次是汉族地主的不满。努尔哈赤下令征收的“无主之田”和实行“按丁贡赋”的政策，直接损害了辽东汉族地主的利益，因为“无主之田”原是有主的，主人多为辽东官僚地主、缙绅豪富，后金打来后，他们或死或逃，他们的土地便成了无主之田。这样就产生了辽东汉族地主同后金贵族之间的利益矛盾。第三是辽东汉民的不满。辽东汉民无论是“计丁授田”还是“按丁编庄”，其原先少量土地都被收为官田、份田，其身份都被降为后金汗、贝勒、牛录额真们田庄里的农奴，他们所受的人身奴役更为严酷。

由此不难看出，努尔哈赤在辽沈新的统治地区所实行的上述治国方略和统治政策，如同给辽东地区的广大汉族人民捆上了新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绳索，是违背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在原先的统治区域，民族是单一的满族，而现在的统治对象和地区与过去不仅社会制度截然不同，而且人民的生活习惯、民俗、宗教等诸多方面都不一样。可努尔哈赤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根本变化却没有认识到，也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更没有及时制定出适合实际的治国之策，而是沿用以往的办法来统治用武力征服来的大批汉官和汉民，逼迫他们也像女真人那样成为奴隶，任人宰割，稍有反抗，便利用武力实行残酷的民族镇压。

所以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四年来，努尔哈赤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统治政策和制度，不仅没能带来积极的变化，反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更加困难，政权更不稳定。在军事上，周边的明朝、蒙古、朝鲜都对其构成严峻的威胁。

辽沈地区的广大汉民不堪忍受后金的残酷奴役和统治，不断进行反抗。对于汉民的反抗，努尔哈赤把“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作为他施政的基本方针，采取各种措施更加残酷地进行血腥镇压。

他采用的做法有“大量迁民”。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二贝勒阿敏带兵五千前往镇江（今辽宁丹东），强令在镇江、宽甸、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住的汉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其房舍全部纵火烧毁。翌年二月初四，努尔哈赤又强令在广宁等地“九卫”居住的汉民渡过辽河，迁往辽东。将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的居民迁往金州、复州，在义州二卫的居民迁往盖州、宁营，在广宁四卫的居民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被迁地区的汉人，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迁往河东，城镇居民迁往村屯。在大量迁民的过程中，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强迫手段——头天得到迁移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许多辽东汉人扶老携幼，被净身扫地出门，造成辽沈地区广大汉民的田地抛荒，房屋被烧，背井离乡。稍有恋居不从者，即惨遭屠杀。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恋居不从迁者三千多人。

“大量迁民”致使广大被驱赶的移民，男子受鞭笞，妻女遭凌辱，老弱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赶路，寒夜露宿荒“。许多汉人被迁往陌生地，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如在锦州城、右屯卫共迁民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他们被强迫迁移安插在岫岩、青苔峪和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近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给，就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大量迁民的政策，既扰乱了辽沈汉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既剥夺了被迁辽沈汉民的田地，又掠占了被迁往地区当地居民的土地，造成当时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广大辽沈地区的人民连年苦累不堪，生活悲苦到了极点，同时也使当时的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造成国中粮食奇缺，国内已出现了粮荒。而为了筹措粮食，努尔哈赤又下令实行“清查粮食”法，令汉人家家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多余的粮食由官衙强行低价收走。而如果汉人缺粮食，就只能以高价向官仓购买。

疯狂屠杀无粮人。据史书记载，当时粮食奇缺，粮价极高，达每升粮一两白银。尽管如此，仍然解决不了国中的粮荒问题。无奈之下，努尔哈赤又于天启四年、天命九年（1624）正月，下令全国进行粮食普查，对汉人的粮食进行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并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然后将这些无粮人收为阿哈（奴仆）。由于缺乏粮食，当时饿死的人很多。不久，努尔哈赤又下令各地将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大量强迫迁民、清查粮食和屠杀“无粮人”等一系列残酷的统治办法，极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进而使国内经济更加困难，当时后金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强令剃发，逼迫汉人改族归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汉人和女真人虽然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但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生活方式、服饰发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而后金统治者对民族差异却全然不顾，在其进军辽沈地区的过程中，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城池和地方，他们便强令被占领地区的汉官和汉民一律“剃发”，并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后金“强令剃发”的做法，是一种严重的民族压迫政策，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汉人的民族习俗，侮辱了汉人的民族尊严，引起了辽沈地区广大汉人的强烈不满。天命七年（1622），后金攻陷复州，强令全城汉人剃发，一些汉人不愿“剃发”，便被视为拒绝降顺，努尔哈赤便派武尔古岱额驸、李永芳副将等率兵前往进行血腥镇压。他们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先进行威胁利诱，随后便驱骑挥刀砍杀。据史载，仅这一次在复州城就杀死一千多男人，然后他们又将被杀死的汉族男人的妻子一千余人，带回分赏给八旗官兵为奴，她们有的被强占，有的被变卖。

歧视凌辱汉族官员。后金统治者不仅对汉民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而且对待归降的汉官也是如此。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统治集团的每个成员，他们因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而过分相信自己的才智，认为后金不可战胜，不把被俘和来降的汉官放在眼里。随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占主导，他们便把俘虏和投归的汉官全都分给各旗贝勒或大臣管辖，使他们备受歧视和凌辱。这些汉官因不懂满语，经常被嘲笑，甚至遭到辱骂和殴打。大批归降的汉官在满族贵族的管辖下，财物常常被占用：原有的马匹也不让自己骑，均由满族官员任意骑用；所有的牲畜，汉官不得自己使用，任由满族官员用低价强行买去；汉官一旦病故，其妻子就得给满官做家奴，造成许多汉族官员一年到头粮食都不够吃，每每需要出卖自己家的仆人或靠典当衣物糊口。就连早期投降的李永芳，虽然身为努尔哈赤的额驸，也因为建议后金减少杀戮汉人而被怀疑并遭到冷遇。这样就使许多被俘和归顺的汉官“如生活在水火之中，苦无容身之地”。

努尔哈赤对广大辽民所实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辽东广大汉族官民的强烈不满，而对于辽东汉人的不满，他却不加任何分析，一味认为是汉人归顺后不服管。为了加强对汉人的统治，他又下令采取女真人与汉人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的做法，用满族人对汉人进行监视和控制，造成了许多汉人的田宅被满人强占，粮食被满人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满汉之间的民族隔阂和矛盾更加尖锐。

努尔哈赤所实行的这一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致使许多过去为挣脱明朝的黑暗统治相继逃往建州的辽东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降顺后蒙受耻辱。据朝鲜史书《光海君日记》记载：“开原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士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甚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

民族压迫越残酷，民族矛盾越尖锐，激发的民族反抗就越激烈。广大汉人不堪忍受努尔哈赤的残酷压迫和人身摧残，纷纷采取各种形式起来反抗后金的残酷压迫和黑暗统治。有的往满人的饮水和食盐中投放毒药，有的把猪先毒死后再卖给满人。不少满人被毒死。努尔哈赤非常害怕，下令诸申和兵士，不要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蔬菜、鸡、鸭也不要随便吃，以避免中毒。为了控制投毒事件的发生，他命卖食物的店主人将姓名刻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尽管如此，投毒的斗争仍遍及各地。

一次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有八名汉人向衙门里的井水中投放毒药，准备毒死努尔哈赤。正当他们投毒时，不幸被守卫井口的八旗兵抓获，这八名汉人英勇不屈，后被努尔哈赤下令全部杀害。

除投毒之外，汉人还不断采取偷袭的办法杀死外出的满人。在凤凰城，有个叫玛拉图的满人单身外出行走，被汉人用枪击毙；乌里堪纳齐布牛录下属有两个前往盖州的满人，被汉人半路杀死；尚间崖有三个满人前往广宁，被汉人和蒙古人一起全部杀死。为此，努尔哈赤下令，不许满人单身行路，必须集十人以上结伴同行，否则罚银。可见民族矛盾和相互间的仇杀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火焰越燃越烈，有不少地区还出现了汉民反抗后金残酷统治的武装暴动，直接动摇了后金奴隶制政权统治的基础。

据史料记载，从天命六年（1621）到天命十年（1625）的四年间，先后在金州、镇江（今辽宁丹东）、复州（今辽宁复县）、海州（今辽宁海城）、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出现了反抗后金民族压迫的大规模武装斗争。天命六年（1621），镇江陈良策率军起义，其所属的汤站、险山堡汉民也纷纷响应，活捉了后金守城游击佟养正，并将其送给了明朝惩治；天命八年（1623），复州城一万一千多名男丁起义后，投向明朝；天命十年（1625），海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朝驻鹿岛的将领毛文龙，袭击本屯的满人。就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地，爆发了反抗后金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据努尔哈赤在文书中说：“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于明国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明朝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亡，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从这份文书可以看出，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一浪高过一浪，最后发展成广大辽民团结起来举行大规模的暴动。另据《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促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可见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的规模更加声势浩大。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六月，复州城汉民无法忍受后金的民族压迫和残酷统治，有一万余男人组织起来进行暴动。在辽河以西，除大量入关和迁徙河东之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也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占据十三山以自保，决不降顺。在托兰山、长山岛、岫岩，起义暴动的有一万六千多人。在镇江，起义暴动的达三万二千人。辽沈地区汉人反抗后金统治、民族压迫的斗争，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后金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他们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这种严峻的民族矛盾与国贫民饥的政局，极大地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军力。加之西有明朝强敌，北有蒙古，东有朝鲜，东南海上又有毛文龙盘踞皮岛不断侵扰，使后金政权面临四境逼处的危境之中。

沈阳故宫大政殿和十王亭

努尔哈赤对后金政权的艰难处境已有所察觉。他清楚地认识到，如继续据守在辽阳，必将处于四面包围之中，自己几十年开创的王业必将毁于一旦。为了能保住其在辽沈地区已经取得的统治地域，暂时回避辽沈汉人反抗的锋芒，摆脱当时国中的危局，就不得不进行战略上的转移。他决定舍弃辽阳新城迁都到沈阳，就是想以此缓解民族矛盾和国中危难。那么后金汗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都城是何时所建的呢？据新发现的《侯氏宗谱》记载，努尔哈赤在正式决定迁都沈阳之前，已于后金天命九年（1624），委任骠骑将军侯时虎之子侯振举为千总，率人到沈阳，在建州老城内，为其草创了汗王宫、大政殿与十王亭，以备迁都后御用。

据《海城县志》和新发现的《侯氏宗谱》记载：“余侯氏世居于晋地，历来科甲及，我大清长白发禅而创业于东土，即升余始祖时虎公以为辽东东宁卫都指挥使，特授骠骑将军，是以余曾祖振举公随任关东，一同辅弼太祖高皇帝兴师吊伐，以得辽阳，即建新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殿，即命余曾祖振举公董都督其事，特授夫千总之职。后于天命九年间迁至沈阳，复创作宫殿龙楼凤阙……赐予壮丁六百余名以应运夫差役驱使之用也。余曾祖振举公竭力报效，夙夜经营其事，选择十七名匠役，皆竭力报效，及大工告竣并未动用国帑，亦役耽误大兴彼时，即仰蒙太宗文皇帝钦赐云骑尉之职。”

由此可知，天命九年（1624）努尔哈赤即命骠骑将军侯时虎之子侯振举为千总，并派给工役六百名，选择匠役（工程技术人员）十七名，在沈阳老城旧址处为其草创了汗王宫、大政殿与十王亭。根据文献记载和时间分析判断，现今沈阳故宫最早的两组建筑——汗王宫和外朝大殿、八旗王亭应该就是为迁都使用所草创的沈阳新都，由此也证明沈阳故宫最早创建的年代可认定为天命九年（1624）。

康熙八年（1669）绘制的汗王宫图

汗王宫现已不存在。努尔哈赤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后，就一直居住在这座汗王宫。它位于明代建州卫老城内，在老城北门镇边门（称九门）西南邻。沿今沈阳故宫“文德坊”北行（称通天街），越中心庙，经过铜行胡同、中街，再向北直抵老城根便是。这座宫殿建筑群坐北朝南，正南为山门，入门为第一院落，东西无对称建筑；第二进院落建在最北端一米高的高台上，山门为第二进院落的正厅，中间有御路相连；沿石阶而上，越过第二进院落的山门，正面便是一座三间的正殿，建筑形式为硬山式，殿顶满铺黄琉璃瓦镶绿剪边。正殿东西两侧各有面阔为三间的配殿一座。汗王宫的配殿墙门楼、配殿屋顶均用绿色琉璃瓦铺面，进而使整个汗王宫的建筑群体错落有致，主次分明，配置和谐，显得非常庄重典雅，且小巧别致，独具一格。

大殿（亦称大政殿）与十王亭建在明建州老城内中心庙之南侧。大政殿是处理朝事的外朝大殿。殿身通高十九米，为八角重檐攒尖式建筑，殿身和殿顶由内外四十根金柱支撑，殿身八面则用红木隔断门组成，可任意开启，不砌砖石。殿顶满铺黄琉璃瓦并衬以绿瓦作剪边，殿顶正中为五彩琉璃三重相轮宝珠，宝珠的四周呈放射状，向八角延伸。重檐十六条五彩游龙琉璃脊，脊上饰有八个造型逼真、神态各异的蒙古力士，牵引着八条铁链，象征着八方归一。在大殿的两侧向南，呈雁翅形排列着十座一模一样的亭子——左、右翼王亭和八旗王亭如众星拱月错落有致，与大政殿构成一组广场式殿亭建筑，是后金奴隶制社会君臣合署办公的重要标志。

综上可知，努尔哈赤突然宣布放弃辽阳新建的东京城，迁移、退回到比辽阳小十倍的沈阳，主要是因为后金国当时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是努尔哈赤采取的暂时的战略性转移。对于他本人来说，此举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定。然而对众贝勒来说，才刚刚享受到占领辽沈地区的胜利成果，从赫图阿拉兴京迁到辽阳，马上放弃已到手的权力和财产，他们当然要反对。文献上记载的努尔哈赤当时为了稳定军心说服众贝勒迁都所说的理由，只是表面，根本就不是问题的实质。

所以，尽管遭到众贝勒的反对，努尔哈赤还是在正式决定之后一月之内迅速进行战略转移，撤退到沈阳，住进了侯振举为其新建的汗王宫。关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满文老档》这样记载：“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于辰刻从东京启行，在其父祖墓前供杭细绸，又在二衙门杀牛五头，午时烧了纸钱，在辽阳城匆匆告祭祖灵之后，便率领兄弟子侄妻儿老小和数十万官兵人等，只用一昼夜的时间遂去沈阳，于虎皮驿住宿。初四日至沈阳。”这一史料充分说明当时后金国中形势的严峻程度。也就是说，从决定迁都沈阳起，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举朝转移，全部撤退到沈阳，如果事先没有建好宫苑作住处，要解决满朝上千人的吃住问题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努尔哈赤突然决定放弃辽阳而迁都沈阳，虽然从历史记载中看似充满种种疑惑，但只要从后金进入辽沈后所实行的败政和所面临的危难情势进行剖析，答案就如此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