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作刀枪笔为弹_抗战故事

纸作刀枪笔为弹_抗战故事

抗战一周年前夕，由于郭沫若等的帮助和努力，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此时正值中国人民保卫大武汉之际，绿川英子由郭沫若推荐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对日科做对日广播工作。绿川英子心里充满自豪和骄傲。她喜悦地写道：“国共合作已完全实现。抗战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性的抗战了……我看到了、听到了和感觉到了我终生难忘的东西，而这些也定将感动任何国家爱好正义的人们。”绿川英子为能为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战事业出一把力而高兴，她全力以赴地投入对日广播。

“日本听众们，你们好，这里是中国电台的日语广播节目。此时此刻，你们也许在紧张地工作，也许在家休息。但是，请别忘了，由于你们国家的一群法西斯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别国，伸向了整个亚洲。不仅给别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把自己国家带进了罪恶的深渊之中。朋友们，再不要为他们卖命了，站出来，为了维护正义、维护和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绿川英子充满战斗激情地站在麦克风前，对日本兵大声疾呼：“敌人只有一个——法西斯。”她用“柔和的嗓音制造出电闪雷鸣”，流畅的日语如一把钢刀刺向日本侵略者的心脏，使敌人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一个电话兵因偷听了她的对日广播从前线叛逃了，此后士兵叛逃事件屡有发生。

绿川英子以自己无可争辩的工作投入中国的抗战，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她参加群众集会，在欢迎英国女作家阿特丽的茶话会上，她说：“我非常抱歉，因为我不会说中国话和英语，也不好意思用侵略者的日语，只得用世界语说话，因为世界语代表着人类的爱及和平。”(www.guayunfan.com)这几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出自一个日本妇女之口，可谓一字千金。诚然，日本语是包括日本劳动人民在内的日本民族的语言，然而，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炮火笼罩下的中国，日本语所代表的是疯狂的侵略与惨绝人寰的暴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强盗，自然也合乎情理地厌恶日本语。而绿川以一个日本人的身份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可见她当时确实是爱中国人民之所爱，也恨中国人民之所恨。

她还怀着与“阔别已久的乡间姑母”相见的美好心情，会见了东北抗日女英雄赵老太太。

“我很对不起你。”赵老太太在仔细打量了绿川英子后微笑着说。

这句话是如此突兀，以至于绿川英子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是个日本人，而她是众所周知的抗日战士。绿川英子感到很困惑，于是十分抱歉地说：“不，倒是我应该请你原谅。”

此刻，她心里确实感到自己有错，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过错。是谁侵略了和平安宁的农村而把这位老太太赶上了浴血斗争的战场？

“你到我们中国来帮助我们，谢谢你！”

“你以为我们恨日本人，那你错了，侵略中国的只是一部分日本人，主要是法西斯统治者。请转告你们日本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

听到这儿，绿川英子感动极了，她回去后就用世界语译下了《赵老太太会见记》一文，投寄给《抗战文艺》。文中讴歌赵老太太“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母亲”。她同时发出呼吁：“日本的这样的妇女在哪里呢？阻止儿子们去屠杀无辜的邻人，组织每一个妇女，不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到非人道的屠场去，这样的日本妇女在哪里呢？”以此来唤醒日本人民起来反对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

绿川英子在武汉保卫战中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但她仍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为鼓励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绿川英子特地用她来中国一年多时间学的中文，给中国士兵写慰问信，“向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挚的敬礼”。她写道：“假如我有百个身体，要到前方的日本军队去，同他们好好谈一谈，不让他们再杀中国兄弟、中国老百姓；假如我有千只手，要到所有战线去，给你们中国士兵绷一绷受伤的地方，替你们洗一洗衣服。”这些发自内心的感人言语至今还能让我们感受到她那博大的情怀。

武汉失守后，敌人查明“用流畅的日语恶毒地对祖国作歪曲广播的‘娇声卖国贼’原来是‘赤色’败类长谷川照子”，对此，他们恼羞成怒，千方百计地想暗杀她。对于日本侵略者称她为“卖国贼”，绿川英子的回答是：“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叫去吧！我对此无所畏惧，也问心无愧，不过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的同胞而感到耻辱。”

1938年冬天，绿川夫妇来到重庆，先仍在国际宣传处对日科工作，后到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三组（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组）作对日广播。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重庆的环境对绿川英子越来越不利，加之长期的劳累奔波，营养不良，她得了肺结核病。但她毫无怨言，仍以满腔的热情坚持工作。日语和世界语是她向日本侵略者战斗的两大武器。她的日语广播，她亲笔写的或者经过她修改的日文宣传小册子，都是亲切感人的文学作品，对反对侵略战争、擦亮受蒙蔽的日本军人的眼睛起到了引路火炬一般的作用。原日本侵华部队华中派遣军某部通信兵锐之助曾这样说过：“重庆广播，偷偷倾听。那流畅的日语，心中不能平静。”

绿川英子是重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的主要撰稿人。《在五月的首都》《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日本学生的侧面》《失掉的两个苹果》《她们在战斗中前进》等，都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1941年绿川英子还用世界语翻译了日本作家石川达三揭露日军残暴罪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这些作品在当时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号召力。

时局吃紧，愈来愈多的限制令使绿川英子感到窒息。她说：“近几年来外界发生了向着光明的巨大变化，然而这个雾都仍然被雾笼罩着。在雾中我看到了许多在战斗的中国不应有的事情。”她渴望着光明，并为此而默默地工作着，继续用笔辛勤耕耘。绿川英子为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写稿，1938年12月18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出钱》，号召人民义卖献金，支援抗战。

同月29日是世界语的创建者柴门霍夫八十诞辰，绿川英子发表了《致全世界世界语同志的信》。信中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号召全世界的世界语者团结起来打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去年秋天我看到了闸北地狱般的大火……烧了三天三夜。今年春天在中国南方人口最多的城市广州，我经历了可怕的空袭——几十架飞机每天狂轰滥炸五六次。受伤的人们在倒塌的房屋下困难地呼吸，街上横陈尸体，身首各异，孩子和妇女躺在地上，甚至还有被炸出娘肚子的初生婴儿。”“一个无辜的孩子被他们从母亲的怀抱中夺去，作为魔鬼的玩物。他狂哭起来，不停地哭，忽然他的小胸脯被尖利的军刀戳穿了。同志们，请你们相信这些事实吧，因为它还在发生着，他们被抢去抽血，一滴也不留，都注射给重伤的士兵。一个小孩子无力地晕过去，于是他被活生生地装在麻袋里抛入河内或海里。（唉，仅长江江面上就已发现了多少这样的小尸体啊！）”“我永不怀疑：即使没有外援，不管困难有多大，中国定将继续抗战下去，并获得最后胜利……因为中华民族不只是为自身的解放而战，也是为人类的和平而战。”

对于绿川英子为中国人民抗战做出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聚会庆祝郭沫若回国四周年时，绿川英子见到了敬爱的周恩来夫妇。

周恩来笑着对绿川英子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你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女儿，是真正的爱国者。”

听到这话，绿川英子很激动，她深深地向周恩来鞠了个躬，深情地说：“这是对我的最大鼓励，也是对我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意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

当与会者签字时，邓颖超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名字的旁边，并且说：“我们并肩作战！”

同年11月16日，重庆各界人士集会庆贺郭沫若五十寿辰及从事文学创作25周年，绿川英子撰写了《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向郭沫若致意。郭沫若则兴奋地即席在绿川英子的一块红绢帕上题诗致答。

在重庆的几年是绿川英子从事写作和翻译最活跃的时期，她为报纸杂志写了很多文章。如1940年3月8日妇女节她写了《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1942年七七事变五周年时她写了《黎明的合唱》等文章。这一篇篇文章如匕首利剑刺向敌人的心脏，将敌人的残暴罪行暴露无遗；这一篇篇文章又如战斗号角，吹响了向敌人进军的冲锋号，鼓舞着人们将抗战进行到底。1943年至1944年，绿川英子用世界语写了自传性作品《在战斗的中国》。在书中，她自豪地写道：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在一起。

抗日战争后期，绿川英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担任《反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8月15日的夜晚，在重庆市郊一间简陋的房屋里，绿川夫妇与几个中国朋友在一起。

忽然，一阵阵爆竹声自远方传来，越来越响，临窗俯瞰，又见火把光点点行行，他们惊奇地侧耳倾听着……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闯了进来，狂喜地喊道：“日本投降了！”“家乡解放了！”这惊雷般的消息一扫几年来大家心头的积愤，晶莹的泪花闪耀在每个人的眼里。绿川自语道：“日夜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大家紧紧搂在一起，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这是终生难忘的时刻！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唱起国际歌。平日很少唱歌的绿川，这时唱得是那么的起劲、动听，大家拭泪相视，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当晚，山城人民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地走上街头游行，绿川英子也加入了这幸福人群的洪流，与中国人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