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先不叫柯棣华_抗战故事

他原先不叫柯棣华_抗战故事

1910年10月10日，柯棣生于印度孟买省的绍拉普尔，原名叫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柯棣是姓，柯棣华是他到中国以后才改的名字。

柯棣华

柯棣的父亲是一个工厂的办事员，母亲为家庭妇女。他们兄妹共七人，他排行老二。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养家，生活非常一般。(www.guayunfan.com)在小学里，柯棣的学习成绩极好，每次发榜，总是名列前茅。可校长并不喜欢他，因为这个小职员的儿子并不温顺，总会提出些问题，诸如为什么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等，惹得校长很生气。于是他想方设法教训这个孩子。一次，柯棣参加全国竞赛，尽管他的成绩优秀，可是大权在握的校长硬是把奖学金给了别人。

1920年，柯棣学业期满后，终于离开了这所令人生厌而又充满不公的学校，进入公立英语诺思科特中学。

这一年，一种流行病席卷了整个印度，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在乡下，每天都有人不知不觉地倒下，村里不断抬出死人，其中还有不少孩子。这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夭折了，让家人痛不欲生。少年柯棣目睹此情此景，心中充满悲痛。充满同情心的他想知道，这是什么病？全印度死了多少人？有什么药可以医治？

后来，他从一本谈印度土地问题的小册子里得知，原来是西班牙流行性感冒，在农村的死亡率高达50%。这种病并非无药可治，是因为百姓生活太过贫困，无钱可治，这使柯棣极为伤心。不久，又有人告诉他，印度人的平均寿命与英国人相比悬殊，在加尔各答，印度人平均寿命不过26岁，而英国人竟达70岁。柯棣听后，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暗自下定决心：为拯救苦难中的祖国和人民，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名医生。

柯棣如愿以偿，1928年，他抱着医学救国的理想，进入得干学院，就读医学预科。1931年5月，他来到孟买，在戈瓦德汉达斯·桑达尔达斯医学院深造。第二年，又考入历史悠久、享有盛誉的孟买格兰特医学院。经过数年的寒窗苦读，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生理学助教，后又成为住院医生。

柯棣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他并不满足自己获得的小小成绩，积极准备到英国留学，以取得更高的学位。就在这时，中国人民决心抗日的消息越过喜马拉雅山传到印度。援华运动在印度广泛展开，声势越来越大，富于正义感的柯棣再也坐不住了，他的内心在燃烧，经过深思熟虑，他毅然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放弃留学，到中国去。从此，中国抗日的队伍中又多了一名外籍志士。

是时，从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前线归来的爱德医生，在国大党及尼赫鲁的支持下，呼吁组织一支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一行动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在孟买专门成立了一个为医疗队募集资金和挑选人员的委员会，还把1938年6月29日定为“中国日”。

柯棣得到消息后立即前往报名，当时，申请援华的医生已达700多名，柯棣为了争取获得批准，专门给委员会主席写了一封热情而恳切的信。不惟如此，他还亲自登门，尽管主席指出做这件事需要勇气和意志，很可能会失去很多，但柯棣毅然决然表示愿意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真诚地希望被录取。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乘车从孟买回到绍拉普尔，请父亲出面，专程去会晤这位主席。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柯棣终于被批准加入印度援华医疗队，他兴奋不已。

8月底，援华医疗队正式组成，队长为爱德，副队长是卓克，队员有柯棣、巴苏和木克。8月31日，孟买国大党委员会和当地劳工组织召开群众大会，欢送援华医疗队一行。9月1日午夜，医疗队乘坐英国邮船“拉吉普塔纳”号离开孟买，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途。

为了尽快熟悉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在邮船上，柯棣与巴苏传阅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著作。船上正好有两位从海外留学归来的中国人，其中一位对中国抗日形势非常了解。柯棣和他结识后，两人很快就成为好朋友，柯棣每天边向中国朋友学汉语，边认真学唱《义勇军进行曲》，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前线的战斗情况。

9月17日下午，医疗队抵达广州。他们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和广州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短短几天，所到之处，柯棣被群众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打动，他感受到无穷的力量。

印度援华医疗队于9月29日到达武汉。次日晚上，董必武、叶剑英代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四川饭店设宴欢迎柯棣一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德国友人王安娜等担任翻译，凯丰、叶剑英分别代表中共中央、八路军致欢迎词，高度赞扬了来自被压迫民族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前来支援中国抗战，并且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主张。在为印度独立祝酒时，柯棣和他的伙伴们放声高唱，他们用英语唱《红旗》，用法语唱《马赛曲》，用俄语唱《空军之歌》，用中文唱《义勇军进行曲》，用德语唱《国际歌》。大家兴奋极了，巴苏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第一次被邀请参加充满着这样精神的聚会。语言和肤色的不同，一点也没有影响我们心的贴近和建立亲密的感情。……当我们深夜回到住所时，我们渴望与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下在陕西前线与日本人英勇斗争的八路军在一起。”

为了了解八路军普通工作人员的生活，翌日，柯棣和其他队员专程访问了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按照八路军的标准，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每人菜金仅八分钱的午餐。柯棣看到八路军的领导与战士同甘共苦，过着简朴的生活，不禁对八路军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之情。在离开“八办”时，年轻的柯棣紧紧地拥抱了八路军指战员。在以后的几天里，不管对谁，他都要夸赞共产党、八路军。

10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医疗队全体成员，爱德队长向他逐一介绍。当介绍到柯棣时，周副主席亲切地拍着柯棣的肩膀说：

“看得出来，你还很年轻，多大岁数了？”

“我……才28岁。”柯棣有点拘束。

“好啊！”周副主席又说道，“你还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

柯棣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他坐在周恩来身旁，像拉家常一样谈着中国、印度、喜马拉雅山……会见中，爱德队长表达了他们要到八路军中工作的愿望。周副主席表示欢迎，不过，他考虑到国共关系与统一战线问题，建议医疗队最好先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一段时间，再奔赴八路军或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于是，医疗队先在武汉两家医院工作，武汉撤守前夕，又转移至宜昌。11月下旬，再撤退到陪都重庆。这期间，医疗队目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不愿再为其服务。他们认为，当局已经不能担当挽救中华民族危亡之重任，于是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赴延安的请求。在他们心中，延安是革命者向往的圣地。但当局敷衍搪塞，直至出动戴季陶、孔祥熙等大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他们留在重庆。

柯棣华

医疗队员们为了表示援华的决心，一致决定在每人的姓氏后面加上一个“华”字，从此人们就亲切地称呼他们为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同时，他们积极地与国民政府交涉，要求去八路军中工作。

1939年1月，印度援华医疗队全体成员在重庆。右起：巴苏华、柯棣华、爱德华、木克华、卓克华

即将成行之时，柯棣华怀着美好的憧憬，分别给印度的家人和朋友写信。在信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必胜的信念，并表示愿为之贡献力量。

可就在临行前即1939年1月22日，柯棣华接到一封家书，父亲去世。按理，他应该回家料理父亲的后事，照顾年迈的老母及年幼的弟妹，但柯棣华说：“我父亲已做出了最大的牺牲，目前对我来说只有一条路可走：为了工作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用这种方式来报答父亲对我的爱。”“我们来中国若不到延安，就是没有达到目的！”他毅然决定随医疗队离开重庆，奔赴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