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佛教的兴起和契丹对佛学的演化

云南佛教的兴起和契丹对佛学的演化_蒙元以来云南契丹后裔

13世纪初叶，蒙古族兴起，成吉思汗统一中国后，佛教和道教都得到元王朝的支持。当时云南佛教是由中原传入，并与原先传入云南的佛教融为一体，发展成今天云南的佛教教派。云南佛教分为两个流派：一是密宗，一是禅宗。

密宗，该教包括喇嘛教和阿吒力教，即谓“居山寺曰净戒，居家屋者曰阿吒力。”［7］喇嘛教是在南诏时代，由西藏、四川及西北等地传入大理地区的。阿吒力教则在南诏王劝丰祐保和二年（825年），由印度僧人普力陀诃传入南诏。［8］也有谓保和十六年由印度僧人替陀屈多传入，并奉陀屈多为阿吒力教派始祖，之后大理便成为阿吒力教派的中心，然后向滇中、滇北一带传播。阿吒力教派活动是习梵语、梵文，为人跳神念咒，祈灾禳祸，所以各种民间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阿吒力教派。阿吒力教虽称佛弟子，实则与女巫男觋无异。虽系密宗一派，实非原来印度的密教，而是在云南发展起来的一种教派。

禅宗，首先是由东印度传入西藏和中原，后再传入滇西，或直接传至云南。张士麟《云南通志稿·宗教考》记载：

滇省自古属于东印度，本阿育王国封，大迦叶尊者受世尊嘱，入定于鸡足山，地在今宾川。(www.guayunfan.com)故在有史以来，云南高僧辈出，称为僧国。《新纂云南通志》亦载：“滇之佛教传闻于汉晋，兴隆于唐宋，昌于元，盛于明而衰于清纪。”概括了历代王朝更替中佛教的盛衰。

据文献云：佛教于唐初便通过南诏、唐朝及吐蕃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交往的渠道传入，是可信的。在唐宋期间，云南佛教鼎盛，佛寺林立，佛塔迭建，佛教文化盛极一时。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十分尊重佛学，尊其首领八思巴为“国师”，并“授以玉印”［9］。

于是元朝由中原传入的禅宗和唐宋时传入的禅宗势力迅速在云南得到发展，而当时号称“禅宗第一师”的云鉴和尚为云南的禅宗广泛传播做出重要贡献，从此禅宗势力取得同等保护和发扬的政策，致使云南佛教日益得到发展，寺庙建筑达到30余所，其中昆明辖区内的寺庙，便有圆通寺、五华寺、大德寺、华亭寺、佛广寺（太华寺）以及雄辩法师住持的筇竹寺；此外还有通海秀山的普光寺、涌金寺等。

元中期，积极倡导佛教，而使佛教文化得到蓬勃发展者，首当归功于临安府都元帅，后任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的契丹政治家、教育家述律杰。述律杰曾两次奉元帝之命入滇行施政务，一次在明宗至顺元年（1330年），第二次在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述律杰自任职以来，不仅执掌全省军政大权，还遍走滇中一带的佛教圣地，宣传佛教，写下不少佛寺碑铭，盛赞佛教文化真谛。至今还留下他所撰写的碑铭石刻，计有：昆明西山华亭寺的《启建华亭山大圆觉禅寺碑文》，昆明北门街的《重修大胜寺碑铭并序》（寺毁于明代，碑文拓片今存云南省图书馆），昆明筇竹寺的《玉案祖师雪庵塔铭》，昆明《宝珠山能仁寺之碑》，通海秀山的《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等，是研究云南佛教的珍贵文献。［10］

以上述律杰所撰写的碑铭，记载着当时云南佛教的传播和政治、经济等情况，记载着篆额人的职务、姓名，落款和撰写年月，参与书丹者等。如《重修大胜寺碑铭并序》是述律杰于元大德三年（1299年）所撰，书丹者是奉议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许绍祖，篆额是征事郎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照磨许或。其碑铭曰：

古滇中庆（即昆明）之盛观也，山秀海明，地灵人杰，有王邸省宪总会之府，而碧□〔鸡〕金马，太平圆照，华庭宝珠，玉案金台，绀宗琼楼，皆佛神所在。居民慕善斋洁，茹苦淡食，手捻□〔菩〕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

《普光山智照兰若记碑》，撰写时间不详，但立碑当在元宣光七年（1377年），阳面记载着普光寺始建于道隆己酉年即宋淳祐九年（1249年）和铁牛大德和尚主持寺院以及佛教兴盛外，还赞美秀山风光绮丽，寺院宏伟，记载了佛教在通海的传播和第一所普光寺的建盖日期。碑文内容又阐扬佛理，赞扬佛教等，通海佛教由此而兴，佛寺也随之相继建立。

《启建华亭山大圆觉禅寺碑》于元至正四年甲申（1344年）岁季冬腊八日立石，原刻已佚，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山恒明重撰文刻石，碑文记载华亭佛寺建筑的地理环境和风貌，佛教的历史渊源和佛寺盛况。

图27﹣1　通海秀山普光寺元代建筑

《玉案祖师雪庵塔铭》于至正六年（1346年）由当代玉案山嗣法妙门智圆立石。按，雪庵塔在雄辩塔前，铭文主要叙述祖师雪庵传授佛经盛况。《滇释纪》载雪庵法名玄坚，俗姓王，古滇龟城人。至元二十一年甲申（1284年），雪庵年三十，礼雄辩法师剃度。大德庚子（1300年）梁王松山命其主持玉案法席，延祐六年（1319年）圆寂。玄坚乃前文所提，是元初最负盛名的云南高僧。

综观述律杰所撰写的诸多碑铭，可看出他积极为在云南弘扬佛法、传播佛教做出了重大贡献。

明清以来，落籍云南的契丹后裔，一直继承祖先对佛教的信仰，凡属契丹人或契丹人和汉人聚居的村寨，都笃信佛教，并建盖着较大规模的佛教寺院。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正确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除坚决将一些反动会道门取缔外，对于民间信仰的儒学、佛教、道教都予以扶持和保护。许多县市还签发文件准许成立佛教协会组织。如中共施甸县委组织部〔1992〕02号文件，批准县内契丹人和汉人共同聚居区的四座佛寺成立佛教协会，并将由旺的土主庙改为“少保寺”，甸阳长官司佛寺改为“凤溪寺”，仁和镇沙墩寺改为“龙溪寺”，姚关镇佛寺改为“双龙寺”等，体现了党和人民政府对佛教的关怀。值得一提的是，侨居海外的东南亚各地的契丹后裔亦普遍信奉佛教。如原籍施甸大楼子村，现泰国清迈佛教协会副主席蒋必斗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率泰国佛教考察团来云南考察访问，并代表泰国佛教协会赠与昆明圆通寺一尊镂刻精美的汉白玉释迦牟尼佛像，现一直供奉在圆通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