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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苏东坡_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

时间:2022-06-23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学士苏东坡_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学士,泛指读书人,学者。而始于苏东坡的宋代士人则不同,渐渐不再以退隐作为修身的必要条件,也不以仕进为人生的充分目标。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苏东坡,是宋代士人圆融处世的精神典范,表征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一个精神成果,一种凝聚历史个性的士人文化人格。苏东坡的品性,就是宋代全面成熟文化的表现。苏东坡一生有才有能,既带来仕途荣耀,也致经厄历难。

学士苏东坡_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_中国士人的故事

学士,泛指读书人,学者。“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庄子》)“省文章既不晓,覩学士如草芥。”(晋·葛洪《抱朴子》)“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每逢学士真儒,叹息踧踖,愧生于中,颜变于外。”(唐·韩愈《答殷侍御书》)

宋时是一个人格丰富的朝代,人与人不同,士与士有别。苏东坡、王安石、二程(程颢程颐)处同一个时代,知识风格和生活趣味大相径庭。如果说王安石荆公新学讲“攻”之凌厉,趣味在求真;二程洛学讲“守”之老成,践行在成善;苏东坡蜀学讲“通”之圆融,则可称之美。学术趣味决定生活态度。与王安石“君不尧舜,世不三代,不止也”[1]的政治志向不一样,苏东坡追求“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2]的艺术化生活,是一个把品性视作生命的文化人。简言之,王安石勤于做事,苏东坡闲于做人。

一般人都会说苏东坡是一位了不起的词人、文学家,是李白之后“第一豪放词人”。评价是够高的了,但是秦少游认为这没有点到苏东坡的痛处。在《答傅彬老简》一文里,他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3]

说苏东坡诗词文章好,看似抬举,实则贬低。原因就在于苏轼可尊之处,不止于文,更在于人。汉唐以前的士人人格,基本上是二维的,或进或退,或仕或隐,二者取其一。而始于苏东坡的宋代士人则不同,渐渐不再以退隐作为修身的必要条件,也不以仕进为人生的充分目标。他们在进中能退,在仕中能隐;在仕途通达时不得意忘形,在穷困之时能关心社稷苍生,且保持心气平和。于此,形成一种融进与退、仕与隐为一体的全新人格。早先如唐代大量存在的“士不遇”的悲鸣,至宋代已大为淡化,反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平和。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就是苏东坡,是宋代士人圆融处世的精神典范,表征了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中的一个精神成果,一种凝聚历史个性的士人文化人格。(www.guayunfan.com)另外,宋型文化的成熟是全面的,说全面是说其涵盖了政治、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在哲学领域的表现是其总纲,抵达了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完美融合。由唐前的“三教一致”,到唐代的“三教鼎立”,再到宋代的“三教合一”,所以宋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复合性”。[4]宋代全面成熟的文化,带动了宋时全面发展的人,即人格和才能的全面发展,那些文人士大夫们也大都是集官僚、文士、学者,甚至艺术家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苏东坡的品性,就是宋代全面成熟文化的表现。

苏东坡的品性表现,首先在博览群书,月映万川。在与其弟苏辙的一首诗中道:“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5]又道:“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6]意思说,三教学说犹如江河,虽有北南东之不同,但最终都汇于大海,归结为一。东坡之知情意通过博览兼容,融通儒佛道,可以获得源源不绝的精神源泉。其次表现在两起两落,勿喜勿悲。苏东坡一生有才有能,既带来仕途荣耀,也致经厄历难。他能在厄难中转换心境,出入进退,展现一种恬淡的生命风格。第三表现在诗意人生,艺术生存。苏东坡处在得失之外,物役之外,无往而不乐,吏隐已不再是一种仕处之际的过渡状态,而被改造成一种士大夫文化存在。对苏东坡来说,“东坡居士”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生存体验。李白、白居易曾以“青莲居士”、“香山居士”名其号,但在有唐一代这只是个别现象。到了宋代,以居士名号成为一种文化时尚。东坡居士也并非“居家学道”者,而是得求闲适生活与诗意人生的一种文化选择。最后表现在生活全能,文化全才。苏东坡集儒释道于一身,医学饮食、天文地理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全能。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为其作面面观,说: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7]

所以,苏东坡的价值秀出诗词文章之外,反映和涵盖了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和人生等各个领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人格范本,是中国古代一位最具全面文化才情的人。假如苏东坡能成一门学问的话,与其说是词格学,不如说是人格学。

苏东坡一生经历着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然在人生苦乐面前,他演绎出极强的腾挪适应能力。这个“极强的腾挪适应能力”十分醒目,对后来者应对人生苦厄有极大的示范作用。林语堂评价苏东坡“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乃一介真善美之完人。俗话说“少年说聪明,中年讲智慧,老年论修养”,苏东坡一生都做到了。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自叙“余本田家,少有志丘壑,虽为搢绅,奉养犹农夫”。[8]幼学时知识杂芜,八岁入学以道士为师,十岁以后,主要受儒家文化支配,也吸取诸家学说思想。“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9]后为了读书仕进,苦攻儒学斥道释。《答李端叔书》一信中,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10]苏东坡少年聪颖,跟道士张易简学习杨朱、老庄之说学得自由活泼;而搢绅家风,转为应举而苦攻家传儒学,也是得天独厚。嘉祐元年(1056),苏东坡二十一岁,父子三人结伴首次出川。经剑门,穿秦岭,到达京师(今河南开封)。七月礼部初试,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凭其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取为第二。同年,一同进士及第的有其弟苏辙,还有曾巩、程颐、章惇等共388人。

嘉祐六年(1061),苏东坡二十六岁,又参加制举考试,作《留侯论》。此文最显才华,入第三等。制举是皇帝为选拔“非常之人”而设置的特科。制举始于汉,皇帝亲自提出问题,策问应举之士,称之制诏,诏举贤良。汉董仲舒以贤良对策,脱颖而出,即其例。制举入第后,是年苏东坡才华外溢,策士之气收拾不住,不掖不藏不吝啬,一鼓作气作了足足五十篇策论。作家周作人以此嗤笑,说苏门三父子都有策士气,也就是逞才争胜,为写而写。苏东坡一生中总共作了一百篇策论,计有《易论》《书论》《诗论》《礼论》《春秋论》《中庸三论》《伊尹论》《周公论》《子思论》《孟轲论》《宋襄公论》《秦始论》《汉高论》《管仲论》《孙武论》《乐毅论》《荀卿论》《韩非子论》《贾谊论》《晁错论》《霍光论》《扬雄论》《士燮论》《诸葛亮论》《曹操论》《韩愈论》《思治论》《正统论》《续朋党论》等,繁富不胜车载,被人誉为“百年第一”。是冬,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评事”是阶官,只表示官员阶级的高低,不实任其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是差遣,即实际担任的职务。

后来,苏东坡人到中年,在《答李端叔书》一信中,反顾“专为应举”这一段生活,检讨自己“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聪明外泄,霸气外露。事实上,熙宁二年(1069)至熙宁九年(1076),苏东坡跳起来反对王安石新法,其言论汪洋恣睢,也是“贪得不已”,并非政治上立异同、树派系。“妄论利害,谗说得失”,仅仅是满腹才情关不住,“此正制科人习气”使然。“制科人习气”正是“聪明”时期苏东坡的一个很好概括。

中年以前,苏东坡以儒家学说为本,但也对各家学说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其间,写文章、上奏议,自然依凭儒家学说。孔孟的仁义礼智信,是他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度。

苏东坡评价历史人物写文章,从先秦一直品评至唐代。他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反映出宋代道德至上的风气。他亦不囿于传统儒家标准,对关键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也以经世致用的标准衡量之。这给宋代道德升格带来对立而同一的思辨味道,显示出独到的史学卓识,闪耀着洞察历史的智慧。在《子思论》中,分析孔子之道“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11]的原因,判断其得益于子思之论,圣人之道“皆出于”天下人所能行,世人没有非议而圣人之道不废。反推孟子“言性”,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结果是“论立而争起”。苏东坡在思辨逻辑下,缜密提出“轲之言有与经不合者”,批判性影射王安石道统论中“思孟之道”未可尽信,揭开了“宋人疑孟”的丕变学风。[12]在《孟轲论》中,探究孟子之学“至宽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后世或未之见也”。表明其辨孟与尊孟实相统一。更在《诸葛亮论》中点评人物与天下,说周代是仁义取天下而守天下,秦是以诈力取天下而守天下,汉是以诈力取天下而以仁义守天下,而诸葛亮则是“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诸葛亮有两面性,出山时“欲伸大义于天下”是行仁义;而主张袭杀刘表、夺取刘璋之国,则是“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13]可见苏东坡讲经世致用前提下,兼容并包其他价值,对儒家标准则予以偏爱。

元丰三年(1080)至元祐元年(1086),苏东坡人到中年,仕宦之涂困顿。苏东坡以儒学为本,在生活经历中对其他各家学说更有感悟和开掘。他从早年纵横之学的思维方法中,对各家各派有了辩证品评。一方面,他批评“夫学之大,莫大于性命”[14]之学风,在《议学校贡举状》批评性命之说“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超然无着而不可挹”,[15]其思想空泛不着边际。天下人如果都学庄子性命,“齐生死,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那么“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砺世磨钝者废矣”。[16]这种超然,对朝廷国家是不利的。另一方面,他也肯定老庄的方法论,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17]如果一味采用儒家直接、法家强权之法行事,固然痛快干脆,但是对自己的损害大大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他讲“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18],若用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苏东坡的观点与理路可谓广阔而缜密、思辨又实用。

溯源起来,苏东坡出生蜀地,从小有蜀学影响。蜀学渊源是以儒为宗、兼融释道。蜀学最大的特点,就是读书经世致用,科目兼容并包。历史学者侯外庐认为,“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19]蜀学在知识、思想和人格上的影响,滋养出人生豁达态度,这在中年苏东坡对待变故时,尤为突出。熙宁九年(1076),苏东坡四十一岁,是年中秋,作《水调歌头》怀其弟子由,又写《超然台记》,提出著名的“超然于物外”思想。两年之后,在徐州任上又提出“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说。这些“役物”不“役于物”等哲学思想的提出,是苏轼思想成熟的标志,是智慧人生的开始,对战胜仕途贬谪、生活磨难,有着重要的人生价值。他说道: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20]

进入中老年以后,苏东坡思想已经较冷静。元丰三年(1080),苏东坡四十五岁时,贬居黄州,寓居定惠院,后迁居临皋亭,开荒东坡十亩。后二年,自修草房数间,自题“东坡雪堂”,取号“东坡居士”。现实生活为其思想的复杂、深邃提供了客观条件,使他在痛苦中反思,渐渐趋于豁达。对儒释道各家的看法,较为客观、亲切,不再以势利的目光去看待各家学说。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五十九岁时二度遭贬。四月贬英州,六月再贬惠州,十月发落到广东惠州的贬所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欲成而炉鼎败。来日,忠州刺史除书到。乃知世间、出世间事,不两立也。仆有此志久矣,而终无成者,亦以世间事未败故也,今日真败矣。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也。信而有征。[21]

说自己已经认识到“世间”与“出世间”势不两立的缘故了。一贬黄州之时,始寻道术,以之去杂欲,试图借以消遣心中郁闷之气。但那时学道,久而无成。十三四年之后,又遭官司,二贬广东惠州,“真败矣”。这次世间事看似真溃败了。书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也”,老天总有成全世间之时。既然早先有出世间事的愿望,末了自然有了这次出世间之果实。幸甚幸甚!

两度贬谪,苏东坡思想境界已经彻底打开。一贬黄州时,道家逍遥游世的人生态度对他发生了重要影响,退隐之念油然而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22]不过,难免“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多情却被无情恼”,也有一丝失意状态下的伤感。二贬惠州时,更多地把佛老思想作为自己的人生指南。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23]。表明自己信佛老的旨意在完善人格、安顿人生。回想起在贬谪黄州的第三个春天,苏东坡写了一首《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24]

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已成为一种旷达的生活态度。

老来的苏东坡,心灵和感觉只有道家简化,滋养儒学伦常,犹如丹炉中融炼出了一颗砥砺合金。他的思想深处有释佛的风味,而性格脾气却又完全似孔孟在世。他善于理解佛道之理,经常与和尚道人处得情同手足,却将释道哲理注入骨鲠为儒的诗赋之中,给人既浑厚又迷离恍惚之感。

苏东坡一生著述,三教各有文体侧重。儒家是文章,道家是词赋,而佛家是诗歌。儒写文章用于治国,道写词赋用于治身,佛写诗歌用于治心。“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25]三千多首诗中,写禅道佛理有三百首,多写于老年时期。老年苏东坡借禅门玄宗放心养身,时又有耆儒的忠魂。“身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6]苏东坡在禅偈一般枯寂中,不与世俗同流,仙风道骨一般的躯体里,是怀贤之情和潸然之泪。这才是苏东坡的全真照影,是圆融的自画像。实际上,苏东坡诗文中描出的是一位儒家、道士兼佛教徒的美髯老者。苏东坡直观人生,进行了解构和重组,借“黄州惠州儋州”消解流放的悲剧意识,以达至“平淡”,借之建构自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玉美人格:

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27]

在一般士人眼里,“学而优则仕”,士不做官枉为士,是一个“官本位”价值系。一旦能够挣脱这种“仕”的束缚,士人在精神上就能够自由,因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士人安身立命还有一个“处”的价值坐标。但这两个坐标系中间,如果是一心求仕而不成,无奈去处,人格就被动扭曲。两汉士人在仕与处两方面都未能做好,两晋南朝士人在处的方面有突出表现。相比之下,隋唐士人在仕方面表现突出,而在处方面就委琐卑微,透露出奴仆心理。宋代士人不然,价值视域因“三教合一”而开拓,衣食生存因“优待文官”而无虞,[28]故宋代士人在精神物质两方面表现都要优裕于前朝往代。简言之,宋代文人士大夫形成了一种“儒道互补”的高地人格,构造了一个“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圆融人生。

苏东坡不是传统儒家。早期,议论纵横颇有战国策士之风;遭贬以后,对佛老典籍的兴趣明显增浓。但苏东坡并非功利而为之,接触佛道典籍并醉心其中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儿时。对庄子思想和文辞的喜爱,可说是生性使然。苏东坡之学佛典,源于父母好佛的家庭背景。“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文”说明少年时代主攻儒家经典,演习场屋文字的同时,也广泛涉猎了佛道典籍。嘉祐六年(1061)冬,苏东坡平生第一次与弟相别,苏辙寄赠《怀渑池寄子瞻兄》,哥哥旋即和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记东西。[29]

说人们明明该珍惜天伦之乐,但为光耀门庭、猎取功名,却制造一个又一个别离。为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人们竟又甘愿放弃家庭、忍受分离的煎熬。意思是,这分离值得么?其初入仕途,对于未来生活一种吉凶未卜的焦虑,也流露在字里行间。苏辙写“行人已度古崤西”,[30]专就相别情景写,说人愈远思念愈深,多一层人生历史深度,表现就很理智。苏东坡写“鸿飞那复记东西”,则生发一种人生忽忽、漂泊无主的感慨,带着较为明显的佛教色彩,哲理更深,已到了人生矛盾与无奈的两难处境。这种对于人生矛盾与无奈的认识储备,使苏东坡在日后保持了难得的沉着与乐观,表现出扬弃悲哀的人生睿智。

苏东坡对佛说自己“难化”。“佛法浸远,真伪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非我肉眼所能勘验”,[31]说自己其实并没有完全领会佛说。在给友人信中,说自己虽然诵《楞伽》,实无所见,对佛教更多的是理智的追求。但苏东坡能够知识通透的最大智慧处,是认识了各派学说,归结为一。儒释道三家宗旨都是救乱世,都是使人“止于至善”,各家知识殊途同归。这种知识观是博览群书和随着阅历的加深而逐渐铸成的。《记袁宏佛语》一文就集中反映了苏东坡对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思想相通相融的观点。正因为儒释道可以沟通,“世间”与“出世间”并非绝不相容。故身在仕途而心向山林,形迹受衣食之役而精神保持清净淡泊,不仅可能而且必要。由此,儒释道兼容,兼备各家而时用之,身处羁梏而精神独立完满,苏东坡并不认为自己驰骋于世间与出世间,在这样微妙境界中有什么不妥。[32]

苏东坡不是程颢、程颐那样的学问家,也不是王安石那样的政治家。林语堂说他是一个“高士”,是“富有创造力,这样守正不阿,这样放任不羁,这样令人万分倾倒而又望尘莫及的高士”。高士对人世的贡献,是因其以“高地人格”垂范。原则上,不以退隐作为修身的必要条件,也不以仕进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融进与退、仕与隐为一体。生活中,能谐能庄,还是一个异常尖锐的刀笔吏,讽喻析理,毫无阻碍。诗文书画俱佳,人格品行化为生活艺术,多情多才、亲切旷达。苏东坡这种无挂无碍的品性,在中国士人人格历史长廊里别具一格,熠熠闪光。日本学者在《士族与绅士》一文中尤其提到这一点,说道:

任何社会都不可没有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一群士人,今后的社会必须以绅士集团为中坚,绅士决非舶来者,而是士族的后继者。……绅士与昔日之士族一样,应成为道义、气节、趣味、礼仪的源泉。[33]

学士苏东坡就是这样“把品性作为生命”的人,如沙砾石中的一株绿树,为贫瘠乏味的生存提供生命力。

注释

[1] (南宋)岳珂:《桯史·卷十一·王荆公》,中华书局,1981

[2]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词三百五十二首·沁园春 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73.html

[3] (宋)秦观:《淮海集·卷三十·答傅彬老简》,维基,http://ctext.org/wiki.pl?if=en&chapter=770415&remap=gb

[4] 张玉璞:《“吏隐”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隐逸文化精神》,《文史哲》,2005年第3期(总第288期)

[5] (宋)苏轼:《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七·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一首》(下册),(清)冯应榴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九十一 祭龙井辨才文》,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47.html

[7] 林语堂:《苏东坡传·序》,张振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8]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书后五百六首·跋李伯时卜居图》,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85.html

[9]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七》,中华书局,1985

[10]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七十三 书十首·答李端叔书一首》,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29.html

[11]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四十二 论十首·子思论》,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998.html

[12] 详见张富祥:《宋人疑〈孟〉略述》,载《儒林》,庞朴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第522页

[13]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四十三 论十一首·孟轲论 诸葛亮论》,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998.html

[14] (宋)尹真人高弟:《性命圭旨·性命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15] (元)脱脱:《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列传第九十七·苏轼传》,中华书局,1985

[16]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五十一 奏议四首·议学校贡举状》,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07.html

[17] (春秋)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三章》,岳麓书社,2011

[18] (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变法》,中华书局,1977

[19] 引自蔡保兴:《试论苏轼三教合一的思想》,《淮北煤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20]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三十六 记十四首·答刘巨济书》,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992.html

[21]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一百一 志林五十五条·乐天烧丹》,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67.html

[22]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词三百五十二首·临江仙 夜归临皋》,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73.html

[23]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七十四 书九首·答毕仲举书》,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30.html

[24]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词三百五十二首·定风波》,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73.html

[25]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二十九 诗一百一十六首·惠州一绝》,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985.html

[26]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诗一百七十九首·自题金山画像》,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72.html

[27] 苏轼:《与侄书》,引自曾枣庄:《三苏文艺思想》,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第166页

[28] 宋代对文官士大夫之优待,钱穆列举了三个方面:第一,官俸高。第二,“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第三,恩荫制度。详见钱穆:《国史大纲·第六编 两宋之部》(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

[29] (北宋)苏轼:《苏轼集·卷一 诗四十七首·和子由渑池怀旧》,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957.html

[30] (北宋)苏辙:《栾城集·第一卷(苏辙古诗五十二首)·怀黾池寄子瞻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1] (北宋)苏轼:《苏轼集·补遗 书后五百六十首·题僧语录后》,国学经典,http://tool.uniuc.com/guoxue/ji-1085.html

[32] 杨胜宽:《佛道思想与苏轼仕途生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33] (日)松元三之介:《国权与民权的变奏——日本明治精神结构·译者代序》,李冬君译,东方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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