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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王子路易·夏尔

时间:2022-01-1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可怜的王子路易·夏尔历史学家勒诺特尔说,路易十七之谜就像鳗鱼的皮一样翻来覆去。他就是自从1793年1月21日国王在桑松的铡刀下人头落地以来,被所有的君主政体国家承认的法国和纳瓦尔的国王路易十七。从一辆大马车上,走下来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女士和国王的两个孩子:年轻的鲁瓦雅尔女士和年幼的路易·夏尔。对于路易·夏尔来说,生活真像人们传说的那么艰苦吗?

可怜的王子路易·夏尔

历史学家勒诺特尔说,路易十七之谜就像鳗鱼的皮一样翻来覆去。

圣殿(1)塔的巨大身影耸立在夜空。它庞大而粗壮,四角建了四座边塔。它,高45米,厚2.5米。公元1212年,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修建了这座古寺,它显而易见成为所有帮会中那个最神秘的帮会的中枢。

圣殿在朦胧夜色下沉浸在宁静之中。巴黎城也万籁俱寂。公元1793年至1794年的冬天,恐怖笼罩着大地。天一黑,巴黎人就闭门不出。

已经是夜里10点钟了。在其中一座边塔的中心部位,有一螺旋楼梯,此刻有一小队男人在风灯微弱灯光的照引下,沿着楼梯的石级向上攀登。4个人一律头上戴着翎毛,腰上缠着三色带。一名狱卒和一名男孩走在他们前面,后者拿着风灯。

他们先来到第四层。有一道门打开了,出现了两个女人,一个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则十分年轻。男人们默默地看了看她们,摇了摇头。两个女人退了回去,门又关上了。

这一队男人下了一层楼。他们通过一道铁门,然后通过一道木门,最后来到一座候见厅。那里有一只大锅在咕嘟冒气。这只锅很怪,它只是一支巨大的瓷管,它横跨候见厅与另一房间,结果将此房间的门完全堵死了。在锅的上面,剩余的空间被一个木头框架给堵住,这个木架上面又设有一个“窥视孔”。当时的邮差们称它为“天窗”。那是一块长60公分、宽32公分的白色玻璃。这扇玻璃窗能像牢房的窗口那样“滑动”。

这一群人走近烟雾熏黑的窗口。那位男孩举起风灯,大家伸过头去。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个模糊的人影躺在一张小帆布床上。大家默默地确认:“他在那里。”不过,偶尔也会有一名戴羽翎的人想表现积极一点,那他肯定是新来的。于是,在房顶下的古老石头上,响起了这样的问话:

“卡佩(2)!你睡了吗?你在哪里?你这条毒蛇,你站起来!”

这一切行动全是因为一个孩子,一个9岁的孩子,一个被监禁的孩子。

就在这里,在这间改装成牢房的房间里,在这无人光顾的陋室,给犯人的食物是通过锅上端的天窗递进来的;在那里生活着法国第40代国王的继承人,即路易十六的儿子。他就是自从1793年1月21日国王在桑松的铡刀下人头落地以来,被所有的君主政体国家承认的法国和纳瓦尔的国王路易十七。

有人朝着这位睡梦中的孩子发出了充满仇恨的喊声,“卡佩,快起床!”

人们可以想象,可怜的孩子如何在深夜被人从床上叫起来,如何跑向窗口,双眼因睡眠不足而发红,头发贴在脸上:

“是,先生……我已经起来了,先生……”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因为他们认出了小卡佩。沉重的铁门在黑夜里吱嘎作响。保安警察的脚步声在楼梯上渐渐消失。孩子又摸摸索索地回到床上。他的姐姐鲁瓦雅尔女士说:“人们常常不给他点灯。”她本人也同路易十六的妹妹伊丽莎白女士一起被关在上面一层楼。她还说:“这可怜的孩子快被吓死了。”

这种可怕的监禁生活,自1794年1月底以来就一直如此。也就是说,是从鞋匠西蒙和他的妻子离开圣殿时开始的。过去,小“卡佩”虽然被关在同一层楼里,但西蒙可以自由地对他进行“训导”。有一天,公社作出决定,迫使鞋匠同他的“学生”分手。人们没有为路易·夏尔(3)任命新的看守员,只是将他关押在一个改成牢房的房间里。更准确地说,人们将他禁锢起来了。当然,这个词的分量似乎不太够。

为什么?

历史上最大的秘密就产生于这个问题:圣殿之谜。

公元1792年8月13日傍晚,一列车队驰进了圣殿的院子里,停在毗邻最大塔楼的小塔楼脚下。人们东奔西跑,战士们携带武器,文职官员则穿得五花八门。从一辆大马车上,走下来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伊丽莎白女士和国王的两个孩子:年轻的鲁瓦雅尔女士和年幼的路易·夏尔。法国国王一家是遵循命运的安排来到圣殿的。8月10日,暴乱将他们从杜伊勒利宫赶出来。几天之后,共和国宣布成立。

路易·夏尔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他的爵位是他父亲诺曼底公爵留给他的。此时他只有7岁,因为他于1785年3月27日出生在凡尔赛。他身体瘦削,脸却长得很秀气,长长的头发呈黄灰色,两个蓝色的大眼睛显得很深邃。他用带有悲哀的好奇目光,环视这个使他感到迷惑的革命世界。

制宪议会下令将国王与其全家监禁在卢森堡宫。负责组织暴动的巴黎公社却越过这一界线,因为它决心加强专制。它宣布的法令毫无余地,整个国王全家应监禁在圣殿塔里。www.guayunfan.com

主塔共有5层,谜则发生在第三层,因为国王与太子后来就被关押在那里。

在各个边塔,后来改修了一个厕所,一个木柴灶和一个衣橱;楼梯则设在第四边塔里。楼梯设有边门,那是些装着沉重铁锁的门;在楼梯上还开了一个出口,只能弯腰迈步才能进去。在底层和第4层之间,类似的障碍有12处。在每一层楼梯平台,设有两扇门,一扇铁门和一扇木门,将进入“套间”的入口关死。在主塔的四周,是圣殿的边缘区,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缩小了的城区,也是封建统治的最后遗迹。它四周是一垛圆形墙,里面有好几座建筑:隐修院院长楼或院长宫,一座教堂,一座过去在很长时间里享有盛名的市场。这个面积125公顷的小城市拥有4000居民。当国王全家到达后,各边均新建80米长的围墙,将边缘区同主塔完全隔开了。

这位在凡尔赛宫和杜伊勒利宫长大的小亲王以后就住在这里。1793年1月21日上午,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小亲王为此痛哭一场。当她母亲告诉他说,他已经是国王时,他丝毫不感到骄傲,他太悲伤了。

有一天夜里,几名男人冲进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房间。他们粗暴地将孩子从母亲的怀里夺走。路易·夏尔哭泣不止。人们强迫把他带走。他又喊又抓,但仍被带到塔楼的下边一层。有人给他介绍他的“家庭教师”鞋匠西蒙。在这位面部毫无表情的男人旁边,站着他的老婆女公民西蒙。她笨拙地哄孩子,但孩子怕生人,不愿让她抱。

新的生活开始了。对于路易·夏尔来说,生活真像人们传说的那么艰苦吗?传说将西蒙夫妇过分丑化了。在一个世纪中,人们把他们刻画成情节剧里的可怕人物,幼王的泰纳尔迪埃(4)。历史学家G·勒诺特尔在国家档案里发现的资料意外地恢复了一个历史真相:西蒙夫妇给孩子买花、玩具、鸟等,上述物品的发票已经被发现。说句实话,鞋匠和他的老婆是很忠厚的人,他们尽量设法使“小夏尔”的日子过得愉快一些。

应该承认,太子较好地适应了这一新环境。保安警察多戎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住在楼上的孩子的母亲与姑妈忙着干活,弄出很大声音,这使太子大为恼火,他高喊:“这些臭娘们怎么还没有被砍头?”人们认为这一说法不可靠。

鲁瓦雅尔女士表示,她记得曾听见“太子每天同西蒙一起唱卡马尼奥拉歌,马赛人之歌和许多其他难听的歌曲。”孩子有很高的模仿能力。幼王的体力、智力发展均是正常的。

公元1794年1月19日,第4层只剩下两名女囚犯,即鲁瓦雅尔女士和伊丽莎白女士,玛丽·安托瓦内特此时已离开她们上了断头台。鲁瓦雅尔女士这样写道,“我们听见楼下有很大的响声,这使我们猜想,他(路易十七)可能正在离开圣殿;当我们通过钥匙孔朝外观看时,发现人们在搬行李,我们对此就坚信不疑了……我们一直坚信他已经走了。”

事实上,不是路易·夏尔,而是西蒙夫妇离开了圣殿。我前边已经说明,他们的离开是很重要的事件,现在应该回头谈谈这一问题。

自从公社“接管”了国王全家人的命运之后,圣殿有了新主人,即肖梅特(5)公民。

正是肖梅特任命文盲西蒙为小卡佩的“小学教员”的。1794年1月3日,又是肖梅特以公社名义规定:“任何因职务与工作需要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必须缺席的公社社员必须作出选择……”

这一项措施表面上看非常笼统,实际上只针对一名公社社员:西蒙。他将来能干什么?毫无疑问,10000镑的年俸——住房还不算——对他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但是,他是否能够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放弃公社社员的资格——这是人民对他的信任——而只要他的年俸?当月5日,他作出决定,放弃了卡佩儿子的“小学教员”的职务。这正中肖梅特的下怀。

后来的情况是,没有任命任何人替代他。总安全委员会与公社总务委员会认为进行“特殊监视”是不必要的。于是,1月19日,西蒙夫妇离开圣殿,并且将他们的衣物也带走了。

一项报告说,当天晚上,西蒙将卡佩“介绍”给4名警卫员。他们是公民勒格朗、拉斯尼埃、科歇菲尔和洛里耐。他们看见孩子“身体健康”,宣布鞋匠交接手续完毕。

从这时候起,采取了奇怪的措施,结果将这个8岁的孩子单独关押和隔离起来。为了将原来路易十六的房间改建成牢房,必要的工程一直进行到1月底。

19世纪的杰出历史学家德博歇斯纳既是保皇党又是科学院院士,他曾详细地描绘过牢房:牢房的门在“扶手的高度被割断,用钉子与螺丝钉牢,从上至下装上铁条。在扶手的高度,装了一块小木条,木条上边的铁条被分开,同其他的活动铁条组成了一个关闭了的窗户,窗户又被一支特大的锁固定起来……房间全靠第一个小房间的炉子的一支管子取暖。房间的唯一照明是装在铁窗对面的路灯。炉子的管道也是通过铁条伸进来的……”

长时间以来,这一描写遭到某些历史学家们的怀疑,他们不承认人们会去隔离一名孩子。这些历史学家们认为,德博歇斯纳先生的想象力促使他超越了历史的真实性所规定的这个唯一界限。

不幸的是,德博歇斯纳先生一点也没有夸大其词。几年前,保尔·圣—克莱尔·德维尔先生在国家档案里发现的丰富的资料和路易·阿斯蒂埃先生又对此进行的补充,完全证实了上述描绘。

所有的通路都上了锁。就连关起来的窗户上,还装上了安全锁与铁条栅栏。

一个炉子就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安放着,这样犯人就无法玩火。人们说,犯人同样是通过装有铁条的“天窗”接受食物。

在牢房里,光线一直是半明半暗的,一到下午,则成了一团漆黑。

小卡佩极少离开那张床。再说,床单也从来不换洗。床上满是虱子跳蚤。由于窗户从不打开,整个房间的气味很快就让人受不了……

保安警察每天来“认人”两次。他们要在记录本上写明,他们亲眼看见卡佩儿子在场。真实情况是,此时他们只看见一个孩子在场,他们通过牢房的昏暗光线,猜想那就是他。

这种可怕的监禁生活持续了6个月。

而谜就从这里开始……

因为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会对一个8岁的孩子采取如此残忍凶暴的措施。当然,公社的社员和国民大会的议员不是些感情用事的人,为了达到他们的目标,即实现自由,他们是不惜牺牲他们认为是“人民敌人”的那些分子。但是,他们并不是刽子手,也不是施刑者。在法国革命的历史中,未发现任何用毒刑拷打来进行审问的情况。因此,人们认为,采取上述措施,即将小路易·夏尔隔离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西蒙夫妇离开之前,人们相信,那孩子是路易十七。每天傍晚,有几十人看见他在房间或花园里玩。可是突然一切全变了。人们将孩子关在谁也看不清楚的牢房里。自那时候起,就很难有把握地断言,警卫员在一间黑屋子深处所看见的人影就是路易十六之子。

只是到了罗伯斯庇尔去世的那一天,即1794年7月28日,巴黎的新主人巴拉斯(6)才下令打开牢房。下列事实意义重大:巴拉斯“上任”的当天,他有成百件事情急需他去办理,但是,他认为仍有必要抽身去圣殿,去亲眼证实路易十七的存在。

眼前的情景使巴拉斯大惊失色。一个个子比较高大的孩子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枯瘦如柴。巴拉斯想让他起来走一走,孩子好像感到浑身剧痛难忍。他宣称膝盖一带很痛。确实,他的膝盖已经肿得很大,皮肤颜色发青。

巴拉斯十分感动,下令给孩子派一名“常务”看守员。于是任命让·克里斯托夫·洛朗担任此职。自那以后,孩子的条件大为改善。不久,又任命了戈曼作为洛朗的副手。两人负责使孩子保持卫生,穿戴整齐,并且同他玩耍,任务是很艰巨的。7个月前,那么欢乐活泼的孩子,现在竟变得那样麻木死板,几乎与痴呆无异了。

让·巴蒂斯特·戈曼是巴黎人。他到圣殿就职的第一天,洛朗接待了他并领他到了第三层。洛朗还问他过去见过太子没有。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戈曼回答。

“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要等很长时间才同你开口说话。”

的确如此,戈曼上任时,孩子不说话,或很少说话。有一名意想不到的证人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他就是国民公会议员阿尔芒·德拉默兹。

公元1794年12月19日,阿尔芒受安全委员会的委托,在同事马蒂厄与勒韦雄的陪同下,来到了圣殿。

他离开时,感到非常惊愕,甚至于有点吓坏了。洛朗领他去孩子住的房间。当这两位国民公会议员出现时,孩子对他们毫不理睬,他坐在一个小方桌前玩,用纸牌搭楼房。他只顾自己玩。

阿尔芒发现,小犯人身穿“新的灰呢水手服”。议员们继续视察房间,他们认为房间“干净,光线充足”。床与床单看上去“漂亮和质地好”。

阿尔芒走近孩子,孩子的脸上毫无表情。阿尔芒用几句话向他表示,听说他拒绝到“室外运动”,对此感到伤心。他继续说,他“授权让孩子散步时走得远一点,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娱乐消遣物品”。

孩子闭口不答。“孩子瞪着眼睛看着我,姿态纹丝不动;他听我讲话时好像非常注意听,但就是不开口”,他这样写道。

阿尔芒问孩子是不是想要“一匹马、一只狗、一些鸟、各种玩具、一个或几个同年龄的伙伴……要不要水果糖、点心……”孩子仍保持沉默:“他一句话也不回答,他甚至连一个姿势,一个动作也没有,他虽然头转过来对着我,目光令人吃惊地盯着我不动,但眼神却麻木呆板。”

然而,孩子听力很好。阿尔芒问他能不能把手伸出来时,“他就向我伸出手来。我发现他的手腕和肘部有像节结一样的瘤子,那种异样感觉一直伸展到我的腋下,这些瘤子似乎并不疼痛,因为太子一点也没有感觉。”

“先生,请伸出另一只手。”他就伸手,手没有任何异常。“对不起,我想摸一摸你的腿和膝盖。”他站了起来。我发现,他的膝盖的膝弯部分,也有同样的肿块。

这样站着,小亲王就显出了佝偻病和骨骼变形的症状。他的小腿、大腿又长又细,胳膊也是一样;上身很短,胸部前挺,双腿前抬并紧紧闭拢;头却很漂亮,头发又长又美,呈浅栗色,梳得很整齐,阿尔芒对他说:“先生,现在请你走几步。”

很遗憾,孩子只走了几步,就回来坐下了。阿尔芒叫他再走几步,“他沉默并且拒绝,他坐在位子上,胳膊肘靠在桌子上;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变,没有任何情绪暴露出来;目光也没有任何惊异的表情,仿佛我们根本不存在,我什么话也没有说”。

国民公会议员对此不知所措,他们没有听到小犯人说一句话,只好离开了他的房间。

“第一道门是关着的,我们只好在候见厅停了一刻钟,我们互相交谈我们刚才的所见所闻,交换我们每个人对小亲王的精神状态与身体情况的意见与看法。”

沉寂再一次笼罩了圣殿和它的犯人。

如果我们相信一位外国旅行者私下谈的情况,3个月之后,圣殿的一位警卫员曾见过孩子。当他看见“犯人身材较高,如果站直身子,其姿态一定会不堪入目时,他吓坏了……孩子的嘴唇动了两三次,好像要说话,但是,嘴里发出来的只是吹气声,什么也听不清楚。”

警卫员大动恻隐之心。最后他这样叙述:“这个不幸的孩子是我所见过的最可怜的人。”

真可怜,这也是有名的医生德佐5月份去对小犯人进行检查之后得出的悲惨印象。看守员拉斯纳——他代替了洛朗——和戈曼得到消息后,也向“当局”报告说,卡佩孩子的健康日益恶化,应马上对他进行治疗。

委员会于是指定了王宫医院的主任医生德佐为其治疗。德佐向达尔马耶伯爵夫人这样描述:

“我发现,孩子已经痴呆,快死了。他是最可怕的贫困和完全无人过问的牺牲品,他被那些最残酷的待遇弄傻了,根本无法将他唤回现实生活中来!我问他是否想呼吸新鲜空气,想去花园看一看,看看小鸟,花草,要几样玩具,我尽一切办法对他表示关心,取得他的信任,唤醒他,使他振作起来!他悲哀地看着我,低头不语……

医生开了一张加强营养的处方和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医药所拥有的两种汤剂。处方规定,病人每天早晨喝“钽土啤酒花汤药,里面还要加一汤匙抗坏血病的糖浆”。

每天早、晚用四滴下列外用药揉擦手腕和膝盖:

甜杏仁油——1滴

氨水——3滴

德佐好几次去圣殿出诊。但是,他自己却突然病倒了,卧床不起。3天之后,即1795年6月1日,他溘然长逝。安全委员会立即任命佩利唐医生替换德佐。佩利唐是医院的外科主任。6月5日,他第一次到圣殿出诊,他留下一个很短的处方,开的药与德佐开的药十分相似。6月7日,迪芒然医生被任命为佩利唐的副手。

6月8日上午11时,两位医生应拉斯纳和戈曼的紧急要求,再次来到圣殿。他们对孩子身体的虚弱程度感到吃惊。他们通知委员会说,孩子的身体状况“十分严重”。

下午3时,孩子向拉斯纳做手势,表示他着急做一件事。拉斯纳将他抱在怀里。孩子的双臂抱住拉斯纳的脖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头耷拉下来。

圣殿孩子停止了呼吸。

这个孩子是路易十七吗?

问题已经提出来了。在作出回答之前,让我们在圣殿里可怜的孩子尸体旁再呆上几个小时。

在“路易卡佩”的遗体周围,正上演一出奇特的喜剧。委员会告知戈曼和拉斯纳,“最好不要让有关孩子的病情的任何风声和言论透露出去。这是警告,它要求最严格地进行保密。因此,要避免任何疏忽,不要放过最微不足道的细节。”

为什么要采取上述预防措施?为什么这样如临大敌?人们有理由想一想委员会害怕的是什么?委员会是想隐瞒疾病的性质?或者想隐瞒患者本身?

为了执行上述命令,戈曼和拉斯纳甚至叫人去药剂师那里寻找孩子服用的药,他们还叫人将孩子的饭菜从厨房取来。一名叫古尔莱公民的狱卒偶尔得知孩子的死讯,拉斯纳与戈曼立即禁止他离开圣殿。只是到了第二天,他们才把真实情况告诉给圣殿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当医生们已经开始对孩子进行尸体解剖时,他们还继续维持孩子仍然活着的神话,也实在太蠢了……

佩利唐和迪芒然邀请他们的同事让鲁瓦和拉絮斯参加令人讨厌的解剖工作。于是他们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打开了”死孩子的尸体。他们在报告中说,首先让他们吃惊的是“孩子很瘦,属于消瘦病症状”。他们还指出,孩子的肚子“绷得很紧”而且“非常鼓胀”。在进行了上述初步诊断之后,他们才开始了真正的解剖工作。“在右膝部,我们发现一个肿块,其颜色与肤色无异,在左腕的桡骨上,发现另一稍小的肿瘤。膝盖上的肿瘤里面有大约2盎司的灰色的,形状规则的淋巴粘状物,长在骨膜与肌肉之间,腕部的肿瘤里也是同类物体,只是更稠一些。”

“打开肚子后,流出的脓液又黄又臭,足有一品脱还多。肠子十分鼓胀,颜色发白,相互粘连在一起,而且与腹腔内壁也粘在一起了,肠子上分布着大小不同的结核节,将这些结核节割开,里面流出的液体与手腕,膝盖肿块流出来的完全一样。”

在胃的外壁与腹膜深处,也发现了同样的“核节”。“在气管与食道附近也出现了同样的核节”。

在身体其他部位,没有发现任何病灶。为了了解脑子的情况,又将头骨锯开。伸利唐医生后来证实,他是顺着眼眶斜着“锯开头骨的”。他还补充说,这是今后断定孩子头骨的可靠办法,因为“头骨的颅顶部分肯定还在”。

解剖已经结束,医生作出的结论是:“我们刚才仔细描绘的异常之处,显然是长期患结核病的结果,也是造成孩子的死因。”

公元1795年6月10日,黄昏时分,装着圣殿孩子尸体的棺材被抬到圣殿墙脚下。4名男人两前两后轮班将棺材抬到墓地,其间还有军队押送。他们是25名士兵,一同前往的还有警官迪塞尔,圣殿两名看守员拉斯纳和戈曼,当时正在圣殿值班的文职警官盖兰以及小组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可怜人的尸体被运到圣·玛格丽特教堂附近的同名墓地。殡仪队伍在晚间9时左右到达后,就进行埋葬。

在这片刚刚挖动过的土地上,我们应停下来,再次想一想刚才提出的问题:刚刚埋葬的孩子尸体是路易十六的儿子吗?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在法国与欧洲流传着有关越狱的消息,类似消息流传时间之久令人震惊。当然,人们可以说,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老百姓的想象力对于神秘之死、死里逃生等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每当一名重要人物在没有任何见证人的情况下死去时,马上就会有人声称此人之死是“冒名顶替”。拿破仑死于圣—海伦斯岛,这一情况是十分准确的,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连细节也十分清楚。即使这样,有人仍提出异议。美国刚刚出版了一部书,该书用丰富的资料证明,拿破仑当时实际上已经越狱,在朗伍德的人只是替身。

对于路易十七来说,情况似乎不完全一样。自1795年以来,甚至于在19世纪整个上半叶,就不断传出风声说,在圣殿死去的是另一个孩子。

历史学家们和这一论点的拥护者们不断搜集到有关证据、传说或者一般的传闻。大部分的证据、传说和传闻都倾向于一种说法,即孩子被人冒名顶替了。

公元1796年,西蒙的遗孀玛丽·让娜·阿拉达姆——她的丈夫死于绞刑架——被送进不治之症收容所,不知从哪一天起,她逢人便说,路易十六的儿子,她的“小夏尔”并没有死,只是被人从圣殿劫走了。听过他讲话的某些人对此提供的证词出入相当大。其中一个人说,阿拉达姆只说“太子被人劫走,是用被单裹走的,还是用其他办法,我记不清了”。另一个女人则称,阿拉达姆说,她“曾帮助孩子越狱,孩子是被包在被单里被送走的”。这一女人还补充说,“人们故意把他们的脸弄得比平常更黑,同时,还要让被单保持原样。太子并不怨恨那里用这种办法来救他、帮助他离开圣殿的人”。

布歇医生在不治之症收容所工作了7年,他也听见那个女人说过,“路易十六的儿子没有死,一些虔诚的保王分子将他从圣殿救出,然后找一个孩子代替他。这一孩子不久死去”。

公元1816年和1817年,对西蒙的遗孀进行了正式审问,她的态度斩钉截铁。“她坚信亲王并未死在圣殿塔里,就像当时传说讲的那样。她的看法如此坚定,任何情况均不能使她改变看法。她还具体说明,在她不担任太子的看守员以后,即他的死讯传出的五六个月之前,孩子欢蹦乱跳,没有任何症状说明他得了后来人们诊断出的那种病,她毫不怀疑,孩子被人从圣殿监狱里劫走了,因为当时监狱的厨师将此消息告诉给她。厨师还告诉他,将另一个患佝偻病的身体畸形的孩子弄来取而代之,她本人亲眼看见这个病童是被人装在筐子里,放在装满脏被单的车上,从医学院运出来的。”

上述说法中最离奇的是下面一段:她声称她在11年后的7月见过亲王,他同一名20岁左右的黑人一起走进不治之症收容所的一个房间。当时,她同收容所的18个人正呆在那个房间里,亲王从她身边经过,没有叫她,但朝她点头致意,同时将手放在胸口,意思是请她不要说出去。他走到她的床前,床上有一床蓝色压脚被,于是说:“我发现,人们并没有欺骗我。”

当然,人们可以说,这个妇女饱经风霜苦难,可能精神失常。但是,西蒙的遗孀从未出现过神经病的症状。她反复说明自己的看法,从来没有改过口:她的小夏尔并没有死,她后来甚至还见过他。

在她的口供记录里,有几行字值得我们思考。她不是说是圣殿的厨师告诉她路易十七越狱了吗?令人奇怪的是,在罗伯斯庇尔死后,在他家里发现一张废纸,上有这位“无法收买的人”(7)写的几行字。这一页纸上没有日期,但根据前后的文件推算,应是1794年5月。G·勒诺特尔也坚持这一看法。现将原文如实抄录如下:

一、任命厨师;二、逮捕原来厨师;三、起用圣·鞠斯特(8)的朋友维利埃;四、委任市长和市政豁免委员;五、尼古拉将把情况告诉给维利埃;六、鸦片;七、一名医生;八、任命委员会名单;九、头两三天安排新人;十、当面写出记录。(原文如此)

如果分析一下这一文件,就会发现,这只能是指圣殿孩子越狱的可能性。事实上,厨师加尼埃是圣殿里唯一重要的服务人员。维利埃与尼古垃完全忠于“无法收买的人”。因此,“任命委员会委员;头两三天,在委员会安排新人”只能适用于圣殿委员会。鸦片可能是用来麻醉什么人,也许是麻醉太子的。一名医生负责这一行动。罗伯斯庇尔要求当面写出记录这一事实说明,他对此事十分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罗伯斯庇尔在研究劫持的准备工作时,竟然想到了厨师。这说明“无法收买的人”对他多么重视。当人们将上述两份文件加以对照时,厨师的重要地位就明显地使西蒙的遗孀的说法十分突出了。

认为发生越狱的绝不只是西蒙遗孀一个人。历史学家们耐心地把一团乱麻清理出来了。

这样,公元1803年,人们在布鲁塞尔听取了巴拉斯当着布罗格利—索拉里侯爵夫人的面所作的声明。侯爵夫人曾于1840年被流放伦敦。人们也知道,巴拉斯曾设法使波拿巴在意大利军队中任职,因此,他也同样被放逐。

这位前督政府成员高呼,“我希望能活到看见这位科西嘉的恶棍被吊死的那一天,因为他对我忘恩负义。我成全了他今天的一切,他却反而将我流放。不过,他的野心不会得逞,因为路易十六的儿子还活在人世。”

如果人们承认上述说法,那么,当巴拉斯热月(9)9日叫人打开牢房时,他没有认出那个孩子就是路易十七。

还有一人也有资格“了解”这一情况,他就是国民公会议员古皮洛·德芳特内。为了证实卡佩儿子的存在,他曾去过圣殿好几次。他的一位后裔贝尔纳·科尔拉曾向路易·阿斯蒂埃先生发表过一项声明。通过这项声明,我们最近才得知,科尔拉先生的祖母(她过去认识国民公会议员)经常重复下面几句话:

“我知道,1795年6月8日死在圣殿的孩子不是太子;我还知道,那些自称为太子的人都是些骗子。”

最后,当我在准备写一本关于使人敏感的路易十七问题的著作时,我在1946年得到一份宝贵的证词,即让鲁瓦上校的证词。他曾是军队历史处的科长,让鲁瓦医生的侄孙。这一声明是根据让鲁瓦医生的手迹而起草的。声明说,让鲁瓦医生在太子童年时曾为他治过病,所以他知道太子身上有三个标记:几个种牛痘的疤,上嘴唇有一伤疤……以及一个形状像鸽子的玫瑰色斑记。”

声明的关键段落如下:

“在圣殿去世的孩子尸体上没有上述任何一种标记。”

这一切均加深了佩利唐后来对他所解剖的孩子尸体身份的怀疑。实际情况是,他利用同事们不留心的机会,取走了孩子的心脏,因为他想到未来这会有用。在复辟王朝的最初的日子里,这位处事谨慎的医生将“宝贵的古迹”献给路易十八,但却遭到路易十八的拒绝。他去找后来成为昂古列姆公爵夫人的鲁瓦雅尔夫人,也遭到同样的冷遇。毫不气馁的佩利唐医生后来又找过其他亲王,均被拒之门外。

保安警察达蒙的遭遇也是一样不幸。路易十七临终时他在场,并且把从尸体上剪下来的一撮头发,用当天的一张报纸包好保存起来。还要说明,这撮头发是佩利唐医生在解剖时交给他的。

公元1817年7月,达蒙让人制作了一个“精致的摩洛哥红色皮革盒子”,将那卷头发放在里面,然后去杜伊勒利宫,想把这一切献给鲁瓦雅尔夫人。可惜,她拒绝接见这位后来成为糕点师傅的前保安警察。只有国王卫队长格拉蒙公爵接见了来访者。他看了一眼那撮头发,说:

“你被人骗了,这不是太子殿下的头发……”

达蒙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解释说,“他亲眼看见将头发从小国王的头上剪下来”。于是格拉蒙公爵反驳道:

“太子的头发是浅黄色,我在凡尔赛时就认识太子了。”

可怜的糕点师傅只好将头发放在报纸里,将报纸放在盒子里,怏怏不乐地回到家里。

虽然上述全部证词,声明和传说似乎给人以深刻印象,但是,它们本身也只能说明人们倾向于认为路易十七越狱的说法。企图寻求无可辩驳的证据的历史学家们,从中找不到能最终说明问题的材料。

公元1794年1月仍然是“身体健康”的欢蹦乱跳的孩子,6个月后,当巴拉斯叫人打开牢房时,已变成傻乎乎的、被扩散性结核所折磨得只剩下可怜躯壳的孩子了,而且他的身材之高又使所有的证人感到意外。关于这一点,人的理智是很难接受的。这一事实本身可以使人得到一个信念,但那还不是确凿的证据。

要得到这一确凿的证据,要解开这一个谜,就应重新进行解剖。佩利唐、拉絮斯、让鲁瓦和迪芒然在他们的报告中均避而不谈被解剖的孩子的年龄。然而,在这一方面,人们可以采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只要鉴定牙齿和某些部位的骨骼发育情况,即可得出很准确的结论。

再次解剖?唉!人们叹息道,已经不可能了。

这就错了。被圣殿的医生们“所遗忘的”鉴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可以说,它部分地解开了圣殿之谜。

我们曾目睹一个小棺材运进圣·玛格丽特墓地。官方急忙宣布,那里面装着路易·卡佩之子的尸体。

让我们再次来到这同一墓地。此墓地现今在巴黎第十一区的圣贝尔纳街。这是一处面积不大的被围起来的空地,与圣·玛格丽特教堂相毗邻,此时,教堂已变成“收容所学生”的学校了。这是绿树成荫、古木过墙的僻静去处。在一个角落,有一所“破瓦房”,掘墓人贝特朗古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里。20年以后,贝特朗古太太叙述了圣殿孩子被埋葬的经过:

“人们在黄昏时分将他埋葬。那时,天还没有完全黑,人也不多;我很容易就靠近了那里;我看见棺材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清楚。人们将他埋在公共墓穴里。不管小孩大人,穷人和富人,什么人都可以埋在这个墓穴里。所有的人都埋在这里,因为据说要人人平等……”

埋在公共墓穴?这一说法是笼统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读者已经明白,我是为了寻找圣殿孩子的遗骸才请读者来这里的。然而,在一个公共墓穴里,怎样才能找到某人的尸体或遗骨呢?

问题并不如此简单……

在复辟王朝初期,路易十八下令寻找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陵墓。公元1815年1月21日,他们的遗骸发现后被庄严地运到了圣德尼。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路易十七似乎完全被人遗忘了。以至于到了公元1816年1月9日,夏托布里昂(10)从这一遗忘中找到了灵感,才在众议院用抒情诗的形式提出了质询,而他本人是了解这一质询所含的秘密的:

“厄运的伙伴、圣殿孤女的兄弟在何处?我在何处能向他提出这一可怕的众所周知的问题:‘卡佩,你在沉睡吗?起床吧!’先生们,他起来了,他带着天上的荣誉,向你们索要一座陵墓!”

公安大臣德卡兹马上惊醒起来,命令警察局长昂格莱靳“继续进行必要的发掘,以找到路易十七的遗骸”。不幸的是,“继续”进行发掘是很困难的,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发掘工作根本就没有开始。

昂格莱斯委托两名警察负责确定圣殿孩子的埋葬地点,他们是市政府区警官皮蒂和圣殿区警官西蒙。

警官们四出打听情况,进行调查,四处查访。应该承认,他们在3月15日提出了一份典型的既清楚又有说服力的报告。西蒙与皮蒂先后找到与询问了圣殿警察分队的前警官迪塞尔和瓦赞,前殡仪车驾驶员比罗、公墓看守人、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神父杜布瓦教士,掘墓人贝特朗古的遗孀和贝特朗古生前好友、甘兹万教区的教堂执事德古弗莱。两位警官从上述所有人的手中得到了按规定签字画押的证词。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两人认为,可以大致上确定“路易十七国王陛下陵墓”的地点。

两位警官得出上述结论绝非轻而易举。值此历史转折时期,同代人很容易在政治上见风转舵。人们轻易地毁掉过去所珍爱的东西,抓住一切机会向新政权献媚取宠。人们夸大其词,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与过去的实际情况相距甚远。例如,前警官迪塞大肯定,在埋葬的当天晚上,他力争使“幼王的遗体被埋在一个单独的墓穴里而不是埋在公共墓穴里”。他还借此补充说,这是他“对波旁家族表示忠心的唯一机会”,因此,这给他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云云。如果相信他的话,他采取这一大胆行动差一点送了命,到了最后关头,上莱思省议员路易出面,在全国委员会上替他辩护,才救了他一命,才使他幸免于革命法庭的审判,因为当时有人以此威胁他。

说得多么动听!可惜的是,在圣殿孩子去世前10天,革命法庭已经被解散了。至于下莱思省议员路易,他退出委员会已经有8个月了!

再说,警官皮蒂与西蒙再三要求迪塞尔准确指出他所挖掘的墓穴地点。他吞吞吐吐,托词说,时间太久了,“根本记不起来墓穴在什么方向了”。

西蒙与皮蒂在报告里表示,这一遗忘实在令人费解,对于他们的看法,我们完全表示同意!

那位“前圣殿区与波平古尔区殡仪车驾驶员、皮匠瓦赞”也玩弄了同一手法。他声称,他亲手挖了一个单独的墓穴。我们同意西蒙与皮蒂的意见,认为这一说法的不正常之处在于:殡仪车驾驶员一下子变成了掘墓人,这确实叫人感到奇怪。但是,瓦赞比迪塞尔更善谈,他毫不犹豫地提供了某些“细节”。他在“回到教堂方向,离十字架3个图瓦兹的地方,划出一块长12法尺,宽10法尺的地面,并肯定“埋葬年轻国王遗体的墓穴是由他亲手在这块地面上挖掘的”。

我们应对这一说法认真看待吗?可惜不能!

当年6月30日,瓦赞又重新说明他挖的墓穴的地点,这一次他说地点在“距建在墓地边缘的学校校舍8法尺的地方……”瓦赞说法中使人不敢苟同的是,此次说得十分具体的地点离他在3月仍指出的地点相离达25米之远。

再说,正当瓦赞胡乱提供证词时,原墓地看守人比罗先生跑了出来,愤怒地大喊大叫,说:“根本没有单独墓穴,而且当时根本不准许单独挖掘墓穴。”

警官们报告说,两个老头吵了起来,“而且吵得很凶”:

“我单独挖了一个坑”,瓦赞重复说。

“不对,你根本没有挖,即使你想挖,也不敢挖!”另一个人喊道。

西蒙和皮蒂对此不知所措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他们突然发现,比罗的一个说法重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比罗建议他们去找圣·玛格丽特教堂的神父杜布瓦教士。他认为,杜布瓦可以向调查员提供有关“路易十七的遗骸从公共墓穴取出来后,又被埋葬在墓地某一单独地方”等许多情况。

杜皮瓦教士被问及此事时,并不否认他也了解上述情况,他还“暗示说”,年幼亲王的遗体被一位忠于王朝的掘墓人从公共墓穴里挖了出来,这个人就是贝特朗古,又名瓦朗丹。神父完全了解埋葬地点,他已将此事报告了“国王,昂古莱姆公爵夫人和图尔泽尔伯爵夫人”。除此之外,他再不愿多说一句话,因为他正等待“上级指令,以正当使用上述消息”。

人们可以理解,警官没有再问下去。他们径直朝掘墓人贝特朗古的遗孀家里走去。

后者非常痛快地承认说,她的丈夫生前曾同她讲过,他不能眼看路易十七的遗骸“这样混杂在别的尸体当中”,因此,他在“教堂领圣体门的附近,沿着教堂墙并与教堂垂直的地方”挖了“一个单独的坑”。“这个坑从墙外伸进墙里,一直通到墙的下面。坑在墙内部分的大小可以放下半个棺材。”此外她还补充说,贝特朗古曾将地点指给一个名叫德克弗莱的朋友看过,后者是袜子织造商和教堂执事。

显而易见,调查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一个可以寄予希望的有利的转折点。西蒙和皮蒂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快步走向夏朗东街,不一会儿就到了甘兹万教堂。他们要求会见教堂执事。此人立即来到他们面前,他就是德古弗莱。他从所有的方面证实了贝特朗古寡妇所说的情况。公元1802年3月的某一天,他单独同朋友贝特朗古呆在圣·玛格丽特墓地。掘墓人拉着他的胳膊,把他带到教堂的墙边。那个地方位于“从墓地进门后的左边,即领圣体小教堂的门柱下面”。贝特朗古拿起铁铲,开始向下挖,他“沿着教堂的墙根向下挖,一直挖到大约一法尺半到二法尺深的地方”。

德古弗莱此时发现,在墙基的一块石头上,刻了一个“二法寸长和二法寸宽的十字架”。贝特朗古此时告诉他:“下面埋的是已故的路易十七的尸体。这一尸体是从圣殿运来,它原来埋在墓地内临时挖的公共墓穴里。他说,根据他的记忆,他是当夜或第二天夜里将尸体取出来,然后在他指给我们看的地方挖了一个单独的墓穴。这个坑,有一半伸进墙根下面,另一半在墙内的墓地里,深约五至六法尺。”这一艰苦困难的调查到此告一段落。西蒙与皮蒂调查到了这一步,就准备作出结论了。

关于圣殿孩子的葬身之处,人们给他们指出了三个可能的地点。人们可以毫无差错地排除迪塞尔那些把自己过分地卷进去的说法。在他的“证词”里,一切都似是而非。另外,我们同西蒙与皮蒂一样,认为瓦赞之流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不可信。再说,他们的说法不是已经被比罗公开否定了吗?

现在只剩下贝特朗古的说法了。西蒙和皮蒂将发现这一说法更为可靠,也只有这一说法值得他们去注意。只有身居墓地的贝特朗古才有条件搬迁孩子的尸体。只有贝特朗古的寡妇指明的、后来被德古弗莱证实的地点是准确的。

警官们毫不犹豫地在报告里作出结论。他们认为“很有可能(单独)墓穴是由贝特朗古挖掘的”。

西蒙与皮蒂的报告后来躺在警察局的抽屉里……从来没有人在圣·玛格丽特墓地进行过挖掘工作。“杜布瓦先生去世时,因没有能够亲眼看见幼王遗骸出土而深感遗憾……”杜布瓦的副神父雷诺教士这样写道。

复辟王朝政府似乎绝对不想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不幸的圣殿孩子身上。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的挚友德拉法尔红衣主教不是向当迪尼将军谈到这一点了吗?而这位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不是也写道:“太妃坚信,她的弟弟并没有死在圣殿”吗?

然后,公元1817年,即西蒙和皮蒂调查后的一年,人们又得到了关于圣殿孩子埋葬的其他资料。历史学家西米安·德普洛在搜集材料写一本关于路易十七的书的过程中,得到了上述资料并将资料告知了司法部国务秘书、掌玺大臣帕斯基埃男爵,而国王又恰好在1817年3月委托这位大臣去了解“路易十七陛下死亡前的情况、死亡的过程和死亡后的情况”。

么元1817年8月3日至18日,西米安·德普洛给帕斯基埃写了5封信,将自己调查的主要结果告诉他。同以前发表西蒙和皮蒂的报告一样,我们通过一部杰出著作的作者圣—克莱尔·德维尔(11)得到这份材料,现公布如下:

西米安·德普洛提醒说,佩利唐是解剖尸体时锯开头盖骨的,因此,这一截面成为确定身份的可靠办法。他还指出,负责死亡鉴定的医生们发现了两个肿块,一个在右膝盖内侧,另一个在左腕桡骨上。这位非官方调查员最后下结论说,肿瘤对邻近骨骼造成了更为明显的破坏。

至于埋葬地点,这位历史学家又仔细地了解了西蒙和皮蒂的调查经过,他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路易十七肯定埋葬在贝特朗古对他老婆说过的、并且得到德古弗莱证实的那个地方。

西米安·德普洛完全有把握地认为,“陛下的遗骸就埋葬在这一准确地点”。由于政府对此沉默和不愿采取行动,他慷慨地提出,由他个人负责马上组织发掘。他的信目前保存在国家档案馆,信的背面有帕斯基埃大臣的亲笔批语:“请写信告诉他不要采取行动。特急。”可怜的历史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但他还是“克制住自己”。他死前感到绝望,因为人们不愿听取他的意见。

30年过去了,三个朝代更替:路易十八,查理第十,路易·菲利普。圣殿孩子的遗骸在地下安息。然而,30年来,人们经常谈起路易十七。“小卡佩”死后不久,通俗小说《马德莱纳墓地》出版了,小说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在公众的心目中造成了路易十六的儿子可能被人冒名顶替或越狱逃跑的印象。之后,1798年,一名举止文雅、满头金发,长得鹰钩鼻子的少年露面了。他名叫让·玛丽·埃尔瓦戈尔,自称是从圣殿越狱逃出来的路易十七。

虽然他被原维维埃市的大主教拉丰·德萨维尼阁下“承认”,虽然他本人声称他在里斯本被九国君主的大使宣布为法国国王并且当场与葡萄牙国王的女儿订婚,警察还是宣布结束这位“年轻的亲王”的活动,他于1812年5月8日在比斯特去世。

公元1815年,又出现了一位新的觊觎者。他从圣马洛给路易十八写了一封信,但是,这封借并没有说服路易十八。信文如下:

“陛下,谨通知陛下,我就是太子,即路易十六之子。我已到达圣马洛,并恳请将我接到陛下身边……我一俟到达陛下身边,陛下就会明白,我并不是想强加于陛下……”这封动人的信署名是波旁太子。

他是鞋匠的儿子,名叫马图兰·布吕诺。他被判刑5年,后来又被监禁2年,他还没有刑满,就死在圣米歇山的监狱里。

公元1846年之前,又出现两位比较严肃的觊觎者。其中一位自称是埃特贝尔—路易—埃克托尔—阿尔弗雷德·德·里什蒙,又称诺曼底公爵即路易十七。他根据不同场合,同时叫七八个名字。他的身份没有完全得到证实前,他似乎仍然应该叫克洛德·佩兰,仍然是拉尼欧城一名屠夫的儿子。

他的竞争对手于1833年从德国来到巴黎,名叫夏尔—纪尧姆·瑙多尔夫。毫无疑问,他一个人造的声势比其他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大。公元1811年,人们发现他在柏林,当时他是钟表匠。过了不久,他结了婚,安了家,成了父亲。因为被牵连到一桩伪造钞票的案子里,他为了逃避拷打,就自称是王公之子。但是,他仍然被判处好几年徒刑。判决书上说,他被判刑,并不是因为他犯有罪行,而是因为“他对自己出身的明显撒谎”。出狱后,他与家人逃到普鲁士的克罗森。一名叫佩左尔博士的官员对他发生了兴趣。瑙多尔夫第一次向佩左尔透露了他的“秘密”:他不是别人,正是从圣殿越狱的路易十七!

佩左尔去世后,瑙多尔夫决定去法国要求得到他的“权力”。他步行走完全程,到达时精疲力竭,身无分文,几乎饿死。他找到与佩左尔博士通信的人即德卡奥尔城的法官阿尔布伊斯。后者因发现自己国家的国王而大惊失色,四处奔波并且承认了他的身份。这段故事中最惊人之处在于,这样做的并不止他一人。好几名过去在宫中侍奉过王族的人——他们均是十分正经的人——见到他之后,均正式承认瑙多尔夫是路易十七。例如,其中有诺曼底公爵的前保姆朗博太太,路易十六手下的大臣德若利,凡尔赛宫的前掌门官德·圣伊莱尔,路易十六的前年轻侍从德拉福雅德侯爵,等等。像蒙莫朗西与德拉罗什富科等人也对此感到震惊。虽然这位觊觎者讲的是德语与法语混在一起的蹩脚话,但他似乎使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更感到担忧。她写信给一位熟人说:“他比别人更使我烦恼”。

闹来闹去的结果,路易·菲利普发火了,于是瑙多尔夫于1836年被驱逐出法国。之后,他到英国与荷兰避难。这位非同一般的人物不仅发誓说他是路易十六的儿子,他还研究神学,同时还发明了一种炸药,荷兰很快用重金买下了他的发明。1845年他去世时,是德尔夫特花炮制造车间的主任,荷兰为他举行了国葬仪式。1914年,荷兰军队仍使用瑙多尔夫研制的“波旁炸弹”。

瑙多尔夫之死,在很长时间内成为报纸的热门话题,并再次引起人们对“路易十七问题”的注意。瑙多尔夫死后一年,圣·玛格丽特教堂的新神父奥梅教士在1846年11月的某一天,突然觉得应该在与他的教堂相邻的墓地上搭一个库房。无独有偶,他恰好选择了过去德古弗莱所指明的地点,也就是说,在“从墓地进门后的左边,靠近领圣体小教堂的门的柱子下面!”

工程开始了。刚刚挖地不久,在离地面近一米深的地方,工人们的铁铲碰见了一个硬物。人们将泥土拨开后,发现一个长五法尺的铅棺。奥梅教士叫人把棺材从坑里取出来,搬到神父住宅里。又是出于偶然,既令人高兴又让人奇怪的偶然,该教区的圣——樊尚·德保尔讲习会主席米勒桑医生也刚巧到达那里。

在场的人吃惊地看到,在铅棺的一个侧面上,有一朵刻得很粗糙的百合花,看上去像是用刀尖刻成的。打开棺材盖子后,里面躺着一个男孩的遗骸。教士与医生的目光一同投向头盖骨:就像佩利唐所说明的那样,头骨的颅顶部被锯开了。”

米勒桑医生曾长期研究路易十七问题,这一次他到这里来则是新的完全的“巧合”。他记起了阿尔芒与德拉莫兹的叙述;他还记起了国民公会议员曾提到的膝盖与手腕上的肿瘤;他也读过解剖报告,在报告里,曾提到有上述肿瘤存在。他仔细观看摆在面前的这副骨骼,在人们原来发现肿瘤的地方,他发现了骨疽。

他在自己起草的报告里指出:“过去阿尔芒在报告中曾明确说明骨骼构成已变形,发现了装满白色淋巴液的肿块或瘤子;一句话,医生们发现了结核性肿块,而这些肿块常常伴随骨骼本身的变形。而我们恰好在这具孩子的遗骸上发现了这种骨骼变形的情况。”

米勒桑医生深知,他得出的结论是多么严重。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这具骨骸就是在圣殿去世的孩子的遗骸。他还提到佩利唐的声明。在此项声明中,佩利唐描绘了头盖骨是如何被锯开的,并且还特别指明:“应该找到复原的颅顶。”米勒桑医生对此说明,“这正是我所看见的。”

既然米勒桑医生已经确信这具遗骸是谁,所以,他接着去考虑同样重要的另一问题,即孩子死时的年龄。他很快发现,这副骨骼不可能是一个10岁的孩子,而只能是一个16至18岁的男孩的骨骼。

米勒桑医生也许是被他自己得出的结论的后果吓坏了,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便去请教两位同事。第一位同事是泰西埃医生,他完全同意米勒桑的意见;第二位同事是雷卡米埃医生,他认为死者年龄最小是12岁,最大为16岁,至少要大于1795年6月8日才10岁2个月的路易十七。

奥梅教士原想在教堂旁边建一车库,却证明了路易十七被人冒名顶替!

公元1894年6日5月,人们再次挖出遗骸,因为自1846年以来,人们就一直在议论米勒桑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的结论是否确有价值。而这一次,参加鉴定的均是极有地位的医学界人士:“防腐杂志社”社长费利克斯·德贝克博士,“国际医院”儿外科医生比勒欧博士,医学科学院院士,前“人种学学会”主席马吉托博士,“人种学学会”副秘书长L·马努弗里埃博士。

这一次得出了什么结论?新专家们的意见十分肯定:死者已满14岁,甚至于还要大一点,其中两位专家倾向18岁到20岁。死者患脊柱侧凸,胸廓发育不足,同时“左膝轻度外翻”。

死者身高估计在1.53米和1.63米之间。马努弗里埃博士这样写道:“由于死者生前体弱(这一点可以从胸廓狭小而看出来)和骨骼较细,可以设想他是属于那些与身子相比四肢较长的人。这样,身材可以降低到1.53米,比较有把握的数字是1.53米至1.63之间。”按照标准,10岁2个月的孩子的身材约1.30米左右。

最后,专家们还下结论说,各骨片相同的颜色以及相同的骨化程度证明,骨片来自于同一人的骨骼。如果通过测定肱骨、股骨与胫骨的大小,得出的结果也是一致的。

结果如何?

很难想象,面对如此准确、如此有说服力的资料面前,还会产生分歧。

所有情况均是一致的。贝特朗古寡妇与教堂执事德古弗莱在1816年已指明埋葬圣殿孩子的准确地点。由警官西蒙与皮蒂进行的调查和历史学家西米安·德普洛进行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果:圣殿孩子埋葬在寡妇与教堂执事所指明的地点。

公元1846年,就是在这个地点进行了挖掘。人们发现了一个刻有百合花的棺材。棺材里装有一具男孩的骨骸,他的头盖骨被锯开了。怎么可能还要怀疑那就是公元1795年6月8日在圣殿死去的孩子呢?

要否定这一明显事实,按勒诺特尔的说法,就得承认“这一切全是魔鬼的巧合”。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因此,我们说,毫无疑问,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发现的男孩就是公元1795年6月8日在圣殿死去的孩子。

按照逻辑,这个孩子也就不是路易十七。

从这一角度来解释,许多模糊之处自然得到澄清。人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谁也不去的阴暗可怕的牢房单独监禁孩子,那是为进行冒名顶替而创造条件。

巴拉斯到达圣殿后所见到的孩子已经不是太子了。在西蒙出走后与热月9日之间,太子已被人劫走。

太子命运如何?

谜在这里仍然未解。他是在越狱后不久默默无闻地死去?他是否因逃避使他父母走上断头台的头衔与荣誉时,散失在千万名老百姓之中?相反,是否应在那些声称“我就是路易十七”的人中间去寻找他?在这些人中间,只有瑙多尔夫拥有一些狂热的支持者,同时也有一些顽固的反对者。

也许某一天,某些档案会对外开放;也许,人们会找到这个孩子的下落。但因父亲是国王而无辜受苦,从而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他神秘的命运给人们留下了历史上最令人头痛的问题。

【注释】

(1)圣殿,圣殿骑士团于公元13世纪在巴黎修建寺院,为圣殿骑士团驻扎之处。路易十六曾被监禁在那里。公元1811年,圣殿被拆除。

(2)卡佩,路易十七的父姓,这里指路易十七。

(3)路易·夏尔,即路易十七。

(4)泰纳尔迪埃,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凶狠恶毒的反面人物,后来成为面目丑陋、使孩子们害怕的怪物的代称。

(5)肖梅特(1763—1794),法国大革命领袖。

(6)巴拉斯(1755—1829),法国政治家、国民公会议员、督政府成员。

(7)无法收买的人,罗伯斯庇尔的外号。

(8)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政治家。

(9)热月,法兰西共和历的11月,相当于公历7月19—20日至8月17-18日。

(10)夏托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诗人,曾任大使、外交大臣。

(11)圣—克莱尔·德维尔(1818—1881),法国化学家,著有《寻找路易十七》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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