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旨趣与目标具体分析

时间：2022-09-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事件的史实考订，揭示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实相；另一方面探究司马氏家族的权势网络在曹魏政治中的成长与运作，分析司马氏集团凝聚过程与权力结构，揭示家族网络在魏晋政治中的作用。

研究的旨趣与目标

在前辈学者的著述中，无论如何认识中世贵族制的性质，但大都把汉末到西晋这一时期视为中古士族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段。士族这一对于中古政治影响深远的社会阶层，发轫于两汉，成熟于魏晋，终结于唐宋是学界主流的共识。从汉末的皇纲瓦解、清议纵横到晋初的短暂统一、玄谈兴起，这段动荡不安的历史本身便具有摇曳生姿的独特魅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背后，作为中古社会基本底色的士族逐步浮出水面之过程。政局的日益动荡与政治中坚阶层的日趋凝固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何从历史本身的脉络出发，探究这一表面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实质，是笔者思考这段历史的起点。

在本书中，笔者采取将政治史与家族史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在政治史的脉络中探讨西晋权力结构从形成到崩溃的过程，另一方面考察魏晋大族之间的政治、婚姻、交往网络，探究这一网络在魏晋政治变局中发挥的作用。在政治史的研究时限上，笔者选择以曹魏正始十年（249）为起点，西晋永康元年（300）为终点。正始十年的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氏家族控制曹魏政治的开端，魏晋嬗代的历史起点；而永康元年，赵王司马伦发动宫廷政变诛杀贾后、张华、裴頠等人，终结了西晋政治最后一段稳定时期，标志着西晋权力结构的最终崩溃。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一方面通过对一系列关键事件的史实考订，揭示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实相；另一方面探究司马氏家族的权势网络在曹魏政治中的成长与运作，分析司马氏集团凝聚过程与权力结构，揭示家族网络在魏晋政治中的作用。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笔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遵循三个理路，首先，将宏观的时代把握与微观的史实考订相结合，在研究中一方面照应魏晋之际政治变化的延续性，即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将两段历史人为地加以割裂，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过程中注重对具体史实背景的考订分析，不盲目地使用未经明确界定的政治集团、党派分野之类的分析概念。其次，在研究中注意多个政治因素的共同作用，依据现有文献尽可能地展现历史变迁的复杂图景，特别是重视分裂时代外交与内政之间互相作用的微妙关系。这一时代的历史变化并不是曹魏、西晋简单的内政问题，往往受制于吴、蜀外部因素的作用。其三，动态地考察司马氏集团以及西晋政治格局的形成与变迁。在既往的研究中更多地倾向于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四人视为一个整体，而对其祖孙兄弟之间的差异措意较少，司马氏集团内部的动态演变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点。

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广泛收集相关史料并加以详密编年、比勘、考订的基础之上，并注意辨析各种史料的不同层次与信度，从而试图系统地阐释魏晋之际的权力结构转换与家族网络在其中的作用。兹简要地说明各章节的内容与研究目标如次：

第一章首先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上考察汉魏时代河内郡的社会生态，探讨司马氏作为地方大族的文化特征，对于将司马氏定义为儒家大族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与修正。通过勾辑零散的文献，复原了汉末清议风潮之下河内郡中的乡里秩序与人物品评网络，指出司马氏家族正是通过乡里网络的帮助才得以在曹魏政权中崭露头角的。其次，考察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交往圈与婚姻圈扩张的历史过程。随着在曹魏政治中地位的提高，司马懿逐渐从政治网络中的托庇者转变为庇护者，通过通婚、交往、同僚、辟举等一系列人际关系的构拟，司马懿在曹魏政治中积累了广泛的人事资源，并形成了自己的权势网络。

第二章则是对于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主要研究了以下四个问题。首先探究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背景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并对政变过程中的军事、地理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次，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加以考证、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其三，分析了曹魏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过程，阐述了淮南三叛的不同背景与特质。其四，通过对于伐蜀之役背景以及人事安排的分析，探究了“二士争功”怪异现象的形成根源，初步揭示了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章致力于分析司马氏集团的形成过程与矛盾衍生。首先通过一系列不为人注意的“小事件”来探究司马氏“外宽内忌”政治策略的实质与边界。其次从陈泰、司马孚两人在魏晋之际的矛盾态度入手，分析曹魏官僚阶层对于司马氏擅权复杂的政治态度。其三从司马氏对于功臣石苞从信任到不信任的变化入手，分析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动态演变，以及司马炎与父祖在政治策略上的不同。最后探讨了作为一个承父祖之业的受成之主，司马炎继位之初的政治困境与应对策略。

第四章揭示了咸宁二年（276）对于武帝时代政治的转折意义。咸宁二年武帝病重时发生了拥立齐王攸的政治密谋，彻底激化了本来就互相猜忌的兄弟关系。为了抑制功臣与宗室的势力，武帝将外戚杨氏作为自己的亲信力量引入政治，改变了西晋政治的格局。最终在太康三年（282），武帝凭借伐吴成功带来的政治威望，强令齐王攸之国，掀起了西晋政治中的一场大风波。虽然随着齐王攸的死亡，武帝表面上成为了这场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但是对于西晋政治体制造成了长期的裂痕，虽然武帝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中力图重建外戚与宗室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但为时已晚。由于继位的惠帝智力低下，缺乏掌控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失去了皇权的仲裁与平衡，原本尚能维持表面和平的西晋官僚集团迅速卷入了疯狂的内斗当中，武帝苦心维持的政治平衡轰然崩塌，元康政治中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短暂安定只是西晋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注释】

[1]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一文最初发表在《岭南学报》第11卷第1期，1950年12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44页。

[2]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最初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第47—54页。另陈寅恪先生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其实已初步谈到这一问题，指出当时诸人名教与自然主张之互异即是自身政治立场之不同，但限于论文主旨未作进一步的阐发，见《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3—204页。而几乎同时，唐长孺的多篇论文也涉及到了清谈、玄学、才性论争这些文化论题背后的政治分歧，参读《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清谈与清议》、《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三联书店，1955年，第289—350页。

[3]万绳楠：《曹魏政治派别及其升降》，《历史教学》1964年第1期，第2—11页，后修订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78—92页。

[4]柳春新认为曹操政权中的汝南士人很少，应将汝颍集团修正为颍川集团。参见氏著《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岳麓书社，2006年，第15—30页。

[5]黄炽霖：《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第233—241页。

[6]按地域特征以及从文武合一到文武分途都是陈寅恪论述关陇集团时所反复强调的因素，而从万绳楠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其研究受到关陇集团学说影响的一面。

[7]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5—162页；《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版，第280—281页。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一文对于陈寅恪、田余庆两位的意见分歧亦有讨论，收入氏著《虚实之间》，社科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页。唐长孺虽然没有正面文字论述此问题，但其在《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一文中指出曹操的法家色彩，并提出袁曹之争代表了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政治集团的矛盾；在《东汉末的大姓名士》（《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25—52页）一文中又提出三国政权的上层统治者主要也是从老一代到年轻一代的大姓名士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是构成魏晋士族的基础，其看法似乎与田余庆更为趋近。

[8]尽管关于统治阶级的研究在1949年后不再是学术热点，但关于曹操的讨论是其中的一个例外，特别是郭沫若在1959年初提出为曹操翻案的问题，激起了历史学界的激烈讨论。作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官方领导，郭沫若这一问题提出或与毛泽东对曹操的好感有直接的关联，但另一方面郭沫若提出这一问题是否在学术上受到陈寅恪看法的影响或许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毕竟郭沫若对于陈寅恪的研究有着长期的关注，其对于《再生缘》的兴趣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场讨论中，朱永嘉已从着重从儒、法对立的角度强调曹操的法家特质，见氏著《论曹操的抑制豪强及其法家思想》，收入《曹操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60年，第365—373页。另关于这一时期大陆魏晋史研究的特点可参读何启民：《〈历史研究〉一九五四～一九六六年间有关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之讨论》，《政大历史学报》第13期，1996年，第1—7页。

[9]田余庆自承其1974年写《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一文时，虽然处于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无法征引陈寅恪的意见，但在学术上是受其启发的，见《秦汉魏晋史探微》，第161页，可见陈寅恪之论即使在特殊年代，依然对学界有着潜在的影响。

[10]刘显叔：《东汉魏晋的清流士大夫与儒家大族》，《简牍学报》第5期，1977年，第213—244页；刘显叔：《论魏末政争中的党派分际》，《史学汇刊》第9期，1979年，第17—46页。

[11]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1980年，第271—292页。卢建荣的研究其实代表了另一种常见的研究取向，即运用一个较为现代的概念，如变法、保守等，作为描摹某一政治派别面貌的依据，其长处是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习惯，也便于借用一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做辅助分析，但多少难免有以今格古之嫌。

[12]周一良先生以为徐高阮、汪篯、金应熙三人是陈门子弟中脑力、学力俱佳者，堪传衣钵。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收入氏著《毕竟是书生》，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13]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1969年，第87—125页。

[14]周一良：《毕竟是书生》，第89—90页。

[15]参读阎步克：《西晋“清议”呼吁之简析及推论》，收入氏著《乐官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6—267页。

[16]又如曹文柱将与贾充对立的一股政治势力定义为非主流派，这一命名方式无疑显示了作者难以对这一政治力量做出清晰描述的困惑，见氏著《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17]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18]王晓毅：《司马炎与西晋前期玄、儒的升降》，《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20—28页。

[19]卫广来：《汉魏晋皇权嬗代》，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6—280页。

[20]柳春新：《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第15—20、79—88、127—173页。

[21]参读葭森健介：《中国史における贵族制研究に关する觉书》，《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1981年，第62—83页；都筑晶子：《六朝贵族研究の现况——豪族·贵族·国家》，《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第7期，第84—110页；中村圭尔著、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中华书局，1993年，第359—391页。

[22]较有代表性的研究可参读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1986年，第38—61页；伊藤敏雄：《正始の政变をめぐって―曹爽政权の人的构成を中心に―》，收入野口铁郎编：《中国における乱の构图》，雄山阁，1986年，第241—269页；佐藤达郎：《曹魏文·明帝の政界と名族层の动向——陈群·司马懿を中心に》，《东洋史研究》52卷1期，1993年，第56—83页；近年活跃的渡边义浩仍强调司马氏与名士群体的关系及西晋儒教国家的特质，氏著《司马氏の台头と西晋の建国》，《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6号，2007年，第79—108页；《西晋における“儒教国家”の形成》，《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7号，2008年，第77—96页。津田资久最近对于这一两分法的研究取向提出了反思，氏著《符瑞“张掖郡玄石图”の出现と司马懿の政治的立场》，《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35期，2007年，第33—68页。

[23]关于这一问题系统的反思可参读安部聪一郎：《清流·浊流と“名士”—贵族制成立过程の研究をめぐって—》，《中国史学》第14卷，2004年，第167—186页。

[24]对此问题贡献最大的当属黄永年的一系列论文如《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说李武政权》等，主要收入他的论文集《文史探微》一书中，中华书局，2000年；韩昇在《隋文帝传》中通过对隋文帝用人政策变化的研究，详细探讨了关陇集团在隋代开始动摇、瓦解的趋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56—289页；综合性的评论可参读雷艳红：《陈寅恪“关陇集团”说评析》，《厦门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第72—79页。

[25]甘怀真《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省思——以六朝隋唐为例》一文中有“陈寅恪集团理论及其影响”一节，对政治集团研究范式的得失有简要的反思，收入《中国民国史专题论文集第四届讨论会》第1册，台北，1998年，第497—499页。

[26]内藤湖南关于历史时期党争性质变化的观察值得重视，其指出宋以前的朋党是以血缘、姻亲关系为基础的，不涉及具体的政见，而以支持某种政治主张为基础凝聚成型的派系则是在宋以后才出现的，见氏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中华书局，1992年，第15页。那么政治集团这样从现代政治中抽离出的概念，在唐以前如何界定运用，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思考。

[27]陈寅恪1945年发表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即已谈到此问题，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已反映出陈寅恪对魏晋之际的诸种变化有着系统的看法，而该书主要根据万绳楠1947—1948年在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听课的笔记整理的，黄山书社，1987年，第13—22页。学界通常认为1950年代以后，陈寅恪受时势刺激，其研究兴趣已逐步转向发掘明清之际的“心史”（余英时：《试述陈寅恪史学三变》，收入氏著《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53—492页），那么可以认为他对于魏晋易代问题的看法在1949年前已基本成型。

[28]陈寅恪先生主要在《崔浩与寇谦之》、《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对此问题有所论述，其中《崔浩与寇谦之》旁涉此问题，不过四、五页篇幅，《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虽是以小见大的典范之作，但文字甚短，不到十页。

[29]事实上，无论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来划分政治集团，都是后人按照某些抽绎出的原则作出的，其间缺少了当事人自我认知这一维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当时士人是否自我认同属于某一集团，是划分最根本的依据。因此，在今后研究中或许可以尝试从“主位观察”的角度发掘更多的史料，努力还原当时士人本身的政治、文化及社会阶层认同。

[30]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第38—61页。

[31]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1997年，第59—78页。

[32]景蜀慧：《嵇康阮籍论析》，收入氏著《魏晋诗人与政治》，文津出版社，1991年，第75—161页；《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2001年第2辑，第53—74页；《何晏罹疾及服散考释》，《文史》2008年第4辑，第47—58页。

[33]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2000年，第149—192页。

[34]安田二郎：《西晋朝初期政治史试论》，《西晋武帝好色考》两文收入氏著《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3年，第5—161页。

[35]小池直子：《贾充出镇——西晋泰始年间の派阀抗争に关する一试论》，《集刊东洋学》85期，2001年，第20—40页；《贾南风婚姻》，《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7号，2003年，第28—61页；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期，2006年，第58—70页。

[36]较为全面的研究综述，中国大陆方面可以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第15—26页；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中国台湾方面则可参读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1996年，第139—147页；日本方面可以参照中村圭尔著、夏日新译：《六朝贵族制论》，第359—391页。

[37]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收入《民国丛书》第3编13册，上海书店1991年据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

[38]杨联陞：《东汉的豪族》，《清华学报》第11卷4期，1936年，第1007—1063页。

[39]陈啸江：《魏晋时代之“族”》，《史学专刊》第1期，1935年，第153—194页。

[40]谷霁光《六朝门阀》、《崔浩国史之狱与北朝门阀》等论文后皆收入氏著《史林漫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3—192页。

[41]《五朝门第》一书初版于1943年，后经修订，1978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重印，由于王伊同一直任教于美国，因此该书1950年代以后对于海外学界影响尤大。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

[42]蒙思明：《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43]内藤湖南著、黄约瑟译：《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第10—18页。内藤湖南关于魏晋时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看法可以参读夏应元选编并监译：《中国中古的文化》收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27—312页。另外可以参读福原启郎著、胡宝华译：《内藤湖南关于中世贵族制的思考方式》，收入内藤湖南研究会编著：《内藤湖南的世界》，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57—286页。

[44]矢野主税：《门阀社会成立史》，国书刊行会，1976年。

[45]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46]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对于谷川学说的评论可以参读侯旭东：《评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收入氏著《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97—408页。

[47]谷川道雄著、李凭译：《魏晋南北朝史的基本问题总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第1—23页。

[48]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一研究——太原王氏谱系考》，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1951年。

[49]矢野主税：《张氏研究稿》，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5期，1955年，第1—39页；《郑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8期，1958年，第21—36页；《郑氏研究（二）》，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9期，1959年，第1—8页；《郑氏研究（三）》，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0期，1960年，第1—14页；《韦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1期，1961年，第49—64页；《韦氏研究（二）》，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增刊，1962年，第26—49页；《裴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4期，1965年，第17—48页。

[50]竹田龙儿：《门阀として弘农杨氏につぃての一考察》，《史学》31卷第1—4号，1958年，第615—643页；丹羽兑子：《魏晋时代の名族——荀氏の人フにつぃて》，收入中古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1970年，第174—202页；石田德行：《北地傅氏考——汉魏晋代を中心に》，收入《中嶋敏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下），汲古书院，1981年；第21—44页；多田狷介：《魏晋代の颍川庾氏につぃて》、《颍川庾氏の人ひ——西晋代の庾衮を中心に》，收入氏著《汉魏晋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第173—219页。

[51]福原启郎：《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白帝社，1995年；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2006年11月，第1—26页。

[52]笔者此处所指的西方中国研究，主要是指以英文发表的研究。据笔者所知法国学者侯思孟曾经发表过《九品中正考》一文，中译本收入《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3—263页。此外金应熙、邹云涛两位先生曾经提到苏联学者马良文对于谷川道雄“豪族共同体”学说的评论，见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74页。但是否还有更多相关的非英文论著，笔者学力有限，所知不多。

[53]瞿同祖此书英文版初版于1972年，是魏特夫（Karl A．Wittfogel）主持的汉代研究计划的一项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瞿同祖将豪族一词翻译成Powerful Family，瞿同祖著、邱立波译：《汉代社会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54]陈启云著、高专诚译：《荀悦与中古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

[55]瞿同祖在1945年去美国之前便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研究者，陈启云早年在新亚书院师从钱穆，研究汉魏时代的制度史，后来前往哈佛跟随杨联陞攻读博士，转向汉代思想史的研究。

[56]W．Eberhard，Conquerors and Ruler：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Leiden，1952．

[57]David Johnson，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Westview Press，Boulder，Colorado，1977．

[58]Patricia Buckley Ebrey，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78．伊沛霞一书书评有Michael Dalby，“Reviewed work（s）：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40，No．1（Jun．，1980），pp．249 263．而关于瞿同祖、姜士彬、伊沛霞这三本著作的综合评论还可以参考Robert M．Somers的书评“The Society of Early Imperial China：Three Recent Studi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38，No．1（Nov．，1978），pp．127 142．

[59]这一信息依据ProQuest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的提要获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有该论文的微缩胶卷。

[60]Miscevic D．Dusanka，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of Early Medieval China，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65（1993）：5 256．这方面最新的学术史回顾可以参考陈美丽著、裴士凯著、张建中译：《美国学者对中国中古时期历史和社会的研究》，收入张海惠编：《北美中国学》，中华书局，2010年，第70—82页。

[61]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62]参读杜正胜：《新史学之路——兼论台湾五十年来的史学发展》，收入氏著《新史学之路》，三民书局，2004年，第11—13页。

[63]充分体现许倬云研究特色的是他的博士论文，参读许倬云著、邹水杰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64]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兴大历史学报》第6期，1996年，第140—143页。许倬云有两篇论文涉及到士族形成问题，《西汉政权与社会势力的交互作用》一文指出世姓豪族不仅是东汉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构成了西汉中叶以后政治势力的社会基础，另一篇则是《三国吴地的地方势力》，两文皆收入《求古编》，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336—358、417—435页。

[65]苏绍兴：《评价毛汉光著〈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收入氏著《两晋南朝的士族》，联经出版社，1987年，第243—250页；许冠三《三十五年（1950—1985）来台湾史界变迁》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很高的评价，附录于氏著《新史学九十年》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1—273页。

[66]大陆方面受毛汉光影响最大的当属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67]对于毛汉光研究系统的批评参见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宋德熹：《中国中古门第社会史研究在台湾——以研究课题取向为例（1949—1995）》一文中对于毛汉光的研究也有公允的评价，第140—143页。

[68]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收入氏著《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三，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5—186页；按余英时虽然长期在美国执教，但是除了早期的英文著作之外，他一直坚持用汉语写作，面向中文学术界发言，特别是他关于士人群体自觉的论述大都完成于新亚书院时期，因此在此处将他归为港台研究者之列。参读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69]何启民的研究结集为《中古门第论集》，学生书局，1978年。

[70]唐长孺的三篇论文《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士族的形成和升降》、《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皆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5—78页。

[71]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第270—271页。

[72]周一良：《〈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17—528页；张广达：《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12期，第29—31页；金应熙、邹云涛：《国外对于六朝世族研究的述评》，《暨南学报》1987年第2期，第69—76页。目前可知金应熙此文是其生前在暨南大学讲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课程讲稿的一部分，该讲稿也涉及了汉代豪族、士的阶层形成等与本书论旨相关的问题，在当时的资料条件下，金先生对于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掌握之丰富，令人叹服，参读氏著《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述评》，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3—141、247—253页。

[73]当时比较重要的动态介绍有傅玫：《三十年来日本史学界对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的研究概况》，《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3期，第18—27页；李约翰著、齐威译：《英美关于中国中世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和课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第19—28页；黄灿：《日本学者对汉代家族制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1期，第13—18页；皮尔斯：《近十五年来西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8期，第25—30页；崔向东：《日本的两汉豪族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第8—28页。

[74]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是叶妙娜关于陈郡谢氏的个案研究，《东晋南朝侨姓士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160—167页；《东晋南朝侨姓高门之仕宦：陈郡谢氏个案研究》，《中山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3—51页。关于80年代的研究现状可以参考安群：《十年来国内门阀士族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2期，第1—7页。

[75]从专著而论，便有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韩树峰：《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偏重于家族沉浮与政治史相结合。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注重对于家族家学门风的考察。士族的个案研究如王大良：《中国古代家族与国家形态——以汉唐时期琅邪王氏为主的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郭锋：《唐代士族个案研究：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周征松：《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王力平：《中古杜氏家族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6年等。关于秦汉豪族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赵沛：《两汉宗族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中国书店，2002年；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崇文书局，2003年等。另外一些关于婚姻、宗族、家庭研究的专著也旁涉其中。至于散见各种论文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概观的情况请另参读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第15—26页；容建新：《80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大族个案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第6—13页。

[76]对于存在的问题可以参见陈爽《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一文中的批评：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对海外学者的研究动态掌握不够，对现有的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这个通病也反映到士族问题的研究中。对一些名家大族，海外学者已经作出了细致的个案研究，而一些大陆学者却仍然进行着重复性劳动。在近年来的六朝士族研究中，出现了一批“跑马圈地”式的个案研究论文，满足于低水平的简单重复。个别低水平的研究论文仅仅是某一家族的材料长编。许多论文多侧重于家族的士宦升降和政治地位，而对家族的经济状况、宗族结构、家族习俗、宗教信仰等方面则较少涉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本应丰富政治史研究的内容，但一些研究却背离了社会史对于社会的全景描述和理解，重新落入了以婚宦论士族的巢臼。

[77]刘增贵：《汉代婚姻制度》，华世出版社，1980年；《从碑刻史料论汉末士族》，《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学生书局，1985年，第321—370页；《论后汉末的人物评论风气》，《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0期，1983年，第159—216页；《汉魏士人同乡关系考论》，收入邢义田、林丽月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社会变迁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159页；《晋南北朝时代的乡里之情》，收入熊秉真编：《欲盖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汉学研究中心，2002年，第11—37页；《东汉的门第观念》，《国史释论——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纪念论文集》（下），食货出版社，1988年，第407—428页。关于中古的门第观念还可以参读宋德熹：《中古门第观念》，《兴大历史学报》第5期，1995年，第1—59页。

[78]黎明钊：《西汉中期之三老与豪强》，《新史学》8卷2期，1997年，第59—91页；《汉代地方官僚机构：郡功曹之职掌与尹湾汉墓简牍之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8卷，1999年，第35—71页；《汉代东海郡的豪姓大族：以〈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及〈赠钱名籍〉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9卷，2000年，第47—95页；《汉代豪族大姓类别与分布探讨》，《史学传薪：社会·学术·文化的探索》，香港中华书局，2005年，第41—86页。关于汉代豪族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读黎明钊：《汉代豪族大姓的研究回顾》，收入周樑楷编：《结网二编》，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第93—133页。

[79]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惠帝羊皇后与西晋政局——兼论羊氏家族的发展》，《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8期，2004年，第219—240页。

[80]潘光旦：《存人书屋历史人物世系表稿》，收入《潘光旦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81]矢野主税：《魏晋百官世系表》，长崎大学史学会，1971年改订版。

[82]前揭王伊同：《五朝门第》附《高门权门世系婚姻表》。

[83]收入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

[84]关于这一时期的史学变化可参读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8—131页。

[85]如渡边义浩提出司马彪《续汉书》的编纂有建构西晋王朝正统地位的目的，氏著《司马彪の修史》，《大东文化大学汉学会志》45号，2006年，第23—41页。

[86]魏晋人已经将历史写作作为政治攻讦的一种方式，典型的案例如出自吴人之手的《曹瞒传》对于曹操形象的塑造，所谓“书出敌人之口，故于曹操奸恶备载无遗。世所传操为夏侯氏子及破壁收后等事，皆出此书”，侯康：《补三国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3180页。

[87]参见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卷六“三国志书法”、“三国志多回护处”等条目，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125页。

[88]刘知幾便对于裴注便颇有非议，云“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2页。

[89]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九《覈才》引晋令，第249页。

[90]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五《采撰》，第116—117页。

[9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第257—258页；吕思勉：《论晋书七》，《吕思勉读史札记（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17—1019页；李培栋：《晋书研究》，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08—139页；朱大渭：《〈晋书〉的评价与研究》，《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44—52页。内藤湖南指出，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雅驯”为目标的，而刘知幾、郑樵等后世史家却批评《史记》“多聚旧记、时采杂言”、“雅不足也”，这实际上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何者可以入史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史学史》，第112页。进而提示我们透过史家对于史料的取舍，把握当时史学观念及历史书写方式的变化。

[92]吕思勉指出：“要之三国两汉时史所传，惟一大纲，余皆后附会之辞，遽一一信为事实则傎矣。要之当时之史尚系传述之辞，多所谓某人某人所语，未必可即作某人之辞观，然以为其时人之见解，固无不可。”吕思勉：《袁曹成败》，《吕思勉读史札记》，第855—856页。

[93]《唐大诏令集》卷八一《修晋书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94]韩昇：《贞观永徽之际的政局》，《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第1辑，第28—63页。

[95]关于《晋书》成书的背景可以参读李培栋：《晋书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缘》，第108—139页；张蓓蓓：《唐修〈晋书〉论衡》，《中国古典文学与文献学研究》第4辑，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323—364页。

[96]《唐会要》卷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88页。

[97]清水凯夫：《论唐修〈晋书〉的性质》，收入南京大学中文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论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80页。

[98]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收入《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99]过去一般更倾向于认为《晋书》较多采撷了《世说新语》的记载，但余嘉锡已指出：“凡《世说》所载事，皆自有出处，《晋书》往往与之同出一源。后人读《晋书》，见其与《世说》同，遂谓采自《世说》，实不然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28页，两书的关系实更为复杂，新近的研究可参读胡小丽：《〈晋书〉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史料关系初探》，《文史》2002年第2辑，第101—114页。

[100]川胜义雄《〈世说新语〉的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一文对《世说新语》时代背景与社会风貌有很好的研究，收入《六朝贵族制研究》，第238—252页；另外可以参读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第一章“《世说新语》成书考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67页。

[101]清人李慈铭曾评论：《世说》转据旧闻，是非多谬。见王利器纂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43页。

[102]关于《世说新语》的笺疏现代学者用力甚多，其中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修订本）》这三种今注本最为通行，三个今注本都有杰出的贡献，关于史实校正方面则以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用力最深。

[10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9页。

[104]金发根：《东汉党锢人物分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下，1963年，第554—555页。

[105]如斋藤实郎：《东观汉记·七家后汉书·后汉书の史料问题》，收入《中国正史の基础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57—85页。

[106]山下将司：《唐初における〈贞观氏族志〉の编纂と“八柱国家”の诞生》，《史学杂志》111卷2期，2002年，第135—166页。

[107]安部聪一郎：《后汉时代关系史料の再检讨》，《史料批判研究》第4期，2000年，第1—43页；《袁宏〈后汉纪〉·范晔〈后汉书〉史料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刘平·赵孝の记事を中心に》，《史料批判研究》第5期，2000年，第113—140页；《党锢の“名士”再考——贵族制成立过程の再检讨のために》，《史学杂志》111卷10期，2002年，第1—30页；《〈后汉书〉郭太列传の构成过程人物批评家としての郭泰像の成立》，《金沢大学文学部论集》28期，2008年，第13—110页。

[108]津田资久：《〈魏志〉の帝室衰亡叙述に见える陈寿の政治意识》，《东洋学报》84卷4期，2003年，第393—420页；《曹魏至亲诸王考—〈魏志〉陈思王植传の再检讨を中心として》，《史朋》38期，2005年，第1—29页。另满田刚也有一系列文章检讨《三国志》的史源问题，《〈三国志〉蜀书の典据について》，《创价大学大学院纪要》23期，2001年，第253—292页；《〈三国志〉魏书の典据について（卷一—卷十）》，《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4期，2002年，第237—265页。

[109]田中靖彦：《〈汉晋春秋〉に见る三国正统观の展开》，《东方学》110辑，2005年，第49—64页；《唐代における三国正统论と〈史通〉——曹魏描写に込められた刘知幾の唐朝观》，《中国——社会と文化》第20号，2005年，第99—115页；《初期东晋における孙吴观——干宝〈搜神记〉を中心に》，《六朝学术学会报》第7集，2006年，第51—66页。

[110]除了辑佚工作本身之外，清代学者对于魏晋史部典籍的作者、撰著时代、流传经过的考证也是笔者经常加以参考的，其中尤以章宗源、姚振宗分别完成的两部《隋书经籍志考证》最为详密，收入《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台湾学者廖吉郎著有《两晋史部遗籍考》一书，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推进，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70年。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合著的《隋书经籍志详考》，体例精严，附有历代书志目录中著录情况以及辑本目录，非常便利学者使用，汲古书院，1995年。

[111]汤球辑、杨朝明校补：《九家旧晋书辑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汤球：《汉晋春秋辑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7年；汤球：《晋阳秋辑本》，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37年，汤球、黄奭辑、乔治忠校注：《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按汤氏专治魏晋史部佚籍，所辑大体较为完备，然未收《群书治要》中《晋书》，难免有目不见睫之虞。黄奭所纂的各种辑本皆收入《汉学堂知足斋丛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黄氏逸书考》，《续修四库全书》第1206—12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另民国学者陶栋亦曾辑诸家旧晋书，然其只据《文选》一书辑录，较之清人工作更等而下之，其所辑收入《辑佚丛刊》，中华书局，民国三十七年。另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籍举要》“诸家旧晋书”条下的讨论，收入《唐书兵志笺证（外二种）》，中华书局，2011年，第23—27页。

[112]张鹏一：《魏略辑本》二十五卷，陕西文献征辑处刻本，1924年，去取拼合皆较为严密，然误将《典略》与《魏略》以为一书，参读津田资久：《〈魏略〉の基础的研究》，《史朋》31期，第1—29页；柳春新：《〈魏略〉考论》，《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1辑，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51—64页。张鹏一辑、徐清廉校补：《晋令辑存》，三秦出版社，1989年。

[113]严可均所辑数种别传皆收入氏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全三国文》、《全晋文》部分，中华书局，1958年；王谟所辑的郡书、地志皆收入《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6年；陈运溶所辑则见于《麓山精舍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王仁俊辑各种书名目甚多，然失于简陋，见《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另清人所辑魏晋佚籍的名目与出处可参考孙启治、陈建华编：《古佚书辑本目录（附考证）》中的相关条目，中华书局，1997年。

[114]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清代辑佚学不足的是汤球对于《十六国春秋》辑佚工作，相关的得失可参读刘琳：《明清几种〈十六国春秋〉之研究》，收入《中古泥鸿——刘琳史学论文自选集》，巴蜀书社，1999年，第199—213页。近年来日本学者关尾史郎主持的研究班亦致力于十六国时期霸史的辑佚工作，其成果见关尾史郎、岩本笃志编：《五胡十六国霸史辑佚（稿）》，新泻大学大域プロジエケト研究资料丛刊XVI，2010年，但该书仅按书辑录佚文，未作进一步的拼合。

[115]新近整理出版的朱东润先生的遗著《八代传叙文学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虽然是一部完成于六十余年前的著作，但依然是笔者所见对于魏晋杂传的源流与发展考证最为全面系统的著作，朱东润在写作此书前，曾经系统地辑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别传，可惜这一部分文稿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近年来日本学者永田拓治致力于先贤传形成与构造方面的研究，并兼及辑佚工作，发表了《周斐〈汝南先贤传〉辑本》，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第17号，2010年，第1—53页。

[116]这些工作大都在清人辑本的基础上加以校勘补正，例如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也有学者尝试另辑新本，如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但在辑佚的彻底性与规范性上尚有进一步改善的余地，参读陈尚君的书评，收入氏著《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63—469页。

[117]清人研究三国志的成果甚多，参读杨耀坤：《清人的〈三国志〉研究》，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稿》，成都出版社，1993年，第42—57页；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吴士鉴：《晋书斠注》，中华书局，2008年。另今人赵幼文《三国志校笺》一书乃是据其遗稿《武英殿本三国志刊误》、《三国志集解献疑》、《三国志裴注疏证》（仅存部分）整理而成，此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无校勘记的缺憾，对于《三国志集解》也有一定的订补，巴蜀书社，2001年。

[118]可惜的是该书只完成了帝纪10卷，姚铭恭：《晋书纂注》，集成印刷厂，1955年。

[119]当然魏晋时代还是有一些零散的碑刻存世，由于这些碑刻大都有比较充分的研究，因此笔者对此不再赘述，对于魏晋碑刻较为完整的收集、整理的著作是井波陵一编：《魏晋石刻资料选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5年；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9年。

[120]参读赵超：《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第47—52页。

[121]福原启郎：《西晋の墓志の意义》，收入氏著《魏晋政治社会史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12年，第363—427页。

[122]石井仁、渡边义浩：《西晋墓志二题》，《驹沢史学》第66期，2006年3月，第80—100页。

[123]川合安：《西晋王浚妻华芳墓志について》，《唐代史研究》第4号，2001年，第4—17页；胡志佳：《西晋王浚家族的兴衰及其人际网络——由华芳墓志铭观察》，《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7期，2003年，第141—157页。

[124]唐长孺：《读史释词》，《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49—253页；陈琳国：《庶族、素族和寒门》，《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17—20页；祝总斌：《素族、庶族解》，收入氏著《材不材斋文集》上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2—224页；张晓连：《释“士族”》，《北朝研究》1997年第1期，第48—53页。而葭森健介最近的研究证明“士”这一概念在自战国到唐的时段内，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在指涉的意义上有明显的不同，《士庶考——针对唐宋变革前史的一个考察》，《日本学者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6—159页。

[125]例如刘增贵：《汉代的益州士族》，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家族与社会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22—169页；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士族一词在宋代还是被广泛使用的，指称仕宦家族，《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02，2003年，第2—9页。

[126]例如王彦辉：《汉代豪民研究》；赵沛：《两汉宗族研究》；马彪：《秦汉豪族社会研究》；崔向东：《汉代豪族研究》。崔向东在书中曾讨论过指称豪族的各种词汇。而宗族则是一个更加偏向于民族学的概念。

[127]当然并不是没有学者使用士族这一词语，但并不是学界的主流用法。

[128]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研究》，第4页。

[129]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3—8页。

[130]韩昇：《中古社会史研究的数理统计与士族问题——评毛汉光先生的〈中国中古社会史论〉》，《复旦学报》2003年第5期，第91—98页。

[131]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80页。

[132]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29页。

[133]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第1—3页。

[134]士族门第的高下定义往往是在比较的语境中加以展现，例如崔所言：“天下盛门，唯我与尔，博崔赵李，何事者哉。”《北齐书》卷二三《崔传》，中华书局，1972年。博陵崔氏、赵郡李氏无疑是一流的门第，但在门第更高的崔看来，不过是寒门而已。

[135]笔者使用正史作为统计材料，一方面是由于其语言比较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电子检索系统较为便利。但是根据刘增贵对于汉代石刻中关于大族指称词汇的统计，确实没有出现士族一词。刘增贵：《从碑刻史料论汉末士族》，《中国史新论——傅乐成教授纪念论文集》，第321页。

[136]《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7页；卷一二四《慕容宝载记》，第3093页。

[137]《晋书》卷八〇《许迈传》，第21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