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实体到游戏构造组织研究的逻辑演进

从结构实体到游戏构造组织研究的逻辑演进

何运安^[1]

组织或组织化的生活，既是个体行动的基本载体，也是社会行动的表现形式，不仅如此，作为人类理性建构的产物，组织也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成为社会行动的重要动力来源（科尔曼，1999）。马克斯·韦伯从对西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质询出发，不仅将科层制视作为建基于特殊权威基础之上的理想的组织形式，而且，在他看来，这种组织形式，是解决西方现代化进程的吊诡——价值理性和目的理性冲突的不二法门（施路赫特，2004）。韦伯的这种努力，确立了组织研究的独立地位。当代关于组织的诸种讨论，既得益于这种努力所设置的基本框架，同时也受制于这种框架所预设的路径。对自韦伯以后的组织研究的诸种路径进行回顾，就会发现在这些研究深受刚性结构和行动者自主性这样一对基本判断的张力所困扰，产生了大量的剩余范畴甚至是互相抵牾的概念。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影响组织研究进程持续深入的主要障碍，使得人们对于组织这样一种基本的人类协作方式的认识产生困惑，并影响集体行动的效力。

一、传统组织研究的主要路径

（一）理性系统组织理论

从组织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体系的角度出发，传统组织理论，斯科特（1981）根据其所建基的不同的预设、逻辑进路和范畴，归纳为三种不同的理论体系。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从结构理性的概念出发，将组织视作为一种为了完成特定目标而设计的工具，这种工具的效力，取决于结构理性所实现的程度（W.理查德·斯科特，1981）。在韦伯的经典论述中，科层制组织凭借其特殊的动力来源，使得其可以在自身理性的支配下，“以不可阻挡的逻辑发展，并将参与者贬至‘永动机齿轮’的地位”（盖瑞·J，米勒，1992）；F·泰罗(1911)从米德维尔钢铁厂的管理实践出发，强调标准化和程式化了的组织结构对于生产效率的决定性作用；亨利·法约尔(1916)为了使参与者有秩序的工作，设计了组织运作的基本程序和原则，进而使得组织管理活动在具体化的目标以及形式化的规则体系内实现自动的运作。丹尼尔·雷恩（1986）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经济组织发展阶段的角度，佐证了该种视角下组织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但是，从组织研究的视域出发，这种向度的组织研究，忽视了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割裂了组织与作为组织得以发生和运作的意义和动力的来源---环境的关系，环境始终被视作为一种稳定的常量。这样的一种研究,缺乏历时态的解释力，而且，被瞬即发展的管理现实所证伪，理性主义视野下的组织理论的合法性，迅速而广泛的受到了大规模的集体骚动的质疑（郭咸纲，2002）。

（二）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

乔治·梅约（1945）通过对西方电器公司霍桑工厂的实验的总结，发现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包括社会人、非正式组织和士气，进而使组织研究的路径出现了重大的转向。霍桑实验以后的组织研究，将个体的心理要素视作为其他的组织要素，包括规则和结构的意义来源。自然系统的理论家，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将组织行为的有效性归结为参与者心理效用的实现程度。人际关系学派是这种研究的典型代表，无论是个体或者是群体激励理论，都将组织，无论是结构还是形式化的规则体系，视作为参与者结构化了的需要和动机得以展示和实现的结果。切斯特·巴纳德(1937)将组织视作为一种协作体系，认为经理人员的基本功能在于整合个体参与者的贡献，尽管，他并不排斥形式规则和正式结构以及具体化的目标，但是，坚持协作的非物质、非正式、人际关系以及道德基础，以及兼顾道义和利益的集体目标在组织整合方面的独特作用。塞尔兹尼克从对TVA的研究中，发现环境对于组织的决定性作用，他将组织结构视为通过对参与者的特征和责任做出反应，同时也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的有适应能力的有机体，坚持认为，压倒所有体系功能需求的是“维持体系自身的完整与持续”，这种需求迫使参与者发展出了一系列共同的责任和目标，并且通过价值中立的制度化的过程“从不稳定的、松散组织的或有限的技术活动中产生出有序的、稳定的和社会的整体模型”使组织结构或组织行为变得“有价值，并超出对技术的需要”（Selznick，1948）。在这种视野中，组织存在的意义和动力的来源，不再是结构理性，而是在环境驱动下形成的组织成员集体的意向性选择，“组织为了生存或者发展而出卖了自己的目标”（Gouldner，1954）。尽管这一角度的组织研究关注了行动者以及环境，并将它们作为基本预设和理论基础，但是，正如，埃哈德·菲埃德贝格（2005）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种努力不仅没有解决古典管理论的应用困境，反而，使得组织研究内部的基本概念的裂痕加深：人际学派运动没有能够将组织成员行为情感属性的发展和一种关于组织的理性反思结合起来――用于使工作条理化的正式结构与实验发现所揭示的情感及关系的非正式结构之间存在的联系，既未被阐述清楚，又未能将其作为问题加以研究，而且落入了泰罗式个体观的窠臼：个体在工作中是被动的，他会以一种刻板的方式来对自己接受的刺激产生反应。以协作体系的研究为例，巴纳德的开创性贡献在于，将组织视作为两个以上社会成员组成的协作体系，而不是科层制的架构，但是，在他的构想中，情感的逻辑和效率的逻辑始终作为彼此替代和补充的独立力量而存在，并且将组织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割裂开来，使得组织的运作秩序在这两种力量和规则之间摇摆。同样，制度学派的组织理论通过合法性机制的概念有力的回答了了组织形式趋同的问题，但是，就如同韦伯的科层理性的研究一样，合法性机制也消解了特定组织内部参与者的能动地位。

（三）开放系统的组织理论

开放系统的组织研究，强调了个体要素（个体参与者和子群体）的复杂性、多变性及其相互联系的松散性，以及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发展脉络。作为组织理论的开放系统概念和模型的代表，卡恩和卡兹（Kahn，R.L.katz，D 1966）提出了社会组织作为控制系统和松散系统的概念。从一般系统论的基本观点出发，认为社会组织是一种能够进行自我调节和控制的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子系统，依照组织系统与相关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系统的整合水平，组织可以被视作为一种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控制系统，在这种类型的系统中，运作、控制和决策中心及其相互间流程是关键的因素；或者，组织被视作为变化的利益集团间的松散关系的结合，而不是单一的有机实体或者等级系统，在结构安置上的松散连接能使得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具有高度的适应性；或者，组织应该被视作为一种遵循“有限变化原则——就是系统不能比环境表现出更大的多样性”（Pondy and Mitroff，1979）并且依据环境的要求而不是通过“对抗环境复杂性”来维持系统运作的开放系统。在这种视角中，系统维护、分化和多样性的根源是环境，环境情况和系统内在特征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另外，由于组织内部的亚系统普遍采用“稳定子组织”的形式，即“有能力保持其自身的形式而不受上层单位不断注意的单位”（H.西蒙，1991）以至于这些极为相近且能保持相对自由运作的子系统的稳定成为组织系统稳定性的来源，在这种视角中，组织也可以被视作为一种等级制形式的系统而存在。将组织视作为一种系统，无论其是自我维系的或者是开放的，无论其是松散连接的还是呈现等级制形式的，这种假设都导致了一些新的组织推论的出现，使得强调程序设计（尤其是信息流程的设计）、强调组织结构子单位的分化和整合模式与其环境的适应性、强调旨在解决环境不确定性的组织行动而不再是组织的结构和组织行为，成为系统视角下组织分析关注的主要问题。

由此观之，作为人类集体行动的基本方式的组织，在整个组织研究的理论发展进路中，研究者基于不同的假设和旨趣，对于这种集体运作的形式的功能、动力机制、规则体系和合理的秩序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在不同的视角下，组织运作呈现出不同的图景，以至于究竟何为组织，成为维克所描述的“迷”。维克（Weick，1974）指出，“组织是一个名词，同时也是一个谜。组织只是我们在谈及组织时才被错误的发明出来的一种形式”。但是，组织现象的普遍性，正如彼得·德鲁克（1974）所指出的“了解组织，就如同我们的祖先必须学习耕作一样”，成为我们考察人类协作的方式及其成效的一个有益的起点。

二、传统组织理论的基础假设及其批判

对于组织理论的研判和综合，可以基于多种视角。按照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每一种组织理论都作为一种独立的范式而存在，在每一种范式中，基本的概念以及由此而发展出来的命题体系都基于特定的假设和视角被一种独特的逻辑进路所建构而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

组织理论的不同发展进路，尽管对其描述和判定存在分歧，但是，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基础的命题。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将组织管理看做是激励制度和惩罚措施的设计问题、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则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的将组织视作为一种通过较高的“道德程度”维系起来的超越自利性追求的有机体、而开放系统的组织理论则将组织界定为与环境互动的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社会整体系统中的子系统.这些研究进路所呈现出的逻辑结构是比较完整的，但是，其所依循的关于理性人、社会人以及具有明确边界并对外部系统进行整体性反应的预设，既拓展了组织分析的能力和效用，也同时限制了组织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结构的合法性及其缺失

在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中，组织是作为一组自愿合约之纽结的科层机构而存在的，透过市场竞争的压力，通过有效率的组织形式和程序，迅速且平稳的对那些市场压力的变化做出反应（盖瑞·J，米勒，1992）。在这种研究进路中，组织的正式结构和形式规则体系，决定了博弈规则和该规则下个人选择的条件，并且通过将人们长期的相互守诺的制度化，提高动机水平，而且，通过内部行政决策过程，产生出一种相比较于即时市场而言的较高的效率。“一个设计完美的机器就是一个完整组织的缩影，理想的机器中不应该有无关的部件和行动，所有的部件和所有的运动都是围绕着机器的整体运作服务的”（John William Ward，1964）。经理性设计的组织目标，不仅成为组织的形式规则得以合法化的理由，也成为组织的形式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和依据。但是，正如人际关系运动所揭示的那样，对于经济效益的追求并不足以解释个体行动的动因，进而，作为个体偏好集合的组织目标，不足以驱使个体行动，并维持结构的稳定性和规则的合法性。个体的理性，仅仅是一种相对化的理性，而不是具有这种古典特征的全知全能的理性。西蒙（1991）指出，组织理论如果不承认人们的理性受到的某种限制，就不可能证实其理论的实用性。个体决策者的理性仅仅存在于组织所置身于其中的环境的各种限制和边界，但是，尽管组织内个体的行动与绝对理性和全知理性的前提不相符合，也并不如人际关系运动所揭示的那样，看似明显的非理性行为有可能并不是完全非理性的，而是一种“筹划的理性”(intended rational)行为。个体的行动，既不是全知全觉的单一理性，也不是不可预测和解释的情感和需求的产物，因为个体行动和价值观、行为及其偏好、表现及其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在社会化与行动环境互动中，所获得的机遇和受到的各种约束的权宜性和投机性的产物。对于个体行动的动力探讨，不可以将其视作为游离于行动环境带来的既定的制约力量和机会之外，而必须将其还原到这些机遇和约束之中，因为行动总是地位效应（position effects）（理性取决于特定环境中的决策者所处的地位，行动领域的物质技术特征以及其规则。程序和权力均衡以及诸种联合）和气质效应（disposition effect）（决策者在其过去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心智、认知和情感气质）的联合的产物（Boudoin，1977）。对于人类行动的有限理性的承认，将“禁止把那些反对理性的人推崇的非理性置于首要位置，抑或禁止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设置在于组织结构的理性、程序的理性和目标的理性相对立的位置上”（费埃德贝格，2005）。在这里，组织的结构和规则，可以视作为一种资本化的知识、抑或是积累而成的知识，是“所有选择所依据的不被选择的原则”（March，1967）。行动者既不能被简化为诸种问题与解决方案的被动承载者，也不能被简化为诸种境遇与选择的消极承载者，而是一个在适应其行动领域之中的各种游戏规则的同时，又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这些规则的积极的存在者。组织结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是聚合过程的产物；也不是外在于组织成员互动领域的存在，而是这些互动过程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它们既建构这些领域与过程，也为这些领域与过程所塑造。

（二）秩序的稳定性及其或然性

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注意到了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所忽视的正式结构和形式规则所建基的观念环境的基础，从对理性系统的基本假定：将组织设定为一种咬合紧密、组装完备的机器的批判出发，将组织视作为一种自然的有机体，“组织首先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而且，“组织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目的，组织的首要目的就变成了维护组织自身，以防止任何可能阻塞机器的东西”（Robert Karlence，1990）。组织的生存和适应的进化的规则能够神奇的确保各组成部分做出必要的调整。在这种进路中，组织成员同样被一种由制度化进程所建构的抽象的目标和规则体系这样一种外源性的力量所塑造。由于缺乏对于制度变动的动因以及变化的路径的微观分析，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不足以解释组织的反功能和大量出现的“顽强的抵抗”(Selznick，1948)。实际上，必须将组织的理性目标和非理性的动机的对立的二元观进行解构，不再把这些目标和结构具体化，也不再将他们与个体动机区分开来，而是将它们放回到人类互动的相互影响之中，也即回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只有人类个体才能够拥有目标。组织结构和目标不是既定的，而是一种聚合过程的产物，是以互动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个体行为以及它们交互行动生产着构成整体的诸种结构性要素。在这里，结构和规则，仅仅构成了一种行动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具有各自不同利益的行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交换关系和冲突关系得以建立并为人操纵。组织是一个人们进行决策的竞技场，也是为转换决策假设前提留出余地的工具（Cyert and March，1963）；组织是诸种游戏的一种结构，引导并规约着组织成员的权力策略（克罗其耶和费埃德贝格，1977），或者是契约的捆绑和联结（威廉姆森，1990）。并且，由于个体选择偏好的强烈的含混性、技术控制手段的缺席、决策参与过程的流动性，深刻的体现了组织作为整体的聚合、统一与整合的高度或然性。传统的诸种可能性——亦即评价一种决策的诸种后果并将它们和目标联系起来，事实上并不存在。尽管结构为个体关系建立起联系、分配接近的权利并且对其进行能量的配置，但是，结构仅仅起着较为次要的作用。个体的决策并不是行动者资源、意图与其行为之间因果链的产物，更多的是偶然机遇的产物，组织表面的秩序下面，隐藏着巨大的无序。

（三）边界的确定性及其可能性

开放系统的组织理论关注到了自然系统理论对于组织环境问题的局限性，尽管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确实看到了组织成员的社会属性，并将其作为解释个体行动特征和样式的主要来源，但是，由于可观察到的个体行为，无法用组织结构和正式规章来解释，也无法用组织内部技术和经济的制约力量来解释，因此采取了从存在于组织之外的诸种社会亲密关系以及从这类亲密关系的具体强化学习过程之中和社会化之中来寻求解释的具有准人类学和临床式研究的取向，并没有明确的论述组织结构和组织运行之间的联系。开放系统的组织理论将组织研究的兴趣从组织内部进程转移到作为结构性实体的组织本身，并将环境的概念置于研究的中心。无论组织系统是以等级形式抑或是控制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组织运作的形式、效力和规范皆来源于外部环境，“最佳的组织方式有赖于组织环境的特质”（Lawrence and Lorsch，1967）。开放系统的组织理论隐含了两个基本假设，第一，组织的结构对于组织的绩效进行严格的条件限定。第二，市场通过残酷的淘汰所有对其不适应的组织从而使其拥有惩罚和选择组织的万无一失的能力。资源依附理论进一步指出，组织为了能够操纵其活动，必须寻求对诸种不确定性的控制，特别是通过在其直接环境中对于这些活动追求的目标和目标的完成做出条件限定，控制与其所依赖的环境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以获取维持其正常运行所需要的资源（Aldrich and Pfeffer，1976）。在这里，组织看似在被“自然地”驱动而使用策略，通过建立联盟和达成协议，越过严格的组织边界，以降低这种依赖性。这种视野下，诸种制约力量、诸种需要或者环境特征，被含蓄的理解为客体存在和固有的既定存在，而且组织对其环境的反应，仅是一个战略决策的组织的正式职能。但是，事实上，组织处理自己与其环境之间的关联方式并且决定做出反应的方式，不能被仅仅视为来自组织首领抑或是统治联盟进行考量和决策的结果，相反，组织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自所有个体和集体构成组织的方式。组织的成员并不是与一个抽象的环境相互作用，而是与有限数量的真实的人进行互动，这些人变成了他们拥有特殊地位的回应者，通过权力和交换的更持久的关系，与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同伴逐渐将环境的各个部分个人化了。组织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组织的中继者和代言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关系。但是这样的一种协商或者联系，从本质上讲并不是单一的适应过程，而是一种转换和征用（Callon，1986），是一个互相建构的过程。组织通过其成员应对诸种交换和交互作用的机制，对它的关系环境进行建构，并且对它的环境加以展现。从这个意义上，组织边界的概念被相对化了。作为研究对象的组织，不能再被划定边界――既不能先验的划定，也不能通过隶属或者非隶属的正式标准来划定。一个组织的真正边界及其渗透、开放或者封闭的程度，不是稳定的，而是变动不居的。组织的边界，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组织为其环境所渗透，而环境对于组织的运行，或多或少以直接的、清晰可辨的方式进行着构造。

三、植入于权力关系的形式结构:组织研究的转向

显然，组织理论的演进，是人们对于组织现象，尤其是关于组织有序运作的动力来源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上述分析表明，无论是哪一种进路，都依赖于将组织视作为一种结构性实体的假设，人们借助于这种分析框架，不断拓展组织分析的领域，获得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同时又深受其所累。为此，要持续推进组织研究，发展出一套新的话语体系以分析人类行动的基本形式，必须超越不同组织理论所建基的基本假设以及正式建构的组织定义的视域，其核心在于消解刚性结构和行动者主体性的二元对立。这个目标的达成，首要的任务是从方法论的角度上，对于传统组织研究所建基的基本认知模式进行研判。从社会学研究的整体进程上看，对于传统社会理论所建基的方法论的整体性批判和重构，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于海，2005），行动者系统理论就是这种整体性创新的努力在组织研究领域显著而重要的体现。

（一）生活世界：作为一种认知模式和分析架构

尤根·哈贝马斯从应对西方社会合法性危机的角度出发，批判了科技理性对当代社会的控制（哈贝马斯，1991）。他指出，西方理性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诡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当代社会的理性化与整合危机的诸种症候的关键在于：科技理性仅仅解决了事实层次的事项，而没有解决道德和政治的价值层面的问题。从认识论上看，主要是割裂了认知主体和被认知的客体之间的联系，并且采用了一套不受主体影响的客观方法和程序去达致理性化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对当代社会的病源的认知及其可能的治疗，关键在于重新审视传统发展模式赖以实现的方法论基础，重塑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为此，哈贝马斯通过对现代人类意识结构的发展过程的重新解读，指出，这种过程不仅是世界观解咒——揭示有意义和有秩序的普世式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心路历程和意识上的改变过程，不仅仅是个人的自利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发展，而且也必然伴随着人类的思辨的理性能力，也即人类分辨出不同的文化领域以及运用不同的演绎法则的能力的发展；不仅是认知观的发展，也同时是个人自我心态和意识上的提升。但是，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们忽视了对于后者的辨识和领悟，确立了一种单向理解模式的理性架构。这样的一种理解模式，在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直接体现为，作为调节人类行为相互影响的功能的制度和组织对于生活世界的控制和垄断，也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 world）。要消解这种困境，必须将体制的理性化过程（这里特指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取代传统伦理成为社会发展的意义基础），还原到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之中。

在这里，生活世界，一方面代表着一种规范人类互动的整合准则，指所谓人类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也是一个研究架构，代表着研究者同时是社会参与者，采取了一个介入自己价值判断的研究道路。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种结构，在每个层面上，都蕴含了理性沟通情景所要求的各种可能性的条件。在文化层面上，人类间的相互沟通不单单是依赖文化资料作为沟通的媒介，而且，会同时传递和更新文化的知识；在社会层面上，沟通行为不仅只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并且会促使社会整合和人类的归属感；在人格层面上，沟通行为将达到社会教化的过程并以此促进个人自我价值观的建构。因此，在哈氏看来，生活世界构成了社会的符号意义层面，成为推动社会发展和更新的动力来源。要改变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将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从市场和科层规则的侵入中解放出来，或者，在科层架构的行政组织中重获个人自由和生命意义，必须以生活世界的价值取向作为体制层面的经济和政治事务运作的准则。哈氏以法律的制订和公共政策的运作程序为例，以沟通行动为主线，以沟通理性取代传统的价值或者目标理性，对于消解单一理解模式下，规则的有效性和事实性之间的张力，进行了富有说服力的批判和论证。哈贝马斯的研究进路，不仅由于其指干涉了十分宏大和深刻的现象，对于解答当代西方社会的普遍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从方法论的角度上为批判和和综合不同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给出了有益的借鉴。

（二）组织研究的生活世界转向

K·波普尔（Karl R.Popper，1987）曾经指出，人类的知识基于两个基本领域：生活领域，即当做日常知识的问题，和生产或科学领域，即当做科学知识的问题。结合这种论断，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理性化的进程，是随着社会分工和社会规模的不断拓展，生产世界以各种主题化领域的形式逐渐与日常生活分离作为起点的，集中体现在自然科学以其确定性的理论性质和巨大的实践作用，确立了自身的合法地位，取代宗教而成为全部文化的整合基础。而且，立足于生产世界的生产认识被推崇成为人类唯一正确的认识方式，生产世界的特殊认识方式和要求被无限制的推广到其他认识领域的一般标准。在传统的组织研究领域，效率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以及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所描绘的“冰冷的世界”和自然系统组织理论所描述的“火热的世界”的矛盾始终是一个没有破解的问题（费埃德贝格，2005）。在前者的假定中，组织被视作为一个统一的、凝聚在一起的整体，由预设的、稳定的目标建构而成。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发现科层组织的运作远不如韦伯所认为的那样平稳高效，相反，科层制组织以相当笨拙的方式运行，它们缺乏弹性、并且鼓励成员实施僵化的、仪式化了的行为。组织的运作，不仅遵循着效率的逻辑，也深刻受到情感逻辑的影响和支配。但是，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仍然立基于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的同一视角：将企业组织作为一个纯粹的生产共同体，从生产世界的角度来考察组织的运作模式，并没有突破传统的二元论假设，进而使得其理论体系表现出自身难以克服的冲突：理性系统的组织理论为组织的规范和有序的运作提供了合法性的论证，但无法解释科层制的诸种反功能；自然系统的组织理论也确实发现了组织悖论的原因，同样，也无法解释作为有机体的组织运作的随意性、或然性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性的难题。

要破解这种困境，在研究方法上，就必须将隐匿于惯常社会分析之中的认知模式进行自觉反思，从社会行动的原始状态，也即生活世界之中重新探究行动的意义并重获认知的方式，因为“生活世界是一个人们自在的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人以自主的地位、自主的意识、自主的选择，同其他同样自主性的人们交往的世界”（哈贝马斯，1991），也是一种“前科学、前概念和前理论的概念”（E.Edmund Husserl，1988）。在这里，生活世界，相比较于被科层和市场等技术理性所型塑的人们的社会活动空间而言，体现出了诸种特征（李文祥2005），包括个体性――人们不仅在其中从事着为延续生命而展开的获取和消费生活资料的活动，为维持人际关系而展开的个体间交往活动，还包括这些活动中发生的个体日常理解活动；也具有自在性――经济组织和政治机构等各种社会组织的活动，都是按照某种观念模式自觉建立并开展的，而生活世界则是个体基于本能性需求，在直接环境（家庭、邻里和社区）中展开的缺乏反思性的直接活动，它体现了一种自在性。这些特性，使得人们在其中的社会行动，不仅体现了自主，而且，还体现了为确保个体自主活动得以连贯和稳定的各种主题化领域。这既是因为生活世界具有习惯性――它由个体世代相继延续下来，前人形成的常识、风俗和传统一般稳定地制约着日常生活，后人通过示范和模仿等方式习以为常地继承下来；又因为生活世界具有未分化性，它把由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专门化，主题化的人生追求笼统的蕴含于自身，通过个体不确定的日常活动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作为一个模糊整体加以实现。因此，只有立足于生活世界才能塑造出个体自主，只有综合生产世界与日常生活世界，才能使传统社会行动分析之中的二元对立得以消解，重获个体行动的自主性。

（三）行动者系统理论的分析起点及其理论特色

行动者系统组织理论的创新意蕴，就是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种理论将推论的起点建立在对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的分析之上的，通过对个体的和集体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并不是在无结构的领域中行动的，他们所处的不同文化，以一种先在的结构形式，制约着行动者的理性和选择能力，不仅如此，行动者还受到他们所在的行动领域中的体现为结构和规则体系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进行经验观察，通过了解他们的赌注（即行动者认为能够在其中完成的某事的范围）以及行动者所掌控的自由余地（即有可能优先以自己的方式在较大程度上操纵某个直接影响组织生存的重要资源），揭示行动者的行动策略。而组织，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策略性互动中形成的用以确保这些游戏的暂时均衡和稳定的一种局部秩序，当这种局部秩序在当被行动者在建构游戏的过程中被吸收并被激活的情况下，在规约信息的获得、享有权与财产权的分配以及等级制度和优先秩序的确立以及权力关系的建构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组织推论还借助于体系推论，描绘出行动者为解决和降低行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围绕诸种问题，根据其在行动背景（既是人文的也是物质的）中的点位的差异所获得的不同的自由余地，形成的多个交叉重叠的游戏构造（李友梅，2001）。借助于决策推论和体系推论，揭示一组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得以建构和维系，行动者如何置身于决策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

在这种分析进路中，是将组织运作的理性抑或是非理性的特征，还原为行动者的行动分析、还原为行动所建基的有限理性分析，还原到互动的实际过程之中。齐美尔（1897）认为，行动只有在互动的层面才具有意义。因为，不仅作为社会生活内容和材料的各种动机和行动，只有纳入交往关系之中，才会表现出社会属性，而且，行动的要素只有通过确定的交往形式，如合作、冲突才能实现从社会的属性转变为社会现象。那么，这种互动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克罗齐耶（2001）将这种互动的过程界定为一种权力关系（这里的权力既不是结构性的判断，也不是意向性的结论，而特指在交互关系之中的影响力），一种不平衡的和一种不对称的依赖或者从属关系。用权力关系来界定这种互动关系，不仅更具有普遍的意蕴，而且，也可以更为真实的解释行动之中形成的关系的实质。因为，首先，权力不是一种属性，不可能被占有，权力是具有关系本质与不及物本质。行动者始终依据行动环境结构配置给他的不对称资源来实施权力，通过权力的实施，行动者赋予权力以现实性和有效性，行动者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将资源的不对称性转化为社会行动；其次，权力与合作关系、交换关系之间有着不可化简的联结。权力的工具性维度，存在于这样一种条件：不存在没有关系的权力，也不存在没有交换的关系，权力与合作并不相互冲突，反之，一方是另一方自然的产物。第三，设定权力是一种关系，它就不可能由拥有权力的人单方面地强加于不拥有权力的人，它与协商性交换无法分离，这些交换与两者的关系融为一体。权力与交换，权力与关于“商务条款”或者其对等物的协商所达成的一致性始终是权力关系的开端。权力关系，假如按照这样的视角，被设想成为：涉及行动者都想对对方施加影响的双方在协商中试图支配交换条件的问题，是一方在与另一方的关系中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交换条件的能力，是双方参与的一种交换关系和一种协商关系。

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界定中，我们可以发现，组织研究的传统命题被超越了。在这样一种不均衡的协商和交换关系之中，是一种遵循有限理性、针对特定环境内被感知的机遇和制约力量而作出的积极而合理的适应性行为，产生出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要素，而不是结构性要素或者突生的情感要素，创制和派生了组织运作的秩序和规则。这样的一种分析视角，将组织的规则抑或是外部约束以及结构性制约因素和个体的诸种具有明显含混性的需求和动机统合在一起，将传统组织研究处于对立的情感性/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性/结构性的诸种冲突和对立统合起来，将组织的诸种结构性特征，视作为行动者的策略性行动过程中所建构起来的局部秩序和规则，并将其还原为表现为交换和对抗的原始产物。社会行动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化特征，被看做是由不在场的制约着行动者理性和选择能力的先在结构所驱动的集体行动在某个特定情势里的局部秩序的表现，是置身于决策性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环境之中的行动者互动关系得以建构和维系的游戏平台。组织的运作秩序，从社会意义上被建构起来，并因此不可逆转的与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换过程连接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具有典型的还原特征的分析视角，不仅消融了传统组织理论长期表现出来的二元对立，而且，创设了一种动态地、演绎性的以考察社会行动的发展脉络为主线的组织分析方法，为人们分析社会行动的诸种特征，给出了一种新的释义和推论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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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9]卡尔·波普尔著，邱仁宗、段娟译：《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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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文祥：《组织社会学理论的生活世界转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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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理查德·斯科特著，黄洋等译：《组织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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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Robert，Karlence H.(1990)：Some Characteristics of One type of High Reliability Organization Science，1，160-76.

【注释】

[1]何运安，男，2010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现为贺州市委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