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任务、国家利益的排列次序、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外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决定中国必须在外交观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

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所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冷战”的终结和两极格局彻底解体，这一变化在国际体系的宏观层面直接导致了国际战略格局重新洗牌，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主要矛盾两极对峙逐渐转变成为单极化与多极化的矛盾互动。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冷战后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其单边主义倾向有很大的发展，美国战略界有不少人士鼓吹谋求建立美国单极主导的世界秩序。“后冷战”年代，世界已经没有一个单一国家能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形成有效的牵制和约束，这一点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和拒不参加国际刑事法庭等政策行为中得到了充分证明。唯一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发展及其对中国各项事务的干预，很可能构成了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外部威胁。在这一情境下，中国必须考虑应该在外交上作出何种调整，以有效化解来自霸权主义行为对中国形成的威胁和挑战，同时，中国还必须探索在一个怎样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国际机制更能够维护中国的权益和世界的稳定，以及如何为建立这样的全球和地区机制而展开外交。

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国家的转型，社会主义阵营走向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失去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国家依托之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国家观察社会主义变化的前沿地带。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与西方世界的制度性矛盾在“冷战”后世界日益凸现，中国开始承担起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竞争制度生命力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程度日益加深，面对主导当今国际社会各项事务的国际制度和现存国际秩序，中国应该成为现有秩序的颠覆者、改造者，还是维护者，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实际上，近年来，关于日益发展壮大的中国是否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颠覆者和挑战者的疑虑，也成为影响西方对华政策的制定的恒常因素。而中国决不放弃社会主义旗帜，且中国决不放弃对外开放的道路，因此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就日益紧迫地摆在中国外交领导人的面前。

全球化的发展也是影响中国外交思维调整的决定性力量。随着“冷战”的终结，高级政治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重要性下降，低级政治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特别是经济的全球化趋势通过国际投资的加速扩张，国际贸易以超越全球经济的增长速度持续增长，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更加普遍，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流动，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迅速扩大，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了将近70%。同时，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开始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投资兴业；中国公民跨越国境就业、旅游、留学等的数量也与日俱增；中国快速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保证能源供应的相对稳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在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去”的客观现实服务，如何为境外中国公民提供外交服务，如何为中国经济发展赢得宝贵的和平发展机遇，日益成为中国外交不能回避的问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从中国国内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来看，中国外交调整在所难免。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定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后，在总体上实现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之后，邓小平一直思考全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是一个涉及国家目标的重大问题，对于中国外交观的确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198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分析形势，总揽大局，第一次提出了“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紧现代化建设”。^[36]1982年9月1日，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又重申这三件大事，并改称为“三大任务”，而且将现代化建设放在第一位，作为三大任务的核心。明确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37]应当说，邓小平抓住了工作重心转移后的关键问题，使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任务更加具体和清晰。上述三大历史任务，实际上是中国三个最高的国家利益，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际地位。其中，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诚如邓小平所说：“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38]外交服务于根本的国家利益，三大任务的确定为中国外交的价值原则提供了根本指针。于是，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就从原来的“外交服务于世界革命”转变为“外交服务于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一个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中国外交任务的确定，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重提“三大历史任务”：“在新的世纪，继续推动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39]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确定：“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40]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三大任务，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的三大任务有着内在的联系，是当年三大任务的延续和发展，充分体现了三大历史任务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国家的目标任务的确立，使中国外交观的调整有了明确的方向。

中国外交新思维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新思维之一：从革命外交转变为发展外交。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形势判断上逐步修改了1977年党的十一大报告中关于“战争（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观点，认为“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在外交任务上逐渐从“准备打仗”、推进世界革命的外交转变为以国内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的缓和与发展外交；在外交旗帜上从服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变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70年代之后，中国外交日益感受到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影响，特别是继尼克松访华取得缓和关系的成果之后，美苏缓和以及东西方缓和趋势进一步加快，1972年5月之后美苏首脑会晤以及一系列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的签订，美苏双方都在极力宣扬“对抗时代的结束”、“谈判时代的开始”以及“一代人的和平”景象或者实现了“和平共处原则的理想时代”等^[41]。尽管中国也努力提醒各国注意“两个超级大国有时口里讲和缓，骨子里头还是剧烈地争夺，他们争夺的重点是欧洲，同时也在其他许多地方角逐”^[42]。呼吁不能因为欧安会的举行而对苏联霸权主义“解除思想武装，丧失警惕”^[43]。但是，中国也不得不修改原来的“世界革命”路线，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价值取向调整为反对霸权主义，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1973年毛泽东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时候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前的战略格局判断：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不损害你们，你们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目标”（即苏联的威胁）。毛泽东还提出了著名的连横战略——“一条线、一大片”：要搞一条统一战线，就是一条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44]。最终，在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以其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思想，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阶级视野分析国际政治，把国家利益放在日益重要的地位。“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价值原则调整的开始，外交价值原则转向的历史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了。此后，尽管毛泽东依然强调战争不可避免，“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45]强调中国应该“备战、备荒、为人民”之外，还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46]。但就外交价值原则的内容来说，显然更强调参与国际体系，注重与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改善关系，中日建交、支持西欧联合自强、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增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等等都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这一切都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调整的前奏。80年代以来，全党上下明确了当今时代的主题已经从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这一转变使得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具有了现实可能性。同时，邓小平不仅强调了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趋势，更特别提到中国是一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表明中国外交的基本态度是谋求有利于国内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外交。

新思维之二：从独立自主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具体表现为在外交立场上从以意识形态画线转变为全方位外交；在外交策略上从敌我友国际统一战线的结盟策略转变为不结盟策略；在外交指导方针上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与许多国家建立了新型的伙伴关系。

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50年代的“一边倒”，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基本上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以意识形态画线，“以美画线”或“以苏画线”，这是由当时中国所处的严峻国际形势和国家主权和安全处于严重威胁之下的国际背景所决定的。在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思想主导下，中国外交往往是通过与其他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等维护国家利益，在具体策略上习惯于通过划分敌我友，构建国际统一战线，通过最大限度地分化和瓦解敌对力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国逐步改变了上述做法。提出中国外交“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推行全方位的外交和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参加任何集团，不支持任何一国或一个集团去反对另一国或集团，不把自己绑到别人的战车上；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全面改善和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国实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决不依附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90年代以来，面对苏联解体引起的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战略指导方针。在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的指导方针基础上，江泽民主席又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注重原则，强调道义，着眼长远，追求和谐的理念。

在国家间关系定位上，中国也改变了过去那种“结盟的”、“对抗的”、“敌视的”等亲亲疏疏的定位，在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中，努力构筑“伙伴关系”战略的对外关系框架，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如1996年中国与俄罗斯建立了“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与法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确立了“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东盟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互信伙伴关系”，与非统组织建立“面向21世纪长期友好、全面合作的伙伴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8年与欧盟确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日本“面向21世纪，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与南非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与韩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不同于过去的结盟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关系，其主要特征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47]。根据一些学者的划分，中国建立的伙伴关系有全面合作型的战略伙伴关系（比如中俄伙伴关系）、友好合作型的伙伴关系（比如中国和东盟国家）、协调型的伙伴关系（中国和欧盟）、实用主义型的建设性伙伴关系（比如中美伙伴关系）^[48]。建立伙伴关系，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重要体现，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在外交实践中取得了巨大进展，推动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良性互动，拓宽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新思维之三：广泛融入国际主流社会，寻求多边合作。具体表现为全面提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多边组织和多边国际制度态度从谨慎观望、有限参与到主动参与和积极筹建的转变，大力推行经济外交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积极倡导和谐世界观。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中国的外交实现一边倒，更强调与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关系。在外交手段上，则更偏重双边主义，通过双边外交谈判和交往实现国家利益。即使是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国也一直坚持奉行双边主义的理念。例如在共产国际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之后即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二战后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中国根本没有加入，宁愿选择与苏联单独缔结条约^[49]。至于后来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以及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等多边场合，从指导思想上来看，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多边主义，而是借助多边的舞台来推定双边主义的理念，是形式上的多边外交，实质上的双边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对联合国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逐渐意识到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影响力，认识到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一个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共在的混合物，不能轻言“砸掉一个旧秩序”而单枪匹马与之作对，应该在参与联合国的实践中逐步改造联合国。此种看法最集中地体现在1985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会议上的讲话之中，他指出：“尽管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代替的”，“世界需要联合国的存在，正如联合国需要世界的支持一样”，“中国支持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主张加强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职能和地位。”^[50]如此之高的评价以至于许多外国学者都认为有些“不切实际”，但的确充分表明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外交方面的理念转变，中国采取了“积极主动，逐步深入”的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全面参与了联合国几乎所有政府间组织，并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在柬埔寨、西撒哈拉、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东帝汶等地区的维和行动、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草和制定以及联合国在裁军、人权、防扩散、环境与发展等若干领域的国际谈判并积极支持。可以说，从80年代开始，中国在联合国外交的实践中已经开始逐步确立了多边主义的外交思维。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思维进一步蓬勃发展，一方面中国全面参与了大量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并在其中扮演积极推动者的角色。7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加入了大量世界和地区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有关问题领域中的国际机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方面的不遗余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外交运动。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主动倡导和培育多边外交舞台，在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朝核六方会谈、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等方面表现积极，行为果断。可以说，多边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外交新思维的重要标志之一。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动倡导创建的多边国家间组织，是新世纪中国外交的里程碑。它不仅表明中国外交在营造本国安全环境方面开始了创造新机制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积极开展多边外交的新阶段。

在广泛参与国际主流社会及其制度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在重视政治外交的同时，日益重视经济外交，寻求在制度框架内的广泛合作。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战略方针，而制定“走出去”的对外经济战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拓展了更大的国际空间。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中国政府再次提出，必须不失时机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一年之后通过的“十五计划”详细规定了“走出去”战略的具体的实施方式，从而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为中国外交提出了大力开展经济外交的新任务。还在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中国政府就特别强调地区安全与多边经贸合作是该组织的两大支柱与核心任务，同年9月在各成员国签署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目标与方向的备忘录的时候，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就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2003年10月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总理提出研究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的建议；2003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对与欧盟的经济合作进行了全面规划；显然，2004年6月中旬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欧亚四国的访问的核心内容是大力推进与四国的经济合作。中国在地区和双边层面开拓性的经济外交，深化与扩展了我国在加入WTO之后与相关地区与国家的经贸合作，构成了世纪之初中国新外交的核心内容。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领导人又提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主张。2005年9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鲜明地提出，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51]。和谐世界主张是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内涵，为中国外交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空间，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新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新思维之四：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日益成为中国外交思维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在指导思想上确立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外交工作，对公共外交日益重视，在外交事务上全面贯彻外交为民的原则，为海外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处理外交工作一直围绕着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而不停地讨论，这个问题决定着中国外交的性质、立场、目标、策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确定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主题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分析国情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外交要成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模范，亦即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解决了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问题。2004年5月，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指出：“执政为民”、“外交为民”是中国外交工作的宗旨。李肇星说，我们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千方百计地维护境外中国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52]。近年来，中国外交从“外交为国”进入了“外交为民”的新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海外中国公民，包括港澳台同胞的安危冷暖，并多次作出具体指示；具体外交工作增加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内容，如设立外交部开放日，成立公众外交处，逐步开放历史档案，在网上与网民进行外交话题对话。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时开展工作，较好地处理了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南非、美国、英国等地发生的危及中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事件；另外，在外交运行机制上也提高了外交为民的能力，比如建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国外应急协调处理机制，在外交经费上也拨专款用于依法保护中国公民和华侨的权利，等等。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和“外交为民”理念的强化，越来越成为中国新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外交为民”理念的指导下，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针对国内外公众和公民社会部门的公共外交。特别是随着美国在“9·11”事件后日益重视公共外交，中国外交部也把公共外交纳入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从2002年开始，外交学院举办的外交干部培训班开始把公共外交作为一项必要的培训内容。2003年外交部新闻司内部设立了公众外交处，全面负责公共外交事宜。不过，相比公共主义理念对外交运行机制的要求来说，中国政府在公共外交方面的努力还十分有限。开展公共外交，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和配合。“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新闻司、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国日报等机构和媒体，用各种传播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政策，使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和理解。”^[53]但是，就目前而言，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和配合机制还显得滞后于公共外交实践的需要。

新思维之五：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大局，重摆外交大棋局，明确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是补充的外交棋局，真正确立了大国总体外交的格局。

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深受过去国内民主革命中形成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在外交上习惯于从国际统一战线的角度分析国际形势，从敌我友的角度确定外交立场。从20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到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都是这一思想的重要产物。建国30多年，无论国际风云多么变幻，我们始终坚持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我国外交的全过程。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吸收“三个世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立自主不结盟的战略，中国外交的棋局大大拓展。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面对变幻不定的国际局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必须从全球化时代的新形势和中国发展大局的需要，重新摆定外交大棋局。在中共十六大上，中国外交明确了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是补充的外交棋局，成为主导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纲领。

总之，中国外交新思维因应了当今世界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对于中国外交的发展和和平发展的道路意义深远，应在外交实践中进一步总结、完善、提高。特别是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综合国力将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也不断扩大，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中国应该充分考虑这一大局，进一步确立和强化新的外交思维，以更好地适应全球社会发展的需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