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政权事务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民主宪政思想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的行为方向和基本任务。国家政权能力主要体现为政府集中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方面的供给、服务能力。政府集中于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也即政权事务,是由政府的职能决定的。表面上看,政权事务和民主宪政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从深层次看,二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逻辑。毛泽东就深刻地阐述了政权事务与获取民主宪政和革命战争胜利的关系。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这是每个革命工作人员必须认识清楚的”(62)。
国家政权建设在进行科层组织机构建设的同时,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以推进民主宪政建设。有了足够强的国家能力,才能为民主宪政提供更大范围的运作空间和权力实行基础,以提高民主宪政的效能。从政府职能角度来看,在中国民主宪政中,国家政权能力主要是集中于社会事务方面。政府的社会事务包罗万象,诸如保卫国家、发展教育、维护秩序、应付灾难、处理危机、调解冲突、管理经济、保障权益、增进福利、保护环境、管制交通、救济贫困、处理外交、发展贸易、反对垄断、打击犯罪,等等。土地革命时期颁布的《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中关于地方苏维埃政府的具体工作就多达十九条。无论政府的社会事务如何纷繁复杂,发展生产和经济建设始终是重心所在。但是,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性质和侧重点是不同的,这由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和民主宪政的目标、任务所决定。大体而言,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革命时期,为了向革命战争提供强有力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税收、兵役、生产成为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的重点;在和平建设时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则日益成为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新的重点。
在土地革命时期,如前面所述,各根据地的政权是工农兵性质的政权,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实际上也就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具体目标。而“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63)。因此,满足革命战争的各种需要,成为苏维埃政府的社会事务方面的中心任务,正如毛泽东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64)。这实际上也指出了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的重心所在。实践证明,民主宪政始终离不开经济建设的开展,“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量去扩大红军,把我们的战线开展到几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们的红军毫无顾忌地在将来顺利的条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65)。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和决策,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生产、税收、拥军等方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和社会方面工作。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为例,它们在生产、税收以及拥军等方面就颁布了一系列的文件规定,以此进行大量的政治动员工作。在生产方面,福建省苏维埃政府指出,“目前要积极来发展革命战争,就要发展苏维埃生产,增加粮食,多种杂粮,充分准备红军及群众的粮食”(66)。为此,“各县区土地部,马上要动员和领导广大的劳苦群众,把所有的荒地开来种番薯,种栗子(如无荒田,就用禾田去种)”(67),“苏维埃要奖励和帮助群众,发动农民群众去开垦荒地,如免收他若干年的土地税,……使农民很乐意去开垦”(68)。特别是在扩大红军工作中,闽西老区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九三二年,根据省苏执委扩大会议的规定,十、十一、十二月份各县就扩大红军七千二百名。其中上杭、长汀各二千名,石城一千名,宁化六百名,龙岩、永定、新泉各四百名,汀州、武平各二百名。(69)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路线方针转移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成为政府在此一时期民主宪政的目标。因此,相应地,抗日根据地的生产发展、经济建设也必须转移到这个目标上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必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70)。为着这点,抗日民主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采取了有利于调节抗战敌后各阶级关系的措施,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生产上积极保护并多方协助农民的生产,坚决打击敌寇破坏及劫掠农民生产的暴行。但是,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意义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要正确理解这点,必须首先清楚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历史环境。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中指出:“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农村,这一点好像并没有什么问题,谁不知道我们是处在农村中呢?其实不然。我们有很多同志,虽然天天处在农村中,甚至自以为了解农村,但是他们并没有了解农村,至少是了解得不深刻。他们不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这一点出发。”(71)各解放区长期处于敌人的分割状态中,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各自供给的战时环境,要求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广大的农村中的各个阶层,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正是由于政府在社会事务方面的成功,使得广大民众成为根据地最大的支持力量。如果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持抗日战争和巩固抗日政权,都是不可能的。从这点看,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军民长期独立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因为只有在经济上有了坚实的基础,一切战时的必需品能够自给自足,物力财力有了充裕的来源,不受敌人包围与封锁的威胁,前方军队给养与后方人民的粮食有高度的保障,这才能够有不可制服的国防实力,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际国内形势极其错综复杂,阶级斗争相当激烈,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特别是投机资本家,利用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困难和不稳定的机会,大肆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破坏金融管理,相继掀起了几次大的物价波动。为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国民经济,并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物质条件,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政治动员的开展,不仅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力地支持了经济斗争。以1949年6月金融市场上的银元斗争为例,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投机资本同党的初次较量。上海最初设计的斗争方案,是以银元制服银元,即用经济的办法解决问题,集中大量银元拿到黑市上抛售,先把价格压低,再宣布禁止流通。由于投机势力大,这个方案的试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49年6月6日这一天,在一个城区抛出了1万银元,价格一点没有回落。后来,上海市发动和组织工人为骨干的各阶层人民,造成强大的舆论攻势,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正是由于这次成功的政治动员,使得人民币从此占领了市场。正如薄一波所指出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经济斗争中需要有政治、法律手段配合,才能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72)。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页。
(2)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
(6)《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50页。
(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8、350页。
(8)邓正来等:《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9)《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
(10)1927年10月8日《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98、9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98、9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98、9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98、98页。
(17)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18)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19)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0、108、146页。
(20)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0、108、146页。
(21)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0、108、146页。
(22)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80、108、146页。
(23)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参见《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2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页。
(25)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6—737页。
(26)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36—73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28)民主共和国的性质主要如下所述:“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一自由活动的舞台。因此,中国共产党宣布:积极赞助民主共和国运动。”参见《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936年9月17日)。同时,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也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进行了抽象概括。他指出,“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383页。
(29)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0页。
(30)1937年3月,党决定暂时停止土地革命的政策,同年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公民权,并且表示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指导。这时,蒋介石也同意改变工农民主政府为边区政府,并且同意把延安等县完全划归边区政府直接统辖。同年9月6日,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更名改制,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归国民政府领导。陕甘宁边区是1931年以后,在陕北地区人民革命游击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自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宁边区就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及其首府延安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后,陕甘宁边区共辖有23个县。1941年行政区划为29个县、市,1549个乡,约有150多万人。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生产建设和人民民主运动,把一个经济上、政治上落后的地区建成了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变成了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地区。参见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32)毛泽东认为,“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予民主运动发展以有利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1页。
(35)为了适应抗日救亡的新形势,团结一切力量来保障中国的领土完整。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作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的保证。1938年9月,国民党在继汉口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颁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条例》。11月,又公布了《市参议会组织条例》。在这些条例颁布之后,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合法地位,并直属行政院领导,边区实际上成了相当于省市级的行政单位,因此,参照《省参议会组织条例》,于1938年11月25日决定改陕甘宁边区议会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以保持行政组织上的统一,从而完成了由工农苏维埃代表大会到边区参议会的过渡。
(36)《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59、98、14、159—162页。
(37)《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59、98、14、159—162页。
(38)《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59、98、14、159—162页。
(39)《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59、98、14、159—162页。
(40)《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59、159、98、14、159—162页。
(41)《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85、287—292页。
(42)《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85、287—292页。
(43)《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81—287、281页。
(44)《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281—287、281页。
(45)《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46页。
(46)转引[瑞典]达格芬·嘉图著,杨建立等译:《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250页。
(4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0页。
(4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75页。
(4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1475页。
(50)《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第5页。
(5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1476、1478页。
(52)《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1476、1478页。
(5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1476、1478页。
(5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8、1479、1476、1478页。
(55)转引《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56)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185页。
(57)陈荷夫编:《中国宪法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185页。
(58)参见《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各级行政组织区划编制的规定》,《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5—126页。
(59)《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
(6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61)《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6页。
(6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页。
(6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3页。
(6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3页。
(6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页。
(66)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96、229页。
(67)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96、229页。
(68)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96、229页。
(69)王其森主编:《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历史文献资料汇编》,鹭江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154、96、229页。
(7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页。
(7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5页。
(7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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