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执政方式的内涵及影响执政方式若干因素的探析

一、党的执政方式的内涵

1．党的执政方式的含义

研究党的执政方式，首先必须搞清执政方式的含义。对政党执政方式如何界定？一般有两种视角：一是政党—国家分析视角，即“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方式”“一个政治主体（在现代主要是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治理国家的模式”“执政党对国家政权进行领导的载体”。有的学者从世界政党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执政方式是指“政党从政治共同体中获取和运用最高行政权的过程、方法和形式”“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手段和方法”。有的学者还认为，执政方式说到底就是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二是社会—政党—国家分析视角。有的学者认为：“什么是执政方式？需要从三个层面予以解析：一是党政关系，二是党群关系，三是党与法的关系。”还有的学者认为，执政方式“一是执政党领导、控制、监督和改革公共权力机构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及方法的总和；二是执政党处理与其他政党及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影响民众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及方法的总和”。不过上述两种解析视角，又引出了“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的纠缠。

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有何区别？在政治学意义上，“执政”是反映国家政权的归属关系的概念。一个政党的“执政”，系指经过宪法程序（或其他政治途径）执掌国家公共权力。它是一种宪政样式和宪政行为，其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是党和国家、党与他党的关系。“执政”所体现的是一种“法理正义”。“领导”则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概念，是一定社会性的组织、动员、引领，是为确定和实现目标而影响群体活动的作业过程。它是一种组织模式行为，其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是与社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关系，“领导”之绩效，是领导主体、领导客体和主客体所处环境这三种因素的函数。“领导”所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正义”。“执政”主要表明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法定地位和公共责任，所指涉的是公共权力的（形式上）归属；“领导”则表明一个政党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幅度，所指涉的是政党所要实现的各种战略和战术目标。因此，“执政”在本质上是统治，而“领导”在本质上则是治理。“执政”具有法理上的抽象意义，“领导”则具有伦理上的具体意义。虽然“执政”和“领导”两者都以权力为基础，但是“执政”偏属制度层面，“领导”则偏属行为层面，两者的区别是很大的。^[1]上述分析表明，“执政”和“领导”是不同的概念，因此，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也就具有不同的含义。从现代政治的基本架构来看，政党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它是沟通民众与公共权力之间联系的桥梁；另一方面，它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之手的延伸。由此而论，所谓政党的执政方式，指的就是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广义地说，执政方式还包括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体制和机制，因为说到底，体制和机制是这些途径、手段和方法的系统化、稳定化。而政党控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一旦取得了比较稳定的形式，便可叫做政党执政模式。执政方式和执政模式这两个概念是相互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执政方式更多地给我们的是一个动态的视角，而执政模式则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的视角。^[2]而政党的领导方式是政党联系、控制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的总称。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是指在一定党政关系的政治架构下，党运作国家政权的体制、机制、方法、手段和途径的总和。其中，它内含了党的执政方式要解决的两大问题：一是党政关系的政治架构问题，即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还是党政分工的政治架构，或者是党政职能分开的政治架构；二是党的执政机制问题，即党应该以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途径来运作国家政权。这两大问题紧密相连，合理、科学的党政关系政治架构决定党的执政机制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实现程度。党的执政机制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会使党政关系的政治架构更加合理化，使两者边界清晰，既能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又能保证国家政权职能的有效发挥，形成党政合力。其中，包括党的领导与党的执政关系、党的领导内涵、党政机构的科学设置、党的执政方略、党的领导体制、党的决策体制、党输送干部的体制等一些相关问题。

2．影响执政方式若干因素的探析

一个政党采取这种执政方式，而不采取那种执政方式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执政党承担的职能及其所处的执政环境决定的。这里所说的执政环境主要是指政党在执政期间国家所处的内外部生存条件及政党在执政期间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社会发展战略、治国方略，等等。

（1）执政党产生方式的影响

执政党产生的方式大体可以分为合法途径、非常途径和建国途径三种。所谓合法途径是指在现有国体不变的情况下，政党遵循已有的宪法、法律和政治游戏规则，通过平等竞争获得执政地位。为此，执政党服从国家的法律规定行使公共权力；在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党作为施政过程的具体承担者，按照现有的政治体制格局，起到公共权力的润滑剂作用，接受其他政党的监督以及国家权力体制的监督与制约。所以，国家政权是第一位，执政党处于第二位，即使政党暂时停止运转，国家政权也不会出现混乱。所谓建国途径与非常途径是指执政党的产生主要是经过武装斗争或其他非法途径，然后由执政党构建国家政治体制格局。执政党往往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处于支配地位，国家政权处于从属地位。中国共产党就是以建国途径而成为执政党的，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党的集权式的领导体制成为构建国家政治体制的样板。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西方政党执政方式运行的具有明显不同：一是全面性，中国共产党不仅要领导国家政权，还要领导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事业；二是直接性，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从中央到基层单位的党组织，且处于中心地位，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组织进行直接领导；三是集中性，即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绝对服从党的集中统一决策。因此，这就使党与国家、社会一体化了，党处于各种权力的中心和矛盾的焦点，是唯一的决策者。所以，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特征就决定了其执政方式创新的逻辑起点。

（2）政党体制的影响

在西方，政党一词本意只是全体中的一部分（part），全体由多个部分组成，故政党本意就是“多个政党”（Parties）。依照政党多元主义推理，如果一个政党不是一个部分，那它便是假政党；如果一个全体被指称为只是一个政党，那它就是假全体。据此，西方学者认为，政党体制只有多个部分能够互动才能被称为政党体制。萨托利根据竞争、数量、意识形态三个变量，把政党制度分为竞争型的政党制度与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竞争型政党制度分为一党优势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激烈多党制与粉碎多党制。非竞争型的政党制度分为一党制与霸权党制。民主可以用两个参量来衡量：参与和竞争。参与和竞争的有效性可以用其广度与深度来评判。政党取得执政地位，其党内民主较为发达，党员参与的决策范围大与深度高。因此，党员意识强，参与投票支持本党的工作；只有其他政党的参与、竞争，才能使现存执政党不断满足选民的利益要求，使其很难形成既得利益，促使执政党自我更新机制的形成。像日本自民党内部派阀斗争不断，但还能长期执政，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内部存在模拟的多党竞争，即“政权由一个派阀转到另一个派阀，可以起到‘拟政权交替’的作用”，“通过派阀之间的对立和竞争，间接地反映舆论动向，派阀的‘拟政权交替’，也容易完成自民党的政策转变。所以自民党能够比较灵活地应对国民的意愿和要求，甚至可以采纳在野党的政策”。^[3]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必须遵守既定的政治游戏规则，否则选举中就会遭到失败。选举成为民众意见表达、行使其当家做主权力的压力机制，成为改革与完善政党执政方式的内在动力。进而，执政党的组织结构设置主要与其选举功能相连，使其组织实行简约的原则，其利益综合表达的功能，常常利用思想库资源，借助、参考与使用民意调查机构、政策咨询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群体的意见。进入国家政权体系后，执政党主要运用国家政权的资源进行政策制定。

（3）经济体制的影响

就现代经济而言，经济体制一般有两种形式：集中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分权性的市场经济体制。集中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权力全面干预经济运行过程，进而形成人治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分权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权力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影响经济运行，进而产生民主的、法治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同时，每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执政理念等也会影响政党的执政方式。

3．执政方式的类型及其模式

从执政主体和手段，分为人治与法治，或者是依政策执政与依法律执政。从权力配置、权力所及范围，分为集权型与分权型，或者是有限执政与全面执政。从权力运作，特别是政党介入政权系统的形式、决策的方式，分为民主型与专制型。

当然，政党执政方式不是单一的形式，而是同时兼具几种方式的特征。从地域和国家性质的比较进行分类，具体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模式、西方国家执政模式、发展中国家执政模式。一般来说，政党控制国家分为三种执政模式：一是体制内运行模式，即执政党通过国家政权机关实施对政治生活的领导，包括对国家代议机关制定宪法和法律，国家行政和司法机构贯彻执行宪法、法律，由执政党提出政策纲领，而由在国家政权机关中担任负责人的执政党党员去实施；二是体制外运行模式，即执政党决策、政府执行，国家政权机构成为执政党领导的下属机构；三是替代模式，即执政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权化的组织，直接代表公共权力。如今党的执政方式是第一、第二种模式并存，但是应该选择第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