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管理流程案例

1.专业关系的建立

2005年的一天，王艳樱（化名，下同）驾车经过一居民小区，不慎撞倒一人，致其死亡。法院在审理时认为，王艳樱属初犯，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已主动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决定对其从轻处罚。判决前，司法部门在王艳樱所在的社区、所在地派出所进行了相关的调查，也取得了她家人的配合。王艳樱因犯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2006年3月的一天，在司法所、居委会、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工、派出所等各方的见证下，王艳樱在宣告室接受了宣告，并签署了相关文书。“从今天开始，你正式进入社区矫正阶段，要严格遵守规定、认真服刑改造！”工作人员详细告知其社区矫正的各项规定，要求她按照规定参加个别教育、集中教育，认真完成公益劳动任务，按时提交思想汇报等。

随后，社工与王艳樱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了解了她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过了几天，社工又和王艳樱进行了深入的谈话，了解她的想法。社工表示，自己会尽最大可能帮助她走过人生中这段特殊的旅程。几次交谈过后，根据对她的了解，并进行了相关的测评之后，社工将她纳入到矫正计划中。

2.问题、目标和矫正计划的制订

王艳樱的儿子正读高中三年级，成绩优异，是全家最大的骄傲。王艳樱的丈夫在郊区一所高校做保安，月薪1 000元。案发后，王艳樱为了补偿被害人一家，变卖了自己的房子，拿出40多万元钱款补偿被害人的女儿，自己一家三口则挤进一间十几平方米的老式公房内。

经过深入了解，社工认为王艳樱目前情绪低落、悲观失望、自我评价低，甚至伴有器质性表现，如失眠、心慌。严重时伴有轻生的念头，但没有实际举动。风险评估测试情况为稳定，但心理压力过大，并有严重的非理性观念，如“我不能犯罪，一旦犯罪就没人看得起我……”“家人因我而丢脸，人生就毁了……”

根据对王艳樱情况的了解，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首先，王艳樱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生活顺利，几乎没有遭遇过挫折。发生车祸后，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生命历程发生了转折，自己一时无法调整过来，经常产生自责、惶恐的情绪，甚至头脑里不断回放车祸发生时的情况；其次，王艳樱的儿子正处于高考的关键时期，为了不影响儿子备考，王艳樱夫妻俩决定向儿子隐瞒这件事。这样做使王艳樱的内心感受得不到及时倾诉，缺乏家庭系统的支持，加之自己无法调适遇到挫折后的恶劣心境，使原本就因判刑而自卑、压抑的情绪进一步加重；再次，王艳樱因驾驶不慎撞倒了一位老人，在救治的途中不幸身亡。虽然法院判决其赔偿被害人家属人民币40余万元，她也做了积极赔偿，但这无法化解双方之间的矛盾。王艳樱自述曾和受害人的女儿进行过沟通，但遭到了拒绝。王艳樱一度深感自责。

根据王艳樱的实际情况，社工制订了对她进行社区矫正的目标：

（1）近期、阶段性目标：①减少其对社工的阻抗心理，建立专业关系；②初步减轻和缓解案主的负性情绪。

（2）终期目标：①恢复其正常的人际关系；②使其对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识；③能够正确面对社区矫正以及现实生活。

在和王艳樱充分交流的基础上，社工制订了矫正计划。

（1）开始阶段，释放王艳樱的负性情绪，尽力减轻和缓解其痛苦；建立专业关系，使其能够与社工交流内心的真实想法。

（2）运用认知行为理论，纠正王艳樱歪曲的认知，帮助其建立灵活和积极的思考方式，并练习新的应对方式。

（3）取得王艳樱家庭的支持，目的在于帮助王艳樱减少负性情绪和妥善应对各种事件（尤其是婚姻、家庭等事件）引发的负性情绪。

（4）利用政策支持，如法律法规政策、办理劳动手册、社会救助等事宜，通过解除其后顾之忧稳定其思想。

（5）每月按照社区矫正有关规定开展日常的个别教育、集中学习等学习活动，通过一系列的管理帮教措施改造其行为，端正其思想。

（6）通过补偿性公益劳动的实施，双方签订协议，王艳樱既能够补偿受害方，又能服务社会，增加双方的沟通渠道，通过沟通彼此体谅对方的难处，使双方关系得到改善，使王艳樱的负罪心理得到缓解，逐渐摆脱自卑无助、不愿与人交流、沟通的不良情绪。

3.实施矫正计划

（1）社工与王艳樱进行了四次面谈：第一次，听其倾诉，让她能够把压抑、困惑、苦恼和不满讲出来，使情绪得以宣泄，压力也得到了缓解。第二次、第三次面谈，主要了解她的心理需要以及真实想法，以便进一步确定矫正计划，帮助她转变思想观念，改变认知和心态。第四次面谈，开始运用认知疗法。建议她将每天碰到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下一次面谈时将自己的想法和社工分享，社工与其共同分析。

在社区矫正日常管理方面，首先，按照规定，对王艳樱开展第一季度每月不少于四次的个别教育，以及一系列的集中学习等学习活动，如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使其尽快地适应社区矫正。其次，社工将补偿性公益劳动的设想和做法告诉了王艳樱，并提议去受害人家里无偿劳动。通过先后三次拜访，得到受害人所在社区的支持。王艳樱驾车导致受害人死亡，虽然给受害人家属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对方也很同情王艳樱，毕竟她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社工、居委会干部以及王艳樱本人找到受害人家属时，他们拒绝了王艳樱到其家中进行无偿劳动的请求，同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为受害人所在社区内的老人无偿劳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服务更多的老年人，补偿自己的过失。社工将受害方的建议如实转告给王艳樱，她欣然同意了。再次，发挥社区矫正志愿者的作用。随后，经过社工的努力，敬老院院长同意王艳樱在敬老院进行公益劳动，并愿意负责与王艳樱的日常谈心交流，以及日常公益劳动的质量考核、记录工作。

王艳樱非常珍惜这个公益劳动机会。尽管每周都要在路途上花去几个小时的时间，尽管社区内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之前发生在她和死者之间的事情，但王艳樱顾不上别人异样的眼光，顾不上自己曾经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自尊，只要一想到受害方肯给予她弥补的机会，她就重新树立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2）两个月后，社工对原来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原因是矫正初期，王艳樱的儿子正值备战高考以及选择就读哪一所大学的关键时期，王艳樱为儿子的前途着想，和丈夫决定对儿子隐瞒自己“出事”的事实，并请求社工不要将这件事情透露给他，社工答应了她的请求。

2006年8月末，王艳樱的儿子收到了澳大利亚某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同时也被国内的某高校录取了。王艳樱高兴之余也表现出对今后生活的担忧：本来为儿子读书准备的存款已作为赔偿款给了受害人一家，儿子今后高昂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如何解决成了王艳樱的心头大事，令她原本就抑郁的情绪更加重了，连儿子也对母亲的反常状态起了疑心。

社工认为，目前的情况对王艳樱的身体状态很不利，需要不断加强王艳樱的家庭支持系统力量，共同做好王艳樱本人的治疗、康复工作。因此，社工向王艳樱提出了取得其丈夫、儿子的支持和建议。王艳樱起初对告诉儿子真相很有顾虑，社工告诉她，首先，儿子作为家庭的一分子有权利知道家里的每一件事情；其次，全家人通过分析家庭的现状，共同做出今后到底是留学还是在国内读大学的选择。王艳樱同意了这样的决定。

社工选择了座谈的形式，请来王艳樱一家三口，让王艳樱说出积压已久的真实想法。母子俩抱头痛哭。得知母亲的遭遇后，王艳樱的儿子一方面埋怨父母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另一方面，经过考虑，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决定在国内读大学，既可以照顾母亲，花费也会少一些。经过充分的沟通，王艳樱的家庭支持系统建立起来了，情绪明显好了很多，儿子也体谅母亲的心情，经常陪她聊天，一起做家务，家里又充满了欢声笑语。

（3）经过近五个月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王艳樱非常珍惜在敬老院的公益劳动机会，一心一意地把敬老院的公益劳动认真做好，为更多的老人服务。8月15日，王艳樱还及时抢救了一名年过八旬的中暑老人。当时王艳樱刚完成公益劳动准备回家，见到老人因中暑而晕倒。她及时采取措施抢救老人，并等到老人的家人到来才离开。这件事情反响很好，得到了居委会和敬老院的高度评价，并专门寄来了感谢信。这件事让王艳樱感到自己被承认，觉得自己还有价值，自信心增强不少。10月份，王艳樱写了一份近千字的思想汇报，谈到了自己五个月来接受社区矫正的感受以及自我转变的过程，并在交思想汇报的时候和社工进行了深入交流。此外，她还主动与受害人家属进行沟通，双方关系得到缓解，王艳樱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逐渐摆脱自卑无助、不愿交流的情绪。在矫正过程中她也有不少积极的表现，并获得了该季度日常行为奖惩记功奖励。

4.评估和跟进

通过近九个月的社区矫正，王艳樱在思想认识、法制意识等方面有了很明显的进步。在矫正期满前的一个月，社工完成了王艳樱在社区矫正期间表现的报告，认为王艳樱在社区矫正期间表现良好，遵守各项规定，认真完成各项任务。经上级审批同意，矫正期满，在司法所、居委会、社区矫正志愿者、社工、派出所等各方的见证下，王艳樱在宣告室接受了期满宣告。社区矫正期顺利度过，进入为期五年的安置帮教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