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功能与区域社会文化循环效应

公共文化功能与区域社会文化循环效应_转型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创新研究

吴福平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改革运动,以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的信任赤字、绩效赤字。与此相适应,各国的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亦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特别是经过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等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各国的文化政策、文化服务等已日渐倾向于满足人的发展需求的文化权利的实现和维护国家、民族文化主权;倾向于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服务实质正义、终极追求、根本价值的积极关注。^[1]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这表明,对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的功能、效用、根本价值等的积极关注,已进入我国中央政府层面。对文化和公共文化功能和根本价值的实践性关怀,本质上说明了各国在文化或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已经从重视文化的“实物性”投入转向了更注重其“功能性”产出,或者是两者并重的态势。本文基于2010年4至10月对浙江省“群众文化”的调查,就公共文化功能与区域社会文化循环效应等进行探索,试图对公共文化的功能、效用和效值等,展开实证分析和定量研究。

一、公共文化功能研究存在的问题

对文化或者是公共文化功能的阐述显见非常多;而且,由于文化天然地具有“公共性”,因而,对文化功能的阐述,本质上也就是对“公共文化”功能的阐发。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易·贲卦·彖传》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提出了以“文”化“天下”的理想,可以认为是关于公共文化功能的最早阐述。汤普森指出:“到19世纪早期,‘文化’一词用来作为‘文明’的同义词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作为对照。‘文明’一词源自拉丁文civilis,指公民或属于公民的意思。”^[2]这说明,在西方,“文化”亦是公共生活的一部分,是存在于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东西,文化与公共性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然而,由于文化的这种公共性特质,使得人们对于文化或公共文化功能的研究和阐发,往往关涉面过于宏大,成为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大都属于一种“宏大的叙事”,大都关涉的是民族—国家层面,乃至于整个人类社会。如国际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汉斯·摩根索曾经指出:“在影响国家权力的具有定性的三项人的因素中,民族性格和国民士气是突出的因素,因为我们难以对它们进行合理的预测,也因为它们对于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的天平上有着持久并且经常是决定性的影响。”^[3]韦伯把新教伦理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功能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认为文化对社会具有系统维持功能;诺思认为文化(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功能,它是资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无形中引导人们从事着社会交往活动。文化是社会或民族分野的标志,它使我们的社会有了系统的行为规范,也是社会团结的重要基础,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中的人。美国学者约瑟夫·S.奈(Joseph S.Nye)明确地把文化看作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1年11月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强调:文化物品和文化服务是不同一般的商品,“因为它们体现的是特性、价值观和观念,不应被视为一般的商品或消费品”^[4]。可以看出,迄今为止关于文化或公共文化功能的研究和阐发,大都聚焦于民族—国家宏大的层面,或者是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样,只是泛泛而谈,指明其可能的功能和效用等。

由于行政体制和行政环境的不同,国外尚未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过专门研究,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则侧重于介绍当代西方文化政策发展概况,及当代公共行政和管理理论对文化的公共管理的影响;这其中所附论的亦大都如前述是文化的功能而非“公共文化”的功能。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的“精确”“跨库初级检索”,发现以“公共文化”为“题名”的共计987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874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52篇,“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6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55篇。而以“公共文化功能”为题名的只有1篇,是王立明发表于《企业家天地》2006年第6期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及其建设途径》。^[5]可见,国内学界就“公共文化功能”为题展开专门讨论的不多,大都只是在论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附言公共文化的功能。而且,即使如王立明在专题探讨“公共文化功能”时,也只是定性地描述公共文化的“同化功能”“调控功能”“凝聚功能”等。归结起来,国内学界在论及公共文化功能时大体可以概括为:(1)有利于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有利于巩固现存生产和人际关系,并对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部分予以调整或改善;(3)丰富业余文化生活,提高全民文化素质^[6];(4)文化以其价值的整合、导向和认同功能,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构成了影响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参数^[7];等等。总体来看,迄今为止,人们在讨论公共文化功能时,均停滞于定性描述,缺少实证分析,更缺乏定量研究。

二、公共文化服务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线性回归分析

理论预设之一:文化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现象,其对一个社会的效用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任何一个区域社会的公共文化在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互动中,必然会产生出并体现为“文化—政治效用价值”“文化—经济效用价值”“文化—社会效用价值”“文化—文化(即其自身)效用价值”“文化—自然(含人造环境)效用价值”等等。^[8]而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在有机互动中,最终呈现为一种全社会性的公共文化现象。

理论预设之二: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在互动中作为一种全社会性的公共文化呈现或涌现,有一项重要功能是提升区域社会的“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

基于上述两大理论预设,2010年4至10月,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群众文化”课题组,对浙江省16个县(市、区)、21个乡镇(街道)、27个村/居社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和较大规模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地域上覆盖了浙江9个地市,同时兼顾了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与相对落后、山区与平原、沿海(海岛)与内陆等具有不同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区域特征的县(市、区)、乡镇(街道)和村/居社区,共计分发4000份问卷,回收3453份,其中有效问卷2830份。问卷包括“基本信息”“村/居文化活动情况”“个人文化消费情况”“文化活动消费评价”等四大类内容47个题项。

需要说明的是,其中的第407题、第408题、第409题等三个题目的设置,正是基于对文化或公共文化功能的上述两大理论预设和认知。在第407题“您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第408题“您对您本人和本村/居社区的总体评价”两题中,设计了“您自己的文化生活”“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文化设施”“各级政府送戏下乡”以及“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等12个子题项,来考察“村/居社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状况”与当地社会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的关系,并用以测量公共文化的系统性功能。第409题“您对当前各类文艺活动项目节目(含电视节目)的总体评价”则完全依据“文化—政治效用价值”“文化—经济效用价值”“文化—社会效用价值”“文化—文化(即其自身)效用价值”“文化—自然(环境)效用价值”等几个维度展开,设计了“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等六大主题,以期在考察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所可能产生的功能和效用时,对公共文化功能展开深入的定量分析和研究。上述各题项问卷“描述性统计量”,详见表1、表2。

在此基础上,对第407题“您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第408题“您对您本人和本村/居社区的总体评价”、第409题“您对当前各类文艺活动项目节目(含电视节目)的总体评价”的统计结果,在信度、效度检验的基础上,以“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为因变量,并分别以表1中的X1～X11和表2中的X12～X17为预测变量(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下:

表1　村/居社区各项事业发展状况总体评价描述性统计量表

表2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总体评价描述性统计量表

1.区域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状况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线性回归分析

先对采集的2830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两种不同方法,来检验“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调查的信度;并以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其效度。

经检验,其Cronbachα系数为0.941,大于0.8;进行折半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877、0.931。KMO值为0.918,巴特利球度检验p值为0.000,小于1%,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详见表3、表4、表5。

表3　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调查内部调查一致性信度检验

表4　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调查折半信度检验

a.这些项为:您自己的文化生活,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文化设施,各级政府送戏下乡。
b.这些项为: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

表5　文化与生活的满意度调查内部调查效度检验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强迫引入法,即将全部被选变量共计11项,一次性进入回归模型。结果如下(表6、表7):

表6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7　系数

续表

a.因变量: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从表7可以发现,其中“村/居社区文化设施”,p=0.807,“您本人提高经济收入能力”,p=0.305,按α=0.05水准,显著程度不高,予以剔除。再以其中9个被选变量一次进入回归模型,相关结果如下(表8至表11):

表8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9　模型汇总

a.预测变量:(常量),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您自己的文化生活,各级政府送戏下乡,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
b.因变量: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表10　方差分析表(ANOVA)b

a.预测变量(Xi):(常量),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您自己生活幸福感,您自己的文化生活,各级政府送戏下乡,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
b.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表11　系数a

a.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1)模型汇总表,显示了模型拟合情况,复相关系数(R)为0.861,决定系数R2为0.741,0≤R2≤1,说明自变量X1、X2、X3、X4、X6、X8、X9、X10、X11能够解释Y的百分比,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好,本例为74.1%,表明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的74.1%可由“您自己的文化生活(X1)”“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村/居社区安全感(X3)”“村/居社区文化生活(X4)”“各级政府送戏下乡(X6)”“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X8)”“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的变化来解释,说明该回归方程数据拟合的程度是比较好的。详见表9。

(2)方差分析表(ANOVA),给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中每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回归平方和为2027.404,残差平方和为707.594,回归平方和远大于残差平方和,说明线性模型解释了总平方和中的绝大部分,拟合效果较好。回归模型的F=897.765,p=0.000<0.01,按α=0.05水准,认为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0。

(3)系数表中,回归系数B的t检验表明,按α=0.05水准,可以认为“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与“您自己的文化生活(X1)”“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各级政府送戏下乡(X6)”“村/居社区安全感(X3)”“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X8)”“村/居社区文化生活(X4)”“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有线性回归关系。标准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越大。从表中看,“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X10)”的标准系数最大,为0.373;其次是“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X9)”,为0.235;再次是“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X11)”,为0.172。这说明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对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作用最大,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次之。而“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对一个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也有较大的作用。也就是说,营造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环境,也可以成为公共文化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可以提升区域社会文化品位,也可以通过富有文化艺术感的环境的辐射效应,涵养城乡居民的文化艺术素养,进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详见表11。

这里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您自己生活幸福感”(X2),标准系数为-0.047,也就是说,统计结果表明,村/居社区居民个人生活幸福感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不仅没有关系,且起着一定的负作用。这是饶有兴味的问题。也就是说,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人,一般不会关注社会公德。这似乎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劣根性所展开的反思。关于这一场文化反思运动,刘再复、林岗在其合著的《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一书中曾进行过系统阐述。刘、林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儒家伦理强调“修身”“克己”,反而使人们对“己身”产生了无穷的兴趣。“己身”恰像一个皮球,伦理学借助道德的力量规范它、压抑它、打击它,它反而凭借这股力量弹得更高。它很明显地沿着“己身”→“己家”→“己宗”→“己族”的路线向外推,即以“己身”为中心,“以自己为圆心,以血缘亲疏为半径”来评价人际关系。“修身”“克己”修成了一个“己身中心主义”,它从骨子里排斥“宽宏博大的超血缘的爱的倾向”。^[9]如此看来,个人幸福指数过高的人,社会公德、公共意识弱,似乎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很显然,追求乃至于过度追求个人幸福,本无可厚非,整体社会幸福指数显然是由每个个体的幸福指数所构成。然而,正如成中英指出,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通过诚意、正心、修身,然后去治国、平天下。这是非常理想化的。这是企图“以道德人、文化人为基础来发挥政治人、经济人的功能”,实际上模糊了“个人人格层次”和“社群秩序层次”。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固然,所有的个人都完善了,社会也可以说为完善,但我们无法个别完善所有的个人以完善社会,而必须同时发展及改进社会以提供或促进完善个人的机会与条件。从这个意义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其不变可行的个人德行与伦理社群的理想,但却缺乏了社群理性与功能性的管理意识的运作。”^[10]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都潜藏着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五类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特别是在人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会产生出一种所谓的“高峰体验”的情感,这个时候人处于最激荡人心的时刻,是人的存在的最高、最完美、最和谐的状态。人的最高需要即自我实现就是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表现他自己的潜力,唯此才能使人得到高峰体验。可以认为,在马斯洛所论述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等低层次的需要中,基本上看不到其“公共性”;而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和“高峰体验”等,则正是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逐步提升的过程。因此,如果按照需要层次理论,当前城乡这种很大程度仍然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己身中心主义”的幸福观,相对于整体社会,可以称之为一种低层次的“消极幸福”,亟须引导成为一种“积极幸福”;增进全社会人“宽宏博大的超血缘的爱”,增强个体幸福的“公共性”,可以也理应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大功能。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如下回归模型:

Y=0.206+0.056X1-0.043X2+0.037X3+0.037X4+0.030X6 +0.084X8+0.231X9+0.359X10+0.159X11

亦即:

(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0.206+0.056X1(您自己的文化生活)-0.043X2(您自己生活幸福感)+0.037X3(村/居社区安全感)+ 0.037X4(村/居社区文化生活)+0.030X6(各级政府送戏下乡)+0.084X8 (您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0.231X9(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0.359X10(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0.159X11(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

2.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与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线性回归分析

先对采集的2830个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包,进行内部一致性信度和折半信度两种不同方法,来检验当前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的信度;并以KMO-巴特利球度检验其效度。

经检验其Cronbachα系数为0.944,大于0.8;进行折半信度分析,得出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905、0.899。KMO值为0.926,巴特利球度检验p值为0.000,小于1%,说明此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详见表12、表13、表14。

表12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内部一致性信度
可靠性统计量

表13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折半信度

a.这些项为: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
b.这些项为: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

表14　六大主题文艺活动项目节目调查效度检验结果

在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采用强迫引入法,即将全部被选变量共计6项,一次性进入回归模型。结果见表15、表16、表17、表18。

表15　输入/移去的变量

a.已输入所有请求的变量。

表16　模型汇总

a.预测变量:(常量),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

表17　方差分析表(ANOVA)

a.预测变量:(常量),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
b.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表18　系数

a.因变量(Y):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

(1)模型汇总表,显示了模型拟合情况,复相关系数(R)为0.663,决定系数R2为0.440,0≤R2≤1,说明自变量X13、X14、X15、X16、X17、X18能够解释Y的百分比,其值越接近于1,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越好,本例为44%,表明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的44%可由“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X15)”“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X16)”“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X18)”的变化来解释,说明该回归方程数据拟合的程度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详见表16。

(2)方差分析表(ANOVA),给出回归模型拟合过程中每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回归平方和为1202.090,残差平方和为1532.908,回归平方少于残差平方和,说明线性模型解释了总平方和中的一部分,拟合效果一般。但是,由于回归模型的F=368.961,且p=0.000<0.01,按α=0.05水准,仍然可以认为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7。

(3)系数表中,回归系数B的t检验表明,按α=0.05水准,可以认为“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与“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X15)”“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X16)”“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X18)”有线性回归关系。由于标准系数β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相应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越大。从表中看,“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X17)”的标准系数最大,为0.214;其次是“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X14)”,为0.160;再次是“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X13)”,为0.136。也就是说,对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培育的作用,“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最大,“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次之,再次则是“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这基本上是符合常理的;而且,也可以说明,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当前在这六大主题特别是上述三大主题上,应该继续作出努力。详见表18。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如下回归模型:

Y=0.663+0.136X13+0.160X14+0.086X15+0.097X16+0.214X17+ 0.081X18

亦即:

(村/居社区公民素养社会文明程度)Y=0.663+0.214X17(文化艺术修养和品位主题)+0.160X14(市场诚信和经营道德主题)+0.136X13(廉政建设和政治文明主题)+0.086X15(家庭美德和社会公德主题)+0.097X16 (环境保护和绿色生活主题)+0.081X18(轻松搞笑和幽默滑稽主题)

从上述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的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与居民自身文化生活、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以及各级政府送戏下乡、当前所提供的文化活动项目、节目主题等,都存在着线性关系。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本研究的两大理论预设,即文化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现象,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在有机互动中,最终可以呈现为一种全社会性的公共文化现象;同时,区域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作为一种全社会性的公共文化呈现或涌现,有一项重要功能正是提升区域社会的“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这一方面为今后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和建设等,既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和依据,亦提供了诸如丰富村/居社区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区域社会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提升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以及当前所提供的文化活动项目、节目质量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和建设的路径;另一方面,文化作为一种全社会性的现象及其系统性的功能和效应,又可以为下文作出三个“基本判断”和区域社会的“大文化循环效应”提供有力的依据。

三、本研究的三个“基本判断”与区域社会文化循环效应

基于上述分析,关于群众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作用和效用价值等,下文进而作出了三个“基本判断”。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三个所谓的“判断”,基本上都是一些常识性的观念和认识,本课题只是借助相关统计数据,加以必要的论证,并希望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而且,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不是做简单的数学题或者是简单的逻辑推理等,就能够完全阐释清楚或者是完全说通、说透的。也因此,本研究在此所作的所有“判断”“推论”以及所得出的结论等,只是希望借助数理逻辑之类的工具,在前文关于公共文化功能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再理一理文化工作的相关思路,说一说公共文化应有的功能、地位及其效用价值等,以唤起更多的“文化自觉”行动。只要达到了这一目的,我们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判断之一: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活跃与否,与区域社会的和谐、稳定,存在完全正相关关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邻里关系’与‘文化活动丰富与否’的交叉分析量表”中,2830个样本,选择文化活动“丰富了”“有点丰富了”“不丰富,并且少数显得更没意思”“不丰富,并且多数显得更没意思”“不丰富,并且全部都显得更没意思了”等五个选项的人,认为邻里关系“很好”的,占选择相应选项的总人数比依次呈显著下降趋势,分别为42.86%、24.11%、8.67%、7.79%、4.88%;认为“好”的,总体亦呈递减的趋向,分别占总人数的42.74%、53.18%、46.24%、35.06%、19.51%;这里边只有选择“丰富了”与“有点丰富了”两个选项的人数比,后者略高。而认为邻里关系“一般”的人数比,则又显著呈递升趋势,分别为11.18%、19.82%、38.73%、41.56%、48.78%(详见表19)。

表19　“邻里关系”与“文化活动丰富与否”的交叉分析量表

推论1:群众文化活动的丰富与否,与“邻里关系”的好差,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里的原因也容易解释。村/居社区的文化活动丰富,村/居民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可能也因此,“邻里关系”就相对要好些。为了进一步探究文化活动的丰富程度与“邻里关系”好差的关系,我们按邻里关系状况(很好或好、一般及至很不好)和文化活动丰富程度(丰富了、有点丰富了、不丰富,并且少数显得更没意思了、不丰富,并且多数显得更没意思、不丰富,并且全部显得没意思)分类,并提取表19所列的相应数据,对其进行了对数线性分析,结果见表20至表25。

表20　收敛信息

a.由于参数估计的最大绝对变化小于指定的收敛条件,导致迭代已收敛。

表21　迭代历史a,b

未显示冗余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值在所有迭代中均为零。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邻里关系。

表22　拟合度检验a,b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邻里关系。

表23　设计矩阵a,b

设计矩阵的缺省显示已被转置。未显示冗余的参数。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邻里关系。

表24　单元计数和残差a,b

续表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邻里关系。

表25　参数估计a,b

此参数为冗余参数,因此将被设为零。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邻里关系。

主要结果分析:

(1)拟合度检验表,似然比为172.413,Pearson X2为200.800,p值均小于0.01,按α=0.05,表明文化活动丰富程度与邻里关系的好差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2。

图1　调整残差的散点图

图2　调整残差的标准Q-Q图

图3　调整残差的消除趋势标准Q-Q图

(2)单元计数和残差表,在文化活动丰富程度与邻里关系的比较中,数据明确显示,“丰富了”和“有点丰富了”,邻里关系“好”“很好”的百分率分别为32.5%、41.0%,而“不好”“很不好”的百分率相对来说非常低,分别为4.5%、10.5%。“不丰富”几个选项的邻里关系“好或很好”“一般及至很不好”的百分率则均非常低(见表24)。这一组数据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点,即文化活动丰富,邻里关系可以基本肯定就好;文化活动不丰富,邻里关系“好或很好”的可能性则几乎不存在。也就是说,文化活动丰富程度可以看成是邻里关系好差优劣的充要条件。因而,在当今这个由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文化的世界性激荡乃至于无“根”的“流动性社会”^[11],多开展一些群众性文化活动,当是增进邻里关系以及社会和谐度的可靠途径和有效办法。同时,如若将“邻里关系”这一指标,看成是一个区域社会和谐度的重要指标或者是“标志”之一,我们就能作出如下推论。

推论2:文化活动丰富与否,与社会和谐度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

与前述关于文化活动丰富与否与“邻里关系”好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表27“‘邻里关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交叉分析量表”中可以看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的好差,因为存在“反例”,所以难以得出正相关关系。选择本区域“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经济较落后”“经济很落后”的人,认为邻里关系“很好”“好”“一般”“很不好”等的比例,没有呈现出规律性现象。虽然认为邻里关系“很好”的,有随着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的降低而百分率亦随之递减,分别为32.6%、27.56%、23.46%、16. 28%、4.55%,但认为邻里关系“好”的未呈现规律性现象,分别为39.84%、45.03%、48.08%、46.98%、43.94%。这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经济较一般”与“经济较落后”的百分率,比“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以及“经济很落后”的都高。结合前述邻里关系好差随着经济发达程度所呈现的趋降规律性,可以得出,经济发达程度与邻里关系的好差存在着较强关系度,说明搞好一个区域社会的经济亦是增进社会和谐度的有效措施。然而,由于“经济较一般”与“经济较落后”地区均比“经济发达”与“经济较发达”的邻里关系的百分率高,可以说明,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在本质上可能存在着这样的关系: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邻里关系可能可以得到改善;经济发达或者是一般性发达,则与邻里关系之间不存在相关性,甚至是“经济很落后”地区的邻里关系及社会和谐度反而要高(详见表26)。

表26　“邻里关系”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交叉分析量表

为了进一步探究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好差的关系,我们按邻里关系状况(很好或好、一般及至很不好)和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经济较一般、经济较落后、经济很落后)分类,并提取表26所列的相应数据,对其进行了对数线性分析,结果见表27至表32。

表27　收敛信息

a.由于参数估计的最大绝对变化小于指定的收敛条件,导致迭代已收敛。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表28　迭代历史b,c

未显示冗余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值在所有迭代中均为零。
a.由于参数估计的最大绝对变化小于指定的收敛条件,导致迭代已收敛。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表29　拟合度检验a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表30　设计矩阵a,b

设计矩阵的缺省显示已被转置。未显示冗余的参数。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表31　单元计数和残差a,b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表32　参数估计b,c

a.此参数为冗余参数,因此将被设为零。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经济状况+邻里关系。

图4　调整残差的散点图

图5　调整残差的标准Q-Q图

图6　调整残差的消除趋势标准Q-Q图

主要结果分析:

(1)拟合度检验表,似然比为8.863,Pearson X2为9.967,p值均大于0.01,分别为0.065、0.041,按α=0.05,表明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的好差有一定的统计学意义,见表29。

(2)单元计数和残差表,在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的比较中,数据显示“经济较一般”地区,邻里关系“好或者很好”的百分率最高,为32.4%(见表31)。这就很好地证明了前文得出的结论,即经济发达程度对邻里关系“好差”有贡献,但不存在正相关关系。于是,我们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推论3: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的“好差”,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判断之二:

村/居社区“有”“无”文化活动室,与邻里关系的“好差”,与社会和谐度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

通过对村/居社区“有”或“无”文化活动室与邻里关系的交叉分析,可以发现,“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村/居民认为邻里关系“很好”或者是“好”的,有1058人,占选择“有”文化活动室1529人的76.64%;而“没有”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村/居民认为邻里关系“很好”或者是“好”的,只有468人,占选择此二选项总人数835人的56.05%。显然,“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村/居民认为邻里关系“很好”或者是“好”的,远远超出“没有”或者是即使“有”村/居民也“不知道有没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详见表33)。

表33　邻里关系与村/居社区“有”“无”文化活动室交叉分析量表

为了进一步探究文化活动室的“有无”与邻里关系“好差”的关系,我们按所调查的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拥有状况(有、无或者不知有没有)和邻里关系状况(很好、好、一般、不好、很不好)分类,并提取表33所列的相应数据,对其进行了对数线性分析,结果见表34至表39。

表34　收敛信息

a.由于参数估计的最大绝对变化小于指定的收敛条件,导致迭代已收敛。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表35　迭代历史b,c

未显示冗余的参数。这些参数的值在所有迭代中均为零。
a.由于参数估计的最大绝对变化小于指定的收敛条件,导致迭代已收敛。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表36　拟合度检验a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表37　设计矩阵a,b

设计矩阵的缺省显示已被转置。未显示冗余的参数。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表38　单元计数和残差a,b

a.模型:泊松。
b.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表39　参数估计b,c

续表

a.此参数为冗余参数,因此将被设为零。
b.模型:泊松。
c.设计:常量+村/居社区文化活动室+邻里关系。

图7　调整残差的散点图

主要结果分析:

(1)拟合度检验表,似然比为168.697,Pearson X2为179.021,p值均少于0.01,按α=0.05,表明经济发展状况与邻里关系的好差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6)。

图8　调整残差的标准Q-Q图

图9　调整残差的消除趋势标准Q-Q图

(2)单元计数和残差表,在村/居社区有无文化活动室与邻里关系的比较中,数据显示,“有”文化活动室而邻里关系“好”或“很好”的百分率为33.4%、20.6%;而“没有或者不知道有没有”而邻里关系“好”或者“很好”的,分别为11.6%、4.9%,可见,“有”“无”文化活动室对于邻里关系改善存在显著关系(见表38)。

据此,我们作出推论4。

推论4:村/居社区有、无文化活动室,与邻里关系的好差,与社会和谐度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一推论,可能不太容易接受:文化活动室作为一种设备、设施的存在,怎么会与邻里关系的好差,与社会和谐度的高低,存在正相关关系?关于这一点,首先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因为“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不管有没有开展相应的活动,村/居民之间的联系和接触等可能就要比“没有”或者是即使有,村/居民也“不知道有没有”文化活动室的村/居社区的居民来得多,所以邻里关系就会“很好”或者是“好”,社会和谐度就要高。

然而,这样的解释,可能还远远不够。我们认为,村/居社区的文化活动室,除了“看得见”的提供村/居民文化娱乐的作用外,可能还有一种无形的、无声的、“看不见”的引导和“教化”作用。也就是说,有关于文化方面的基础设施,如经济学上所说的“外部效应”那样,本身就具有“外溢性”,本身就可以成为一种标志、一种引导、一种引领,并因此对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文明进步,能起到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对于一些通常意义上的文化艺术品而言,具有这种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我们希望得出的是,包括文化活动室在内的所有文化基础设施,可能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和效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希望得出下面这样一个结论。

结论1:多建造一些富有文化艺术含量的文化基础设施,对于区域社会文明素养和人文精神的提升乃至于区域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可以起到良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关于这一点,本课题组在座谈访问中,非常赞许平湖市文体局局长沈力行的观点。他认为:“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即使很少有人来,也可以成为一种‘无声’的‘引导’,可以培养一个区域的阅读习惯。”对此,我们的意见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进一千次美术馆,很可能成不了良民,然而,这却恰恰是美术馆必须存在和亟须兴建的理由。只要这个罪犯认为他所进的是美术馆,或者是在美术馆前,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犯,目的就达到了。而如若这个罪犯,在美术馆前什么也不想,什么也没有认识到,甚至正在筹划着要偷美术馆里的某一件东西,那我们的目的更是完全达到了!美术馆以及一切文化品,就像是一面面镜子,只要能够发挥镜子的日常功用,目的就达到了,甚至可以不管有没有人愿意去照一照!所以,包括文化活动室、图书馆、美术馆等在内的一切文化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文化品,我们既应该看到其“看得见”的功能作用,同时,也要重视其“看不见”的那种“外溢”的“外部效应”。据此,我们认为,我们不仅要重视各种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还必须在设计、规划、建设时体现文化设施应有的“文化艺术含量”。可以这么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基础设施都没有“文化艺术”的气息,其他设施则几乎可以免谈。

判断之三:

文化遗产相对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相对厚重的地方,当地社会的政府或者是民间、干部或者是群众,一般就会比较重视文化(可以指整个“大文化”);当地社会重视文化,一般就会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等也要相对丰富、活跃;当地社会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等丰富、活跃,社会的和谐度、人文素养等便相对要高。

“判断之三”,是在“判断之一”和“判断之二”的基础上,结合一县一市得出的。

一“县”,是遂昌县。该县位于浙江省西南部,钱塘江、瓯江两江的源头,县域面积2539平方公里,辖9镇11乡,391个行政村,人口23.1万。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3.19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0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800元。就浙江来说,这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山区县。然而,当地老百姓,特别是该县的石练镇,却有着一个开展文化活动的非常优良的传统,叫作“挂上篮子,就会琴棋书画;放下锄头,就能吹拉弹唱”。从这句顺口溜就可以知道当地老百姓参与群众性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以及开展文化活动的能力。如该县安口乡的徐村,连续二十三年举办当地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春节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该村的做法,该县各乡镇已经有好些村在模仿,如该县大柘镇大田村也已经连续搞了两年类似的春晚。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度该县城乡居民自发组织搞的活动仅“民俗节庆”就有52场;而“跳舞健身”之类的活动,各乡镇和村/居社区更是遍地开花,初步估算,全县城乡可达15000场次。我们认为,这种群众性文化活动的新老传统,与当地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人文传统,显然有着紧密的关系。建县于公元218年的遂昌,文化底蕴深厚,是瓯越文化的发源地,“东方文明曙光”——好川文化遗址所在地,世界百位文化名人之一汤显祖的主政地和其传世名著《牡丹亭》的原创地,也是“中国民间艺术之乡”。遂昌是典型的山区县,相对较少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因此,其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较为丰富,也得到了较为原味的保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华东纳西古乐”——遂昌昆曲十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戏曲活化石”——遂昌茶灯戏等传统民间艺术在这里争相辉映。有鉴于此,遂昌县在“十五”期间就提出“到群众中找文化,让群众演文化,让群众享受文化”的口号,并使该县的群众文化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一“市”,是嘉兴的平湖市。通过对该市的实地走访,我们又发现,文化遗产相对丰富、历史文化积淀相对厚重的地方,当地社会人文素养、人文成就等也相对要高。平湖地处江南水乡,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文象灿烂,文脉相承,历代文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在平湖境内,古遗址众多,有大坟塘遗址、戴墓墩遗址、朱王庙遗址、平丘墩遗址、大墩头遗址、图泽遗址和最近发掘的林埭镇庄桥坟遗址等。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兽骨等遗物证明,远在新石器时代(5000—6000年前)已有先民在这里从事劳作和繁衍生息。目前平湖市各类文博单位6家,馆藏文物13410件,其中馆藏国家级珍贵文物就有2117件(一级文物7件、二级209件、三级1901件)。平湖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全国文物工作先进县”。当地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暂且也可以不论;这里就简要说说其人文成就之高。随便找一条平湖老街的老弄堂走走,就可以看到“耕读传家”“诗书传家久,耕读继世长”“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匾额,这些古旧的匾额正是对平湖人文精神的最好解读,可以领略到平湖的人文内涵,感受到平湖的文化传承。据《平湖县教育志》记载,从明正统三年(1438)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平湖县考中文举人608人;从明正统七年至清光绪三十年,考中文科进士209名。而在清代172次岁试中,平湖县学生员101次获嘉兴府第一名,在嘉禾各县中独占鳌头。在平湖历史上曾出现三个“榜眼”(殿试一甲第一名为状元,一甲第二名为榜眼,一甲第三名为探花),一位是平湖的施凤来(明朝),一位是清溪(今林埭)的沈初(清朝),一位是当湖的钱福昌(清朝)。至近代,则又出了一个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高僧弘一法师李叔同。在当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一个陆域面积53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到目前为止也只有48.4万人的地方,又出了邹竞、钱绍钧等7名中科院院士。我们认为,一个区域社会的人文成就当然可以也应该包括教育、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从“大文化”的角度看,这些就都属“文化”范畴;而能够走出国家级、世界级的人才,当然就是其人文成就高的体现。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区域面积不算大、人口也不多的县级市,能够走出这么多的院士,实属难能可贵,在全国恐怕也是为数不多的。

通过这一县、一市,再结合前述三个“基本判断”,我们希望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结论2:社会历史文化积淀丰厚的地方,当地社会的政府或者是民间、干部或者是群众,一般就会比较重视文化(可以指整个“大文化”);当地社会重视文化,一般就会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等也要相对丰富、活跃;当地社会重视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等丰富、活跃,当地社会的和谐度、人文素养等也相对要高;社会和谐度、人文素养高,区域社会人文成就便也相对要高;区域社会人文成就高,历史文化积淀就会愈积愈丰厚。循环往复,周而复始。

这是一个关于区域社会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良性循环圈,我们称之为“大文化循环效应”(详见图10)。

图10　区域社会大文化循环效应

四、结论与展望:对推进我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几点建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经济强国推动成为文化强国、经济与文化发展并重的强国新战略。这对于我省今后的文化建设既指明了方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至“十一五”期末,十多年的“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文化发展的主要指标和文化综合实力走在了全国前列。然而,也必须看到,“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对我省“十二五”时期乃至于更长一个时期的文化建设,将既是一个机遇,更是一种挑战。

根据本课题组的实地走访和问卷抽样调查,发现当前我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至少存在着这样10个“基础性”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文化发展存在乡镇“瓶颈”制约。一些地方,存在着县(市、区)、村/居社区“两头热”,乡镇(街道)“中间冷”的情形。最基层群众的文化活动,一定程度上尚处于“自生自发”的“自然文化”状态。二是一些地方政府以“办大节”替代“大繁荣”,并作为文化发展繁荣的主要“标志”,且此现象较为普遍。三是各级政府文化投入随意性较大,没有明确目标,缺乏战略构图。四是文化工作“重创建、重创新、图新鲜而轻维护和巩固”的现象,依然较为普遍地存在。五是文化和文化服务品质亟待提升,文化艺术领域存在低俗化倾向。六是文艺干部存在较为严重的“经济利益至上”的倾向。七是各级各部门的“文化”资源缺少整合,形不成“规模”效应。八是有竞争力、影响力的群众文化活动品牌稀缺。九是区域社会文化需求和供给的分析、测算缺乏科学的、统一的、有权威性的标准。十是基于地区差异以及文化工作的特殊性,当前文化工作考核和评估标准、评估方式等受到质疑等等。^[12]

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其根源在于对公共文化功能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根据本课题组对村/居社区公民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与居民自身文化生活、家庭提高经济收入能力、村/居社区文化生活、村/居社区安全感、村/居社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村/居社区自治能力政治文明程度、村/居社区环境规划设计文化艺术感以及各级政府送戏下乡、当前所提供的文化活动项目、节目主题等所作的回归分析和研究,以及本研究所作的三个“基本判断”与区域社会文化循环效应的可能存在,在中共中央提出建设“文化强国”战略的今天,公共文化服务理应承担起塑造民族之魂,唤起国民意识、公民意识、公共意识、规范意识、他人意识等的责任和义务,并积极关注实质正义和根本价值。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省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强省”建设,实现区域社会“大文化循环效应”,我们认为,亟须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理念的五个转变:即从重视投入转为投入与产出并重;从重视文化精品生产转为文化精品生产与文化世界塑造并重;从重视群众文化建设转为群众文化、社群组织文化建设并重;从重视文化政策出台转为更重视文化政策研究;从重视职能部门孤军深入、单兵作战转为更重视部门联动、整体推进。

1.要从重视投入转为投入与产出并重

“十一五”期间,全省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稳步增长,每年的文化投入总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据统计,“十一五”前四年全省各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总量(不含基本建设投资,含文化事业、文物事业等)共计97.57亿元,年均增长速度为21.33%,高于同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速度(20.32%)。文化投入占全省财政支出的比重也由2006年的1.17%上升到2009年的1.22%(其中,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0.79%,文物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0.39%)。人均文化投入也有大幅提高,2009年达到了62.32元/人(其中,人均文化事业费为40.68元/人,人均文物事业费20.15元/人),年均增长速度21.53%。可见,在推进“文化大省”建设过程中,我省在文化投入方面,力度很大,措施有力。在整个“十一五”时期,可以说已经掀起了一个文化大投入的高潮。然而,问题在于,这些投入到底产生了多大的产出和益处,至今没有一个有说服力的数据和依据,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评估方法和测算标准。省文化厅建立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指标”体系中,包括“政府投入(18分)、“公共文化设施规模”(36分)、“公共文化事业队伍规模”(12分)、“政府组织其他公共文化服务”(18分)、“社会参与”(6分)等五个“一级指标”。由于这些指标中基本都属于“投入”指标,虽然也发挥了对文化建设工作的评估、考核作用,然而,必须看到,这种仅仅评估“投入”的“绩”,而看不到“产出”的“效”的评价体系,容易导致整个评估流于形式;这可能正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太重视文化,认为文化投入是一个无底洞,只看到投入,见不到成效,并因此认为文化工作可有可无,“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重要原因。可能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各级政府搞文化投入,人、财、物等各个方面,随意性都很大,愿意的就多投入些,不愿意的就可以少投或者是不投。调查中,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一些文化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对于如何评估一个地区文化工作的优劣、成败等问题表示关注,如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农村的村/居与城市社区的文化工作,是否适合同一的、特别是同一“量”的评估标准?评估时到底更应该重视文化“工作”,还是文化“工作”的作用、效用?评估的科学性、合理性如何才能真正体现和落实?等等。

可以预期,“十二五”期间以及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我省文化建设和投入力度将更为强劲。因此,对于这些投入的“产出”及其真正的“效”的评估和测量,亟须引起关注和重视。我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系统而言,文化的功能和效用,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任何一个社会文化机体在其与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的互动中,必然会产生出并体现为“文化—政治效用价值”“文化—经济效用价值”“文化—社会效用价值”“文化—文化(即其自身)效用价值”“文化—自然(环境)效用价值”等等。区域社会的文化投入,对其当下及较长或长远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建设和发展,理应也必须产生应有的作用和效用。就我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经过十多年努力,也已经非常必要从重视投入转为投入与产出并重,并亟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用、效应和效值等“产出”方面的测量和评估。同时,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领域乃至于整个文化和文艺工作的质量,都应当看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满足(甚至超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是否有利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国际竞争力;是否有利于区域社会和中华民族文化品质与人文精神的提升等。可以此“新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作为评估准则,进而牢牢把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的正确方向,高起点、高品位、高质量地推动我省包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内的各项文化事业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

2.从重视文化精品生产转为文化精品生产与文化世界塑造并重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强调必须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并在文化发展方面提出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新文化观认为,要把人的自身当作文化品来生产,进而通过人把整个世界当作文化品来生产^[13];新文化观要求,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在“四位一体”整体性发展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对于推动科学发展观、整体性发展理念的真正确立和全面落实的重要功能和作用;认识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其作为一种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区域社会乃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人文精神的维护和提升的引领作用和导向功能。

当前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可以说明我们的社会机体在“整体性”发展中,存在着诸多欠缺,这是很值得引起思考或重新思考的问题。无论是从社会学功能主义抑或是从人类学符号主义路径观察,包括社会管理活动在内的人类一切活动,无不是在创造文明,也因此无不都是文化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社会问题以及社会管理中所面临和出现的所有问题,本质上也无不就是文化问题。因此,必须确立大文化发展观,要从重视文化精品生产转为文化精品生产与文化世界塑造并重。当前,特别需要重视提升GDP的文化含量;在文化繁荣和发展领域,则要重视提高文化产业的文化艺术含量,警惕没有文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在区域社会的城市和文化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中,也应该努力提升文化品位和精神内涵,要融先进文化与区域特色于一域,集历史传统和时代精神于一体。要注重地方特色,打造独具区域特色的人文景观。营造富有文化艺术气息的城市和城市环境,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可以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也可以通过城市辐射效应,涵养城乡居民的文化艺术素养。必须高品位、高质量、高文化艺术含量地开展城市以及城市文化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绝不能把一堆堆建筑垃圾留与子孙。要着眼于“小文化”对“大文化”的贡献,以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和“环境”(指人工环境等的规划、设计、建设)以及文化自身的效用价值(可谓之“贡献率”)着手,即以文化对于推动“四位一体”发展的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为逻辑起点,综合考虑我省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一并考虑开展“最有文化城市”评选。要倡导“有文化”的城市建设,承担起“最有文化城市”建设的推动工作。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基础上,以开展“最有文化城市”评选为抓手,将区域社会文化的发展繁荣是否为“四位一体”发展作出了贡献、作出了多大贡献,以及当地社会是否实现了或者是践行了“四位一体”整体性发展,作为“最有文化城市”评选的两个重要标准,进而在我省“四位一体”的“整体性”发展中,发挥文化应有的作用,作出文化应有的贡献。

3.从重视群众文化建设转为群众文化、组织文化建设并重

一般认为,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公共部门或准公共部门共同生产和提供的,以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利和提升文化软实力为宗旨的,既要为公众提供基本的精神文化享受,也要致力于维持社会生存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环境与条件的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行为。这就意味着,公共文化服务不仅要带给最广大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担当着凝聚核心价值、促进社会和谐、提升一个国家软实力和推动文化复兴的重任。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广泛,意义深远,涵盖面广。然而,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可以认为,完成了社群组织文化建设也就完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一多半任务。因而,公共文化服务应当承担起推动各类社群组织文化,包括企业文化、行政文化、校园文化乃至于家庭文化发展繁荣的义务,并将组织文化建设全面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范畴。

就企业组织的文化建设来说,近年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速和流量的快速递增,城镇中外来务工人员流动规模越来越大。这一方面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支持城市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另一方面则又必须看到,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所带来的社会治安压力,环境承载压力,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服务能力的压力。据统计,目前我省外来务工人员约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其总人口数的一半。外来务工人员作为城镇人口的新群体,作为享受当地文化发展的新成员,由于受到地域文化、生活区域和工作环境等的影响,不能充分享受到城市公共文化所提供的服务,政府也缺少对这一群体公共文化的投入,使其文化需求远远不能得到有效满足。为此,我们认为,在政府缺少有效办法来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公共文化需求前,且基于80%的外来务工人员身处企业组织的现状,推进企业文化建设,丰富企业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不失为一个积极、稳妥和有效的办法。一个不认同所在组织的人是不可能认同这个社会的。推动各类社群组织,特别是面广量大的企业组织,加快推进文化建设,就政府层面来说,对于维护一个区域的社会稳定、缓解治安压力、促进文化认同,将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企业来说,企业文化是21世纪的核心竞争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和趋势,要通过建立“企业文化研究基地”、实施企业文化推进工程、设立企业文化建设“政府奖”等有效手段,推进全省企业的文化建设。

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也应当在区域社会的政治文明、校园文化乃至于家庭文化建设等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表40是课题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所获得的一组关于城乡居民幸福感、安全感、(村/居社区)政治文明感的统计数据。幸福感、安全感、政治文明感等,是人们的主观判断与感受,似乎与文化或者是公共文化服务没有关联;然而,因为人们各自所认同的幸福感和安全标准、政治倾向等不同,在问卷调查时所作的评价,其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各自的幸福观、安全观、政治文明感等不同。而一个社会群体所共通、共享、共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政治文明感,正是一种幸福、政治认同和安全文化。

从这几组调查数据看,我省城乡居民在百分制内对幸福感、安全感、(村/居社区)政治文明感的评估值分别为42分、46分、51分,评估值均明显偏低。因而,基本上无所谓幸福和安全文化以及村/居社区政治文化的力量可言。从“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的统计数据看,前者“幸福感”“安全感”反而比后者人均来得高。这是饶有兴味的数据。这似乎可以说明,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今天,“本地居民”的“安全感”似乎受到了“外来人员”的“威胁”;且长期“蜗居”一地的人未必比“流动不居”的人的“幸福感”更强。而二者对于村/居社区的“政治文明感”给出了完全相同的评估值,似乎更可以证明此次抽样调查所得的数据基本符合实情。根据文化预警系数理论,“文化断裂系数”超过0.41,就可以说明文化机体已经处于高度断裂状态,且极有可能陷入文化危机。从这几组数据看,特别值得关注的当是学生,其总体评估值低,且其断裂系数达到了0.45,超过了文化预警系数值,处于高度断裂状态。这一方面可以说明,学生普遍认为不幸福、不安全,政治文明感也不强,而且,这方面的文化认同可能已经超过了部分学生可以承受的底线。因为其中用以衡量文化优劣状况的指标(“比较文化质量指数”)出现了负值,说明对于部分学生来说,已经对他们在这些方面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强烈冲击。而知识分子的幸福感不如农民,二者评估值分别为42和44,且均处于高度断裂状态,文化断裂系数达到了预警系数值0.41。知识分子与农民的政治文明感亦都不强,评估值分别为53和51,且后者的文化断裂系数达到了0.42,超过了预警系数值,因而都值得引起高度重视。虽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也并不必然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优劣直接相关联,然而,公共文化服务理应在这些方面作出努力,并通过推动各类社群组织文化建设,包括企业文化、行政文化、校园文化乃至于家庭文化的发展繁荣,为促进社会和谐、提升区域社会软实力等贡献力量。

表40　我省城乡居民幸福感、安全感、政治文明感测量值汇总表

说明:“文化力量值(CP)”是城乡居民对幸福感、安全感、(村/居社区)政治文明感评估赋值的平均值。根据文化质量预警系数理论,“文化断裂系数(CV)”反映的是对问题认识的不一致程度,是一股“离散”的力量;“文化质量指数(CQI)”反映的是对问题认识的一致性程度,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比较文化质量指数(CCI)”则可以看成是一个社会文化机体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该值达到0.17,便可以认为已进入富有竞争力阶段。一般来说,上述值均越大越理想;如出现负值,则说明存在着程度不等的文化危机(仅供参考)。

4.四是从重视文化政策出台转为更重视文化政策研究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政府都越来越强调政策制定应当有可靠的依据,政策分析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最早开始使用政策分析的主要是国家核心部门,之后其他部门,包括制定文化政策的部门,也开始使用这一方法。如果说在文化建设初始阶段,一般来说,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可以较“随意”地作出相应决策,决定投入方向,可能也容易产生预期成效;那么,在以文化强省、强国的今天,文化政策研究则必须提到议事日程。当前,在文化政策研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由于只评估“投入”的“绩”,而没有“产出”的“效”的指标和数据,一些相应的研究报告描述性的居多,没能提供有效的数据,更难以将数据转化为信息,将信息转化为证据或政策依据。例如,公共资金分配后,往往很少有办法科学地检验资金使用的效果是不是和预期的目标一致。文化政策制定中往往难以找到有依据的客观数据,政策实施后也几乎不知道哪些项目实施得成功,带来了多少有益的结果;而对于那些不成功的,亦几乎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何在。各级文化行政部门中,每个文化科室都有自己的数据资源,但是很少有人专门负责对数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尚没有一个整体的数据系统能够涵盖整个文化领域,甚至没有一个科学的、可操作的、有权威性又有学术含量的文化统计表。可以说,现在的文化信息大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无法转换成真正的证据,很难对政策制定和评估实践等产生实际作用。现有数据基本上仅限于对文化行政部门进行日常管理和对公共资金进行分配,资金分配过程比最后效果更加受到关注。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文化政策研究就有可能仅仅是文化行政部门实现其利益的工具,或者为文化艺术活动争取到政府支持和资助等提供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二是随着公共文化供给主体及供给方式的多元化趋势,文化和公共文化服务必然不能用传统概念中简单二元划分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来理解。就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我们对于公共文化政策、理论体系,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体系,公共文化生产、运营体系,公共文化信息体系,公共文化资金保障体系,公共文化人才体系,公共文化创新体系,公共文化指标体系,公共文化评估、监督体系,外来文化对公共文化的影响、评估与监测体系(文化安全体系)等的研究,都只是刚刚起步,加强这些方面的理论研究当然是急需的;然而,政策研究也必须同步推进,不然,将不仅难以在政策层面提出具体可操作、科学系统化的意见和建议、政策和措施,而且不能与政策研究相联系的文化研究也是不全面的,甚至极有可能丢失文化及文化研究本该有的活力。三是文化政策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文化公共管理纳入更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当今世界越来越复杂,因而要进行这样的管理,就必须有足够的信息让管理者能够看清楚面临的挑战和机会。文化是一种十分有益的资源,这就意味着政府会根据文化能够带来的益处来提供相应资金,就需要对其价值进行判断。在政策制定中,利益和价值都是合法存在的,由于不能保证某些价值观不会对政策制定过程造成过度干扰,某些价值观可能甚至就是某项研究的动因,因而在文化政策研究或制定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那些被利益包装起来的价值。可以认为,如果在制定文化政策时不能更加科学,那就很难想象文化能重新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部分和政府关心的中心问题。文化政策制定时,必然要面对各种目标、利益、价值、决策或方法等,所有这些又极有可能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会出现“意义之战”,要作出选择,就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实践问题。因而,必须通过更为深入、全面、系统的政策研究,来帮助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找到更多依据并加以利用。^[14]

5.是要从文化部门孤军深入、单兵作战转为重视部门联动、整体推进

在座谈讨论和个别访谈中,一些县(市、区)的领导和干部群众认为,根据浙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水平,已经到了综合考虑、整体推进我省文化建设的时候了。文化是一种“全社会性”的现象,理应成为全社会的责任。因而,仅仅依靠当前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可能还不够,可能仍显力量单薄,还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需要新的“统一战线”,需要各级政府部门联动,整体推进。就我省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我们认为,必须紧紧围绕“一个中心”,着力理顺“两级体制”,努力实现“四个突破”。

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要以“整体”推进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全面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四位一体”、科学可持续发展为中心。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是时代的呼唤,也是人民的愿望。

理顺“两级体制”:首先,要理一理省一级的文化工作体制、机制问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尤其是要对那些不适应、不利于文化事业“整体”推进的体制、机制等,进行认真地梳理和研究,要“整合”各种文化资源,实现“整体联动”的目的。只有省一级工作理顺了,才能进而推动地市级、县(市、区)级、乡镇(街道)一级的工作。其次,必须切实有效地理顺乡镇(街道)文化工作的体制、机制。解决文化工作中“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社区”三级普遍存在的“两头热,中间冷”现象。消除乡镇“瓶颈”制约,应当作为“十二五”时期推进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满足基层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头等大事来抓。

实现“四个突破”:一是在文化发展繁荣的“强硬”政策和“硬性”指标建设上要有新突破。加强文化立法,不断强化文化建设的政府责任。要将文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目标考核体系,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文化考核分不低于经济和社会等其他各类考核分分值。建立文化规划、建设、监管、评估等事关文化事业发展繁荣全局的系统化的考核指标体系;结束当前群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自生自发”“自给自足”的“自然文化”状态,努力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和一体化。二是在提升文化和文化服务品质上要有新突破。受当今时代各种思潮激荡、多元文化交杂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由于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等,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低俗化倾向,我们应当以“新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特别是要以“是否有利于区域社会人文精神的提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优劣、成败的评估标准。要在“整体”推进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全面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四位一体”和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一大框架内,进一步明确公共文化服务和建设的目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三是在维护、巩固、发展、壮大群众文化活动的“带头人”“领军人物”和“文化志愿者”“文化义工”队伍上,要有新突破。文化建设需要新的“统一战线”。就公共文化服务来说,首先是要在全省先行地区有效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努力维护、巩固、发展和壮大“文化志愿者”“文化义工”队伍,挖掘、培育一批群众文化活动的“带头人”“领军人物”。我们认为,无论是群众文化活动的“带头人”“领军人物”,还是“文化志愿者”和“文化义工”队伍,都将是、事实上也已经是推进我省文化特别是公共文化繁荣发展最值得依靠的力量。四是在推动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上,要有新突破。调查显示,一些地方政府中的主要领导,甚至文化工作的主管领导以及文化和文艺工作者,由于缺乏“文化自觉”,对于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群众文化工作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问题,心中无数,方向不明,目的性不够明确。其表现为,一些地方普遍存在着以“大投入、办大节”作为文化发展繁荣发展的“标志”,而忽视基层基础工作的现象。事实表明,对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来说,若不能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中的主要领导)的思想认识,不能确立正确的文化观,那么,再多的文化投入也都有可能被各级地方政府以各种各样“正确”“正当”的名义“转移支付”掉,进而变得事倍功半,甚或是徒劳无功。如一些地方以创建“东海文化明珠”为名,向上级部门要了钱,造的是“综合文化站”,最终却变成乡镇的“综治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思想问题不解决,实践和实际工作中势必障碍重重。可以这么认为,任何一个区域社会,其整体“文化自觉”水平的高低,必然直接关系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程度。必须有力地实施“文化理论”进基层的工作,要用先进的文化理论武装基层干部群众的头脑,尤其是要抓好县(市、区)、乡镇(街道)、村(居)社区三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文化管理理论培训工作,将文化管理方面的相关理论课程列入各级政府举办的干部培训计划。

【注释】

[1]任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综述:2004—2007年”,李景源、陈威编:《中国公共文化发展报告(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3][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页。

[4]百度文库:“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11年11月16日下午3:00下载于http://wenku. baidu.com/view/478a1e6fb84ae45c3b358c9b.html。

[5]此次搜索时间为2011年11月12日上午9:30。

[6]王立明:“公共文化的功能及其建设途径”,《企业家天地》2006年第6期。

[7]孔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政府作用”,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8]吴福平:“文化管理的文化缺失”,《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

[9]刘再复、林岗:《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设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0—79页。

[10]成中英:《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1]韩震:“关于不确定性与风险社会的沉思——从日本‘311’大地震中的福岛核电站事故谈起”,《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

[12]吴福平:“浙江省“十二五”文化发展规划编制‘群众文化’课题调研报告”,《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5期。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经验与中国发展,科学发展观与新文化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

[14][斯洛文尼亚]VesnaĈopiĉ:《论文化政策研究中的实证研究缺失》,马绯璠编译,载于《文化趋势》(Cultural Trends),2009(2),185—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