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对于移民的影响

通过对框架要素的不断比较分析及来回反复阅读访谈文本，媒介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两者之间的具体内在联系已经清晰化。在两个实质性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媒介与移民文化身份认同的关系，本研究提出四个理论假说。

一、媒介是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的隐性文化系统

媒介是孕育文化身份认同的隐性文化环境。媒介孕育了隐性的社会价值体系，使新进入者不得不接受和遵从这一社会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自我的身份。长期的媒介接触、媒介教育孕育了隐性的文化价值系统和身份认同系统，使移民在迁出之前和澳门本地居民已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系统——“内地思维”系统和“澳门思维”系统。

媒介在移民进行认同转换过程中不断触发了隐性身份思维系统的冲突，在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悄悄地构筑起一道无形的难以逾越的隔离墻，将双方更禁锢在各自的身份空间里。在移民从迁出地到迁入地的转变中，港澳恶劣的媒介环境不断放大两种思维在行为礼仪上的差异性，触发了原有“内地思维”系统与当地“澳门思维”系统的冲突，迫使移民不得不作出选择，形成了两种思维水火不容的局面。这些在许多受访移民身上都能得到检验。

B接触过许多香港的负面新闻，但令B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男友竟然会使用媒体的负面报道对她家人的内地身份进行歧视和攻击，导致她情感备受伤害，“我嫂子生了宝宝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要买一堆的奶粉回家，然后他就会说我们家里的人是蝗虫，有时候因为这个东西来吵架”（受访者B）。

许多受访移民都感到与本地人格格不入，无法与本地人进行沟通交流，“他们的想法太幼稚”（受访者T）、“价值观和爱好完全格格不入”（受访者C、T、G）。甚至许多受访移民形成了不少对本地人的负面评价，“本地人懒惰”（受访者J）、“见识短，除了广东之外不知道其他地方”（受访者C）、“不爱学习，就知道打扮”（受访者E）。“内地思维”系统和“澳门思维”系统也导致了双方彼此的互相隔离，G甚至表示不会考虑本地男性作为择偶对象。

也有一些受访移民在这种思维上的冲突中，选择保留自己的内地人身份。他们有很深厚的内地情结，交友圈、生活方式、思考方式都保留着内地人的特点，心里抗拒成为自己想象中的“澳门人”。例如K就具有深刻的内地人的情结，“我与本土的澳门人不一样，我总有内地情结总往珠海去，澳门人就不会”（受访者K）。而G的内地情结更深，抗拒成为“澳门人”，“我会公开承认我是内地移民的身份……我自己是很积极正面的，但身边的澳门男生都不阳光不积极，我不会考虑他们作为择偶对象，我希望回内地接触男孩子”（受访者G）。

二、媒介为移民的身份建构提供指导

媒介是移民融入本地、身份整合的纽带，是融入本地的手段和途径。大量的受访移民寻求使用媒体的重要目的之一即是在身份的失衡中重建稳定的自我身份。在此过程中，媒介的使用对自我身份的建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影响着移民身份认同建构的方向，并为新身份的形成提供指导和原料的供应。这在许多移民矛盾的身份观念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受访者E认为自己是个“异类的中国人”，“我小时候很爱国，但是现在应该没有小时候那么爱国了……如果是在民国时期啊，或者抗日战争时期，我可能是个汉奸”（受访者E）。“为了生存”，她会故意地回避中国人的身份，强调自己的澳门身份，原因是中国人在外面的形象不好，“有一个负面的就是说中国人在外面的形象不好。很多人不愿意去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当时可能我没有去游学或是怎么样，可能感受不深。但是你问我中国人和澳门人是不是有差，我觉得还是有差”（受访者E）。

一些受访者拒绝融入本地，刻意地维持着与本地的距离，利用媒体来维持着自我的身份优越感。C是来自上海的移民，她尽管承认自己是澳门人，但始终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刚移民过来，我们从上海来根本就不习惯，满地都是乡下人啊！这黑沙环新口岸啊都是海，都是菜地，都是乡下人，都是木屋！……我认同自己是澳门人，但是文化上我不认同……首先上海人他就是一个外向型的，接受西方文化的。我妈不懂英文，她都是看西片的，她的那些姐妹也是在外国呀！我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思想上的灌输……我妈妈来了三十多年，从来都不看香港剧的。人格低下，没有表情、乍乍呼呼的。她除了看这些打仗的、环球片之外，要么就看西片，要么就看韩剧啊，台湾剧呀，新加坡跟泰国还有印度剧，就是有点人情味（受访者C）。。

三、媒介制造了移民群体身份的意义和秩序

媒介赋予了身份的隐性意义和隐性的身份次序，通过创造群体压力，迫使移民放弃自我的文化认同，接受既有群体身份系统的价值观念和差异性的身份歧视。这种作用可以在大量的移民经历中得到验证。

首先，几乎所有的受访移民都受到媒体对于“大陆人”负面身份报道的影响，并在内心对“大陆身份”产生一种潜意识的歧视与自卑心理。这使移民的身份建构上也形成一种宁愿被称为“内地人”而抵制被称为“大陆人”的身份建构意识。尽管“内地人”和“大陆人”在过去回归前和回归后所指代的对象是一样的，但在他们看来“大陆人”一词带有“穷、素质差”的贬义含义，这是因为许多香港媒体的报道中仍是常用“大陆人”称呼内地人的，且多含贬义。

例如，N经常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香港和内地互骂，“比如说经常在报纸上面，或者是海报上面看见，骂什么‘大陆狗’之类的，感觉到很歧视”（受访者N）。又如U，“刚来的时候我被人叫做‘大陆佬’真的很不开心，‘大陆佬’就代表那种比较穷困、没文化的人吧。我觉得穷困这方面好像是有点符合的，然后没文化嘛……我觉得我比他们知识面广”（受访者U）。

其次，媒体还通过对内地负面新闻的报道，强化了群体身份的差异性。例如A常常在获得国内的负面信息后而对澳门身份有特别的感受。“当你听到国内的有很多问题食品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在澳门做澳门人很幸运！因为澳门的食品是通过严格检查的，澳门来的食品都有专门的检验机构，而且到澳门的猪肉是不能够吃饲料的，一定是自然喂养的，它有专门定点的养殖场。就是蔬菜这些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才能进来。但是你会听到国内很多的消息，比如说注水的猪肉啊、蔬菜的农药超标啊，还有鸡，吃了很多抗生素啊，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做澳门人还是蛮优越的，起码你可以吃到健康的东西。就这点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好像到澳门来很幸运！”（受访者A）。

最后，媒体报道在港澳内地三地形成了一种“内地人不如澳门人，澳门人不如香港人”的隐性的社会群体身份歧视观念，迫使移民不得不作出选择。“他们会经常发一些内地的，蛮恐怖的信息在网上讨论……他们都说内地很恐怖，然后说幸好自己在澳门……那时我认为自己是澳门人比较好，至少不会让别人知道然后瞧不起你。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香港的媒体，说内地什么什么不好的，他们很不喜欢内地人，导致很多很多人都不喜欢内地人，所以就更加想要刻意去隐瞒自己当初是从内地来的身份”（受访者S）。

四、媒介建构了移民自我的文化身份幻象

媒介在移民的生活中既能延续移民自我文化身份的同一性，但同时也加剧了个体文化身份的碎片化、去中心化，使移民沉醉在由自我幻想的、多元的、虚幻的、似与本地相连但又脱离本地的文化身份幻象中。从许多受访者矛盾的身份认知中可以得到验证。

受访者A在澳门生活十多年，但是她却感到一直未融入本地，自己还是个内地人。而受访者H，两年前因为读大学的缘故才迁入澳门，她的澳门移民生活并不长，但却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本地。追问原因发现，A和H的共同点是生活和社交圈比较封闭和孤立，媒介是他们维系与外界交流的重要方式。但H热爱西方生活方式，通过使用媒介，她能够脱离本地的文化环境而继续维持自己热爱西方文化的身份倾向，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虚拟的身份幻象。而A性格内向，因为语言障碍不爱与本地交流，社交过度依赖媒体，保留着对内地网络媒体的使用习惯，她虽在澳门生活多年，但仍如在透明容器里的人一样，生活在自我编织的内地身份幻象中。

此外，少量的受访移民将自己的文化身份定位在“港澳台身份”，既认为自己是澳门人，又认为自己在文化上属于港澳台文化。但实际上从他们的访谈中发现，他们去香港、台湾的次数都很少，只是接触更多香港、台湾的媒体。而他们潜意识基于两者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饮食习惯、思维方式、工作模式等将内地与港澳台进行二元对立。内地的同属一个文化类别，而港澳台则属另一个文化类别。他们在潜意识中对内地抱有不曾觉察的偏见。例如Q认为自己是属于港澳台的，而实际上他去香港和台湾的次数并不多。访谈中他虽然多次提到与内地人的合作中看到内地的进步，但是往往又话锋一转表达出对内地人所持有的“内地思维”的不可理解。这样的偏见是他自己也未察觉的，却又自然地流露出来，Q也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文化身份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