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爱国因我们以前所学的书多是外文版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怀念恩师王有琪教授

高摄渊

2005年秋我回母校，在校史展览馆看到一个深色的小木柜内有几叠薄薄的、陈旧而排列整齐的、像中小学生用的练习本，我认得那是王有琪老师的笔记本，里面有他孜孜不倦的学习记录、循循善诱的指导素材，外表朴实无华，内容却甚丰硕。物似其主，引起了我对恩师的许多回忆。

1946年我第一次学习组织学是王有琪教授讲授的，胚胎学部分是由范承杰教授讲的。当时自己对这两门课不感兴趣，学得不好。1951年服从中央卫生部分配到高级师资班进修组织学与胚胎学，再次受教于王老师门下。上医第一届组胚高师班共有6名进修生，其中5名来自其他兄弟院校。教研室把最宽敞的一间朝南的办公室作为我们的学习场所，而组胚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们则在走廊边门外一间狭长的房间内办公，使我们深受感动。导师王教授是组胚教研室主任，他生活简朴，每天亲自打扫办公室，态度和蔼，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倍感亲切。

王老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主张理论知识和技术操作同时并进，教学实践与科学研究相辅相成。我们入学伊始，他与我们讨论制订培养计划后，对组胚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课温故知新、循序渐进外，同时开始学习组胚学科的基本技术。第一步是练习磨切片刀（那时没有磨刀机，全靠双手硬功夫），然后学习制作组织切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方法的各个环节。我们6个同学的书桌三张并接起来，面对面摆放两排的交界处各人桌上放一套切片染色缸，边染色，边在显微镜下检查成品，请王老师鉴定，逐渐掌握了各类组织切片的制作方法。观察显微镜下不同的图像，既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是一种艺术享受。在此过程中，我体会到“兴趣是培养出来的”这句话。这是我由“不感兴趣”到成为毕生事业的第一步。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医就已有了人体解剖和组织胚胎模型制作室，是王老师领导创办和亲自设计的。我们没有亲手参加制作模型，但王老师给我们讲解创作胚胎模型是根据实物标本连续切片计算比例做成蜡片、顺序排列而制成初胚，这是合乎科学实际的。他经常去模型室作具体指导，因他耐心细致，谦和待人，因此模型室的同志都信服他。

人体解剖学、神经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都属解剖学范畴，王老师精通这四门学科。我们同届的解剖高师班同学进修之始每人要解剖一具尸体，解剖中遇到困难时请教他，他过去挥动几下刀子就把要求找的神经或血管显露出来了。他带头制作的人脑连续切片染色标本，结构分明，令人叹为观止。他还经常教导我们，这四门学科关系密切，备课中要融汇贯通，从发生到大体及细微结构，联系功能，做到心中有底。他在给我们作专题讲座或有问题请教他时，常以这种方式并结合生理、生化知识指导我们。这对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得以胜任教改中曾提出“大体、微体解剖一竿子到底”的小班教学大有裨益。

王老师非常爱国，因我们以前所学的书多是外文版，解放后他较早地用中文编著了《人体胚胎学纲要》（1952）、《胚胎学实习指导》（1952）、《现代中国解剖学发展》（1956）、《人体胚胎学图谱》（1962）、全国首部《组织学》统编教材（1960、1965）。记得1953年我们从高师班毕业，再次服从全国统一分配前夕，王老师嘱咐我们要教学与科研并举时，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教科书上的人胚发育数据都是外国人的资料，我们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记住老师这句话，我在教学之余，三年内收集到共20多个3—8周的完整人胚和30多个不同胎龄的正常胎儿和畸胎，观察外形并作出了一些胚胎连续切片。1956年我回上海向王老师汇报了情况，他高兴地翻出他那一叠叠的笔记本，介绍有关的文献内容，建议我做一次器官的组织分化。在那年代，运动不断，怕被扣“个人名利”、“走白专道路”的帽子，我不敢写文章，但标本、切片和观察记录都保存着，不料在1966—1976年这场灾难中，一桩冤案使我经历了关牛棚、下放，而我实验室里收集的标本和积累的原始资料（包括文字、绘画）都被洗劫一空。拨乱反正后，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年近八旬的王教授焕发了青春。1978年我回到阔别22年的上海，拜访母校和老师，谈及“文革”中遭遇，不胜唏嘘……王老师倍加安慰和鼓励。那时他正与许多同行专家讨论修订组织胚胎学的全国统一教材，并酝酿讨论出版我国第一部大型参考书《组织学》，王老师任主编（1981年第一版，1993年第二版，2003年的第三版改名为《现代组织学》）。王老师关爱学生，甘为人梯，无私奉献，并善于发挥团队精神，在他编著的著作中，多数有他的同行及学生参加，最后让位交班，这本书就是一例。

我不会忘记1980年早春三月，我有幸参加全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巧遇王老师。会议结束前夕，同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欢宴，同桌有王有琪、钱惪、夏镇夷三位老师和当时在中华医学会工作的1955级校友薛和。钱、夏两位都曾是王老师的学生，我们合了影，回来后我有感而诗，写在照片背面：“八十年代第一季，科协二大聚群英。师生三辈同欢宴，志在余华四化奔。”至今留在我的相册内。自那以后，我有机会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回上海与王老师见面的次数也多了，他深知我的科研资料被劫及所处的工作环境难以补偿及开拓时，以他当时在上医的接班人（也是全国解剖学会组织专业委员会负责人）谷华运教授为首，自1984年开始组织全国70多个单位、300余位胚胎学工作者，经过8年艰苦努力，收集测量了自23—287天胚胎的24万多个数据，得出胚胎发育参数50多个，首次制订了“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刻表”，综述胚胎主要器官的组织发生等，于1993年1月出版第一部描述我国人体胚胎的书——《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序与畸胎预防》。这本书的出版自始至终得到了王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也完成了他的夙愿。

王老师热心学会工作，积极参加学术活动，是我国解剖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47年他在上海推动和组织重建中国解剖学会，多年担任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上海解剖学会理事长等。

王老师是回族同胞、九三学社社员，在民族事务和民主党派工作中担任一定职务，历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和人民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推动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老师1931年开始任教于上海医学院，除了1937—1940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深造并获博士学位回国，一直在上医工作，为培养一代代上医学子和全国各地解剖、组织胚胎学工作者历经坎坷，诲人不倦，淡泊名利，默默耕耘了60多个春秋。恩师创建的事业和教诲，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继承。

作者高摄渊，江西南昌大学医学院（原江西医学院）教授。1952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毕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