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美德树人

2014年9月21日

一

我1958年入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即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1962年毕业留在北京师范学院,1991年调到青年政治学院,至今在教育领域已经工作五十余年。

1979年,中国历史命运有了新的转折,中国教育也随着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当时邓小平提出尊师重教,恢复高考,其中在教育界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教育界要拨乱反正,要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要研究教育科学。1980年北京市成立了高等教育学会,要研究高等教育规律,要研究教育科学,其中就包括研究高等学校的德育,于是就把德育研究组放在了师范学院,从此我就进入了德育研究这个领域。1982年北京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高校德育研究会,常设机构就设在北京师范学院。我从1982到1992年当了十年秘书长,从事大学德育实践与研究。

当时,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现在他们都是支撑着我们这个国家各行各业,从中央到地方的栋梁。那时大学的团委书记现在大部分是省部级领导、高等学校的领导,非常值得欣慰,由此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教育的重要性。我们从事教育事业的意义和欣慰,就是能够看到学生成长起来,发挥了作用。

1991年我被派到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任职。大家知道1992年南方谈话,中国要进行改革开放,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时候,我有幸在北京能够听到像季羡林、张岱年这些老教授在一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他们在学习南方谈话的时候,有一些观点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比如季羡林先生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说一旦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华文明、东方文明要有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变化。21世纪将是东方的世纪,中国的世纪。这个观点,对我们很有影响。

记得北京大学的张岱年老师在一次会上说,如果选择走中国自己的路,那么这条道路的文化和精神的支撑,肯定是中国的文化、中国的精神,不可能设想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的路,用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文化、西方的价值观作为支撑。如此走下去,中华民族从文化上讲,必将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华文化一百年的命运,要有一个新的转折。他接着讲,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研究国学的,研究儒学的还有一批老人,我们最担心的是年轻一代,对自己的中国文化已知之甚少,感到担忧。现在最需要的是要有一批人站出来,向下一代传授我们自己的文化,传授我们自己的文明,如果文化断代的历史现象不改变,并且继续下去的话,中国走自己的路,也不会走下去,甚至会走到西方国家那种模式上去。

二

在这一代人的教诲之下,我们这批人在一点点理解的基础上开始行动。1994年,经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我兼任所长,到现在已二十年。这个研究所的功能定位,就是按照张岱年先生提出来的“弘道明德”,它的功能是向青少年普及中华文明,承传中华文化,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不是纯粹研究理论,是研究教育实践,进行教育实验。1994年“八五”期间,被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办正式立项为“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在北京选定了三个区县做实验,一个是东城区,属于城区;一个是朝阳区,属于城乡结合部;一个是农村的昌平县(现在是昌平区了)。在这三个区县选择一百所中小学开始进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中华美德范围很广,经专家论证,确定:忠、孝、诚、信、礼、义、廉、耻——“八德”为教育实验的“德目”。三年下来,教育效果相当不错。

1997年被立项为国家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大中小学中华传统美教育实验研究”。当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推荐一些地区学校德育做的比较好,很有基础的地、县,作为我们中华美德教育实验区。比如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属的学校,黄金大县,素质教育发祥地之一,山东省招远市等等。到2000年结题拿出了一套小学《中华美德》讲故事,中学《中华道德》讲规范,大学《中华伦理》讲理念等等试用“教材”;以及教师用书,以“八德目”为中心内容的《大众道德》丛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了《中华美德教育实验在北京》,汇集了北京地区一批实验学校的实践与研究成果。

2002年,“十五”继续立项为教育部的重点项目,又继续五年,题目是《学校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与社区道德建设互动》。这样,就以中华传统美德教育为中心,把学校德育、家庭养育、社区化育,三维互动的教育模式逐步建立起来,使得中华美德教育走出学校,逐步实现社会化,教育效果更佳。从2004年起,“八德目”,改为“十德目”: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按照学生道德成长的不同阶段,在小学重在进行前“五德”的教育,意在行为习惯的养成,后“五德”在初中阶段进行,意在培养“公民道德”。这“十德”教育为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结题成果是《文化道德德育》、《寻求中国学校德育之根》、《寻求中国学校德育新定位》。

2007年,“十一五”期间,又继续立项为北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课题《中华美德教育深化研究》。在总结以往十八年实践成果的基础上,2012年出版了结题成果《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初探》,对中华美德教育的理念、宗旨、内容、模式与队伍建设等进行了总结与概括,为21世纪学校德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行性的参照。

这也正是“九五”、“十五”连续立项为“教育部重点课题”的初衷。

当时,批准立项的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德育学科组,全组专家一个共识,“马上就进入21世纪了,21世纪中国教育是什么?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是什么?必须要开始超前研究,以便为政府制定21世纪教育规划,提供参考”。

2013年,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这项教育实验研究继续被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立项研究。

到今天,这二十年间,我们主要精力是进行了中小学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前后有9个省市的部分地区,1000余所学校,100余万学生,连续滚动地参与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教育实验。

今天,我们学习和落实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历史、美德、价值观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回首二十年中华美德教育的实践倍感亲切。展望21世纪的中国教育,尤其是学校德育,对于二十年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的成果,在更大范围推广充满信心。教育科研的成果,不仅是写几本书,更要在实践当中证明它的科学性,而且要经过较长的时间和反复的实验。

三

结合我们二十年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的实践,与大家共同学习和体会“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我们都在思考,而今,为什么要提出立德树人,要树什么人、要立什么德,怎样立德,怎样树人?

第一,立德树人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

21世纪的教育是立德树人,不再是应试教育。

这样一个定位,这样一个顶层设计,是根据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根据中国当今教育的现状,以及中国未来发展提出来的。中国近一百年的教育,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世纪末,清末的梁启超全盘引进日本的教育,包括教材,因为当时认为日本是最先进的,其实是日本“脱亚入欧”的教育“新产品”。到1912年,民国时期的蔡元培又全部搬了德国的教育,把欧洲的教育都搬过来,包括德国的“军国民主义教育”,使得欧洲的价值观进入中国的教育。20世纪的20-30年代,知识界与教育界的精英开始校正“教育西化”的走势,在尊重和继承中华民族数千年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在各级各类学校开设“国学”课程,进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华美德教育,培育民族精神,保住学校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开启了创建中国现代教育的新里程。从后来全民抗击日本的侵略,到西南联大的精英,都是那个时期教育成就的写照。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日本打进来,改变了中国以及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并且开始用日本的教育理念、模式、教材等等,推行日本“皇民化”的殖民地教育。

建国之后,我们是全盘引进苏联教育,包括全民学俄语。毛泽东主席曾经批评教育部成了“苏联的教育部”,1958年搞了“教育大革命”,“文革”期间教育又成为“重灾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全盘走美国的路。至今,我们的教育理论、模式、教材内容、评价体系以致各级教育行政官员、学科带头人都要到美国接受“培训”,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基础教育的新课程改革的方案,基本是来自美国的设计。使我国的教育日趋“工具化”“功利化”,“重西轻中”“重智轻德”,全民学英语,应试教育冲淡了素质教育,教育领域的乱象开始萌生,中国教育自觉不自觉地失去了“中国特色”和“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向着“去中国化”的方向迈进。一百多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成为来自世界各种教育理论的“实验基地”,几代中国人成了各种教育理论与模式的“实验品”。我们从西方教育中学到了很多好东西,但是丢掉的是中国自己,自己的文化不断地被边缘、质疑、批判,以致被取代。历史表明,制度、文化、教育三者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制度选择的背后是文化选择;而巩固这种制度与文化选择的基础是学校教育。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列强”推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逻辑。起初,他们是在“枪炮、屠刀”之下推行的;尔后,当殖民地的人自觉自愿选择之时,就真正走向“亡国灭种”。

我们既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那么教育也应该走自己的路,有中国自己的教育。我们文明大国,有很丰富的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教育经验,不是到了现代就不能用了。要学西方科学的教育理论,但不能完全照搬。21世纪的中国教育,应该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是中国教育历史发展形势的一个必然,是中国走自己路的必然选择,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教育,中国人要建立以立德树人为宗旨的中国的教育。

在座来自教育岗位上的同道们,要担当起建设21世纪中国教育的历史使命,这是历史的担当,我们有幸赶上了中国教育历史的这班车。

第二,立德树人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主席到山东考察时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为立德树人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无德不兴,是讲道德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三千年前齐国的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之四维,就如同一顶帐篷由四维撑着,如果四维绳子断了,帐篷就要塌下来。没有道德,就会亡国。

国无德不兴,是讲以德治国之价值。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行政制度和刑法的手段管理国家,老百姓可以避免犯法,但他心里没有耻辱感,还有犯罪的内因,一旦有机可乘,照常破坏你的制度,照常犯罪;“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了道德教化和礼的建设,人们有了羞耻之心,就会遵纪守法。这两句话讲的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儒家主张既要德也要法,以德为重,德主刑辅,这就奠定了我们国家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此种治国理政之经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遍价值。一个法律多如牛毛,警察无处不在,监狱到处林立的“法治社会”,不是人类的美好梦想。大同的伦理社会才是人类的追求。法律是一种外在的他律,道德是一种内在的自律;法律是惩恶扬善,道德是扬善抑恶;法治社会是实现伦理社会的工具。

去年11月,习主席在曲阜讲话提到,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道德。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来一直是批判中国传统道德,认为中国的传统道德是“封建礼教”,束缚了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桎梏,导致了中国的贫穷落后。当年所谓新文化,就是西方文化,旧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新道德,就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科学、民主、人权,旧道德,就是中国的仁义礼智信。这种价值导向,延续到“文革”,就出现了“扫四旧”,亲不亲,阶级分,把“四旧”要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其后果就是荀子所讲的“旧礼已废,新礼未立,必生乱象”。而今社会道德严重失范,礼崩乐坏,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市场经济造成的,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是西方文化导致的,是我们自身历史上有很多的教训应当清醒地去认真总结。

重伦理、崇道德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明,这是世界公认的,包括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启蒙学派的导师都坚持主张,让中国人派道德的传教士向欧洲传播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国的教育已成为西方人的向往。只是近代以来,我们自己失去了自信,对自己的道德越来越想把它扔掉,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进行痛心疾首的反思。

第三,树人,树什么样的人?

我们过去的教育有很多的提法,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社会主义新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现在的提法是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培养目标是非常高的,我们的孩子到什么时候能够做到?我们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什么时候他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个很长的时间过程,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的。一个人的成长是分阶段的,在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要求。

在讨论树什么人的时候,一些校长、老师非常生动地说了以下几条:

第一条,是要培养人,不要养成宠物。人与禽兽有区别,要有人性不要发展兽性。一些有钱的家庭把孩子变成宠物。《论语》当中讲人禽之别,在于人性,在于有道德。我们教育孩子,要成人,有人性,有善,不要有恶。要做人,不要成为宠物。

第二条,要做中国人,不要做洋奴。中国人要会说中国话,讲中国的语言,会用中国文字,懂得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地理,热爱中国文学艺术,践行中国风俗习惯和传统,以中国人为荣的中国人,而不是洋奴。

第三条,要培养成为好公民,不是阶下囚。国民要有公民的义务、公民的责任,维护社会秩序。去劳改、进监狱,这是罪犯。所有人,都面临着选择,要做好公民,不做阶下囚。

第四条,要做接班人,不做败家子。现在的富二代、官二代都面临着这个问题,他们能当接班人吗?接班人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也要具体到担任某个行业、家业,每个行业都有接班人,广泛而具体,不是抽象的。

第五条,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成为空谈误国之辈。要有真才实学,能够实干兴邦,非沽名钓誉。

总之,从人的成长与教育过程的视角,要培养人、中国人、好公民、接班人,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接班人。

树人,是这样一个过程,要面对和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的这些实际问题,非常实在,非常具体,不是空洞的概念。

第四,立德,立什么德?

从树人的视角,这个“德”的内涵是什么?要立什么德?至今,尚无权威的答案。

结合我们二十年的教育实验,是否可以这样回答,是中华美德,是五千年来世世代代中国人在历史实践中所不断提炼和创造的、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的中华美德。

首先,是历史的参照。

4000年前,尧、舜、禹的时代,就有了舜帝孝感天下,帝位禅让的传说。这是24孝第一孝。在湖南省永州市有舜帝的墓与庙,近年建了孝文化公园。孝,乃人禽之别也。4000年前的中国人有了早期的“孝道”,不仅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各种美德之本,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推陈出新,延续至今。

3000年前,周代开创了以“礼”治国的先河,有礼的建设800年的社会实践,为中国逐步成为“礼义之邦”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2500年前,孔子面对“礼崩乐坏”,提出“克己复礼”,“礼之用,和为贵”,“不学礼,无以立”等,内仁外礼的主张。

接着,是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

2000年前,汉代董仲舒等继之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只在孟子“四德”基础上,增加一个“信”德,表明当时社会发展对信德之需要。

1100年前,唐代鼎盛时期,开始注意以“孝、廉”治天下,推行“举孝廉”选拔官吏的制度。

900年前,宋代在总结以往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时局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前四德源于《论语》,后四德取自管仲的“四维”,这“八德”影响后世至今。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欧洲的演讲,就提到和肯定了宋代的“八德”。

100年前,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确立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在台湾至今沿用。

其次,是“礼失求诸野”。

如韩国至今是“宋八德”;新加坡是“忠孝仁爱礼仪廉耻”,前四德是取自中华民国的“新八德”。

再次,是我们二十年的中华美德教育试验。

1993-1994年,我们请了一些学者论证出八个美德德目:忠孝诚信礼义廉耻。与宋代的八德就差一个字,用“诚”取代了“悌”,这既考虑中国人口政策的后果,又考虑到“一旦推行市场经济之后,对于诚信的需求”。

有了十年的“八德”教育实践,考虑到21世纪新一代道德成长的需求,2004年我们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成为“十德”。按照不同学段进行设计,小学“五德”,即孝礼勤诚耻,重在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初中“五德”,即忠信义宽廉,意在生成道德意识、理念与责任。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若能修炼此“十德”,就为一代新人接纳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力军,奠定下坚实的思想与精神的基础。

1999年,我们组织八位博士编写出版了《大众道德丛书》。每本书名都加上副标题,体现对传统美德的现代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

孝——生生不息的爱心

诚——求真务实的品质

信——立身兴业的基点

礼——人际文明的规范

义——人间正道的向导

廉——清白正气的根基

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二十年的教育实践证明,这“十德”教育有效而可行。在今后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中,仍然可以继续深化研究与不断完善。

第五,学校德育要有相对稳定的德目。

二十年来从“八德”到“十德”的教育实践,我们这个团队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学校的德育需要有稳定的科目,才能回答立德树人那个德是什么,我们的德育不应该只是跟着走,跟着形势转,我们的德育不能像我们有些专家给说的那三句话,应付德育,应景德育,应试德育。没有稳定的德目的德育,就成了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没有稳定德目的德育,很难培养下一代有相对稳定的道德素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共同价值观,就难以流淌在学生的血管里,镶嵌在头脑中。立德树人,难免不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第六,要探索中华美德教育新模式。

有了德目以后,如何落实,要探索教育实践的模式。本着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思路,我们一些实验区提炼出“三个文化”的实践模式。

一是经典文化。要让孩子读经典,学经典,围绕每个德目学经典。如围绕着孝道学经典,包括《论语》《孝经》有关的文本经典,还有其它方面的经典,如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音乐、舞蹈、戏曲、成语、故事等等经典,都能够强化每一个德目的训练。对每个德目的教育,不是某一个阶段的任务,而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依照学生道德成长的不同阶段,由浅入深,潜移默化,循序渐进,反复深化的教育过程。如孝德教育,既要考虑教育的阶段性,又要着眼学生道德成长的全过程。

二是节日文化。靠节日,从中国年(春节)开始,传统节日贯穿全年,几乎月月有节,历史已形成一整套中国传统节日,每个节日都有其主题德目,都是进行中国传统美德教育的载体,历来是全民性自我教育的大课堂,是万民教化,化民成俗的有效途径,是学校、家庭、社区“三维”教育互动的最佳结合点。

近些年来,我们的实验学校重点围绕过“中国年”,“中华母亲节”,“中华教师节”,开展有效的中华美德教育。

三是地域文化。就是本土文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比如说北京北部的长城文化,房山的周口店文化,通州的运河文化,宣武区的民国文化等等,各地都有自己地域的文化,都可以跟相关德目对接挂钩,让学生知道自己所在这块土地上文化的根脉是什么,进而认识与理解整体的中华文化。

这三种文化,经典文化是魂,节日文化是体,地域文化是根。三者纵横交错,编制一套有效的教育模式。这就是我们广大实验学校的教师在多年中华美德教育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劳动所积累的智慧结晶。

(本文系在北京大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经典师资研修班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