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藤新平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形成

第二节　后藤新平与日本殖民统治政策的形成

一　后藤新平与“文装的武备”论的产生

后藤新平（1857—1929）是日本侵华政策出台的核心思想人物之一。他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先后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和首任“满铁”⁽¹⁶⁾总裁，既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和中国东北政策形成的制定者，也是“文明”统治台湾和“文事”统治东北提出“文装的武备”论的倡导者。这一政策运营贯穿统治东北14年，大连近40年之久。我们分析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的思想，对于揭露其在“文事”伪装统治之下推行的殖民统治罪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于“文装的武备”论的炮制与运营，我们还要追溯到后藤新平在台湾的统治思想产生。1898年至1906年，后藤新平深得参谋总长台湾总督府长官儿玉源太郎（1852—1906）的欣赏，担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两人携手统治台湾八年并共同提出“文明”统治台湾的思想，这一经历为后藤新平成为后来统治东北所提出的“文装的武备”论方针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后藤新平

（一）“满洲问题协议会”与提出“文装”统治东北的历史背景

在日俄战争开战之初，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后藤追随日本满洲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到中国东北辽阳，受儿玉源太郎之命，开始对“满铁”创建进行了具体规划，并提交《满洲经营策梗概》：“战后经营满洲的唯一秘诀，借经营铁路为名，暗地里则要充实百般设施”、“假借铁道机关，实行铁道以外与政治和军事相关系之事”、“开矿采掘、奖励移民、改良农工”等。⁽¹⁷⁾“梗概”全面阐述后藤对东北经营的总策略，集中体现了后藤新平的“文装”思想的经营谋略。他策划在大连建立“满铁公司”，寻求的是战场上所未得到的权利，以“文装”去统治东北。

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代表在美国朴茨茅斯市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和平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取得经营东清铁路南部线的长春至旅顺口间的铁道以及其他支线的权利，同时原俄国从中国所获之包括一切权利、财产、煤矿等全部无偿转让给日本（《朴茨茅斯和约》的第六条）”。⁽¹⁸⁾战后日本就设置了关东总督府施行军政管理，“这招致清政府的抗议，经济活动受到了英国与美国的限制，于1906年3月相继迫使日本开放满洲的门户”。⁽¹⁹⁾如何经营“满洲”，就成为日本殖民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从人才任用到经营理念，以“文装”统治，还是以“武装”统治，日本政府内出现了两派不同意见。1906年4月14日，西园寺公望首相以非正式身份对“满洲”等地实行考察，5月22日，伊藤博文召集山县有朋、大山岩、儿玉源太郎等众位元老以及政府军队首脑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满洲问题协议会”，研究“是否应当从满洲尽早撤兵和废止军政署等问题。文治派在这次会议上陈述了设置军政署和实行军事占领政策的利弊，力主采取较为温和的统治方式，以便更有利于对中国东北地区的长远占领”，⁽²⁰⁾极力“抑制陆军方面的不同意见，并确认了废除军政和开放满洲的方针”。⁽²¹⁾最终，文治派获胜。首相西园寺提出决议案，废除满洲军政管理，成立一个中心组织关东都督府。同时，内阁决定建立“满铁”作为代行日本国策的殖民机构，满铁总裁人选必须具备能代表新国体，能够实现新大陆政策的重要人物。同年6月28日，后藤新平在台湾收到友人杉山茂丸的电报：“后藤的宏大规模的诸多建设提案，成为天下一品”⁽²²⁾告知在各元老重臣的一致推荐下，后藤新平成为满铁总裁的最佳人选。

儿玉源太郎

随之东北就成为以“满铁”为中心的殖民国策的“大陆经营”之地。1906年后藤获男爵爵位，同年11月3日，日本明治天皇任命后藤新平为“满铁”首任总裁。这表明日本政府最终采纳了曾经营台湾殖民地的后藤新平和儿玉源太郎的理念和模式，即在伪满洲借经营“满铁”之名，实行军事武备阴谋方略。

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始在大连营业。后藤新平在任期间总揽了日本在东北统治的大权，同时任命“满铁”副总裁为关东都督府民政长官。当月后藤新平以“满铁”总裁的身份参加了在东京小石川后乐园⁽²³⁾举行万国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其在演讲中说：

“我既代表个人也代表政府，对满洲甚感兴趣，满洲不但是交通要道，也是东西两洋文明的聚集处，今天到会的各位也有同感。在满洲文明聚集的方式，既争斗又亲密交往，但我们竭尽苦心的根本之意应不在此……满洲之地域赋予得天独厚的宝藏，我等在此地是干戈相阋，还是将转为利源开发，抉择问题虽很艰难，但更是不应轻视的一个重大事业”。⁽²⁴⁾

同时强调要“迅速振兴置产兴业的武备”⁽²⁵⁾去完成日本殖民统治的大业。日本在做出上述决策时，在国际上也迫于英、法、美、俄的形势压力，这成为“满洲”实施文治管理的主要原因。中国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是各国列强争夺的主要目标，又因旅顺和大连港都是军事战略的要冲。后藤新平在后乐园演讲中说，“满洲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集中的激战点，又是世界主动力的会合点”。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满洲问题成为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²⁶⁾亚洲问题成为了欧洲各国的政治焦点。1905年8月，日英签署第二次同盟协约，“承认和维护日本对韩国的统治和英国在印度的防卫，期限定为10年”。⁽²⁷⁾随即于1907年6月至8月又相继缔结了日法、日俄和英俄等协约，确认各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这一系列的条约“同‘俄法同盟’、‘日英同盟’、《英法协约》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反德国际联合。于是，‘满洲’问题成立列强间讨价还价时使用的筹码”⁽²⁸⁾，另外日美双方对立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在处理伪满洲问题上出现了争执。后藤新平称“满洲”是日、中、俄三国武力相争激化集中之地，相搏交锋的活舞台。“我虽在日俄战争中战胜，获得关东州的租借权和南满洲铁道的所有经营权，但北方仍是俄国的势力……如果大陆经营走错一步，我们将无法忽视俄、中两国再次席卷全满”⁽²⁹⁾。日本殖民当局认为，日俄战争胜利后的防守需要有坚强的后盾，应是“和平之战”。⁽³⁰⁾所以，在此情境下日本殖民政府就采用了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思想作为日本殖民政府统治东北的方针策略。

（二）解析“文装的武备”⁽³¹⁾论

何为“文装的武备”，后藤新平在一次演讲中对“满铁”的经营性质以及“文装的武备”论作了说明：“南满经营是都督府所称谓的，在租借地全权由政府管理营运的商店，其真正主体应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当时总理大臣和其他议员都采纳了我的意见，施行‘文装的武备’经营方式，这里所提到的‘文装的武备’，一句话就是以“文事”的实施，进行其他侵略的装备，一旦有缓急之事发生，就借助武治的方式采取行动。”⁽³²⁾即“现世纪的殖民政策”、“运用王道的旗子进行的霸术行为”⁽³³⁾。

1906年7月22日，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时，在其“就职情由书”中详细陈述经营台湾和满洲的方略，他认为“台湾经营的成功，抽象地说是财政独立”、“收服民心、增长民力”。他提出经营满洲方面的主张：

日俄之冲突恐非满洲一战所能了局，第二次战争不知在哪一年到来，如果胜利在握时，就先发制人；不能操胜，则以自重等待时机；即便开战亦不胜，我应留善后余地。总之，我在满洲必须居于以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位……得心应手之计，必须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兴办畜物农业……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十年将得以向满移民50万，俄国虽强但不能开启战端……我们还有满洲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则进而做好入侵敌国的准备；于我不利，则岿然不动和以待时机；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³⁴⁾。

在其“就职情由书”中，后藤又明确指出如何防守“满洲”：

战争之后所谓的“和平之战”的经营满洲的策略，应为“文装的武备”。要解释“文装的武备”的含义，就是“以王道的旗子所进行的霸术行为”，作为“文装的武备”之中心思想。从广义上来说就是依靠经济的发展。所谓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仅以满铁所经营的成绩，以及相关配套的诸多因素方面的发展。但又不能仅凭“满铁”一方面的发展，而是需要整个满洲各个方面经济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实力，才称之为经济方面的“文装的武备”……在满洲的“文装的武备”方面，不能仅局限于经济的发展，甚至体现于教育方面、卫生方面、学术方面。更进一步说是文化的社会，如果无完备的建设，难以达到真正的“文装的武备”即大陆政策。如果我们完全彻底地面对全满洲民众的生活，民众是自然感激我们的经营。⁽³⁵⁾

日本殖民政府经营“满洲”的策略，始终贯彻了“文装的武备”经营理念。在伪满洲国建立时，日本提出了日、满、朝不可分的指导纲要，即最根本目的是建立东亚共荣圈。这就需要用文的装备指导一切，基本国策是从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开拓政策的两大国策入手，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在教育方面是以民族协和与日、满不可分的方针政策，建立日、满一德一心不分离的民族关系，植入东方道德和鲜明的效忠国体的观念，从国民生活安定方面进行实际教学，建立以实业教育、实物教育为基调，传授知识技能，谋求身体健康，培养忠良的国民。社会文化方面是从理性到感官方面进行实际宣传，通过报纸、杂志、影像等方面进行政策宣传与渗透。宗教方面，通过传播神道等教义禁锢民众思想，达到“和平之战”的统治目的。

二　“文装的武备”与东北统治的体现

（一）“文装”统治台湾之体现

首先，我们从泽田谦的《后藤新平传》中对其“建设文化的台湾”的赞述和吹捧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后藤新平“文装”殖民统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由于儿玉和后藤的合作，新领土焕然一新，使新台湾岛出现了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然而这是因为贯彻了后藤的思想才得以达到的。不得不说，新领土的繁荣不只是社会物质的繁荣，还要让真正的文化之花在这岛上开放。近代的日本政治家中，没有谁能像后藤这样真正解读了文化政策的含义。⁽³⁶⁾

其次，“文装”统治台湾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推行普及日本语的“奴化教育”政策。后藤新平对中国人教育方针的策略方面，在其“就职情由书”中这样描述：“我曾与儿玉前总督商议策划，为让日本帝国在台永远有稳固的基础，欲杜绝新附民心的桀骜不驯之祸根，必须植产教育等诸多行政的统治，才能确保民众的精神统一，疏导民心，反则就会产生局势不稳之情况”。⁽³⁷⁾

所以，日本殖民者统治台湾50年，日本语的普及达到台湾人口的半数以上，如1939年统计数字：“五百三十九万本岛人中，有二百四十九万”⁽³⁸⁾人学习日语。其用心就是“从内心深处认可台湾的日本化”。⁽³⁹⁾因此，后藤于1900年至1919年在台任职期间，除了完成日本语普及教育、经济一体化之外，还“有计划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神社”，实行“皇国精神”的“国民精神的教化”，其最终目的是达到台湾人的“日本臣民”化。可以说，台湾岛是后藤新平运用“文装的武备”思想实施殖民统治的最好试验基地。

（二）以“文事”统治旅顺作为“满洲”的典范

后藤新平在担任“满铁”总裁时，经营东北的方式是在延续“文化统治”台湾的模式基础上，又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文装的武备”力量统治东北。如何以“文事”的装备去经营东北，后藤新平的方针是不能采取军事管理，否则是危险的举动。“文装的武备”中的“武备”不能只限于军事，而要具备坚固充实的民力基础，才能有武备。所以，后藤新平在任“满铁”总裁时，改变了最初殖民者以军部的势力来统治东北的做法，而以“文装的武备”的全新方式对东北各个方面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殖民统治。他认为，体现“文装的武备”之说，经营旅顺应是重中之重。俄国在经营旅顺时，是把它作远东的军事策源地的港口，而日本则要将其建造成经营大陆的中心，成为军港要塞基地。在旅顺和大连经营方面，都基于“文装的武备”论实施文化人道策略，同时在经济发展方面以文教为中心去实施经营，然而后藤在“武备”旅顺上却倾注了更多的精力，提出：

第一，旅顺镇守府及要塞。在旅顺设置镇守府是必要的，我们坚持儒者谈兵，得其道，必须进行大体的计划……第二，有关要塞。不仅对镇守府进行扩张，要塞同样有同等的地位，既要防范帝国的敌人，也要考虑陆军和海军的归属问题，是作为海军方面的陆军，还是作为陆军方面的海军。这是内部要讨论的问题，也是为达到帝国殖民政策的主要目的，不应质疑的问题。⁽⁴⁰⁾

后藤新平统治“满洲”的思想方针不仅不放弃武备，而且计划要由旅顺港运输煤炭，大连港作为商工业品的出海口。形式上是以“文事”的招牌来管理旅顺，而真正内在还是充实武备势力。后藤新平在给伊藤博文（1841—1909）信中说：

然而，旅顺最终趋向军事使命的“善处活用”之道何在？在旅顺经营问题这方面，要善处活用旅顺的历史名誉，应让列国认同旅顺在日本手中的原由，日本经营旅顺的世界价值，承认俄国所不能及的事实。那么，日本经营旅顺的行为，实际是维持世界和平，是“普及清国文明的原动力。” ⁽⁴¹⁾

旅顺不管是在军事方面的价值，还是经济方面的价值，都足以被日本殖民者视为“满洲”殖民业的重要基地。所以在旅顺经营方面利用“文装”的“武备”方式保护领土；其“文装”经营另一方面，就是在旅顺建立著名的学术霸业之地。后藤新平曾如此阐述过在旅顺用“文装的武备”论实施统治的缘由：

以旅顺在保护我领土方面，可以取其学术霸业之府，与武装之策略的对比，或者以文装之策略，使其成为一流之名气。并不是某所谓的文装之策，变旅顺为文弱靡丽之地。重要的是要阻止那些虚张声势的武装，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文教和平之名，实业教育政策的原因是充实武备的势力。所以今借其名来说“文装的武备”，就是以文装之名与列国缓解感情，其实内在之意是强力的武力，文、武兼备两得，旅顺的重要对于今日的虚威华丽之景要超过百倍、千倍。这就是旅顺适宜学术的霸府的原因所在。⁽⁴²⁾

日本加强旅顺的武装力量，首先是为防止中国要求归还其领土；其次是控制旅顺，这是日本殖民政府在“满洲”实行大陆经营发展的第一步，也是把旅顺作为情急之际的重要港口。同时，日本殖民者也把旅顺经营看成是经营“满洲”的前奏曲，其“文装的武备”的经营论，也是日本经营整个“满洲”的纲领，并使该纲领成为在东北实施文化侵略的指导思想。

（三）统治“满洲”与政治和科学相结合

后藤新平所说的“学术”和“实物”相结合，是政治和科学相结合，也是日本殖民者煞费苦心地以“文装的武备”论经营满洲之具体体现。他们考虑要长治久安统治东北，要以“文装”代替“武力”作为经营伪满洲的最主要办法。在经营方面采用与统治台湾相同的手段。他们认为经营“满洲”要具体合理地实施一些措施。

第一，进行科学的调查和设计。在经营方面实行经济、民事、商事等重要调查研究；在历史地理方面，调查是为了解“满洲”的社会历史起源，并考量“满洲”之现状及将来动向问题；在经济方面，设立东亚经济调查局收集亚洲以及中国各地经济诸多资料，并以满蒙经济为立脚点，为经营掠夺满蒙财富做好各方面准备。这些方法同时也与教育、社会文化、宗教、卫生等诸方面相结合。

第二，发展殖民文化教育为其培养忠实良民。为“确保思想统一”、“安抚民心”⁽⁴³⁾，1906年8月22日，后藤新平担任总裁，与山县有朋、西园寺等商讨“满铁”总裁的就职情由书时，谈到殖民地教育应慎重态度：

殖民地之教育事业方针，要谨慎对待，切忌过急发展教育，犹如财政提前独立，民心如祸起萧墙，有关对教育的调节我与儿玉前总督在台湾从政之时倍加注意（今日在韩国和满洲方面，尚若清国开发要务的漫然注入，要明察秋毫提防教育实施的多年的弊端）殷鉴不远。防范英国殖民经营印度以来的教育事业的疏忽，引起民心祸乱四起，无法收场，我们要反思自省，要成为殖民政治家的秘诀韬略。⁽⁴⁴⁾

所以，日本殖民政府为在华日本人子女建立学校的同时，也为中国人建立教育场所。对中国人的子弟教育方策是“共存共荣”⁽⁴⁵⁾。后藤新平的“同化主义之教育方针”是在伪满洲建立各公立学校“普及日语是唯一目的”⁽⁴⁶⁾。在1907年6月24日《附属地公学堂规则》第二条明确规定：“公学堂施于德教，授于实学，培养有用的良民宗旨”⁽⁴⁷⁾。伪满洲国在1937年至1941年为其“文事”的攻略先后公布了各种教育法令，如《关于国民学舍及国民义塾之件》、《国民高等学校令》、《私立学校令》、《师道教育令》、《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令》、《大学令》、《职业教育令》、《关于特别教育之件》等。⁽⁴⁸⁾每个法令都相应对伪满洲的不同教育实行不同的规定。所以，在后藤新平的日本殖民方针指导下，东北逐渐形成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伪满洲国政府两大经营社会文化的教育体系。

在“满铁”经营下的教育体系，旅顺又将成为名不虚传的体现大陆经营的文化中心之地。据1935年“满铁”教育资料统计：投资在教育事业设施方面的经费累计达17446786日元，至1937年11月末各个教育、文化场所总投入达22260272日元。1941年后“满铁”在东北建立的教育场所比比皆是。初等教育15877个，中等教育254个，高等教育14个⁽⁴⁹⁾。从旅顺工科学堂培养出来的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主要是服务于伪满洲铁道，部分深入到中国各地，使其成为日本殖民者“在大陆建立大和民族发展根据地”的一支强劲的力量。

此外，1937年12月在“满铁”行政权转移的情况下，“满铁”沿线的各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师道学校、大学等各教育机关和图书馆等有关设施，都处于伪满洲国行政管辖之下。“形成殖民地奴化教育的学校体系，强行灌输日本皇道文化，泯灭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⁵⁰⁾据伪满民生部《卫生年鉴》数据显示，截至1936年12月共有私塾数8279所；初等学校1940年为19908所、1942年达到21940所；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175所；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到1943年为69所。

第三，推广日本的“皇道精神”，建“神社”和慈善机构以达到“民族协和”的目的。日本在东北各地修建了许多神社和日本佛教、道教以及宗教寺院、基督教协会等。如1936年度社会教育设施、医疗等救护团体986个、主会556个，分会和支社973个，⁽⁵¹⁾1945年仅大连地区就达68个。⁽⁵²⁾七七事变爆发至1944年间，日本的神社在东北各地达300多个。他们所谓的“民族协和”或“五族协和”的实质，就是以后藤新平所谓的利用人性弱点进行殖民统治的秘诀，即“利用宗教迷惑方式”，以小乘宗教之义，达到大乘宗教的效果。打着为“世界和平”实现“民族协和”的幌子，以达到“八纮一宇”⁽⁵³⁾理想王国的真正目的。

第四，建立卫生机构和各医学堂作为“安抚中国人的秘诀”。⁽⁵⁴⁾“满铁”在大连投资650万元建立东洋第一医院。之后又在奉天（今沈阳）建起医科大学医院，在“满洲”各地建立医院28所。还建立大连医院和南满学堂，所有这些都被称为“日本所实行的文明使命的开端”⁽⁵⁵⁾。1941年6月，经关东都督府的许可，先后在奉天附属地建立了南满医学堂、高等医科学校，分医学科、药学科、研究科等机构。1945年仅大连地区就达68个。⁽⁵⁶⁾在“满洲”建立的各个医学堂，每年有200多名毕业生进入各地医院，以所谓的“仁慈为人治病”的手段，吸引中国民众，这也是殖民政策的必要体现，为日本殖民者开启了又一个“文装”武备的工具。

另外，在东北建立的各新闻媒体机构、慈善机构、中央试验所、满洲地理历史调查局以及大规模的都市建设，等等，可以说在中国东北地区为达到其目的发挥了彻底纵深追踪的效果。

由此可见，日本殖民者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正是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思想的具体体现。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是借鉴欧洲殖民的统治之法，是普设“寺庙、病院与铁道”的“文装”手段，在中国东北地区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

综上所述，后藤新平统治中国东北的思想方针即“文装的武备”论，并非是放弃武备，其实质是以“文装”招牌，巩固和加强武备的力量以进行陈仓暗度的侵略活动，其真正用意是借刀杀人。所谓的“文装”之说，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在东北各地建立“文化设施线”。⁽⁵⁷⁾从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侵略起步，达到经济、贸易等诸方面的垄断，并将旅顺、大连作为劫掠矿藏、粮食等和输送商工业品的港口。同时要夺取渤海湾的渔权、商权以及沿岸航海权。日本殖民者占领旅顺和大连后，在形式上以“文装”的手段对东北实行管理，而实际是加强充实武备势力对东北以及全中国进行全面统治。后藤新平“文装的武备”论是通过“满铁”实行对东北的政治、经济、港口贸易、卫生、教育、社会事业、交通、产业等各种资源的开发和垄断，以宗教因素牵制殖民地民众思想的文化导向，并作为其政治、经济、军事等侵略服务的手段；以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收买人心，为统治者推行“大陆政策”开辟道路。“文装”的背后隐含着殖民思想渗透与文化侵略和资源掠夺，为日本殖民国策侵略东北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后藤新平的“文装的武备”论的作用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满铁”为侵华战争在大连、长春、四平、奉天、营口、齐齐哈尔等8个地方建立临时事务所和铁路派出所，在全“满洲”40多个地方建立临时无线电通讯所；为军队运输、运转材料、维修线路、建设通讯设施等；以及承担制造装甲车、装甲列车等任务。在发生事变时“派遣铁路职工参与其中。1931年总计14.4758万人，1932年总计32.8918人”，⁽⁵⁸⁾并配备1.35万名职工，负责接受和经营华北各条铁路铺设和维修，“满铁”还拿出了1.2亿日元，承担经营了5780公里线路。

总之，日本殖民者经营“满洲”，建立庞大而众多的慈善机构和各种民间教化团体等，对外宣扬是为了“世界和平”、“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大陆政策”，统治全东北和全中国。日本殖民政府确定的一个命题是“利市”。所谓“利市”就是要取得“利益市场”，欲达此目的“必须利用军事行动为主要措施，形式上是发展铁道事业，实际上是通过铁道事业而达到‘利市’之规划”。⁽⁵⁹⁾这就是日本经营“满洲”的根本原则。信夫清三郎在其《后藤新平——科学政治家の生涯》的“文装的武备作为满洲经营的根本原则”章节中这样解释：“满洲经营的目的，就是完全确定‘利市’于满洲。其目的必须‘一切举措为军事行政，形式只限满铁事业’，实际是满铁事业之外的各事项（大岛都督的书信）”，“满洲经营的根本原则就是后藤新平所说的五个字‘文装的武备’”⁽⁶⁰⁾。显然让我们剥开这“文装的武备”、“世界和平”的殖民政策、“文明台湾”的统治之华丽的外衣之下，隐藏着赤裸裸的蓄谋已久的侵略阴谋，将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实现更大的侵略计划、推行“大陆政策”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