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学的衰废与私学的兴起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奴隶主贵族逐渐走向没落,新兴地主阶级逐步形成,社会充满激烈的变革。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的最大变化是教育重心的大迁移,即由官方的官学教育转移到民间的私学教育。
(一)官学的衰废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更大的发展。铁器开始运用于农耕和其他方面,牛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两者的结合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变革、牛耕的推广,使得耕田面积急剧增加,私田大量出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私田超过公田,私门富于公室。作为周代奴隶社会的主要土地所有制形式——井田制,却逐渐废弛。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标志着封建生产关系正在形成。这场大的经济变革反映在教育上,是奴隶社会贵族垄断的“学在官府”的教育逐步走向衰落。
影响官学衰废除上述经济原因外,还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
1.奴隶主贵族不重视教育
奴隶主贵族享有世袭特权,贵族子弟无须学习即可成为统治者,因此学习文化知识与其权位并无直接关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办学与求学的积极性。周大夫原伯鲁就公开承认“不悦学”,声称:“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1]这种思想在贵族阶层的流传,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堕落,以贵族为教育对象的官学其衰落也就成为必然。
2.王权衰落,学校荒废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社会逐渐由“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转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在这种连年内战、统治者争夺权力的社会背景下,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名存实亡。
3.文化垄断的打破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国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战、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连年不断,统治阶级忙于战事,因此无暇顾及教育,所以原来为贵族所垄断控制的文化教育大为削弱。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都难以维持,贵族学校教育所垄断的学术文化也向民间扩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2]。其结果是打破“学术官守”的局面,出现“文化下移”,这就为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私学的兴起
我国的私学始于何年、创于何人现今已难以确考。大致来说,私学发端于春秋中叶的历史新潮流,到了春秋末期已发展到了初步繁荣的阶段。私学的出现,预示着中国教育重心的一次大的转移,它是“学在官府”到“百家之学”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教育的新模式、新阶段。
私学的出现,就其社会因素,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士阶层的兴起。奴隶制度时,士是贵族的下层,到封建制度兴起时士转化为平民阶级的上层。士阶层中有许多有才能的人,他们在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在政治斗争或军事斗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从列国兴衰中逐渐认识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规律,所以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并扩张其势力,积极争取士来为自己效劳。他们采用“选士”、“养士”的办法来搜罗人才,如齐桓公养游士八十,率先称霸;又如齐懿公“骤失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3],尽其家财以养士,后来得到齐国;再如越王勾践,养“君子六千人”,灭吴复仇,成为春秋最后一个霸主。
另一方面,新兴地主阶级为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也竞相用士养士。鲁季孙氏养士,“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与坐者以十数”,其目的“不在所与居,在所与谋也”[4]。齐国陈桓“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5]。同时,士也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利益出发,积极投靠有权势的人,寻求出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用士养士之风的形成,使社会上大批的自由民争着从事士的职业。他们要想成为士,必须要学习文化,要从师受教,这就成为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然而,没落的贵族官学已无法培养士,传统的六艺教育也不能适应新时期培养士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新的教育组织机构——私学,应运而生。创办私学,开展私家讲学活动,专门训练士的大师先后出现,这也给百家争鸣提供了阵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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