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第一所农业中学与农村扫盲
口述:顾根华
采访:顾继虎 黎俊玲 侯建生
整理:黎俊玲
时间:2011年1月27日
上海郊区第一所农业中学
农业中学经过历史的变迁,大部分已经停办,有的已经转化为镇(乡)成人学校,有的已置换为其他成人高校或普通学校,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上海市郊第一所农业中学创办于1958年3月24日,全称“上海市北郊区第一农业中学暨农业技术学校”。1958年,上海行政区划变化比较大,上海、嘉定、宝山等县经国家批准先后并入上海市,原来的北郊区、西郊区、东郊区就分别划入宝山县、上海县、川沙县等。我们这所学校归入宝山县庙行地区,校名改为“宝山县庙行农业中学”。
农业中学诞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跟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是分不开的。经过合作化、人民公社,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很快,许多方面出现了大发展(后来甚至成为“大跃进”)。工农群众在发展生产的过程中确实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科学知识,尤其在农村,大批小学、初中毕业生回乡种地,他们年龄小、体力差,又没有生产技能,所以渴望学习提高。顺应形势,许多地方提出了“千人教、万人学”的口号,要求教育“大发展、大普及、大提高”。从宝山县情况看,全县中学只有几所,其中设高中的仅有三四所。这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求。而国家要立马办起几所中学来,在经济、师资等方面都负担不了。为了调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民间两个积极性,必须实行“两条腿走路”。从教育改革的意义上说,国家提倡“两种劳动制度”与“两种教育制度”,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于是,各地的农业中学应运而生。仅宝山县先后办了约8所,全市郊县共办了170多所。
“既耕且又读,时来读吾书”,这是丰子恺先生给罗南农中的题词。农业中学办起来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提高了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减轻了国家的负担;二是满足了大批回乡小学、初中毕业生和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村青年要求读书的愿望。庙行农中创办的时候,许多农民和附近的居民几乎是闻风而动、踊跃支援,有自愿出劳力建校的,有把家里砖木(建材)运来送给学校的,甚至把家养的鸡鸭和蛋送来作办学经费的。农民子弟要求读书的积极性很高,甚至出现了晚上排队报名的情况,盛况空前。庙行农中的学生来自全县各公社、镇,除了附近的庙行、淞南、江湾、大场等,远至罗泾、罗店、长兴、横沙都有,还有来自泗塘新村、彭浦新村、江湾镇的居民子弟。
庙行农中是市教育局工农教育处领导重点抓的一个试点单位,经常得到局处领导的指导。赵韵香、蔡浩忠等同志经常到校给予帮助。陈琳瑚、马飞海、沈昌旭以及许多外国友人都来考察指导过。许多教学改革试点都曾在这里先行,包括后来调整教学计划和学校布局,起草《农业中学的十条管理意见》等。
农业中学创办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时有一批城市知识青年和干部下放在农村,他们可以担任办学干部和教师,而且积极性很高。庙行农中作为全市的试点之一,师资力量相对比较强一些。最初的支部书记是一名市属厂下放的高级技术人员金石声,校长是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下放的专业人员李斌,教导主任是从普通中学调任的骨干赵开元。我是1960年分配到这所学校的,先后担任了高中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等职。当时学校陆续进了一批著名中专和大学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
农业中学办学不拘泥于传统模式,因需制宜,比较灵活。庙行农中办了很多班,高的有高中班、中专班,低的有文化班(主要针对那些想进修初中、文化底子差的大龄青年),中间多数是初中班。学校安排教学的最大特点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从学生实际出发,讲究实用。学校只有十多个班级时,却自办了一个生产硫黄的化工厂、一个养猪场,还养了五头牛和种植了105亩农田。那时,师生的劳动量确实太大了些,教学时间太少了些。为管理生产劳动和辅导学生学生产技术,学校最多时聘用了五位有一技之长的“老农”(年龄有四五十岁的,也有三十来岁的)。教师工作非常辛苦,白天和学生一起参加田间作业,备课时间全在晚上,早晨还要带领住宿生一起早锻炼。苦到什么程度呢?举例说吧,蔬菜施肥、水稻插秧、麦子脱粒,什么都干;天气非常冷,水面已结薄冰了,师生还一起下水田种茭白。高中、中专生住宿在校,食宿不花钱,靠自己的劳动种地解决。当然,师生也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养成了不怕苦的习惯。到现在,我对水稻种植还记得比较清楚,每年5月25日之前插秧一定要完成,隔一个晚上也不行;10月25日之前水稻基本都已成熟,可以开镰收割了。学校在这两段时间都安排农忙假,让大家回家投入“三夏”或“三秋”大忙,帮助家里或生产队收割和管理。后来在市教育局工作时,我曾两次去“五七干校”劳动,有一次,队里要做水稻催芽育种,没人敢接手,怕弄不好被扣上“破坏生产”帽子挨批斗。我冒险承担下来,边看书边干,总算完成了,这跟农中那段经历是分不开的。
1960年,中央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教育上,1961年也提出了这个口号,以调整加强教学工作。上海市教育局制订了《关于农业中学的教学计划和暂行管理办法》。于是,学校针对学生起点低的特点,重点补充基础知识,加强实用技能和应用性教学。我们的老师带头实践,数学老师都能打算盘,有的可以两只手同时打;农技老师可以带领专业班学生对全县土壤结构作抽样分析;语文老师带头写好应用文和毛笔字。作为语文教师,针对学生“写作文头疼”,我曾一度倡导小作文,引导学生放手写所见、所闻、所想,家里养只小鸡小鸭可以写,田头种个丝瓜赤豆也可以写,想和父母、师生说说心里话更可以写。学生有点儿兴趣了,小本子经常交来,我就认真看,写好评语,组织交流。为了写好作文,我组织过一次学生校外活动,关照学生把见到的、听到的、觉得有意思的都记下来。学生情绪高涨,跑了几乎半个宝山县的范围,一路上设计了好几个采访项目,活动结束,整理成作文,都写了长长一大篇,有几个写了满满一本作文簿。
每年的3月24日,庙行农中照例都会组织校庆,展示宣传教学成果,交流感想体会。全体老师、学生代表,这时都会忙上一阵子,有时几个晚上加工做版面、写总结,安排实物,各学科、年级都会把自己得意的经验和成绩推介出来。那时,公社农业科技推广站就设在我们学校,校门口挂着农科站的牌子。其实,当时相互的工作都是有许多兼容的,有利于教学与农业科技推广的结合,优势互补,也解决了各自力量不足的问题。那时,引种的长绒棉来自埃及、乌干达等国,试种的花椰菜来自香港等地,采集的种子据说价值可比黄金;其他还有蔬菜、水稻的对比试验等项目。所以,培养的中专学生动手能力都比较强,毕业后基本上留在了当地县、公社的种子站、植保站、农科站等,派上了用场。一位初中女学生,小时候因事故失去了一条手臂,但她另一只手的算盘打得特别好,被一单位给安排了财务工作。有一位学生去了黑龙江建设兵团,相隔多年后突然来看我,很兴奋地说:“因为我在学校写得一手好字,兵团把我留在了师部。”可见,这种实际、实用的教学是很适合他们的,并取得了实际效果。
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市里对农业中学实行紧缩调整,从100多所减至36所。整个宝山县原来有8所,最后只保留了我们1所,许多优秀的教师、干部都集中到了庙行农中。当时,好多学生又要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了,有的半农半读,而且后来有许多学生也不想读书了。因为他们感到读书没用,没出息,家里也很需要劳动力。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干脆停课了。1973、1974年恢复上课,有关部门还做了大量家访动员工作。后来,教育局与镇政府决定停办农中,原校址置换给了市财税职工大学。
上海的农村扫盲
上海的农村扫盲工作经历了几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在解放初期,第二次是在1956年(当时好多县还隶属于江苏省),第三次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我在学生时期参加过1958年扫盲。这一时期脱盲数字不少,但复盲也不少,原因是扫盲速度太快,巩固工作没有跟上,学得快忘得也快。尤其是后来夹杂了许多浮夸虚报的东西,情况更糟。据我们后来调查测算,正常情况下,一名文盲要达到脱盲要求,应该认识1500个常用字,会简单书写、计算,集中(脱产)学习不能少于两个星期,业余学习起码一个月。但当时扫盲速度太快了,甚至提出三天扫盲的口号,违反了客观规律,最后变成了“数字游戏”。“文革”期间,大家都不读书,复盲、新文盲就更多了。
1973年,市教育局恢复工农教育管理,设立“工农业余特殊教育处”。根据抽样调查,当时16~50岁年龄段人口中文盲、半文盲约占30.1%,郊区文盲、半文盲约有82.4万人,其中80%以上是妇女。因此,向市里提交了《关于在郊区农村进一步开展扫盲工作的报告》。年底,在奉贤县召开了农民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
我是1974年1月调入市教育局工作的。当时,我们跟市革委“郊区组”、市总工会、妇联、团委的同志一起去抓扫盲工作,还与上海教育出版社合作,编写出版了扫盲教材、小学课本、巩固读物。为推进扫盲工作,1974年4月,市教育局在川沙县六里公社召开了扫盲工作现场会。年底,组织了扫盲工作对口检查,10个县派出100多人参加检查组,抽样检查了56个乡镇、90多个生产大队和企事业单位、170多个生产队。据1974年底统计,郊区288个生产队、12个生产大队基本完成了扫除青壮年文盲任务,六里公社成为第一个基本无文盲公社。1975年4月,市教育局在六里公社召开无文盲公社现场会,教育部姚力应邀出席并讲话。然而,这件事又在后来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教育部某些人所追究,周宏宝派人来查姚力讲话的录音带,让当时借来处里工作的谭龙辛辛苦苦把录音带整理成文字,局主要领导又作了自查说明。当年郊区农业生产减产,马天水又说“扫盲搞多了,影响生产”。市革委“郊区组”还专门发文,通知各县“扫盲要煞”。扫盲也成了“替罪羊”,顶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然而,由于群众的需要,广大基层干部的支持,成人教育条线上的干部、教师和辅导员队伍没有退缩,还是怀着深厚的感情和责任心,顶着压力开展扫盲工作。据1976年8月统计,郊区16~50岁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数降至53万人。其中,15个公社、14个镇基本完成了扫盲任务,250个生产大队、2000个生产队也基本完成了扫盲任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1977年,我们又进行了调查,发现文盲情况还是比较严重。郊区180万青壮年中有61万文盲、半文盲,约占总数的30%。全市422万职工中,尚有文盲53万人,其中大多数集中在交通运输等服务行业和街道集体企业;在青壮年职工中文盲、半文盲约占18%,其中许多还是196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
1978年1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指示》,要求限期扫除青壮年文盲,把青、壮年界定在12~45岁,非文盲率要求在85%以上。市教育局随即按国务院要求部署继续扫除文盲的工作。1979年,川沙县率先完成规定的扫盲任务。1980年,南汇、奉贤、上海、嘉定、宝山等县相继完成规定任务,非文盲率达93%。松江、佘山、青浦三县青壮年非文盲率达80%以上。市区职工非文盲率达80%左右。1981年1月28日,市政府在川沙县召开现场会,市委副书记王一平宣布上海郊区按要求已基本完成扫盲任务。为巩固、发展扫盲工作,1980年1月市教育口和郊区口共同召开了农民教育工作会议,市委领导夏征农和市府领导杨恺等到会讲话。会议要求继续限期完成扫盲任务,不失时机地搞好农民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发展业余小学、初中教育。1984年,正式发文要求在郊县农村青年中普及初中教育。以后,又随着形势需要,国家倡导,郊区各乡、镇都办起了“成人中等文化技术学校”,办学向综合性、多功能发展。
1988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扫除文盲工作条例》,全国要求到2000年达到基本扫除文盲的目标。根据分析,上海既要贯彻国务院《条例》精神,又不能与以往宣传相矛盾,要实事求是,保护群众的学习积极性,于是确定了在1991年底实现“高标准扫除剩余文盲”的目标。所谓“高标准”,与国家要求区别在以下几方面:年龄,国家规定至40岁,上海保持至45岁(川沙县50岁);统计,国家基本以县为单位(部分以乡镇为单位),上海以行政村、同级企事业为单位;质量,全国按“两基”要求达到85%,扫盲识1000字,上海与义务教育、实用技术教育相结合,要求达到95%,扫盲识1500字;时间,全国为2000年,上海定为1991年。
上海的扫盲工作继续扎扎实实地推进。1990年,上海召开市教育工作会议,市成人教育委员会、教育局下发《关于对扫除剩余文盲进行验收的意见》;1991年10月,市农委、成教委、教育局、妇联、团委再次联合组织验收;1993年,市教育督导室组织“两基”(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崇明县于1994年5月接受验收)。验收结果,先后都确认,县(区)、乡(镇)、行政村及企事业单位青壮年非文盲率和巩固率均达到95%以上。1994年10月,国家教委督导司组织对上海“两基”达标评估验收,抽查了金山、宝山、虹口三县(区),认可了上海的情况汇报,于次年以教督2号文件公布上海“双基”(即两基)工作验收合格。事实上,据1999年底统计,上海郊区(县)青壮年非文盲率已达到98.19%,广大农民和农村居民的学习已经在向各类社区成人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
顾根华(中)正在接受采访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扫盲工作文件精神,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农民识字课本、巩固读物《学文化》丛刊和初中文化课本;为指导扫盲工作,出版了《扫盲工作手册》。《学文化》经国家教委推荐,获得了奈西姆·哈比夫国际扫盲奖。《扫盲工作手册》曾被国家教委推荐作为省市扫盲验收工作的重要参考工具书。我受邀曾担任《学文化》编委,又担任《扫盲工作手册》策划,撰稿(部分)和审稿,后又作为国家教委扫盲工作验收小组成员参加了湖北、江西、江苏省的评估验收工作。1990年8月20日,李鹏、李铁映等领导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代表,我和徐辉作为上海代表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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