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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等教育的世俗使命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承接了美国宗教传统的使命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感内涵也发生了变化。早期殖民地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它的使命是“响应神的召唤,服务于上帝的事业”。这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赋予了美国高等教育以新的使命。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反映了从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过渡,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使命进一步世俗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重要阶段。

第三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

摘要:美国是个有着使命感传统的国家。从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开始,美国人就有着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也承接了美国宗教传统的使命感。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感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从宗教势力在教育领域中的淡出到国家的各级政府和世俗民间团体全面介入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培养宗教领袖和合格神职人士到造就政治经济和管理领域的领袖和专业人士,从服务于宗教目的的教育方针到为世俗利益所驱动的教育方向再到为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宏观教育使命感,美国的高等教育自身也完成了从神圣使命到世俗追求,从功利需求到战略考量的使命内涵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使命的重要性从来没有消失和衰退。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肩负着更加重要和广阔的使命。

第一节 美国高等教育使命概述

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从其开始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在不断地延伸。不管是在美国独立前,还是独立后,美利坚民族都是一个使命感非常强烈的民族,始终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国的典范”,和弘扬及传播基督教教义的神圣宗教使命。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创立之初就是为了实践和完成这个神圣使命而存在和发展的。早期殖民地时期,美国的高等教育刚刚起步,它的使命是“响应神的召唤,服务于上帝的事业”。对于美国的高等教育,这是一个教育宗旨和宗教目标合二为一的阶段。为数不多的大学或学院均是由不同派别的教会组织和建立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北美大陆的新教精神,特别是清教徒在北美大陆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宗教改革实验,使殖民地时期的美国高等教育的目的虽然充满了宗教使命感,但也孕育了强烈的世俗特征。[1] 北美独立战争时期,高等教育的目标逐渐向世俗方向转化,致力于“培养民主制度领导人”,“向普通民众灌输民主思想”。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秉承宗教神圣的传统与民主思想相互促进、共存共荣的发展阶段。美国立国时期的领导人和开国元勋将普及和提高各个层次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视为整个社会捍卫民主体制的基石和大众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增强公民民主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最佳途径。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的功能也随着美国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逐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独立战争之后到内战之前,美国经历了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浪潮,大批来自旧大陆的欧洲移民和南美的拉丁移民,还有为数不多的亚洲移民,开始进入美国社会发展,使美国社会在种族上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多种族共存的局面。这些移民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到新大陆,希望能够创立他们个人生活的美好未来。这些非基督教信仰、非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外来移民的到来使美国社会独特的、所谓正统的主流“新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价值观念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18世纪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开始,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多种价值观和多样生活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冲突、相互磨合、相互依存的新发展阶段。这种新的社会发展形态赋予了美国高等教育以新的使命。美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宗旨开始经历立国时期的“塑造新美国人”和“培育美国精神”的理想主义时代。[2]

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胜利的历史意义不仅仅是林肯总统发布了“解放奴隶宣言”,和以后相继通过的美国宪法第13、14和15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和给予男性黑人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它同时为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的道路,扫清了前进的障碍。经过从186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50年的飞速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美国超过英国一跃发展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中第一经济强国。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美国本身的经济扩张同时并进、相互促进。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移民大量涌进,财富急剧增长,生活不断改善的时代;这也是一个科学技术创新,思想自由活泼,观念与时俱进的时代。各种工业化时代特有新兴行业的出现,传统行业科技含量的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对工人素质的要求,行业细化分工对职业人士的需求,都无疑促进了教育的繁荣和发展。在那个轰轰烈烈经济建设的时代,教育,从中等职业教育到高等专业教育,其使命定位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需求上,服务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经济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只要有社会需求,教育就应该迅速地提供相应的供给。这个时期,人们普遍的信念就是:掌握科学和技术的人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诀窍和本领。科学发现和发明,技术创造和创新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进步,可以提高人们服务于社会的能力。许多人认为,在科技的帮助下,人类创造经济和生活奇迹的潜能是无限的。普及科技知识,培养专门人才的最佳途径就是开办高等专业教育,使人们能够掌握和运用科技发明为生产和生活服务。为了适应一个欣欣向荣和迅猛发展的国家的需要,为了满足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为了培养经济体系所需要的各类专门人才,大学的作用是举足轻重、至关重要。大学教育的崇高使命和现实任务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发扬民主精神的杰出政治家,探索新兴未知领域的科学家,懂得经营管理的企业家,以及各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工程师、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高等教育机构变成了要为企业化社会的需要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知识和学术机构,大学成为造就和贮备各类专门人才的基地,成为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观念开发和探索的前沿阵地。[3]现代工业的发展有赖于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有赖于研究能力的提高。注重研发就可以保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可以保证投资回报率。连接科技进步和企业发展的纽带就是大学。大学成为科学研究和技术开放的中心和基地。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反映了从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的过渡,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使命进一步世俗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重要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和巩固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提高,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普及和扩张阶段。美国最高决策者认识到,要想维护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必须要保持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4] 而在科技成为生产力重要因素的时代,科技的领先地位和智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和源泉。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水平和质量。科技的发展和突破靠的是专门人才的培养。而专门人才的培养在终极产出阶段靠的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被提升到维护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地位的战略高度。冷战期间,美国联邦政府拨出大量经费发展教育事业并通过一系列法案以保证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44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士兵权利法”,根据此法,联邦政府通过资助和补贴,使得退伍军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成为退伍军人从战场撤出回归社会的桥梁,成为从战争状态向和平建设时期过渡的有效手段,成为促进个人发展就业扩大社会平等正确和便捷的途径。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首次将教育与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联系在一起。[5]以后,美国的历届总统均把发展教育放在其施政纲领的重要地位。在信息时代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高等教育的使命最终被定位在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先地位和巩固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至此,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也基本完成了其从为宗教信仰服务,为经济利益服务到为政治战略服务的演变过程。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推进和发展的世纪,是知识创意经济时代,是科教兴业、科技兴国的时代。21世纪的国际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科技实力的竞争,是人力资源合理开发,配置和使用的竞争。而以上所有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实力的竞争,其中包括最基础的义务教育和最具有投入产出效率的高等教育。美国将其21世纪全球战略目标定位于保障美国的经济安全,维护美国的军事优势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推行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依靠整体综合国力的保障。而提升综合国力则必须依赖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的优势。造就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优势必然依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普及、改革、提高和发展。对现代国家而言,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是高投入,高产出,收益稳定,收益附加值高的战略领域。教育需要有战略和长远眼光的大量资金投入,更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规划以及整个社会的热情参与。2000年,美国制定和通过了《2000年国家教育目标》,明确地将发展教育与维护美国的综合国力和科技竞争力联系起来,将教育与实行美国的全球战略联系起来,将发展教育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这种将教育与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联系的定位为美国的教育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6]就总体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而言,美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宗教信仰使命到世俗实用使命的过渡和转型。这种过渡和转型也是伴随着美国社会与文化形态宏观转型的大时代背景发生的,反映了美国社会从清教伦理型文化形态向现代都市消费型流行文化的历史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表现,包括教育领域。高等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重要阵地,首先感受到文化转型的影响和冲击。

第二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宗教使命

要了解美国高等教育的宗教使命首先必须要了解宗教在美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作用。美国的国家历史不长,但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并且这个传统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其高等教育。1620年首批清教徒乘“五月花号”抵达新大陆,定居新英格兰开始了北美殖民地的开拓。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演化和社会发展,美国文化无论是在形态、形式、内涵和内容上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变革。在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化时代特征的影响下,美国社会与文化更是呈现出多元发展格局,表现出“杂乱混合,兼收共存型的熔炉文化”形态。也有学者将美国文化形容为“沙拉盘式”的不同文化形态的共同体,在保持原有移民群体个性文化特征的同时,组成了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并形成带有某种共性的当代美利坚文化。[7]尽管美国当代文化表现出多元和多样的特征,在美国文化形成的早期,以清教主义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宗教势力占据了极为特殊和重要的位置。宗教是形成美国文化的“核心构造和塑造因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清教主义是美国独特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演变的渊源,是美国文化的基因根脉。美国著名清教主义研究学者米勒认为,以新英格兰清教教义为核心的清教文化被公认为是美国文化的主流和核心,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维系一统,衔接历史,派生其他”的功能。[8]

以清教主义为核心的宗教伦理与美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密切的和相互依存的。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并且具有渗透性和延续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美国文化是清教主义的具体体现和行为载体;而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意识根基和精神支柱。在北美新大陆的殖民开拓时代,清教主义是美国文化形成自身特点最强有力的塑造力量,是新大陆美利坚独立民族意识的精神灵魂,是美国传统意识的中坚理念。清教主义是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其外部表现是宗教信仰的形式,但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带有某种世俗色彩的大众泛宗教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清教主义是指导和启示美国殖民时代直至建国的新大陆开拓先驱者赖以生存的精神力量和行为依据,是他们在新大陆试图创立一个“令万众所仰慕,让世人所追随的山巅之城和新耶路撒冷”神圣事业的合法性理论基础和意识框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化学家普遍有一个共识,认为宗教是决定民族特性与文化特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宗教与美国文化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和互为因果且相互促进。美国清教主义研究的鼻祖派瑞·米勒(Perry Miller)曾经说过:“不了解清教主义,人们就无从,也无法了解美国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9]

清教教义和清教行为准则对美国文化早期的形成起到了基石和支柱作用。早期从欧洲前往新大陆的清教移民则为新大陆美国文化的孕育和成型提供了宗教基础上的精神构架和意识内涵。研究表明,起源于欧洲的海外殖民化运动除了地理大发现的因素以外,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也为其提供了丰厚的人文基础和充足的宗教理由。可以说,欧洲人移民北美以及之后发生的欧洲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清教离开欧洲,移民新大陆的举动就是欧洲殖民化运动的先驱性行为。清教徒移民北美大陆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强烈的世俗目的。由此,我们可以追溯到清教移民和美国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和渊源。[10] 始于15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引发了欧洲基督教教会格局的大分化和大改组,一举改变了天主教和罗马教廷一统欧洲的局面。虽然宗教改革运动原始起因是源于教会内部有关宗教事务的争议,但是它的发展过程却受到当时社会诸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带有相当程度的世俗色彩和利益缘由。中世纪后文艺复兴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鼓励了人们的批判精神,印刷术的发明有利于不同思想的传播,欧洲各地的诸侯、王公对罗马教廷侵犯其世俗利益的不满,日益富裕起来的僧侣阶层,罗马教会内部的腐败。[11] 宗教改革运动从表面看是宗教内部有关教义,教会体制和教会行为等诸方面之争使然,但从宏观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宗教改革运动又带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就本质而言,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是教会内部神权保守势力与代表新兴阶层利益的革新势力在欧洲大陆日益变化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下相互较量,并最终以革新势力基本达到目的的全方位的社会改革运动。这场广泛和深刻的宗教改革运动的直接后果是罗马天主教廷权威地位削弱,神权统治受到质疑,英国脱离罗马教会,欧洲一大批国家皈依新教,新教势力在欧洲得以巩固。所有这些从根本上动摇了,甚至瓦解了欧洲自从中世纪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政治框架和经济格局,为欧洲日后在其他领域中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提供了宗教合法性基础。可以说,如果没有文艺复兴运动所提出对人文主义的呼唤和对神权中心地位的挑战,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宗教改革运动鼓励了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加强了商业阶层的经济地位,唤醒了新兴革新势力的政治诉求,为后来在欧洲大陆发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启蒙主义运动,理性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殖民主义运动和产业革命)营造了充足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呼唤人性的解放,人的地位的回归和人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对中世纪宗教神权中心统治的质疑和反叛。人文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现实,质疑权威和反思自我的精神。如果说,人文主义精神促进了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和发展,那么可以说,作为宗教改革的先锋和产物,新教以及新教的激进分支—清教,其本身的意识也必然具有批判,质疑,反思和反叛的思维成分。清教的这种意识基础与美国文化中的尊重个性解放,藐视机构权威,揭露现实弊端,挑战自我极限等行为特征有着某种渊源和内在联系。经过宗教改革运动,新教作为一种独立和强大的宗教势力对日后欧洲和美洲新教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起到巨大的精神推动作用。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以及世俗色彩预示着新教将成为一个新兴阶层—资产阶级在实现其政治经济世俗目标的精神支柱和合理依据。马克斯·韦伯在其宏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和富有新义的诠释和阐述。[12]

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后,在荒山野岭中开拓创业,建立了第一批清教徒定居点和殖民地,开始了他们的宗教实验和生存实践。宗教实验是清教徒的神圣使命,生存实践是他们的现实目标,这种神圣使命和现实目标的对立统一从清教徒移居北美开始就注定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的宗教和世俗的二元内涵。这种清教运动的二元内涵是清教徒理念和行为方式对北美大陆新环境的现实调整和客观适应的必然结果。清教徒认识到,只有在保证了适应客观现实环境的生存,才有可能继续他们的神圣宗教实验的主观愿望。至此,源于欧洲的清教主义在新大陆的开拓实践中已经逐渐显露出北美大陆的地方特点。这就是清教主义与早期北美殖民地文化以及美国文化初期形成阶段发生关联的历史渊源。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理念的清教主义对美国文化的塑造性影响是全方位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非常明显和突出,也体现在制度结构和组织形式上,同时又在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中得到实践和实施。在清教的核心教义中,对美国文化和意识既提供了深厚的宗教理念,又带来巨大世俗影响的就是它的契约观念。派瑞·米勒认为,清教徒所实践的宗教理念,政治原则和社会理想集中体现在他所称之为“联邦神学”这个宗教意识范畴之内。米勒指出,“联邦神学”可以从各个层面上合理解释宗教和世俗秩序之间的关系,解释神学权威与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解释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联邦神学”的核心就是一系列宗教理念与世俗秩序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中包括基督徒与上帝在个人层次上建立的契约关系,教会与上帝在组织基础上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整个社会在宇宙范围内与上帝建立的契约关系,从而形成个人、组织和社会在三个不同层次基础上与上帝之间建立的神圣契约关系。以契约为内涵,以教会为形式,或者说契约教会内涵形式一体化,是美国传统文化中清教主义的核心构造,也是清教统治和日后美国政治文明大厦和经济思想结构的基石和框架。[13]无论是从基督教发展历程中,还是从美国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商业文明演化过程中,契约观念既是基督教的基础教义,也是早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维系理念。基督教契约论最早源于上帝与亚当之约。人类鼻祖亚当不禁诱惑,违背天意,毁约伊甸园,犯下原罪,人类从此受苦受难,世代忏悔,以赎其罪。这就是基督教早期的“赎罪契约”的渊源。从“赎罪契约”到加尔文教的“恩惠契约”,从“恩惠契约”到清教徒的“公众契约”,从“公众契约”最终演化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契约”,契约观念从形式和内容上有所演变,然而它们所表达的基本涵义的内核是一脉相承的。清教主义的契约观念在继承了基督教基础教义的同时,与时俱进,演化成一整套适应客观形势需要,符合北美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发展时期的理念和原则。新英格兰的清教领袖和牧师们将这些理念和原则大肆宣扬,鼓励清教徒苦行致富,勤俭发家,虔诚聚财,赚钱为公,视世间工作为天职, 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以实际收获表明弘扬天恩,终身赎罪之心。[14]

美国文化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宗教因素和清教主义在北美大陆逐渐显露出来了世俗功利色彩反映了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美国早期宗教观念中的新教主义,政治传统中的共和主义和文化意识中的个人主义实际上从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们观念和事务的同一本质内容。宗教作为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根基性的作用。这是宗教本身功能所决定的。人们需要在他们的生存体验中,从他们从事的活动中,不但希望物质回报,同时也追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收获。人们希望能为他们从事的事业提供一个精神合理性解释,同时也赋予他们的事业某种超越现实的生存意义。正如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言:“置于文化和社会环境里的人类不可能忍受和满足纯粹的随机存在,不可能长期生存在对周围事物和自身潜力的无知和蒙昧状态之中。无论是对人类,或对个体生命而言,人世间所发生的事情,人们所感知的事物必须具有一定的超越现实物质回报的意义。这些事物和事情必须能够赋予人们的情感、追求、存在和行为方式以特定的精神含义和超物质价值象征”。宗教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担负这种现实功能。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体系,在功能上它是一种精神制度,在行为上它是一种象征方式。宗教制度十分有利于人们心目中建立一种有力、持久和普遍的精神状态动力和行为动机模式,并为人们的生存和经历和日常活动提供系统的合理解释。[15]这种合理性解释带有某种终极意义的成分和因素,从而使人们获得在世俗追求中的精神满足感和价值认同感。有学者总结道,作为一种神学理念和世俗学说的意识综合体,“清教契约理论具有综合包容性,它整合了阿奎那斯和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洛克民主政治思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基督教恩惠契约,又汇集了从柏拉图,加尔文到现代启蒙主义的民主自由思想,虽有内在矛盾(如原罪与人道、理性与蒙昧),但毕竟幅度宽大,情感强烈。因而鼓舞斗志,启发积极,给移民以庄重责任心和心理安全感”。[16]

分析清教主义和美国文化相互关系需要在历史发展的宏观框架下,把握清教主义本身的内在变化和它的整体性以及在新的客观环境下所呈现出来的变异内涵。清教徒移居新大陆后,面对完全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其教义理念也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与欧洲清教主义不同的是,北美清教主义的理论教义依然保持着强烈的宗教色彩,但在实践中,却越来越多地显现出世俗的成分。美国历史学家路斯曼认为,北美大陆的清教主义无论从内涵和外延都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教义,它还是一种深奥和深刻的哲学理念。清教主义是一个由包罗万象的文化价值体系支撑的生活方式。北美清教主义体现了宗教理念和世俗实践的对立统一的完美结合。人们应该从世俗实践灵活性和宗教理念原则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中理解和梳理清教主义和美国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17]定居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与他们离开英格兰前在观念上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新英格兰清教徒在生存实践和宗教实验方面的务实精神和注重结果的行为理念。这种务实精神和注重结果的行为理念是清教徒对北美大陆自然和社会环境不断适应的产物,也是他们对自身主观心态和处世方式在新的外部条件下逐步调整的结果。这种务实精神和注重实际的人生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引导出了一种带有美国自身特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这种美国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就是不热衷理论争论,强调政治结果的实效性,反对形式主义的处世原则和提倡通过实践解决问题的方法。丹尼尔·布尔斯廷认为,清教徒在北美大陆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精神和注重实效的理念是美国民族特性形成历史过程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因素。[18]

从首批清教徒1620年自欧洲移民北美大陆到1914年美国基本完成工业化和都市化,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清教主义在近300年的发展与演化进程中,完成了与美国印第安本土文化,城市资本主义的商业文明及形形色色移民文化的碰撞与磨合、冲突与融合、裂变与整合,形成了以传统清教主义和美国北方扬基精神为核心的美利坚清教—扬基文化体系。[19] 清教主义中的“使命”因素,“契约思想”,“务实”理念,“实用”思维,“革新”意识和“叛逆”精神均成为美国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内容,对美国的政治原则、商业伦理、人文意识、价值观念、信仰模式、道德规范、教育方法和日常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从历史角度分析,还是从现实角度观察,清教主义的确是美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坚构造和核心价值观。当然,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随着美国移民成分的显著改变,随着宗教意识被世俗观念和商业文明的侵蚀和替代,特别是随着大众消费文化的兴起,清教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正在受到挑战,怀疑和侵蚀。清教文化正在或者说已经失去了其美国传统主流意识和权威文明的中心地位。这种主流文化兴衰和交替的现象是历史规律,也是文化变迁的正常轨迹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在这个历史演变进程中,清教文化的兴衰,清教文化和消费文化的交替,也不是一个例外。但是,清教主义在塑造美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以及它的现实影响是不能忽视和低估的。

美国文化传统中清教主义思想对美国文化的影响必然要影响到美国的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美国宗教中的宏大使命观需要其高等教育的实践来完成。这个因果关系决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宗教使命。美国高等教育宗教使命的现实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真相和发展轨迹。美国高等教育宗教使命是英国教育传统在北美大陆的移植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深刻地折射了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英国思想渊源和传统。美国早期高等教育的体制代表——殖民地九校的历史发展背景就生动地体现了美国高等教育宗主国的时代烙印。17 世纪初期,在欧洲大陆,在宗教改革运动的进程中,基督教内部发生了意识和教义之间的分歧。新教团体纷纷独立于罗马天主教廷。新教与天主教、新教不同派别之间也存在着教义分歧和宗教利益纷争。英国国内的各种宗教势力之间的教派和教义之争非常激烈。“血腥玛丽”(Bloody Mary)统治执政期间,支持天主教势力复辟,残酷迫害清教徒。为此清教徒们为逃避宗教迫害纷纷逃离到国外。此后的数十年间,大批清教徒抵达北美大陆建立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在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之后,清教徒最关心的是他们宗教信仰可以代代相传,可以在新大陆实现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移民北美的清教徒希望他们的后代可以延续和发扬他们父辈虔诚的宗教信仰。兴办教育是达到这些目的的最佳途径和手段。因此,清教徒们热衷于兴建学校,通过对年轻人的教育,培养牧师和宗教精英以传播宗教思想和影响。清教徒是私有制和私有财产观念的坚定信奉者和实践者,将学校视为教会的独有财产,对兴办教育有着异乎寻常的热忱。在这些清教徒中,有一些是英国古老大学的毕业生,深受英国传统的精英式教育理念的影响和熏陶,立志要把“古老英国大学的宗教精英传统移植到北美大陆的荒野上”。正是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鼓励下,1636年北美大陆第一所大学成立,即著名的哈佛学院。哈佛学院的创始人约翰·哈佛临终前将一半家产及400册藏书捐出兴办大学,成就了哈佛学院的诞生。哈佛是美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也带动了殖民地大学和学院的兴起。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体制上,哈佛学院完全是英国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复制品和仿造物。哈佛学院的成立开启了北美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1693年,经过英王批准并颁发宪章,在弗吉尼亚成立了威廉·玛丽学院,成为殖民地第二所高等教育机构,并且是殖民地时期九所高校中唯一由英国王室建立的高等学校。1701年,在康涅狄格建立了一所学院;1718年这所学院定名为耶鲁学院,纪念其创始人耶鲁。其后又有其他六所学院陆续在北美大陆建立。这些学院后来发展成为美国的著名的高等学府,如达特茅斯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等。这些学院早期虽然规模不大,但是它们是美国高等教育的起源。正是这些由不同教会兴办的学校的不断拓展和发展,推动了整个北美高等教育事业。由于教会和高等学院之间密切的关系,美国高等教育早期所担负的使命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无论是学校的管理,学校的宪章,学校的课程和培养目标都服务于宗教势力和利益。哈佛学院的校级管理实行董事会与教会的双重管理体制,教会人士对课程的制定和学生守则的制定可以提出决定性的建议。哈佛学院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合格的牧师和教士。“推进和教授学问和真理以传给后代,尽力向教会输送合格的宗教人士”。[20]1646年通过的哈佛章程规定,每个学生通过学习,必须认识人生的目的就是认识和侍奉上帝和耶稣基督,追求永恒的真理和光芒。耶鲁学院的建立更具宗教正统色彩,其规定和课程比哈佛更加传统和宗教性。耶鲁学院的章程明确规定,耶鲁办学的目的就是持续大量地培养博学和正统的宗教人士,以真诚和热情捍卫和传播基督新教的正宗教义。耶鲁1745学年学生守则规定:“所有学生必须过宗教式的虔诚纯洁的生活,勤奋阅读和感受真理和光芒的源泉,即上帝的福音—《圣经》。在任何时候都要以基督教徒的标准要求自己,真诚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总之,北美殖民地的早期大学,特别是最初的具有浓厚宗教背景和色彩的九所大学都是由基督新教不同派别的教会扶持兴办和出资开办的,课程设置大部分基本是围绕《圣经》、宗教信仰和神学教育开展教学,教育主要目的也是培养教会人士、神学权威和宗教领袖。从17世纪哈佛学院成立开启美国高等教育独立时代开始至19世纪美国全面开始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化进程,美国的高等教育所担负的使命主要是宗教主导型。宗教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扮演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殖民地学院实施的是传统的自由教育。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宗主国英国的高等教育传统的影响。具体到课程设置到教学方式,哈佛学院就基本上仿效英国剑桥大学的课程设置的模式,核心是神学、古典语言和文学,殖民地其他早期的学院也和哈佛学院大体相同。这种高等教育传统来源于英国的英格兰传统,以学院制、寄宿制、学校自治和着重古典人文教育为特征。进入18世纪后,在工业革命的浪潮中,由于受到欧洲启蒙和理性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和英国非教派学院及苏格兰大学课程设置的榜样作用,再加上殖民地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张,殖民地学院的课程体系开始呈现出了一些面向新时代的改革和革新趋向。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军哈佛、耶鲁等学校开始设立数学、自然科学和哲学等教师职位,增长了对自然科学的重视。一些更加实用性课程开始出现在教学规划和教学科目大纲里。1756年,费城学院院长史密斯提出了一个“自由教育计划”,强调了北美大陆教育理念的独立性和独创性。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一个系统的不是仿效英国的、不为宗教目的服务的课程计划。[21]虽然这个计划并没有在殖民地大学里全面实施,但它却代表了一个伟大的历史变化和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正如“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政治上的独立一样,史密斯“自由教育计划”预示着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开始发生本质上的变革。这个计划的侧重点是培养民主政府的官员和各级政府的管理人才,而不是重点培养为传播基督教文化和培养教士服务的宗教教育机构。诚然,这种变化的源头也是来自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苏格兰大学的创新。苏格兰大学的体制和使命创新强调的是高等教育世俗化和实用化,各类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是为学生为了从事世俗职业做学术和技能准备的。[22]学校的管理权也逐渐从教会向地方政府和社会管理方向转移。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高等教育的目标使命从为宗教服务到逐步世俗化,其间都夹杂着英国高等教育本身的变革因素,特别是英格兰大学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传统。但是,从总体而言,独立之前的美国高等教育主要是其宗主国教育和欧洲传统教育体系的移植和转移,并没有完全形成美国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从高等教育的根本使命上说,殖民地的高等教育基本还是为宗教服务的。但是,即使如此,一些新的因素已经开始出现。宗教改革中脱颖而出的基督新教在其教义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反映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工商业观念的理念。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的深刻分析为人们了解后来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在新教伦理和基督神学中所包含的朴素和原始的世俗主义观念以及后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为美国高等教育世俗化和实用化进程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内在精神动力。

第三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世俗使命

在18、19世纪之前,欧洲和美国的大学一般为不同宗教派别的教会主导和控制。大学的经费也主要来源于教会的财产收入和教友的捐助。由于教会和宗教团体为大学提供经费支持,对大学有财政控制权。因此,教会理所当然、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大学许多功能,包括学生的入学资格、课程设置、教师招聘条件和培养目标等大学最重要的功能。传统大学的主要职能和使命就是培养牧师和教会教士。欧美高等教育世俗化进程和大学与传统宗教势力的分离是从法国开始的。法国大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现代宪政国家世俗政权本质的基础,确立了“政教分离”的近代政治基本原则,决定了宗教与国家事务分离、教育权归国家世俗政权所支配的原则,促使高等教育职能和使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高等教育世俗化标志着高等教育控制权的转移和变更,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使命的大规模转型。高等教育由为神学宗教思想和意识形态效力开始向为世俗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服务。国家和地方的世俗政权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和管理者。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制定政策的依据。

在中世纪之后到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前,欧洲的大学大都为教会势力和宗教团体所控制,教会(及其教友)为大学提供经济资助和支持,并享有规定大学的入学录取资格、课程科目设置、学术研究方向和学生培养目标的权力。培养高水平的牧师和教会人员是传统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和使命。大学机构与传统教会势力的分离和决裂是一系列重大社会运动的产物,其中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法国是最早开始这种进程的国家之一。法国大革命率先确立了宗教与国家分离、教育权为世俗权力并归国家所有的明确政策,促使和推进了高等教育职能发生根本性转化和变革。自那时起,高等教育由为神学宗教服务转变为国家建设服务,世俗政权成为高等学校的举办者、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和高等教育体制的领导者。法国大革命胜利之后,法国高等教育的所有权力完全归于国家控制和掌握。此举表明了教会对大学教育的统治和支配地位的终结。为了建立与传统观念和制度不同的新的高等教育体制,大革命后法国建立了以科技教育教学为中心的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综合超级大学,其目标是为新的资产阶级政权培养为推动工业化具备现代科技知识的社会精英和骨干人才。从法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开始,高等教育呈现出一个新的职能趋势,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经济建设和治理国家事务的专业人才。法国大革命对欧洲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和实质性的。法国的高等教育实践对美国建国后筹建军事技术学院和州立大学以及英国开始建立非教会控制大学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法国的科研导向型和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的高等教育理念对德国大学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相当的启示和影响并促使了“洪堡思想”的形成和发展。[23]17、18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主义的流行为现代国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土壤和社会环境。国家直接干预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是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力量开始对高等教育领域进行实质性影响和控制的明显标志。

国家各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干预不仅仅是领导权的控制,而且还表现在具体领域和规定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生源和入学资格的审定。世俗化高等教育首先要打破宗教团体对教育的垄断,尤其是宗教信仰和教派的限制。法国首先突破了教会的垄断,并且是以比较激进的方式完成的。而其他国家则采取了渐进和相对温和的方式进行这项改革。在英国,通常是采取兴办非教会大学来打破教会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扩大非宗教信仰的社会阶层或者与基督教不同信仰的宗教人士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取消入学者的教派限制,开办非教会大学大大拓展了高等教育的社会基础,也促进了高等教育使命的变迁。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个路径。由于美国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这个转变相对于宗教势力强大,宗教传统深厚的欧洲一些国家,显得比较顺利和平坦。教育内容的改变和改革也反映了教育世俗化的时代趋势。国家通过制定新的教育目标和教学纲要,逐渐消除宗教势力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和控制,终结了神学教育、宗教课程在大学整体课程设置中的统治地位。法国大革命后的大学在课程改革上同样也非常激进。在取消许多传统宗教内容课程的同时,大量加入以实用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自然科学、经济、管理和法律课程,适应了工业化时代知识发展的需要。教学科目的转向趋势在美国独立后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各州和各个地方在筹建地方州立大学时比较注重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价值,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大学都采取了扶植和加强实用的自然科学科目的具体措施。美国从州政府筹建州立大学的实用倾向开始,在南北战争之后则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联邦政府通过法律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在大学开设与经济建设和自然开发有关的课程,特别是与农业水利采矿等方面有关的工程技术课程。最著名的就是两次赠地法案颁布。《莫雷尔法案》明确要求赠地大学必须发展农工科目。在美国,国家和州政府对大学的教学科目和课程设置的倾向性的引导直接引发了高等教育内部其他领域的深刻变革。课程的拓展和教学内容的实用化带来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职能从教育领域本身开始向社会影响力领域渗透。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民主化和教育平等化的坚固阵地。

国家参与高等教育的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高等教育回归社会世俗使命的演进结果。高等教育向受教育者教授什么是改变高等教育使命的关键环节。在欧洲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中,课程设置的改革反映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关键意义。课程设置的改革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英国出现了人文教育与职业教育之争;在德国有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在美国则有古典教育与实用教育的之争。但是时代发展的趋势终究要反映到最现实的社会领域中。工业化、都市化进程的要求最终使更加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教育理念占据了争论的优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大学课程结构实用化方向的变革。具体表现在现代语、自然科学科目、经济管理商业课程和法律开始在大学课程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些科目进入大学课程主要是为了适应工业化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在推进美国大学课程实用化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美国大学的自然科学科目和实用学科发展得益于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Eliot)提倡的课程选修制。[24]通过课程设置重心的转移,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的使命越来越明显。一些原本没有或者比较薄弱的二级学院,例如,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等在美国综合大学出现,并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更大影响力的教育机构,形成了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局面,大大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功能和使命的转型。

工业革命以前,甚至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之后的很长时间,大学所提供的教育是古典和人文的教育,主要集中在神学、哲学、文学和史学领域中,与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现实发展处于基本脱节的状态,被称之为纯经院和纯学院式的“象牙塔”。在工业革命之后,一些西方欧洲国家已开始把促进自然科学研究、发展经济实力和增强综合国力放在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这种战略思想的变化呼唤大量的实用技术知识和应用型人才,迫切要求大力发展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和科技实用和应用教育。国家对大学教育的控制更多地表现在办学指导方针和教育发展使命的引导和领导。国家的战略目标和行动纲领对传统大学的课程改革形成了相当的压力,促使大学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的更新、创新和改革。这种改革的最终结果就是教学实用化和课程实用化的形成和发展,工程技术学科、商业管理学科、医学和法律等学科成为高等教育的重点学科。与欧洲大学不同,美国大学对工程技术教育的态度最为积极和鲜明。美国几乎所有新型大学都把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服务现实为自己的办学宗旨。这个美国大学的新理念创造了富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使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所提倡的,后来被称之为“威斯康星思想”。“威斯康星思想”的核心就是高等教育服务于社会的使命陈述,特别是为新兴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服务和思想源泉。[25]

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通过高等教育实用化、高等教育生活化、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等教育的公平化而促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转变和拓展。高等教育的实用化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方式完成。高等教育生活化的哲学理念是约翰·杜威提出来的,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原则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实践。在实用技术知识课程进入了大学之后,大学的课程又开始吸纳最实际的生活知识进入大学课堂。实际生活知识的特征强调获取知识与追求世俗幸福价值之间的关系。实际生活知识注重个人的人生体验,特别是对社会生存能力的培养,并不讲求严格的系统性,也不要求严密的学科逻辑,它直接取自生活经验,根据人生成长的需要而组织教学活动。生活知识的传授和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进入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拓展了大学教育全方位和多侧面的社会使命,并使大学教育更具有实用性的特点。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社会交往能力开始作为衡量学校办学效果和对社会需要适应性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具有实用价值的生活知识进入大学课程,不仅表现在教学科目的职业化的趋势上,还表现在校园文化上更具有人性化的特性,从而使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可以更多地接触社会、服务社会、影响社会。大学教育真正走出“象牙塔”,成为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学校在校园管理和提供丰富校园生活方面更多地考虑和满足学生的需要。开始把学生当做一种特殊服务的消费者和享受者。校园的体验,包括学习、娱乐、业余生活、课外活动、社会实践、专业实习都成为他们即将走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和必要准备。欧洲和美国等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的校园就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大学成为整个城市生活的一部分。大学的许多设施,包括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都是对社会开放的。大学的社会使命就是在这种开放和生活实践的理念下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和延伸的。经过高等教育发展的实用化和社会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重心和发展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高等教育和大学建设是孤立和与社会分离的。后来经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高等教育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推动下,在市场需要和需求的驱使下,开始了课程和教育方法的改革。形成了外力拉动型的发展模式。随着高等教育的职能和使命的延伸和拓展,高等教育内部产生了自我变革的驱动力和许多内生变量的因素,形成了外部拉动型和内生主动式发展模式的混合体。这一发展模式的变革大大地刺激了基础理论研究、实用知识的传播和技术技能的培养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研究、教学和培训的综合体系,促进高等教育从局部课程的改革向全面适应社会发展实际要求方向的转型。大学开始有意识地向社会全面地开放,与社会实际需求接轨,与企业开展研发合作,参与政府的科研项目,推进大学和大学之间,大学与研究机构之间的强强联合,优势互补。这些努力也最终使高等教育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从社会的孤立和边缘逐渐向社会发展的中心转移,大学终于成为一支相对独立又与社会密切相关的领导社会思潮、活跃学术思想、创新知识观念、影响社会意识的重要力量。高等教育机构向社会中心位置的移动依赖于它向社会各个阶层和不同机构输出实用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输送高素质的优秀人才。高等教育开始逐渐显示出它的直接服务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使命。在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是最大的专业人才输出地。大学不但向联邦政府科研机构,包括国家实验室,提供合格的基础科学研究的理论人才,向社会提供大量的法律专业人才,为工商业培养各级商业管理和经营人才,以及医学和医疗等各个领域里的专业人才。因此,美国名牌大学招生的热门专业始终包括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等。[26]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和新兴产业的出现,各类新型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和迫切。社会对高等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需求越旺盛和迫切,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就越突出,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就越强化。美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还有许多未被开发的地区。劳动力在美国是比较短缺的。美国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并富于开拓进取精神,同时不断进行国内和国外的扩张,特别依赖于技术进步来发展国家的经济。这也是美国实用性高等教育迅速发达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使命不断延伸和扩展的最现实的内在动力基础。

高等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逻辑在于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和重要。美国正是借助于高等教育所推动的科技创新教育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在20世纪初就变成了经济实力最强大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自由竞争阶段,单纯依赖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无法支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经过“一战”和“二战”的惨重的人员、物资的损失,战争也不是争夺市场和资源的主要手段。以美国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全球范围内经济竞争的压力。他们开始寻找提高和开创新经济竞争力的动力源。发展科技创新能力成为他们的战略目标。而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形成科技领域的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而人才的培养必须建立在先进的高等教育体制基础。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最先认识到教育与科技发展,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军事实力,军事实力与国家战略地位相互之间互动关系的几个国家。在实现这些关系良性互动的过程中,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提高是重中之重。

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的发展征兆。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高技术产业转移,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这就是“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来临。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但是其中的趋势方向是十分明显的,所表现出来的特征也是非常独特的。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列举了“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27]“后工业社会”有时候也被称为“信息社会”。[28]所有这些特征的出现都与一个领域有直接的关系。这个领域就是知识和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人们渐渐形成了一个高度共识:在新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而核心技术的创新和研发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以及整个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将会出现。知识产业和社会服务业将空前地发达起来。社会的关键产业将是知识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例如,金融业、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和知识创意产业等。到20 世纪90年代,人们已经更加敏锐地认识和更加切实地感受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经济最需要的是创造性和创新性人才。而人才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源于他所具有的独创性和丰富的个性。丰富的个性和独创性依赖于个体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开放型思维。这种个性和创造性思维方式依赖于个体具有不断地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思维方式,依赖于个体具有不断地将创造性的设计和观念付诸行为的能力。创新性和开放型思维的教育要求教育也必须是开放和创新的教育,是凸显个性,鼓励创新和彰显独创精神的教育。高等教育在普及化之后最大的挑战就是个性化教育的实施。因此,个性化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的适应未来世界变化的一个重大挑战和机遇。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将个性培养作为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快速变化的根本对策和途径。个性化高等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个人的自主意识和自决能力,培养个体的人文素质和在社会变革中的创造性适应能力。个性化教育是20世纪末各国高等教育议论的焦点和提出的目标。而21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则是把高等教育在推进个性化方面的成果看成它对未来社会变化能否有效应对的主要参照系。个性化对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提出了更高和更新的要求。它要求高等教育不再是把学生训练成传统意义上的专家和知识分子,也不是在一般意义上把学生培养成某一职业、某一专业所需要的人。个性化高等教育的目标是要把学生造就成一种具有主动适应未来世界变化的能力和保持个性倾向特征的人。个性化教育的标准就是创新和创造人才的培养。这就要求大学在继续发扬通识教育传统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过于狭窄的学科专业设计,更多地将学生引入交叉学科、前沿学科和混合学科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能够在未来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中将所学到的知识快速、有效地转化成为社会所需要的技术应用能力、形势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美国高等教育使命的变革是伴随着高等教育自身变化而发生的。高等教育从世俗化迈向实用化,再从实用化过渡到大众化,最后实现高等教育的个性化目标是一个历史发展延续的进程。这几个发展历程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逻辑演变关系。大学使命的变化导致了课程设置的革新。课程设置的革新促进了教育大众化趋势的深入。教育大众化目标的实现引发了个体教育重要性的凸显。教育大众化的意义在于社会公平化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但在具体实施教育内容方面则应该更加考虑受教育者的权益和未来在社会中的竞争力。因此,高等教育目标和使命的归宿必须走向个性化教学的路径。人们常常把世俗化、实用化、大众化和个性化称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四个不同演变发展阶段。[29]在美国,高等教育使命的转化成为整个发展进程的逻辑起点,其中世俗力量、民间团体和政府部门,特别是国家相关部门以立法和法律的形式介入是至关重要的。世俗和民间力量固然可以造成教育使命转轨的基础和舆论,但是如果没有国家力量介入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世俗化、平等化和大众化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国家和社会世俗力量的介入改 变了传统的以宗教势力为基础的大学的自发自治和宗教服务性质,从而建立了向大众和民间开放和改革的基础。国家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建立和健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力扶持、支持和资助非宗教团体和州政府兴办高等教育;第二、确立新的、面向大众化的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去除宗教方面和教派信仰等的限制;第三、大力扶持和设置实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和课程。[30]所有这些举措都使大学逐渐脱离了教会的控制而变成了为国家和世俗服务的工具,从而使高等教育的使命发生了根本性和方向性的转型。美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从为宗教神学信仰服务到为世俗商业利益服务,从为社会民主价值利益服务到为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转型就是美国高等教育使命不断变革的简要和概括。

【注释】

[1]公元1620年末,由威廉·布拉福德牧师率领的首批清教徒,不堪在英国遭受的宗教迫害,乘五月花号,冒险横渡大西洋,经过艰险,抵达北美大陆的普利茅茨港。此举被认为是欧洲向北美大规模移民的开始。

[2]Daniel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58, pp.19~21.

[3]Edited by Luther S. Luedtke: Making America—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in 1987.

[4]John S. Brubacher,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636~1976,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76, pp.266~168.

[5]孙建荣、冯建华等著,《憧憬与迷惑的事业——美国文化与美国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6]J. F. Callahan & L.H. Clark,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Education: Planning for Competence.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83 pp.88~98.

[7]Carl N Deglar: Out of Our Pas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84. pp. 28~36.

[8]赵一凡著:《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0~131页。

[9]The covenant theology is analyzed at length in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39, pp. 365~462. 派瑞·米勒在其《新英格兰意识:十七世纪》一书中对契约神学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请参见该书365至462页的内容。

[10]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Volume I, Fourth Edition,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82. p.215.

[11]J Leo Cefkin, the Background of Current World Problems, David MaKay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7. p.88.

[12]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Talcott Parsons, London: G. Allen & Unwin, 1930. p.239.

[13]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39. p.38.

[14]赵一凡著:《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0~131页。

[15]Winthrop S. Hudson, Religion in Amer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Third Editi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1. pp. 20~50.

[16]赵一凡著:《美国文化批评集》,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3页。

[17]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社会与文化》,美国新闻署1984年授权翻译出版。第282~286页。

[18]George Santayana, Character and Opin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Inc. 1967. p.233.

[19]Winthrops S. Hudson, Religion in Amer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eligious Life, Third Edition,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81. p.127.

[20]J.David Hovelet, Creating American Mind Intellect and Politics in the Colonial College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ing Inc. 2002,p.54.

[21]John SBrubacher,&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n American History, 1936, New York, p.121.

[22]John S.Brubacher, and Willis. Rudy, 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n American History, 1936~1956. New York: Harper. 1958. p.223.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76.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97. p.143.

[23]Howard R. Bowen, Investment in Learning: The Individual and Social Value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77. Reprint with new introduction by Cameron Fincher, 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96. p.323.

[24]Snow, C. P. 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 p.77.

[25]Meiklejohn Alexander. The Experimental College.New York: Harper, 1932. p.232.

[26]R. Freeman Butts, The College Charts Its Course: Historical Conceptions and Current Proposal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p.82.

[27]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后工业社会的关键变量是信息和知识,主要经济部门是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诸如运输业、公共福利事业、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卫生、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后工业社会(Post Industrial Society)是以各种各样的市场同时并存为特征的。这些市场反映了不同的文化群体的要求,每个群体都有其特定的行为、语言、时尚和传统,都有各自不同的消费需求。工业设计必须以多样化的战略来应付这种局面,并向产品注入新的、强烈的文化因素。这就是说,产品必须主动地选择它的使用者,使自己跻身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

[28]欧美及发达国家信息时代的时间跨度概念是从公元后1969年(1969AD),我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对信息时代指的是从公元后1984年(1984AD)比欧美晚了15年。人们常用最具代表性的生产工具来代表一个历史时期,人类文明的发展时代历程:如石器时代,红铜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黑暗时代,启蒙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时代等。用这种思维模式来观照20世纪,在近100年里,人类从电气时代走向了信息时代。当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计算机的出现和逐步普及,把信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逐步提高到一种绝对重要的地位.信息量,信息传播的速度,信息处理的速度以及应用信息的程度等都以几何级数的方式在增长。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达国家开始进入了信息时代。

[29]Vernon Louis Parrington,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1987. p.98.

[30]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 A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 1948. p.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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