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产管理

三、教育资产管理

教育资产和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杠杆。教育资产是指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的总称。它是长期存在于教育过程中的物质形式，是教育投资的物质积淀。教育经费是指用于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教育事业费和教育基本建设(以下简称教育基建)投资。教育资产是由各种不同的产品组成的，教育经费可以转化为各种不同的产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产品的价格通常都是正数，因此，教育资产和教育经费都是一种“稀缺”资源。它的“稀缺性”使它的作用、形成、管理和使用效率，成为人们关心的教育发展问题。

教育资产是学校生产、提供或实施教育所必需的物质要素，它本身是占有和消耗劳动时间和社会资源的生产过程的结果。一定时期教育资产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该时期教育的生产能力和教育的实施能力。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活劳动也是教育所必需的生产要素，而教育资产与活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区别在于:前者既是一种社会经济投入，又是一种社会经济产出;后者仅仅是一种投入。由此可知，在一个高效运行的教育组织中，教育资产的形成率愈高，未来教育的生产能力也就愈高。当教育资产与其他互补的教育要素有效结合时，就代表着未来教育的生产水平。

教育资产作为教育部门所拥有的存货，同物质生产部门所拥有的商品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教育部门所拥有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同用于物质生产部门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一样，在充当着资本的职能呢?或者说是否应该称其为教育的物质资本或教育资本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反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而作为人力、物力、财力形态的生产资料，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其本身并不是资本。西方经济学一般不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上界定资本，他们要么把资本理解为一种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的生产方向的支付手段，要么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特别的生产要素。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就把“资本定义为可以在任何时候转交给企业家的一宗支付手段的数额”。他说:“资本，无非是一种杠杆，凭借着它，企业家可以使他所需要的具体商品受他的控制，无非是把生产要素转用于新用途，或引向新的生产方向的一种手段。”^[14]他实际上是把资本解释为可转交给企业家实现经济创新的货币。又如，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认为资本是“通常被用来表示一般的资本品”的“一种生产要素”。^[15]西方经济学不使用剩余价值这个概念，它用边际分析代替剩余价值分析，把资本的剩余价值解释为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尽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营利性的解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承认营利性和生产性是资本的两大特性。

与此不同的是，教育部门所拥有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从现实意义上看，只具有生产性而不具有营利性。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对受教育者而言，是学校为他们生产和提供特有服务的过程;对社会而言，是学校为其培养和输送人才的过程。无论是从学校为受教育者生产和提供特有服务的意义上看，还是从学校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意义上看，学校办学活动的生产性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学校在培养人才过程中，尽管需要通过计划或市场来实现教育服务的等价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并因学校内部管理上的差异而可能在这种等价交换中形成顺差或逆差，使教育服务的生产成本低于或高于教育服务的交换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校会出现盈余，有的学校会出现亏损。但是，这种盈余并不等于学校办学活动的营利性。我们知道，教育的消费具有正外部性。因为受教育者接受教育，不仅有利于他(她)自己，而且有利于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整个社会。这种正外部性，暗含着这样一种经济原理，即教育的社会价值大于教育的私人价值，教育的社会价值决定的教育的社会最适量，大于教育的私人价值决定的教育的市场需求量，教育的价格只有在私人市场之外的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得到补贴，才能使教育的私人市场均衡接近教育的社会最适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教育的私人市场需求量决定的教育价格，高于教育的社会最适量决定的教育价格，许多人就会因教育价格过高而不愿意上学，使教育本来就在社会最适量之下的私人市场需求量进一步下降，这时教育的私人市场均衡就会进一步远离教育的社会最适量，教育规模过小就会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障碍，这是政府一般不愿意看到的。当今世界，各国政府一般都会对教育进行补贴或兴办非营利性的公立学校，以鼓励更多的人上学。在这种情况下，私立学校要把教育的平均价格维持在市场均衡价格之上，以便实现营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说，在有大量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由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存在的条件下，教育的私人成本一般会降到教育的市场均衡价格以下，这使得私立学校不可能把教育的平均价格，长期维持在教育的市场均衡价格之上，从而使私立学校的营利目的难以实现。这表明，在有大量政府资助办学的条件下，由于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支持使教育的市场实际价格总是在教育的市场均衡之下运行，办学的营利性在事实上失去可供实现的那种充分竞争性的市场基础，因而，教育部门所拥有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也就不具有资本的重要特性——营利性。而在现代社会，政府资助办学已经成为各国办学的主体，因此，从现实意义上看，教育部门所拥有的建筑、交通工具、仪器设备和存货，即教育资产，不具有营利性，它使教育资产及其作用，有别于物质资本及其作用。

教育资产，除了它的非营利性作用之外，它对于教育发展的作用，同物质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家们大都极为重视，有的甚至把它推向极端。如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流行的“唯资本论”经济发展思潮，就是把这种作用推向极端的代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于教育资产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教育学家们似乎不屑一顾，他们很少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无论是在古代教育思想典籍中，还是在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教育学的所有经典著作中，我们都很少见到这方面的系统阐述。在文明进步的历程中，教育规模是不断扩大的，教育资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是不断提高的。物质资源是稀缺资源，在物质资源总量一定条件下，社会把一大笔物质资源从经济运行的原有位置转移到教育部门，人们自然要关心它的作用和使用效率问题，教育学者不能忽视这个问题。

教育资产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杠杆，是把金融资本引向人力资本投资方向的手段。借助它，人们可以控制他们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充足优良的教育资产，可以为教师的执教和学生的学习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正因为如此，一个教育资产充足优良的学校，通常能吸引一些优秀的教师来校执教，能吸引一些优秀的学生来校学习。一国人力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增加教育产出量来实现的。教育产出量的大小，取决于教育质量和教育规模。而要在不影响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扩大教育规模，或在教育规模一定条件下提高教育质量，通常需要寻求新的教育资产。一个学校计划扩招一个班，它必须有供这个班学习的教室，它不可能让学生每天在露天下听课。教师不足，可以临时聘用，或适当增加现有教师的工作量，没有足够的教室和其他教育设备，要扩大招生是不可能的。因此，教育资产在增加教育产出，实现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实际上充当着杠杆作用。

教育资产是由物质资本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的成败，取决于它能否引来人力资本投资。换句话讲，教育资产在进入人才培养过程之前，仍然是物质资本的存在形式。一个教育家要办一所学校，必须先购置教育资产，然后再招生。他购置教育资产的资金也许是政府无偿提供的，也许是企业或他人资助的，也许是从银行贷款的。当他购置好教育资产以后，他需要有一笔教育经费来组织招生和教学，这笔教育经费来自人力资本投资，而无论这笔投资是来自政府财政支出还是来自学生家庭，它总是跟招生人数相联系的。在教育价格一定情况下，他招到的学生有多少，他获得的教育经费就有多少。教育经费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在进入学校之前，它是以金融资本的形态存在着，而借助教育资产最终能改变它金融资本的形态。这表明，教育资产是把金融资本引向人力资本投资方向的手段。

不同数量和类型人才的培养过程表现为不同数量和类型的人力资本投资过程，从而提出了置办不同数量和类型教育资产的要求。换句话说，置办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教育资产，是对不同数量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制约。如果一个大学计划增设电子计算机专业，它必须购置更多的电脑及其相关教学设备;如果它计划增设医学院，它就必须购置医学设备。这表明，人们可以借助教育资产的数量和类型，来控制他们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投资。

一个教育组织的运行方式，如果它提供新的教育服务所必需的物资，是通过家庭或个人的教育服务购买力的干预，从它在经济运行的原有位置中转移出来的，那么，这就属于教育投资市场机制。同样的道理，另一个教育组织的运行方式，如果它提供新的教育服务所必需的物资，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命令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干预，从它在经济运行的原来位置中转移出来的，那么，这就属于教育投资计划机制。教育投资的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的教育投资机制，它们在教育资产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或者说是推动教育资产形成的两股力量，即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除此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投资还有两种辅助机制:集体机制和捐赠机制。前者指一个教育组织的运行所必需的物资，是由一个法人单位或几个法人单位提供;后者是指某个单位或个人不定期地向某个教育组织提供无偿的资助。由于后两种机制在教育资产形成中的作用是偶发性的和非连续性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展开讨论。

那么，什么是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它们在教育资产形成过程中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我们先来分析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在施教过程中我们随时随地都会遇到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它在教育资产形成过程中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发挥作用。不论你同哪个学生的家长谈话，你都会感受到他们是多么强烈地希望他们的子女能上好点的学校，能在不久的将来考上名牌大学，能掌握一门令人羡慕的技术。几乎没有哪个家长不希望他们的子女多受点教育，受好点教育，将来能成才。只要他们的经济条件允许，一旦有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家庭可以把剩余的钱存入银行，以获取利息，家庭也可以把剩余的钱投向其子女的教育，以实现其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为家庭将来获取更大的收入做准备。为了生存、娱乐、享受，家庭需要消费。为了获取利息，家庭需要储蓄。为了实现自己或其他家庭成员人力资本积累，家庭需要教育投资、保健投资、迁移投资等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居民家庭收支平衡的体系中，

Yh=C+S+Ih(Ie+Io)

这里Yh表示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C表示居民家庭消费支出，S表示居民家庭储蓄，Ih表示居民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Ie表示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Io表示居民家庭的非教育类人力资本投资。

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不仅会刺激居民家庭的消费和储蓄，还会刺激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从个别居民家庭支出及其短期变动上看，居民家庭的消费倾向、储蓄倾向和教育投资倾向之间，可能会发生强度上的变化，但从所有居民家庭的整体支出及其长期变动上看，这三种倾向之间在强度上的变化是相当微弱的。这就是说，从长期看，居民家庭的教育投资倾向通常是一个定值。因此，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就是居民家庭购买教育服务总的支付能力，它随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动而变动。

家庭的教育投资，是通过教育服务的购买来实现的。因此，家庭的教育投资需求，是一种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它是推动教育资产形成的市场力量。这种力量，通过教育服务供求双方的有价交换，进入教育部门，使学校有能力购置自身提供新的教育服务所必需的物资，增添或更新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仪器设备，或支付用于置办教育资产而欠下的贷款及其利息。没有教育服务供求双方的有价交换，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就不能进入教育部门，也就不能对教育资产的形成发挥作用。必须指出，在这里我们之所以使用“有价交换”一词，而不使用“等价交换”一词，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教育服务的市场成本中，通常要减掉学校无偿使用国家提供的资金和物质条件，来生产和提供教育服务的那一部分成本。所以，在存在教育投资政府力量进入教育部门，并为教育服务的生产提供无偿资助的条件下，教育服务供求双方的市场交换，通常不是等价的，而是折价的。

我们再来分析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组织教育供给是政府的一项职能。这种职能对于义务教育的实施和其他教育的发展是必不可少和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进入基础教育的普及时代。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社会生活，都要求每个人掌握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普及基础教育已经成为各国政府重要的工作议程。为了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许多国家把一定年限的基础教育作为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来加以实施，由政府出面为适龄儿童免费提供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政府购买下所有的义务教育服务，然后免费提供给所有的适龄儿童。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基础上，为了鼓励更多青少年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带动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积极走进教育部门，政府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后义务教育给予一定力度的财政支持和一些优惠条件。这就是说，政府只购买部分后义务教育服务，以作为对受教育者及其家庭的一种奖励。所以，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就是政府购买所有义务教育服务和部分后义务教育服务的支付能力。在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中

T=Ig+Iug+Pgc

这里T表示政府的纯税收，Ig表示政府的教育投资，Iug表示政府的非教育投资或生产性投资，Pgc表示政府的消费性购买或消费性支出。所以，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既跟税收的数量相联系，又跟政府各种财政支出的比例相联系。

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是通过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行政命令进入教育部门的，它使学校无偿获得教育资金，从而加快了教育资产的形成。假定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其教育资产的形成完全取决于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而后义务教育是完全自费的，其教育资产的形成完全取决于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那么，那些有一定教育服务支付能力但又不足以支付全额学费的家庭，有的会不让其子女继续上学，这个家庭所具有的教育服务购买力就会变成潜在的购买力，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就会部分滞留在教育部门之外，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教育资产的形成。假定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进入教育部门，后义务教育实行不完全自费，学校向学生提供低于成本的后义务教育服务，那么，上述那些有一定教育服务支付能力但又不足以支付全额学费的家庭，一般会让其子女继续上学，这些家庭所具有的教育服务购买力就会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教育投资的市场力量就会更多地进入教育部门。因此，教育投资的政府力量具有激活教育投资市场力量的功能，可以引导和带动更多教育投资市场力量进入教育部门，加快教育资产的形成。

尽管教育资产的形成是教育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教育资产毕竟是稀缺资源，它的配置是每个国家面临的战略问题之一。对国家而言，教育资产配置的指导思想与物质资本配置的指导思想虽然不尽相同，前者主要受社会利益的驱动，后者主要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追求最大产出量，因此，确立教育资产配置或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标准，就是至关重要的。

教育资产—产出比率是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重要标准之一。所谓教育资产—产出比率，是指教育资产存量对它的教育产出量的关系。其数学表达式是:

ke=K/P。

这里的ke表示教育资产—产出比率，K表示教育资产存量，P表示教育产出量。

教育产出是指一国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各级各类学校各年级升级、升学或毕业的学生数总和。它按级别可分为初等教育产出、中等教育产出和高等教育产出;按类别可分为正规教育产出和非正规教育产出。中等教育产出按级别可分为初中教育产出和高中教育产出;按类别可分为普通中等教育产出和职业技术中等教育产出。高等教育产出还可以按不同类型的大学分为综合大学教育产出、理工科大学教育产出、农科大学教育产出、医科大学教育产出和师范大学教育产出等等。因此，一国一定时期教育资产—产出比率，实际上是该国一定时期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资产—产出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又称为平均教育资产—产出比率。

考虑到第一期追加的教育资产所创造的教育生产能力，在第二期是可以使用和继续发挥作用的，所以，在建校的初始阶段，增量教育资产—产出比率标准，一般优于平均教育资产—产出比率标准。令ΔK为增量教育资产，ΔP为增量教育产出，那么，增量教育资产—产出比率Δke=ΔK/ΔP。由于增量教育资产—产出比率反映的是增量单位教育产出所需要的增量教育资产量，从经济意义看，人们应该对那些增量单位教育产出所需要较少增量教育资产量的人才培养活动进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在其他教育生产要素不变情况下，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教育产出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增;一是教育产出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减。图11-1说明了这两种关系。当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关系曲线在OT之上运行时，该曲线的斜率为正数，教育产出是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增的。这是由于挖掘了其他教育生产要素的潜力所致。

例如，一所中学，新增建造了四间教室，它既没有增加教师又没有增加其他设备，就扩招了两个初中班和两个高中班的学生，并顺利地使两个班的学生升级，这样，该中学教育产出便实现了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减，其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是处在图11-1中直线OT上运行。当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关系曲线在OT之下运行时，该曲线的斜率为负数，教育产出是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减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选择那种教育产出随教育资产递增而递增的学校，优先对其进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

图11-1　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两种关系

由于各个学校管理效果的不同，不同学校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两种关系曲线会有所不同。如图11-2所示，a校的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在b校的之上，当两校的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曲线都在OT之上或都在OT之下运行时，我们应该如何选择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呢?

假定我们有80亿元的教育基本建设资金，要对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关系曲线都在OT之上运行的a、b两校进行投资，从图11-2可以看出，当2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资金用于a校，3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资金用于b校时，两校增量教育资产所获得的教育产出量正好相等，8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教育产出量最大;假定我们有80亿元的教育基本建设资金，就要对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关系曲线都在OT之下运行的a、b两校进行投资，从图11-2同样可以看出，当5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资金用于b校，6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资金用于a校时，两校增量教育资产所获得的教育产出量正好相等，80亿元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教育产出量最大。

在考虑对某校追加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时，我们会想到不同的教育技术和不同的投资方式，而当这投资成为教育资产以后，它的形式就固定下来，它与教师和学生的最优组合也就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教育资产增量在形成之前是具有弹性的，而教育资产增量在形成之后是不具有弹性的。因此，国家在制定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决策时，必须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图11-2　a、b两校增量教育资产与教育产出之间的两种关系

必须指出，增量或平均教育资产—产出比率，不同于增量或平均资产—产出比率，前者的产出是以升级、升学和毕业的学生为计量单位，它只是教育意义上的产出，而不是经济意义上的产出，因为学业的价值是通过其完成者就业或创业的收入来体现的，而这种收入是一种预期收入，它无法真实地为学业价格所反映;后者的产出则是纯经济意义上的产出，是按产品价格计量的国民收入。因此，二者之间不具有可比性。

应该承认，增量教育资产—产出比率作为国家进行教育基本建设投资的一个标准，也有它自身的缺点。第一，教育资产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它反映教育资产物品的一般性质，而从其来源和用途上看，教育资产物品是多种多样的，这给汇总带来了困难，因为教育资产物品的价格，原则上不是它在市场上的现价，而是它体现在受教育者未来收入中的一系列收益的贴现值总和。在受教育者未来收入的市场化程度不够高的情况下，教育资产物品难以市场化，从而使不同的教育资产物品与不同的价格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教育资产物品价值的汇总是无法进行的。第二，增量教育资产的价值，既然是它体现在受教育者未来收入中的一系列收益的贴现值总和，那么，它就必然取决于这种贴现率的选择，由于受教育者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种贴现率的选择也就是不确定的。第三，不同增量教育资产物品所使用的年限不同，直接影响折旧费的计量，即使各级各类教育资产的结构是相当稳定的，也就是说，即使增量教育资产一旦形成，它就失去了弹性，增量教育资产折旧费不会在各级各类学校之间流动，然而我们也很难找到计量增量教育资产折旧费的科学依据，从而给计量增量教育资产的价值带来了困难。

尽管如此，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教育基本建设投资标准之前，增量教育资产—产出比率，对国家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决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1]列宁全集［M］．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39～278．

[2]［美］马丁·卡诺依．教育经济学国际百科全书［M］．第2版.闵维方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526．

[3]［英］C．V．布朗，P．M．杰克逊．公共部门经济学［M］．张馨，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02．

[4]R．L．Johns，E．L．Morphetand K．Alexander．Theeconomics and financing of education［M］．Printedin the USA，1983:75～7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4．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37．

[9]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50．

[10]［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ii．

[1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23．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2．

[13]［美］肯尼思·约瑟夫·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M］．钱晓敏，孟岳良，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39～47;［美］威廉·N．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谢明，杜子芳，伏燕，付涛，伍业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00～303．

[1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何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29～136．

[15]［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M］．上册.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