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政府通力合作统筹教育发展规划

重点在于更好发挥三地政府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统筹协调的作用：

1.三地行政部门联手形成高层协调机制

建议京津冀三地政府联合建立高层协调机制，统筹协商教育改革发展相关的资源整合和规划政策，可借鉴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秘书处工作制度、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部门衔接落实制度、日常工作办公室工作制度和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等经验。

高层协调机制可以有效协调三地教育协同发展，降低协调过程中的行政成本。京津冀三地行政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要从行政首长、主管领导与教育部门三个层级予以建设。京津冀三地行政首长合作协调机制，能够为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宏观保障，解决三地教育协同发展中的行政难题，也为地区间行政壁垒的打破提供良好契机。主管领导的合作协调机制可以从中观层次上为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合作发展的契机，特别是建立常规化的合作协调机制，并解决教育部门单独无法破解的制度性难题。执行层次上，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的合作协调将是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能否成功的基础性力量。京津冀三地行政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主要为制定三年一期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动态调整三地“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十五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纲要以及成立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提供助力。

三地行政部门联手形成的高层协调机制将主要统筹协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相关的资源整合和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首先京津冀三地资源整合和充分、有效利用首先必须三地行政部门联手行动，共同协商，优势互补；其次需要三地各自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与所辖区域内部的教育部门、学校、企业等经过协商协调，合理调动所辖区域的资源，或者通过牵线搭桥，促进所辖区域的资源跨区域有效整合和利用。

三地行政部门联手形成的高层协调机制还需要在统筹三地教育资源的同时，规划好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在促进主要政策出台和推进的同时，制定好配套政策，跟进后续政策，同时防止政出多门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冲突。

借鉴长三角、泛珠三角地区的经验，三地高层协调机制中，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及其秘书处工作制度和政府秘书长制度等是协调的主要环节，联席会议制度可以定期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秘书长制度和秘书处工作制度能够有利于上情下达和下情上传，同时能够对协调工作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部门衔接落实工作和日常工作，便于及时完成协调工作。

2.率先研制三年一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建议在中央统一部署下，三地政府联合研制三年为一期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设立年度轮值主席制度（三地政府商定的磨合期以后，可以延长轮值年限，以增强中远期目标谋划）。考虑到近期的可操作性，建议北京市政府作为首轮轮值主席。

三年一期的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既考虑到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长期性，又将该计划分割为切实可行的多个三年计划。三年行动计划力主制定可行的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行动纲要及目标，在教育的各个方面实现可观的阶段性发展。三年一期的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将充分集中三地教育领域的各方代表，并咨询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协同发展的格局下积极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突出地域特色，着眼三地协同，为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合理目标，积极协调教育内部与外部的建设性力量，在经济、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为教育协同发展提供更充沛的动力。

设立年度轮值主席制度将为各地区领导提供发挥作用的制度性平台，也将打破从单一视角看待教育协同发展的局限与障碍。北京在京津冀中教育发展水平更具优势，北京作为首轮轮值主席能够更好地推动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年度轮值主席制度只是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初期设计的有利于协同发展的管理制度，并不是指在以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然实行。在三地政府商定的磨合期以后，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取得较大进展，一切有序平稳进行、协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在较长时间内基本确定和稳定的情况下，可以延长轮值年限，以增强政策重点及其实施的连贯性和中远期目标的谋划。

3.联合动态调整三地“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

在近期编制“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建议三地政府共同研讨教育协同发展相关目标任务，对现有三地的2020年教育规划纲要进行调整，并尽量纳入国家发改委正在编制的跨行政区划的京津冀三地“十三五”规划。

现阶段三地教育各有特色，教育发展基础与目标均有所差异，这必然导致三地教育的短期目标无法简单统一。因此，京津冀三地“十三五”规划的联合制定意在形成三地教育协同发展共识，为长远目标打造更具现实性的基础，在动态中调整三地各不相同的发展方向。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作为长远目标，对京津冀三地“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求：基础教育是京津加强对河北地区的帮扶，其重点与难点是教育经费的投入与师资力量的培养与帮扶；高等教育是进一步提高京津冀三地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为京津冀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上的保障，其重点与难点是三地高等教育在地理分布与招生、就业上的协调；职业教育上要实现学杂费的减免，为京津冀提供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技术工人，其重点与难点是吸引优秀人才进入职业教育，并将职业教育与产业升级紧密结合起来。

京津冀三地“十三五”教育发展规划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第一步，需要就原有的三地分散的目标与目前的协同发展目标之间进行动态调整。建议三地政府共同研讨教育协同发展的相关目标任务，根据协同发展新的目标任务，对现有的2020年教育规划纲要进行调整，纳入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十三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

4.联合编制十五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在启动三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建议三地政府进一步凝聚共识，广泛征询意见，联合编制2016—2030年十五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共同推进的战略目标，并就各方职责任务进行明确分工。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是近期行动的指南，未来十五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联合制定，需要以三年行动计划为基础，在进一步充分调研的同时，广泛征询各界意见，尤其是专家意见，以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现实为依据，经过充分协商和论证，提出共同推进的战略目标，不仅厘清三地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任务，而且要对不同行业、不同学校组织和企业组织提出明确的要求。

十五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有前瞻性、包容性和纵深性。前瞻性是指要充分考虑未来15年间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趋势，以培养更具现代性的公民、更具创新性的人才为重要目标。未来15年三地在空间上将日益融为一体，2小时交通圈构建趋于完成；经济结构上布局更为合理，产业互补性更强；而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为京津冀三地构建协同发展的信息平台。在此基础上，三地协同发展教育规划将充分考虑未来15年互联网教育的普及与深化。包容性是指切实关照京津冀三地各社会阶层及群体对教育的差异化需求，以促使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最终落实到对差异化个体的培养与完善上。京津冀虽然在未来将具有更加趋近的经济结构和教育需求，然而三地众多人口仍将有着巨大的差异化教育需求。长期教育规划要充分考虑各社会群体的地理、经济、社会与文化特质，打造更丰富的教育产品。纵深性是指贯彻终身教育的观念，确保京津冀三地长期协同发展教育规划完整覆盖从学前教育到成人教育的整个人生教育阶段。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协同发展规划将有不同特质。

5.筹备成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

建议在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三地政府共同筹备成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重点缩小河北与京津公共教育差距，推进三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共同争取中央设置专用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资金或基金支持。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的筹备成立，涉及土地、资金、人才等重要资源，首先，需要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以调动各方的积极性，摒弃各自利益获得的考虑，而致力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其次，实验区的重点是缩小河北与京津公共教育的差距，以便于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人口的大量流动提供有质量的基本公共教育，保障流动人才不因子女接受教育问题而使流动受到限制；最后，筹备成立实验区还需要三地共同争取中央设置的专用于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资金或基金支持，以保障实验区获得较为充沛的财政资源。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的建设还需要重点考虑地域性、实验性和一体化。综合实验区设立的区域以京津冀三地接壤区域为佳，例如围绕廊坊市建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还可以包括北京的通州、大兴与平谷，天津的西青、蓟县。地理上的临近将为京津冀三地共建教育协同发展综合实验区提供空间上的便利。此外，三地接壤区县也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差异性，为进一步探索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经验。综合实验区需要突出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探索的实验性。实验区将充分考虑三地教育各种可能的协同发展路径，在经济与社会协同发展的基础上充分探索教育协同发展的内涵与外延。实验区还需要从各方面推进三地协同发展的政策与策略探索，利用实验区跨越三地的地理特性，从教育的各个阶段推进地理上临近地区的教育协同发展，为探索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进行全方位的实验。综合实验区兼顾地域性、实验性与一体化，可以提供更具前瞻的教育协同发展改革经验。

6.创建区县级教育发展协调机制

通过三地省政府统筹规划，支持三地区县级确定相对固定的联盟关系，设立相应的协调指导机构、联席会议制度、专家咨询委员会等，促进区县层面的教育交流合作以及支持行动。

三地区县级相对固定的教育联盟的建立，关键是要建构教育发展协调机制。首先，国家级和省级的协调合作固然不可或缺，区县级教育发展协调机制的建立则更具有可操作性，也更能针对具体教育改革发挥作用。其次，联盟的合作和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行政指令，更重要的是协调和协作，只有合作的各方认同合作方式和合作项目，才能在联盟合作过程中真正贡献力量。最后，需要设立固定机构并建立可行的制度才能保证协调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协调指导机构负责日常的协调工作，设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商讨并决定联盟重大事务，专家咨询委员会则能够为决策的制定和出台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促进决策能够有效采纳多方有价值的建议和谏言。

京津冀三地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距，三地区县间建立教育发展同盟，可以更快将优势地区的先进教育理念、人才资源与教育管理策略扩散到相对落后地区。跨地区的区县级教育发展协调机制，可以充分针对两区县或多区县的教育现状，制定详细的合作发展规划，加快人才的跨区县流动，促进区县间教育理念的交流，推进区县间教育协调发展。教育理念的相互交流是区县级协调机制的核心内容，这可以通过跨区办学、挂职学习、交流人才等方式加以实施。另外，教师的流动是跨区域间的区县级合作的重要方面。京津冀层次的师资流动，难以在现阶段全面实施，而区县级层面则可以充分合作，具体可以实施跨区县的教师培训，短时段的教师互换以及长时段的教师流动，不同层次的交流合作将为区县级层面的合作深化提供保证。区县级教育发展协调机制可以在充分探索的基础上进一步常规化，并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在省市级层次加以推广。

7.实施三地人才优势互补行动计划

建议进一步挖掘和发挥北京一流水平科技研发人员高度聚集、天津工业发达和工程师众多、河北拥有人口红利和技工较多的优势，三地政府研制实施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人才资源打通使用的特惠政策，放大京津冀三地人才优势互补的效益，为《中国制造2025》打造新的增长点。

实施三地人才优势互补行动计划，重点是强化人才资源的三个基础条件：一是人才流动行政壁垒的清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二是人才流动常规化渠道的建立，促使人才流动便捷畅通；三是人才流动激励机制的完善，为人才提供发展平台与生活保障。京津冀三地在人才上各有特色：北京凭借数量众多的大学与科研机构拥有全国最多的一流科技人员，发挥了人才的聚集效应，为北京的科技创新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天津虽拥有众多高科技企业，但一流研发人员仍属缺乏，同时高技术产业工人同样缺口很大。河北不仅缺乏一流科技人才，也缺少足够的科研机构和高技术企业，但却拥有京津没有的人才库潜力。因此，应该加速京津冀三地人才流动，实现三地人才优势互补，加快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相匹配。重点是将北京一流科技人才引向天津和河北，而河北利用充分的人口资源与技工人才库服务京津的高科技产业发展。

在实施三地人才优势互补计划中，关键是三地政府研制实施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人才资源打通使用的特惠政策。这一政策的研制需要注重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不同的组织而言，对于各类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不仅可以双聘，既属于某一个组织的正式人员，同时也可以长期被另一个组织聘用为正式人员、兼职人员或者外部指导专家，而且还可以在短期内就某个问题聘为顾问或者咨询专家等。二是鼓励人才资源在完成本人所在组织的工作任务之外，在空余时间兼职其他同领域的指导、咨询工作，并给予荣誉称号，或者在升职评聘中作为优势条件加以考虑。三是为高级人才资源解除后顾之忧，给予他们足够的经济支持。对于潜心研究的科学家、工程师和高级技术人员，给予优惠的待遇，促进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

8.三地合作设立民间教育基金

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框架下的税收优惠政策，统筹协调三地企业家联谊会、大学校友会等资源，筹措社会捐赠资金，设立非营利或者慈善性的民间教育基金，包括定向奖学金等，资助三地困难地区教育和困难群体学习。

民间教育基金可以包括多种形式，按所服务的教育阶段划分，可以分为面向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按资金来源划分，可以包括完全民间基金会、政府配额基金会等多种形态；按组成形态划分，可分为三地企业家共建与跨区域企业家独建等；按资助对象划分，可以包括学校建设基金、学生贫困基金、教师成长基金、科研创新基金、产学研转化基金等多种。

统筹协调三地企业家联谊会和大学校友会资源是促进民间教育基金增长的重要方式。对于教育领域而言，三地企业家和校友是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社会捐赠资金的主要来源。企业家拥有较多的资金，校友是母校最忠诚、最热心的顾客，在税收优惠政策和关心企业家和校友需求与发展的前提下，倡导三地企业家联谊会和大学校友会经常举行活动，就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问题讨论企业家和校友所给予的期望以及可以做出贡献的重点领域和方向。

民间教育基金的创设，有利于将教育、产业与人才发展统合为一体。一方面，民间教育基金可以引导企业家将人才培养与教育投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资助大学实验室与推进职业院校的发展，将产业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打造为教育协同发展格局。只有将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与京津冀的人才、产业联合起来同步推进，才能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教育，确保民间教育基金在三地教育协同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民间教育基金的设立需要综合考量三地产业、教育与人才的现状，通过基金首先可以通过设立定向奖学金，资助三地困难地区教育和困难群体学习，平衡三地在教育发展中的差距；其次又可以进一步突出京津冀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帮助科学研究冲刺世界前沿，用于创新领域。

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民间教育基金要充分考虑捐赠者的期望和资助重点，保障捐赠者的期望不会落空，既促进捐赠者服务社会、贡献社会的热情，又能让捐赠者看到因为自己的捐赠而使所关心的问题得到解决或者改善。其次，民间教育基金不仅需要去向明确，而且使用过程也要公开、透明。最后，民间教育基金的运用要保证捐赠者获得应得的名誉，这样不仅弘扬了贡献者的奉献精神，而且为有能力捐赠的人树立了榜样。

9.提高教育治理法治化水平

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充分运用三地的地方立法权限，对实践证明成熟的政策举措，及时上升为地方法规；对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举措，积极按照法定程序申请授权；对明显不适应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要求的地方法规，促其修改或废止。

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是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产物，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协调各地区优势，共同推进社会协调发展。教育协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新的秩序和制度不断建构，不适应的秩序和制度逐渐修正和废止的过程。新法规的建设与旧法规的改革将是法治化水平提高过程的一体两面。现行的某些法律法规是基于过去三地独立发展的社会现实而制定的，自然无法关照当下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的大局。随着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快速推进，不适应三地教育协同发展的法律法规要得到及时讨论与修改，为教育协同发展铺路架桥。而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在旧有法律法规没有囊括与涉及的领域，必然需要建设新的法律法规，以制度性的条件为教育协同发展改革保驾护航。京津冀三地教育法律法规的建设与改革必然会超越三地的行政地域限制，考虑京津冀统一发展的需要。这将需要三地教育法律法规建设过程中进行高层合作协商，共享教育协同发展的总目标。

在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过程中，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保障正常运转的决定因素，任何违规行为和投机行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必须建章立制、令行禁止才能促使教育协同发展过程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健康运行。对于新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过程，教育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高将为三地教育协同发展提供制度化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