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足的中国特色

谈到教研组织的历史，经常被提及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虽然教研系统的成熟完备和大显神威是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但它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年代。支持这种说法的资料虽然不多却十分可靠。

前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负责人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道：“追溯起来，在我国，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为了发挥教学研究对于编写教材、学科教学研究与指导和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的作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组建各级教学研究机构。”^[18]

此说言之有据。1954年8月7日，教育部将北京市委所作的决定通报各地，其中提道：“过去我部对于提高教育质量注意不够，对改进教学缺乏明确的思想领导，对教师学习缺乏应有的指导……今后必须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积极稳步地提高中小学教育质量。”通报还指出：“提高教育质量、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关键在于改进学校的教导工作、抓紧做好教学工作这一重要环节。”至于具体措施，首先提到的是修订教学计划、修改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编写教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强调各级教育行政领导要加强对教学工作的领导，同时指出：“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专门机构，管理教学研究与教学指导工作。”^[19]

在这份由教育部通报全国的北京市委《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中，主要措施包括4条，其中第4条提道：“市教育局应设立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指导工作，经常地、系统地检查和帮助学校改进教学。”^[20]在教育部的“通报”中，以及北京市的“决定”中，所说的专门机构自然就是后来的教研室，只是均未使用这个相应的名称。

1954年12月20日至31日，教育部召开中学教育工作汇报会，又一次提到了教研室的建设，在《关于教育工作汇报会的通报》中指出，“省（市）教育厅（局）和学校在提高中学教育质量方面，当前应抓住下述几个重要环节”，其中第一条是：“加强教学工作的领导。改进教学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本途径，今后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必须将教学工作切实领导起来。为了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领导，教育厅（局）除应加强视导工作，有计划地培养视导人员，建立视导机构和视导制度外，并应创造条件，设立或健全教学研究室，进行教学研究工作，以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具体指导。”^[21]此时，已经正式使用了教研室的名称，就目前看到的文献，这是教育部文件中最早使用教研室名称的记录。

对比前面的讨论可以发现，教育部两次提及教研室是在1954年，不仅早于凯洛夫《教育学》中出现有关教研组织内容的1956年，也早于教育部代表团在苏联考察教研室的1955年，当然，更早于该代表团系统介绍教研组织经验的报告集出版的1956年。更为有趣的是，有研究者考据，我国最早的省级教研室上海教研室的建立早在1949年。^[22]

不是源于凯洛夫《教育学》，也不是来自政府代表团的正式考察报告，莫非，人们都记错了，教研室原产地就在中国？或者仅仅发端于1951年《人民教育》的几篇文章？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在一次对顾泠沅先生的访问中，得到了非常有价值的启示。

我：有个事情很有趣，我要跟您求证一下。国内翻译出版的凯洛夫《教育学》，1953年版，没有提到学校教研组，1957年的，有了。可是我们教育部1954年的文件中就有了建立教研室的内容，难道我们实际上要比苏联还早吗？

顾：不，不是这样的。

我：是不是学校里面有，但是书里没有？

顾：当时凯洛夫的教育学里没有提这个组织，但是在苏联，存在教研室，那时苏联农村搞合作社，教师也以合作社的形式，搞在一起，名称也叫教研室，有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问了许多人，好像都不能肯定，还是顾老师说得清楚。

顾：不是我说得清，这个问题我请教了谁呢，请教了我们的吕型伟先生。他当时接手国民党的学校，然后呢在学校里面搞教研组。当时有人去苏联，看到有这样的组织，教研组就是学苏联，抓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学凯洛夫教育学；第二件事情，苏联专家过来，学习怎么上好每一堂课，总结优秀教师的经验，两件事情。教研室的任务就是两个，一个是学理论，理论就是凯洛夫。（2008年4月12日访谈）

原来如此，学习苏联经验不错，但起初便是“民间行为”，发生在凯洛夫这样的苏联教育家尚未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之前、在中国政府正式派代表团研究考察之前。有理由推测，由于当时两国关系良好，在各种教育的甚至未见得是专门教育的种种相互往来和信息交流中，国内教育工作者已经对这种专门研究指导教学的组织有所了解和认知，并且基于实践需求形成了十分积极的态度，因此便开始自发地、探索性地建立自己的教研组织。所以，才有1949年上海教研室的成立，才有北京市委的决定和教育部的通报。当然，后来的代表团访问、介绍文章的出版更是推动力量。产生时的中国特色，赋予了教研组织这种“舶来品”强大的生命力。由于违反经济规律，农业合作社早已不复存在，但缘于学习农业合作社的教研组，却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在中苏两国关系交恶、苏联教育理论受到种种公平和不公平的批评后，教研组织仍然能够长久屹立在中国本土。

事实上，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直至中期，教育界先后向苏联学过的东西太多太多，何止是教研组织！举凡学制年限、课程设置、教科书、教学活动、评价方式，还有红领巾教学法，工农速成中学，甚至中小学校舍的规划与设计……因为苏联小学年限较短，我国虽然大部分地区延续六、三、三，但也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小学五年、中小学八年一贯制等实验……因为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设了“综合技术教育”课程，我国在很长时期内也在中小学开设相应的课程；因为苏联教育学将教学过程划分为五个的基本环节，我国中小学也严格按照如此操作；因为苏联中小学普遍采用5分制，我国也将一直沿用的百分制评价改为五分制……，如此等，不一而足。如今回眸凝望，几十年过去，林林总总的“苏联经验”，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有些早已是昨日黄花，几乎被人遗忘，有些融入了新中国基础教育体制之内，生机勃勃。教研室便是其中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一项。简单地说，这些“搬来”的经验最终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还要取决于是否符合教育规律，取决于是否适合中国基础教育的“水土”。

时下，一些研究者将1954年的两个文件中的有关内容作为教研室产生的根据，有一定道理。不过，是否可以推翻我们所主张教研室“自下而上”产生的性质呢？未见得。所谓“自下而上”不仅是有没有提到那么简单，比如，文件并非专门就教研组织而发的，而是在“提高教学质量”“教育工作汇报”这样题目的文件“提到”而已，再比如，虽然提出了设立教学研究室，但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像具体职能、机构所属、组织定位等。最后，在中国特别重要的是，国家教育部固然下发了这样的文件，却并没有在自身设立这样的主管部门，如前所述，在国家行政机构普遍以“自上而下”方式建立的大背景之下，按照惯例，很难驱动下级教育行政部门就此有建立专门机构的行为。

在此，上述文件中同时提到的另外一个部门可以作为颇富参考性的旁证。《关于教育工作汇报会的通报》中，除了提到了教研室之外，还提到了“加强视导工作，有计划地培养视导人员，建立视导机构和视导制度”。^[23]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机构中设立了视导司，此外，部内其他各职能司局也设有兼职视导人员。随之，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均设立视导员，与教育部一样，既有专职也有兼职。^[24]1953年教育部还曾经就视导司工作做过规定，此后没有看到教育部视导司单独下发的文件，也没有看到地方这一部门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痕迹，似乎视导机构不复存在。^[25]据说，“由于独立设置的视导机构和人员，往往不熟悉业务主管部门处理问题的详情，不能与业务部门密切配合，便取消了独立的视导机构和人员，把视导工作交给职能司、处去负责。”^[26]虽然没有看到文件要求各地取消，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不存在视导机构是事实。

1983年7月，在全国普通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出台《建立普通教育督导制度的意见》，提出县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都要设立督导机构。1984年8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设视导室，负责巡视、检查和指导帮助全国各地的普教工作。这时，仍然没有看到各地有“成立”的动作。1986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人事部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办发（1986）69号文件】，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基础教育督学（视导）制度。国家和地方逐步建立基础教育督学（视导）机构”。1986年10月，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视导室更名为国家教委督导司。^[27]“自1986年以来，建立了国家、省、地、县四级教育督导机构，网络逐步建立。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部成立了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室）。98.5%的地（市）级建立了教育督导机构，其中91.1%是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全国共有2716个县建立督导室，其中人民政府称谓的占82.7%。”^[28]

可见，1954年《关于中学教育工作汇报会通报》提出了建立视导机构，并且率先在教育部成立了视导司，于是，各地也设置相应机构。教育部取消视导机构，各地随着取消。而重提恢复视导机构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仍然慎重观望。1986国家教委督导司成立后，各地便雷厉风行地恢复了四级督导机构，据称只用了两年左右时间。这就是说，某个职能部门的建立，专门文件、一般地要求并不是足够的条件，上级主管部门本身的机构设置才是更直接、更强大的作用。

当然，视导也罢，督导也罢，本身是教育行政部门组成部分，与教研室的事业单位身份有所区别。但道理一样，只要看看各种教育事业单位如考试中心、电大成大、电教中心等，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特色均痕迹鲜明。相比之下，教研室在至今没有上级主管部门的条件下，产生并且普遍、长久地存在，不能不说是个“异数”，是非“惯例”。仅仅用有关文件中“曾经”提到，并不能够完全解释。同一文件中并列地提到视导与教研室，前者很快难以为继，后者则稳定发展，结果迥然相异，如果不是理性、自觉的选择、如果没有来自实践的强大需求，便很难解释。至于其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强势”地位，就更需要充分地研究才能够说明，如前所述，“足够”的合理性应该是教研室产生与存在的最深刻、根本的原因。

言归正传，虽然教育部没有成立主管部门，教研室还是在中国各地建立起来。如同许多资深教育工作者的回忆，“文化大革命”之前，教研室在我国各地已经普遍存在。十分幸运，一份20世纪50年代的材料为这种说法提供了支持。

1958年，《安徽教育》第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为“芜湖县文科教研组”的文章：《骆村学区的民办小学联合教研组》，原文如下：

芜湖县骆村学区的小学教育工作，在当地党政的正确领导下，由于乡社干部和教师的积极努力，在4月1日的一夜之间，办起了十七所民办小学。教师十七名，其中初中毕业的三名，初中肄业的七名，高小程度的七名。他们对教学工作的基本知识懂得很少，不晓得怎样上课，教学效果很差。中心小学为了帮助民小教师解决教学工作中的困难，提高教育质量，除号召公小教师和民小教师交朋友，强调公小教师以带徒弟的方式加强就地辅导外，并及时地成立了民小联合教研组，加强教学研究活动，由中心小学校长担任组长。

民小联合教研组根据缺什么学什么，教什么研究什么的原则，通过讨论研究，确定从第八周起到学期结束止，开展八次教研活动。活动有学习、问题研究、观摩、评议总结等，有机地结合进行。每次活动前，组长先做好充分准备，深入各个民小听课，从中找出问题以便提出研究指导改进。活动后做出小结，使教师得到正确认识。现将该组活动计划介绍如下：

续表

拂去岁月的厚厚蒙尘，这则报道告诉我们一些确切的信息：

第一，文章署名“芜湖县文科教研组”，可以推想，至少一定还有“芜湖县理科教研组”，足以证明，在50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县一级教研室已经存在。当然，名称与后来通用的有差异。

第二，当时的教研组，主要任务就是指导学校教学，这篇由县教研组署名的文章，所陈述的主要内容便是如何帮助在大跃进背景中仓促上马的学校开展正常教学。

第三，当时的教研活动方式，与今天十分相似，如讨论教学方法的选择，开展示范课和观摩课，讨论学生的巩固复习等。

有研究者考据，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成立了一批省级教研室，以上海市最早，1949年，其余从1953—1956年，浙江省、贵州省、河北省、辽宁省、湖南省、山东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也分别成立了省级教研室。有些省的教育行政部部门还印发过“教学研究工作条例”之类的文件。^[29]但据多方了解，这个时期省级教研室并未在全国普遍建立。

可惜，有关“文化大革命”之前教研室的资料所见甚少。意外的是，在搜寻线索过程中却柳暗花明：甚至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教研室竟然也没有完全消失，仍然顽强地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北京市某区数学教研员（GZ，2008）如是说：

GZ：从历史上说，教研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

我：70年代有吗？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之中啊。

GZ：有。

我：您确定吗？

GZ：在海淀1971年肯定是有的。

我：那时候叫什么名字，进修学校？

GZ：就叫进修学校，一直就有。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有呢，主要是基于历史原因，那个时候教师的学历水平不够，必须进行在职教育。而在职教育当时又没有相应的基础，为了解决教师在职过程中的教学问题，必须要找一些很有教学经验的人组成这么一个班子，去指导这些教师的教学活动，进修学校担负的其实就是这个任务。

我：那个时候北京市别的区呢？

GZ：好像都有，海淀区在“文化大革命”前有教研室，每个学科有个教研室，后来“文化大革命”冲击瘫痪了，1971年开始恢复，就这么一直延续下来，它解决的问题呢，主要是解释教材，组织教研活动，有关教材的认识啊等。至少到90年代中期之前，都是这样。

一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参加工作的教师（XG，2008）表示，那时的确参加过教研活动。

“记得参加工作后也有进修。好像是每周一次，上大课那种，我们是到海淀进修学校去。叫什么、是不是教研室组织的记不清了，但那种活动与后来的教研活动基本相似，只是没有那么正规，去不去也不那么严格，自己决定吧。当然我们还是去，本来学的东西少嘛，还是希望能够有点提高、收获。”

顾泠沅先生对那个特殊时期教研室的存在也给予肯定。

我：顾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您已经工作了吧？

顾：我在1967年工作，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我：就直接到青浦了吗？

顾：对，

我：那时候青浦县有没有教研室？

顾：有的，青浦县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之前是有教研室，“文化大革命”初期断了，后来又有。（2008年4月12日访谈）

北京市某教研室原领导（FH，2006）回忆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教研室成立时则说：

“1986年，当时的北京市教育局长宣布组建北京市教育局教学研究部，任命我担任主任，拨款20万元作为经费。办公地点在宣武门附近，就是今天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所在地，成立了教育学院二部，就是北京市教研室前身。”

全国情况自然各有差别，从整体上可以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之后，教研室在中国基础教育系统中一直存在，但普遍、完备的程度远不及今天。最大的中断在是“文化大革命”，但即使那时也并未完全消失，在部分地区，大约是最为混乱的时期过去之后，以“复课闹革命”为旗帜恢复起来。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之间，是不可能正常开展活动、更不可能真正发挥指导教学的作用的。不过，迄今所了解的情况，多半只能证实县（区）级教研室长期存在，也未必使用教研室名称，有人称大多附属于教师进修学校之中。至于省级教研室，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普遍建立的。前述北京市教研室原领导谈到改革开放后情况时也是用的“组建”，而不是“恢复”。

[1] 钟作慈.对充分发挥教学研究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的重要作用的几点认识[A].梁威主编.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新时期教学研究工作的继承与创新[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34.

[2] 王洁.教研员要和教师共同行动学习——基于实践角度的分析[J].人民教育，2008（19）.

[3] 凯洛夫.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4] N.A.凯洛夫.关于苏维埃教育科学的现状和任务[J].人民教育，1955（9）.

[5] 凯洛夫.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476.

[6] 董绍才.基础教育教研室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山东的案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7]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936.

[8] 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

[9] 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第2卷 综合技术教育和中学各科教学）[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44.

[10] 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第1卷 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及教育行政领导和师范教育）[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45.

[11] 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第1卷 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及教育行政领导和师范教育）[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52.

[12] 同上，第45页

[13] 同上，第53页

[14] 中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报告集（第1卷 赴苏访问考察的总报告及教育行政领导和师范教育）[R].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53.

[15] 同上，第52-55页

[16] 同上，第55-57页.

[17] 董绍才.基础教育教研室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山东的案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18] 梁威主编.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新时期教学研究工作的继承与创新[C].北京：同心出版社，2003：序言1.

[19] 《中国教育事典》编委会.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Z].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204.

[20] 同上，第205页.

[21] 《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第206-207页.

[22] 董绍才.基础教育教研室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山东的案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23] 《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第206-207页.

[24]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76.

[25] 国家教育督导制度简介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视导工作[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901/200506/8060.html.

[26]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176.

[27] 国家教育督导制度简介之二 教育督导制度的恢复重建和法规建设[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901/200506/8061.html

[28] 国家教育督导制度简介之三 督导机构和督导队伍[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901/200506/8062.html.

[29] 董绍才.基础教育教研室制度创新研究——基于山东的案例[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