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几点影响

浅析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几点影响

周彩艳

（子洲县第三中学，陕西　子洲　718400）

【摘要】朝鲜战争是世界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战后世界格局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而对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新生之初的巨大挑战。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与朝鲜军民一道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大幅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也使得中苏同盟关系更加紧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则进入几十年的冰冻期；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却失去了统一祖国的历史时机，因此，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　中美关系　中国人民志愿军　当代台湾问题

一、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外交和国际环境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虽然早早确定了联苏抗美的“一边倒”方针，但是作为美、苏双方，仍然都希望把新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至少不要与对手靠的太近。

早在1949年1月，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就采纳了其国务院政策司提出的《重审并制定对华政策》备忘录的建议，其中就提出：“尽可能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政治、军事附庸”。到2月4日，杜鲁门总统正式批准落实上述备忘录时，更明确指出应“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胜”的政策改为“尽一切力量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在这个时候，美国显然还希望中国共产党投入自己的怀抱。

1949年6月，司徒雷登请求时任中共南京政府外国侨民事务处处长的黄华帮忙联系，希望到北平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面谈。对此，中共中央曾复示黄华，司徒雷登可以通过非官方联系去北平，其希望与当局面晤亦有可能，因为此二事均为司徒雷登提出，绝非我方邀请，这一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美国以宣传借口；并且决不许司徒雷登乘美机赴北平。此事后因美国政府担心司徒雷登北平之行“可能提高中共威信”和造成美国即将承认新中国政权的错觉，指示司徒雷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从此事可以看出中美双方的反应，此时中美之间并没有太多信任，这在当时全球进入冷战、意识形态矛盾尖锐的大环境下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中美双方都没有堵死交往的大门。

一直到1950年，在毛泽东访苏、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美国依然没有彻底放弃拉拢中国的想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3月15日关于对华政策的讲话中表示：“中国不是应该从苏联而是应该从美国得到贷款援助，不过中国必须不抱敌意，保持昔日的中美关系。”必须承认当时中国国内从中共高层到普通民众都存在着反美情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二战后扶持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而造成的。艾奇逊的讲话并不代表着美国愿意帮助中国，相反，其“保持昔日的关系”才是重点，因为美国始终不希望放弃从蒋介石那里得到的在华特权和巨大利益。在中国内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中共与美国之间始终有着一些间接的联系，但因为双方各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巨大鸿沟，中美关系在总体上是越走越远了，但是双方始终又都留有退路，而没有把话说绝。

从1949年中国内战进入最后阶段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脉络上分析，双方虽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接触，但对于改善关系都是抱有希望的，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彻底切断了中美关系发展的一切可能。在开战之前，虽然美国人是心怀不轨的在向中共接近（对于这一点，中共领导人也始终是清醒的），同时也因为美国还没有下决心放弃国民党政权，更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双方之间还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完成对全国的统一、彻底灭亡国民党政权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甚至成为现实的时候，中美关系是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的。因为中共始终坚持的原则是美国首先断绝与国民党政权的一切联系，而当国民党政权不存在的时候，这里也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并且考虑到1949年黄华在与司徒雷登的会面中曾表示，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情况下，中美可以进行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与英国等国建立非正式外交关系的实例也说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之间并没有绝对的矛盾，在外交上更是可以运用灵活的手段。所以，中美关系是可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第七舰队6月27日进驻台湾海峡，双方进入敌对状态，发展关系已经不现实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也使得西方阵营各国不敢与中国靠的太近，从而进一步恶化了新中国所要面对的国际环境。

但是对于中苏关系来说，抗美援朝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意义。战争中建立起的实质上的盟友关系，巩固了中苏同盟关系，也打消了之前苏方由于不了解而对中国共产党产生的一些误解。毛泽东在1956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代表团时曾说：“当时，曾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从何时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国之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战争期间和战后，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不甚积极的态度，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对中国初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大有帮助。

除过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影响，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的勇气与力量，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东亚病夫”的形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他本人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汉语。

二、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影响

“二战”结束时，中国是作为战胜国在合约上签字的，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并没有赢得从盟友到对手的完全尊重，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世界才真正承认，中国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之一。战争期间的美军和战后编写的美国陆军官方战史都认为，志愿军“有着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有“吃苦耐劳精神”，“智勇双全”，“在没有联络飞机和通信设备很差的条件下，面对‘联合国军’的空中优势和联络飞机，仍然成功地实施了他们的防御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战史认为，如果用它自己的战术和战略标准来看，它也是一支第一流的军队。但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获得声誉。

首先，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直接交锋，极大的锻炼了军队作风和战斗力。战争，首先是人的战争，军人在战争中表现出如何的精神力量，直接影响着军队的战力。刚刚经历了国内解放战争的人民军队在与“联合国军”的较量中，充分表现了作战顽强、纪律严明的传统作风，涌现出如黄继光、邱少云等一大批战斗英雄。先后入朝作战的志愿军陆军共有79个步兵师，16个炮兵师，10个坦克团，10个铁道兵师，按照1952年人民解放军定编的部队计算，分别占总数的73％，67％，55％，100％。空军有12个航空师参战，占航空兵的52％。加上入朝担任后方支援的第25兵团4个师等部队，连同战争进行中陆续补充的兵员，志愿军参战人员共达到200万人以上。因此，虽然中国政府并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实际上却以轮战方式投入了自己的主力部队。大批主力部队通过实战得到了最好的锻炼，而装备上的差距，使得战争对志愿军战士而言尤为残酷，但残酷的考验更能锻炼战士的斗志与作风，对人民解放军优良作风、强大战力的形成有着巨大的推动力量。

其次，在战争前期和进行中，大批苏援武器陆续装备志愿军部队，加速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步伐。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其中大部分装备是有偿提供的，这一时期中国欠苏联的军火费为30亿人民币，占整个50年代中国对苏债务的一半以上），中央军委着眼于现代化战争的需要，确定了“边打边建”的方针，在战争急需和苏联提供大量技术装备的条件下，通过实战锻炼建设新中国的新兵种，这不仅对保障战争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使人民解放军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水平有了一个极大的飞跃。军队进入现代化战争的主要标志，是单兵种作战到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转变，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军队真正完成了这一转变。从步兵到炮兵、装甲兵、空军、后勤部队，新中国的各兵种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较大发展，其中空军和后勤部队的发展尤为突出。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时，空军仅有3个旅，而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建立起23个航空师，拥有飞机3000架，作战飞机数量仅次于美、苏两国，居世界第三位。朝鲜战场上的空战，是世界上首次喷气式飞机之间的较量，代表着当时世界空战的最高技战术水平。经过高水平实战锻炼的中国空军，积累了大量战术经验，迅速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空中力量之一。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于1951年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曾感叹：“中国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中强国之一。”中国后勤部队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极大发展，当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曾说过：“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此外，人民解放军全军18个坦克团中换装苏联装备的10个团都曾入朝作战，为中国装甲部队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最后，在这场代表着当时最高技术水平的战争中，志愿军在充分运用已有战术的基础上，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战术经验，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从志愿军入朝到1951年6月第五次战役结束，8个月的战略反攻中，志愿军基本沿用了国内战争中形成和积累下来的运动战方针，充分发挥机动灵活等优点，以夜间迂回渗透和包围穿插的进攻战略为主要作战形式，取得了前三次战役的胜利。随后通过第四次和第五次战役的实践，根据敌人战术的变化，对运动战的传统战法加以改进和发展，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原则。1951年6月至1953年7月，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志愿军所面对的是以前国内革命战争中没有过的阵地战，阵地战不仅包括通过防御守住阵地，还要发动攻势夺取敌方阵地，成功的消灭敌人。这一变化对志愿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最终的结果证明，志愿军在阵地攻防战中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这也代表人民军队在现代战争中的战术水平的提高。在战争期间，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志愿军在一些战役的制定上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单从战术执行的层面讲，志愿军的作战始终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联合国军”第三任总司令克拉克将军认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对手”，把一个由各野战军“拼凑”而成的、有很多弱点的志愿军带的很好。

虽然人民军队在这场战争里得到很大的锻炼，但是决不应忘记，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以数十万志愿军战士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参考文献

［1］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周宇豪.利益攸关：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未来［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

［3］陈新明.三八线的较量：朝鲜战争与中苏美互动关系［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4］［美］J.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谢亮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5］金春明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6］［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M］.孟庆龙，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8］余雁著.五十年国事纪要军事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