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可靠的科研支撑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的共同影响，全球气候正经历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并且已引起了国际社会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政府间气候变化组织。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围绕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和适应对策进行跨学科联合研究将是国际上相关研究领域的必然发展趋势。

政治上，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日趋复杂，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演变成为一项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我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我国面临的减排压力日益增长。旨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为缔约各国设定减排目标的《京都议定书》并没有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纳人其中。但随着第一承诺期在2012年到期，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求将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纳人减排体系的呼声高涨，就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向我国政府不断施压。

经济上，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为契机，通过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加大技术创新投人，以期在未来的产业竞争和新技术革命方面抢占制高点。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另一方面也积极转人低碳经济的发展轨道，力争与发达国家争夺未来谈判空间和话语权。

科技竞争上，雄厚的气候变化研究基础和高素质专业化的研究队伍能够为国家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工作的各国代表团成员来源广泛，包括政府官员、气候变化领域知名科学家、科研机构研究人员。以美国、欧盟为主的发达国家代表团成员数量庞大，学术水平及专业素养较高，在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众多国际知名的气候变化智库及研究小组都依托大学设立，如哈佛大学国际气候协议项目、麻省理工学院全球变化科学和技术联合项目、剑桥大学气候变化减缓研究中心、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和东英吉利亚大学气候研究小组等。这些智库不仅提升了所依托大学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科研实力，而且为国内及国际上的气候变化认知，气候变化适应、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决策制定、政策实施等提供了可靠的科研支撑。同时，这些智库还积极参与到国际气候谈判、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评审和撰写工作，进而影响到国际气候谈判和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剑桥大学气候变化减缓研究中心的Barker Terry教授参与了IPCC第三次和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撰写和评审工作，Yongfu Huang博士参与了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三工作组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风险以及不同减缓方法的成本收益分析工作。

我国存在生态环境脆弱、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等基本国情，这决定了中国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如今气候变化对我国农牧业、森林、水资源等领域均已产生明显影响。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等也急剧增加，这使得我国在相关气候变化进程中经常承受巨大的压力。同时，我国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参与国际谈判和履行国际责任也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及其影响、相关应对措施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虽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起步较早，但大多局限于科技界学者个人参与的层面，整个国家学术界强劲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很不充分。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并非是我国科学家群体认知的问题，而是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上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各相关部委及学术团体之间也缺乏协调和常规的交流机制。因此，建立国家跨部门的专门组织和协调机构，是更好地为政府今后在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国际对话和国内决策提供最有效和全面科技咨询依据的最有力保障。

国外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由于成立时间较早，涉足气候变化领域时间较长，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完善的配套学科建设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且通过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参与国际性论坛、学术会议，以及投身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编写IPCC报告等，不断提升其科研水平和国际化影响力。与之相比，我国现有的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研究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较少，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IPCC报告撰写等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的是通过与国际知名研究机构设立合作研究中心方式增强自身科研实力。因此，通过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建立，能够更好地实现“整合国内力量，共享国际资源”的目的。同时，建设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开展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将是一次气候变化研究国际合作模式的积极尝试，也是推动高校之间开展气候变化跨学科研究、培养新的学科增长点方面所做的重大尝试，能够为我国尽快提升全球变化研究能力、争取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利契机。

具体来看，与世界范围内同类型的、知名的、高水平的智库相比，我国现有高校气候变化研究机构在科研实力、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服务社会以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差距。

（1）科研实力：纵观国外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等，都是建立在所依托高校的优势学科和核心研究领域基础上，结合已有成果，逐步形成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核心优势。其研究人员拥有在高水平的国际期刊、国际会议上发表高质量论文的能力，研究成果成为政府在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国内研究机构由于成立时间短，在这些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与国外同类机构差距较大。

（2）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从上述对国际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的主要特点、研究特色等发展概况及经验的调研结果分析来看，与国外这些智库相比，我国高等院校设立的一些气候变化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工作主要依靠所涉及学科单独完成，尚缺乏对气候变化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的长远建设规划，不利于气候变化领域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北京大学开设的“贝迩绿色示范课程”是建设气候变化综合学科的有益尝试和积极探索。但总体上看，与国外同类智库的差距比较明显。

（3）服务社会：我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提升社会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将作为今后气候变化社会服务领域的一项重点工作，鉴于高校在知识传播与普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必然要在这项工作中承担重要职责。然而，目前国内的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研究机构在科普方面的工作尚不完善，甚至有些机构并没有将公众宣传作为一项工作重点。反观大部分国外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机构都将为社会公众提供气候变化知识、提升其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认知作为长远的工作目标，往往通过公益性讲座、免费在线视频点播、宣传册发放等方式服务社会，并鼓励公众参与本国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

（4）国际影响力：大部分国际知名的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通过源源不断地为本国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气候变化领域的科学研究报告及重要数据，使其成为支撑本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专家智库和支撑平台，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在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的撰写、评审等工作中，这些智库的重要专家学者的身影同样随处可见。同时，国外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智库还通过在国际知名的气候变化领域重要学术期刊、学术会议上发表科学研究成果，不仅展示了其科研成果，而且为提升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而与之相比，我国现有的大学设立型气候变化研究机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成果较少，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IPCC报告撰写等尚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参与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撰写的中国作者数量较之第四次评估报告的人数有了一定增长，由第四次的28人增加到了第五次的48人，但作为IPCC的主要作者召集人和主要作者所占比重仍有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