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我随四野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战火的熏陶，不仅激发了我创作的灵感，也丰富了我的生活体验。
1949年5月，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南下[8]。河南商丘的黄河上，第一次出现一座一千五百米的大浮桥。这座大桥，用千百根缆绳，将四十四条黄河大船连在一起，紧紧绑在沙滩的无数木桩上。我大军骑兵、炮兵和步兵，在两岸夹道欢迎的人群响雷般的掌声中，跨过大浮桥。我随部队过桥，又激动又自豪。当晚，给新华社发了一篇通讯：《横跨黄河天险的大浮桥》[9]。过了黄河，四野宣传部住在开封，我对这座古代的“东京”心仪已久。闲空之时，不免要游览一番。看了相国寺中的铁塔，想起南曲中有关开封府的许多故事，想起包公断案的许多传奇。
大军打过长江，四野司政机关进入武汉三镇，成立中南军区。我随大军到了汉口，在战士生活社编《战士生活丛书》。工作之余，我写了《白骨山》和《翻身姻缘》等长诗，在当地报刊上发表。同时将战争中一些短篇小说和战地通讯，集结交上海和汉口一些出版社出版。
在我编辑的《战士生活丛书》首页，注明要读给战士听。因为，尽管出的是通俗读物，绝大多数不识字的战士，也无法阅读。我在北平写《沉冤记》说唱词，就注明可以改成“大鼓”“武老二”等形式，演唱给战士听。出于同一理由，我写了话剧《糖衣炮弹》[10]交给中南军区文工团（战士剧社）演出。
武汉是“二七”铁路工人反对军阀吴佩孚大罢工的发源地，我到“二七”机车厂访问，写了《八一号机车》等文章，在《长江日报》上刊出。
9月初，子弟学校从天津一路追随四野南下的脚步，抵达湖北汉口。年底由长征老红军王长德（谭政夫人）同志任校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军区决定学校撤离城市，一部分撤到武昌东湖地区，一部分迁到江西庐山。冷克带着幼儿园的孩子们从武汉撤往庐山。
随着全国解放，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部队里也出现了一些利用职权、私自出卖上缴的战利品，以及出售公家的汽油等谋取私利的行为。1951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冷克与张淼洪同志（时任幼儿园会计）一起反映“某些”人谋取私利的情况，遭到迫害审查。当时的校长王长德明察秋毫，一脚踹开审查室的大门，将冷克“救”出来，并及时向上级领导反映，才得以解脱，但当时怀着的小儿子家茄却因此早产。冷克自14岁参加革命，一直受党的教育，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因为这件事，她被迫离开了子弟学校。1952年，调到中南军区部队艺术学院，任办公室主任。几十年后的事实证明，“某些人”不仅是真正的三反分子，也是“文革”中“四人帮”和林彪的干将。老红军王长德同志，一生耿直，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而汗后，她大笑而逝去，何等的痛快，酣畅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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