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全国老百姓都不知道邓小平有一个叫卓琳的夫人。
或者谁也不知道邓小平的夫人是谁。
那个年代,中央领导夫人的名字,与其单位、工作性质均属保密范畴,老百姓不敢也不会去随便打听,事实上也打听不到。见诸报端的几个夫人是刘少奇主席的王光美,周恩来总理的邓颖超,陈毅副总理兼外长的张茜。毛泽东主席夫人江青也只是“文革”前后由造反派文人及红卫兵的宣传,“普及”到老百姓眼中与嘴里。“蓝萍”这个名字,绝对“犯忌”。一些“海派”文化人“口口相传”,那绝对是“秘密”与“神秘”。知道“蓝萍”身世的文化人,在“文革”中不是落难就是隐名埋姓把自己深藏起来。
卓琳为人低调,从不抛头露面,她多次拒绝担任公职,她只本本分分地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协助王瑞林秘书为邓小平服务。她永远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当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她依然低调行事,默默无语。
1969年的金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庆典的日子,如果没有发生“文革”,一定会举行阅兵式。
1969年的金秋也是邓小平、卓琳夫妇结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子,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会不会回忆起在延水河边新婚的那个金秋日子?回忆婚后十年、二十年的纪念日子?
那是一个没有浪漫的寒秋,是中国许多夫妻处在生死离别、家庭处在支离破碎的年月。
批判升级后,邓小平对卓琳和孩子们说:“如果我的处理是人民内部矛盾,家庭关系可以保留,如果是敌我矛盾,可以断绝关系。”
邓小平不想牵连风华正茂的孩子们。
邓小平爱妻子,爱孩子,深深地爱着这个家。
30年前,经人介绍,卓琳认识了邓小平,邓小平认识了卓琳,他们便有了这个家,有了这群孩子。
用当代年轻人的话说是“缘分”。缘来花开,缘去花落。是偶然,也是必然。
1939年8月,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要去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暂时告别太行山,告别师长刘伯承。
到延安后,他和红军时代的老友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邓发知道他还是独身,古道热肠,一心一意要帮邓小平找个妻子。
结果找到了一个23岁的姑娘,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名字叫卓琳。
卓琳不姓卓,姓浦,是云南省宣威人,父亲浦在廷是当年云南的著名实业家,是闻名海内外流传至今的云南火腿公司的创始人,在国内外设有26个子公司,产品除行销香港、澳门、东南亚外,还远销日本、德国、法国、巴拿马。
孙中山为鼓励他在发展民族工业上的成就,亲笔提字:“饮和食德。”
他有三儿四女。长子派到广州开拓业务,参与军务,是父亲的左膀右臂;次子送入黄埔军校读书,为一期学员,毕业后任连长,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三子赴日本留学,回国后经云南同乡郑易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除大女儿早就嫁人外,三个女儿分别叫浦黛英、浦石英、浦琼英。
浦琼英就是后来的卓琳,改名是她到延安以后的事。
就在浦在廷人生达到最高点时,突然跌下,进入低谷。
浦氏家族是一个大家庭,到了浦琼英这一辈,光是叔伯姐妹,女孩子就有十三个,浦琼英排行十三,是最小的。在她的上面,有数不清的姑姑婶婶姨姨姐姐。
像巴金小说《家》《春》《秋》中描写的一样,浦氏家族的妇女,生活在封闭的封建囚笼之中,生活不能自立,婚姻不能自主,即使是终日享受荣华富贵的女人,也只不过是父亲、丈夫、儿子的依附品。
不过,浦在廷思想开放,浦琼英和她的两个姐姐,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
父亲带她们到昆明上学,她们接触到了更多的新鲜事物。
先是进入昆明市第十五小学,两年后考入昆华女中附小,尔后进入昆华中学。
昆华女中音乐课老师是一位女教员。她在上完音乐课之余,常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宣讲耕者有其田的革命道理。她的宣传与鼓励对于成长过程中的浦家三姐妹有着深深的影响。
有一天,这个女教员被捕了,铐着手铐脚镣的女教员,在押赴刑场的道路上,一路慷慨悲歌,一路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她那大义凛然的形象,那英勇赴义的场景,震撼着每一个学生的心,也给三姐妹心中深深地打下了磨不去的烙印,她们下决心要走出云南,要让自己的青春像这位女老师一样。
当时的云南执政者龙云先生在学校大力推广体育,浦琼英特别热爱运动,在昆华女中运动会上获得短跑第一名。
1931年,北京要举办一次全国运动会,各省挑选选手参加,浦琼英成了云南省代表队的成员,是少年组六十米短跑的主力。
九月初,代表队25人从云南出发。那时交通闭塞,到北京的路要经香港。他们从昆明到越南海防,再从海防乘船到香港。抵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迅速占领了我国东三省,运动会停办,云南队只好折回。
大部分人要求按原路返回,浦琼英却提出到北平念书的要求,她想圆自己的梦,到北京读大学的梦。她写信给哥哥,表达了不回去的决心。她的选择终于得到了家里同意。
一个15岁的少女就这样离开了家,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走出闭塞的云南。她坐船到上海,在上海找到他哥哥的入党介绍人郑易里,在郑易里的安排下,她顺利到达了北京。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她考入了北平第一女子中学。
浦琼英聪明颖慧,活泼开朗,在一女中,她结交了很多女友,有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张瑞芳,成为陈云夫人的于若木,成为胡乔木夫人的谷雨,浦琼英还和张瑞芳同台演过戏,张瑞芳演丫头,她演小姐。
那时候家中每月给她汇去50块大洋的生活费(卓琳的二姐回忆是30块),优裕的经济条件使她可以去郊游,去茶馆,去听戏。她爱上了京戏,生活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过这种日子,正是她少年时的向往,青春的梦。
最美丽的梦是进北京大学。为了复习好功课,她天天去北平图书馆抢位子。就像今天的大学生晚上在教室里抢座位一样,找到一个好位子,一天都舍不得离开。为了与这个好座位相伴一天,每天一大早,她会自带馒头和水,在这个座位上度过一天的读书时光。
她最先选择的是燕京大学生物系,打算毕业后再考协和医科大学,她从小就有当医生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结果物理系一考即中。
她是那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唯一的女同学,也是女一中唯一考取北京大学的学生,还是云南省第一个考上北平名牌大学的学生。 按现在的称呼,她应是云南的“女状元”,是“女学霸”了。
在考取北京大学的成绩中,她的化学成绩比物理分数高,老师动员她上化学系,她还是选择了物理系。这一选择,决定了邓小平家三个孩子后来都成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
她的奋斗、她的成就让两个姐姐十分振奋。黛英和石英也决心告别昆明,她们辗转上海,奔向北平。
三姐妹分别了五年,终于相聚了,相聚是短暂的,欢乐是即逝的。国破世乱,她们又将面临新的选择。
两个姐姐来后,浦琼英为她们租了一间房,找了同学为她俩恶补了功课。
1936年12月9日是北京“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在去年的这一天,浦琼英和北平市数千名学生一样走上街头,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喊“不当亡国奴”的口号,游行归来,浦琼英觉得自己是一个革命者了。
这一天,三姐妹们一起来到景山集会,她们用歌声表达了悲愤,发出了呐喊。她们都明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快,大姐浦黛英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她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去延安。
抗日战火四起,北平越来越乱,摆在卓琳和三姐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去西安上联大,二是回云南上联大,三是去延安与大姐会合。
第二条属最佳选择,可以“啃老”,可以与父母享受天伦之乐,找工作还有“背景”。
第一条有点机动性,读完学业,北可去延安,南可以回家,中留守西安也行。
第三条有点玄乎。
浦石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心脏扩大,行动已十分困难。浦琼英两年前患了肺病,还去南京住过院。
两人却偏偏选择了去延安。这个选择,充满了风险,是一条不确定之路。
琼英劝石英不要去,延安条件差,生活苦,她一个人去。
浦石英说,我就是爬,也要爬到延安去,就是死也要死在延安。理想论者可以这样说,是信念给了她们决心,目标给了她们信心。当代青年也会有人说,她们脑残,脑子里灌了水。
从北平到延安并非一帆风顺。第一站要先到西安。战事频繁,社会混乱。此路不通,她们只有转道。
这次绕道要从北平到天津。尔后,从天津坐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济南,从济南乘火车去西安。
老天不负有心人,顺利到达了西安,又顺利找到了驻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姐妹俩都顺利考取了延安办的陕北公学。
最后一站是延安。西安到延安一般要等便车,大家没有耐心,青年学生大都是靠步行。她俩也决定走,走到延安去。在路上石英心脏病犯了。
两人一条心,扶、背、驮什么方法都用了。最后,好不容易雇上了一头陕北小毛驴,驮着石英,一步一步,走了七天七夜,终于到达了延安。只有置生死于度外的人才有这样的勇气、胆量和决心。
终于看见了宝塔,看见了黄土高坡上一孔孔的窑洞。
在这里,浦家两姐妹听见了高亢豪放的陕北民歌,看见了威武英勇的八路军队伍,更令她们高兴的是,见到了姐姐浦黛英,她已经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切耳目一新,一切令人精神振奋。
姐姐告诉两个妹妹,她已把黛改成了代了。她不愿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时,与哭哭啼啼的林黛玉联想到一起。
石英觉得很新鲜,也把自己名字改了,从母姓,她动作一向缓慢,用“迅”作名字,督促自己到了延安行动再不要拖拖拉拉。
浦石英遂变成了雷迅。
浦琼英还是用本名进了陕北公学。
1937年9月刚刚成立的陕北公学,是为了培养干部在延安建立的一所学校,专门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在这里,学员们要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群众运动等课程的教育。妇女运动这门课,由著名妇女领袖蔡畅亲自讲授。
学习时间很短,三四个月后,浦琼英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的图书馆,浦石英因身体不好,暂时分在小卖部。
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总会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浦琼英是一个天性活泼、聪明好胜、很有个性的姑娘,她总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要先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姐姐代英第一个写入党申请书,最早入党;三姐石英第二个写入党申请书。琼英本想先当几年“民主人士”。结果,一位老乡和姐姐聊天的话,触动了她年轻的好胜心,改变了她的想法。
延安的周末会放假,星期六,云南同乡张煜约琼英、石英散步闲聊。
张煜对石英说:“十姐,你可以写入党申请书了。你一写申请,肯定能通过,不像小琼英,她还差得远呢。”琼英听了,很不高兴。她想:本来我就没想入党,只想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努力,入党给你看看!
浦琼英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从此她开始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工作积极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在陕北公学毕业时,组织上给琼英的评价是:自由散漫,组织纪律性差。工作后,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改变了人们对她的印象,她写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入了党。由于她表现出色,领导还专门安排她当了陕北公学学员十三队的队长。
浦琼英还是一个敢说敢为的人,自己入党了,见姐姐石英,也就是雷迅仍然没有入党,感到不理解。她决定去找陕北公学的党委书记周纯全了解情况,周纯全书记说:“要说品德,浦石英同志确实不错。但她为人太老实,入了党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浦琼英听了,觉得这个解释好不能接受,就和他理论:“为什么老实人就不能入党?她参加革命最坚决,要求入党也很积极,思想觉悟比我还高,不发展她入党,没有道理。我不相信入党的条件里,有老实人不能入党这一条。”年纪轻轻的蒲琼英据理力争,和周书记进行了几次争论后,大家认同了浦琼英的建议,同意将石英入党申请书拿出来讨论,进行表决,结果一次就通过了。由这两件小事,可以看出青年浦琼英是何等的好胜。
浦琼英的灵活、好胜、能干很快被领导发现,认为她有进行敌后秘密工作所需要的各种长处,决定把她调到特训班加以培训,准备以后派到日本占领区,也就是敌后,去从事抗日工作。
训练班安排的课程有骑马、摄影、射击等等。
浦琼英调进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特别训练班学习。这种单位,这种工作,需要改名。从调动工作那天起,她就叫卓琳了,浦家姑娘浦琼英成了历史。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浦琼英只学过射击,骑马和摄影都未学成。
改变工作和改变姓名并没有改去她的活泼、纯真和天性。有一次开支部大会,支部书记讲话时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卓琳看了一会,忽然写了一张纸条,悄悄地递了过去。支部书记以为她要提什么问题,很认真地把纸条接了过去。他打开一看,那上面写的是:“你的字写得很漂亮。”支部书记马上板起面孔,说:“卓琳,这是在开支部大会,请你严肃点!”为此卓琳作了深刻的检查。
五十年后,又发生了一起向邓小平递条子的趣事。
那是1988年4月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要选举国家主席、副主席。邓小平投票后,回到自己主席台上的位子,点燃了香烟,吸了一口。
这时有张条子由台下依次往前,递上主席台给了邓小平。小平同志看到条子后笑了笑,把烟熄灭了。
后来了解到,写条子的人是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写的文字是: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
知道这件事后的卓琳不知会不会想起50年前自己也有过递小条子的趣事。这本是生活中的小事,两个年代,会有两种看法,两种处理方式。经历“文革”的中国,给邓小平递条子经报道后,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一张小小的纸条,一个小小的熄烟动作,竟展示了中国政治与中国老百姓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已是跳出趣事的趣事了。
训练班结束后,这批学员们没有分配到敌占区去工作。卓琳离开了图书馆,分配到延安保安处,每天的工作是将敌占区的报纸上的重要消息剪下来,分门别类地贴在各种本子上面,供首长参考。但到底给什么首长看,她不清楚。
因为是党员,因为在保安处工作,卓琳被人介绍,去认识一个人,一个从前线回来开会的人,这个人叫邓小平。介绍的人就是邓发。
在赣南中央苏区时,邓发是国家政治保卫局部长。
邓发对延安保安处,自然熟悉如家。他从中牵线穿针,卓琳就这样认识了邓小平,或说邓小平就这样认识了卓琳,曾经的一个叫浦琼英的姑娘。
那是战争年代,前方战事吃紧,谈恋爱容不得优柔寡断、沉吟不决,他们相识在8月,一个夏末的黄昏,他们举办婚宴在9月初的傍晚,从相恋相爱到结婚办酒,大概没超过30天,也算是当代人说的“闪婚”吧。
时间上有点“闪”,思想上、心理上双方一点都没有“闪”。可以说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第一次是介绍人委托了卓琳的好朋友来询问:“一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相中了你,想与你结婚。你是否同意?”卓琳明确回答说:“不同意!”第二次又来征求意见,卓琳回答仍然是不同意。不过多了点理由:“我年龄还小,我不想早结婚。”
卓琳有自己的想法。她听说,也知道,来到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大都是工农干部,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担心跟他们说不上一块儿。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用现在的话说,担心没有共同语言。在延安流传着一个知识分子皆知的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妻子说,哎呀,你看,今晚月亮多漂亮啊!丈夫说,有什么漂亮?我看不出来。使妻子好没趣。
卓琳的条件也不算高,就是希望能找一个知识分子。
邓小平心里有底了,他决定主动出击。两军交战勇者战,打仗如此,谈恋爱也如此,他向卓琳介绍了自己的情况,从四川到上海,从上海到法国,从法国到苏联,又回国。他坦诚地告知自己有过两次婚姻。卓琳没有拒绝,也没有应诺。
邓小平决定再次登门,这次谈的是希望。
邓小平没有把自己的“海外生活”瞎吹一番,老实交代只有“初中水平”。但是,他会努力提高自己。他爱书,爱读书。
卓琳边听边感觉到这个人还可以,有点知识,是个知识分子。至少是坦诚老实的人。以后的近六十年的风雨人生完全见证了这位“知识分子”的情怀。如此深厚,如此凝重,至今难以言说。
1939年9月初的一个傍晚,在延安,在杨家岭,在毛泽东的窑洞前,举行了婚宴。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人,能来的都来了,毛泽东和夫人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博古、李富春和夫人蔡畅等。
秋夜月圆,星光灿烂,微风阵阵,酒香醉人。
两对新人,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孔原和许明。延安摄影师为他们留下了幸福的一瞬间,在人生道路上他们又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婚宴上,没有穿西装的司仪,没有化妆的伴娘,新郎和客人都是穿着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膝上打了补丁的裤子,脚穿布鞋。
婚宴桌上没有山珍海味,没有名酒名烟,桌上是金色的小米饭、大豆和玉米,自己种的蔬菜。
所谓桌子,是由门板搭成的。夜里,可能是床板;白天,可能是门板;来了客人,就成了搭桌子的木板,这也是当年延安摆宴的特色。
邓小平不善饮,在大家眼里,那天竟也被客人灌了一瓶。事后,刘英问张闻天:“小平的酒量真大啊!”
张闻天笑着说:“里面有假!”
李富春和邓发念着老友的情分上,备了一瓶白水,救了小平一驾,幸免烂醉。
那夜,邓小平视如兄长的周恩来缺席了。他在邓颖超的陪同下,去苏联治手臂骨折了,这是江青挥鞭惊周骑的另一个故事了。
邓小平属龙,卓琳也属龙,他们相差12岁。几天后,他们一起启程,奔赴前线,奔向太行山,开始了新的生活旅程。战友们笑语相送:二龙出海,好戏在后头。
结婚了,恋爱还只刚刚开始。到了前方后,邓小平在师部,卓琳在后方,就是司令部。邓小平来开会,就见个面,不来开会,就没有机会见面。
卓琳说,我们这样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呀?
邓小平说,我写什么呀!
卓琳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
邓小平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封,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
卓琳一听,浑身起毛,就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给我写信了。
那时节,卓琳心里还真有点不悦。
那时,卓琳是否想过,如果她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调往保安处,她还在图书馆工作,她会改名吗?会认识这个“有点知识”的“知识分子”吗?那会是怎样一个浦琼英呢?
历史不是如果。
卓琳很快理解并认识了邓小平,适应了邓小平的性格,理解了他的内心世界,默默地支持着他。战争越来越靠前,不管是立马太行,挺进中原,还是决战淮海,进军大西南,卓琳总是抱着“砍头也要跟你走”的决心,陪伴邓小平一路走去。
1949年的秋天是他们结婚十周年纪念,这时的卓琳,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这个金秋季节真忙,解放了南京,接着解放上海。
在上海,邓小平专程拜望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女士。
隔天后,邓小平携带卓琳去寻找张锡瑗的遗骨,将其收好后放在他们住居的楼下。
很少评论他人的邓小平这次来到大上海,对上海小偷的真实水平给出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评价:“上海小偷真厉害啊!”
那是他和陈毅去参加一次大型庆祝活动。他们走出办公楼大门,在众多警卫员的簇拥和保卫下过街,就在这一条不宽的街道上,就那么几分钟的瞬间,别在他胸前的一支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派克钢笔被上海小偷偷走了。
邓小平无法想象在哪一秒、哪一点上小偷伸出的手,真正是“秒杀”啊!
不知这支钢笔现在的主人是谁?几十年后,邓小平对这支钢笔的丢失还深表遗憾:“上海小偷真厉害啊!”据说,这句话他不知向卓琳、向孩子们表述过多少次。
离开国大典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邓小平病倒了,头痛,痛得卧床不起。
中央批准他休假一个月。
九月的一天,记不清这天的具体日子了。是不是十年前结婚的那一天?邓小平与卓琳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北京。
说是休假,实际只能挤出一点闲暇。他要向中央汇报,他要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计划。在百忙之中他还是带一家人去了北京西郊颐和园。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上,划着小船,秋高气爽,秋风醉人,秋水潋滟,秋色流金。一家五口,兴致勃勃,在这美好季节里享受了大自然恩赐的美好时光。
船上只听见孩子们的笑声、歌声和唧唧喳喳的惊叫声。
邓小平默默地看着,孩子们稚嫩的脸和灿烂的笑使他无比地甜蜜。
卓琳已习惯了邓小平的沉默静好,习惯了10年,还会继续习惯下去。
卓琳在婚后曾向邓小平提出要求:“我有什么话对你说,你要耐心听下去,不对的,你可以批评,但不能不让我说。”邓小平一生用自己的微笑和沉默遵守自己的承诺,相伴卓琳。
如果说,婚前和婚后的青春时光卓琳只是知道邓小平沉默寡言的个性,那么,随着婚龄增长,她对他的沉默是理解、尊重,是敬重与敬佩。
在她心里,沉默是智慧和底气,是无畏和沉稳,是临危不惧,是成竹在胸。
文人说,沉默是金。
在卓琳心中,沉默是一种境界,一种明净至真的境界。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就带着孩子赶到那个地方,风雨同舟,破浪向前。这船、这浪就是这些年历程的剪影。
这年,邓小平45岁,卓琳33岁。
这天,是不是他们结婚纪念的日子,已无可考证了,也不重要了。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用轻松的笔调记录了这段快乐的日子。
“九月的一天,父亲、母亲,带头三个孩子,到了北京了。在北京,父亲一边治病养病,一边还在向中央报告工作和研究解放大西南的作战。这是父亲在其四十五年的生涯中,第一次到北京。”
他第一次到北京,就参加新中国两大盛事。
一个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延安结婚的那天,他们真没有想到,婚后十年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召开。
1949年10月1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肩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还有什么样的纪念日能与这天相比呢?
家没有安在北京。
1949年10月20日,刘、邓率领二野大军从南京出发,向西南进军。
两辆美国吉普载着刘、邓两家人跟随着浩浩荡荡的部队西进!西进!
刘家大小共6口,邓家名为5口,实际也是6口,卓琳肚子里已有了一个小生命,那就是出生后十分会讨父亲喜欢的毛毛。
西进的速度太快了。
1949年11月30日,陈锡联三兵团轻取重庆。
1949年12月8日,刘邓率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
1949年12月27日,全歼成都之敌。
邓小平卓琳终于在重庆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家。
这个家的人口在逐渐增多,卓琳肚子里的娃娃如期而至。
过了一年,1951年8月,弟弟飞飞也来到人间。
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也来到重庆:从此成了邓小平家中重要的一员。
卓琳在重庆人民小学任校长。说是校长,她什么课都教,语文、数学、音乐。学生都是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弟,不少人娇野。这个校长不好当。卓琳从自己孩子身上开刀,不听话的学生每日都放到最后一排,或是带到办公室,置之不理。她自己办公,孩子们自闹自哭,她习惯了孩子们的哭声闹声,她陪着孩子们。好在有继母操持家务。
卓琳一门心思教育好孩子,安定好家,实实在在过好日子。她爱孩子,爱家,生活稳定了,家稳定了就好。重庆挺好的,就是夏天太热,湿气太重。
可惜,刚刚稳定下来的家,第二年又要搬迁了。
1952年火热的夏天来到了,卓琳作好了家庭防暑降温工作,可是邓小平要到北京赴任,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又兼任财政部部长。
那时搬家方便,没有什么坛坛罐罐,捡好换洗的衣被就出发。他们只是比南下西进时多了三四个孩子和一个大人:添了一儿一女和两个妹妹邓先芙和邓先群,还有继母夏伯根。
这次,该是邓小平向卓琳提出要求了:不要到外面工作,言行要谨慎,卓琳用善良、奉献、贤惠实现了这个要求。卓琳一生的头衔只有“秘书”两字,邓小平波澜壮阔、起伏跌宕的人生都离不开这个“秘书”执手相随。
说明:
1. 本节资料主要来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及浦代英著《无悔的岁月》
2. 部分资料来自四川新闻:邓小平与卓琳——战火硝烟相伴行(2004-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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