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支持农民革命

农民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一开始就有农民运动。最早有浙江肖山衙前的农民运动,随后有湖南衡山岳北的农民运动,接着有以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兴起。湖南农民运动的大发展,震动了全国各阶级、各政党和各政治派别。因而在中国革命中震动最大,争论最厉害,斗争最激烈的就是农民问题。而在这个争论中,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1]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就十分关注中国的农民问题。

早在1923年党的三大期间,他参与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中就提出,我党必须“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运动必要”。^[2]明确指出关注农民利益对推动革命发展的作用。

1925年初,毛泽东利用回家养病的机会,在韶山开展农民运动。他走村串户,深入调查研究,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秘密组织起二十多个乡农会,领导农民开展了“阻禁平粜”,夺回教育权的斗争。五卅惨案发生后,毛泽东在秘密农协的基础上,建立了群众性的“雪耻会”组织,在成立会上,他讲述了五卅惨案的真相,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领导韶山人民开展了扎实的反帝斗争。在上述斗争过程中,毛泽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中共韶山支部,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毛泽东这些革命实践活动,为他后来研究和领导农民运动积累了初步的经验。

1925年10月,毛泽东到达广州。参与筹备国民党二大,同时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出任政治训练班主任。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二大,参与起草国民党二大《农民运动决议案》,并继续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2月,出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3月,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广州期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是研究中国农民问题和主持第六届农讲所的工作。

第六届农讲所从2月开始筹备,5月正式开学,到9月结业,毛泽东倾注了全部心血,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筹备中,毛泽东先后两次召开农民运动委员会,讨论各项准备工作,选定广州市番禺学宫为农讲所的地址。他在会上强调,目前各省农民运动,应以全力注意将来革命军北伐经过之区域如湘、鄂、赣、豫、鲁、直等诸省。经过周密筹备,全国将近二十余省的学员于3月底陆续来粤,4月间举行入学考试,共录取学员327 人,5月15日正式开学。毛泽东除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外,还担任了《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的讲授。

第六届农讲所的办学特点,是以学员自学为主,教师指导为辅,把调查实习和理论研究,以及军事训练结合起来。课堂讲授先发给学员参考资料,由专任教员列出重点,提出问题,学员进行自学。学员根据问题,找出答案,交教师审阅,然后教师从答卷中选出数份加以改正,公布于众,学员对照标准答案,自行纠正错误。这种方法使学员感到学习效果好。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提倡学员从事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7月间,毛泽东组织50多个学员赴韶关调查实习一星期。8月,又组织全体师生去海丰实习两星期。据《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记载:“赴海丰实习在将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较大。”^[3]在研究方面,农讲所将学员按地区组成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每星期召开研究会一至两次,学员在会上交流各自研究的心得和体会。这种方式,不仅训练了学员观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通过研究交流,学员获得了全国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资料。毛泽东还将学员的研究成果,调查报告审阅修改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供全国从事农民运动的同志参考。毛泽东还很重视农讲所学员的军事训练课,聘请专职军事教官负责军事训练。

9月中旬,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结业,毛泽东在结业仪式上发表了长篇讲话。除强调开展农民运动是当前国民革命的迫切任务外,勉励学员回原籍后,要“拜农民为老师,同农民做朋友,脱掉知识分子的皮鞋,放下臭架子,敢于同反动势力作斗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为农民谋利益,这才是我们的好学生”。^[4]到10月初,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除三人因病未出所外,全部回原籍从事农民运动。中共湖南区委先后三次选派91名党团员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其中第六届有王首道、罗哲、谭思聪等36人。这些学员毕业回湘后,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对推动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而这其中凝结了毛泽东的巨大心血。

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讲所工作的同时,对中国农民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他在教学中,在各种讲习班的演讲中,在出席各种群众大会的报告中,反复阐明和论证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他1926年9月1日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和主讲的《中国农民问题》的教学中,根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的听课笔记记载,毛泽东在教学中,从农民人口、农业生产、农民力量、革命目的、革命成败等方面,详尽透彻地论述了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而《国民革命与农民问题》一文,则进一步从革命对象与革命动力的关系上,深刻地论证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毛泽东的研究不仅在实践上指导了当时的农民革命,而且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六届农讲所工作结束后,毛泽东于10月15日至28日,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各省党部代表联席会议。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中共中央通知,即乘船离广州赴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1月上旬到达上海后,立即起草《目前农运计划》,提出“在目前状况之下,农运发展应取集中的原则。全国除粤省外,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在一省内外应用集中的原则,如湖南——应注意长沙、岳州、常德、衡州、宝庆”等地。并指出:“省城及其他重要城市之近郊农民,须特为组织近郊农民协会。此等城市之国民党市党部或特别市党部,均须设立农民部指导近郊农运”。计划还决定“在武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5]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毛泽东于11月下旬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况。联络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国民党省党部,在武昌合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2月上旬,毛泽东到达武汉,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身份参加了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特别会议。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的决议很不满意,据李维汉回忆,他“在会上主张土地革命,并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陈独秀说:“鲍罗廷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条件不成熟,不能搞。毛泽东在会上“讲了他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这时,毛泽东根据自己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6]打算实地考察湖南的农民运动。

1926年冬,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胜利进军大好形势的推动下,由秘密时期进入革命时期,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席卷了湘、资、沅澧的广大区域。据这年11月的统计,全省75个县,有55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达136万多人,凡有农协组织的地方,农民对地主豪绅、贪官污吏、不法地主开展了猛烈的进攻,通过减租、减息、清算、罚款、示威等斗争,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军阀反动统治的基础,出现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湖南农民的革命行动,震憾了全社会,引起了一切反动势力的恐惧和仇恨。地主豪绅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攻击农民运动“妨碍税收”,“影响北伐”,制造“士兵寄回家的饷银被农会没收了”的谣言,挑起北代军战士对农民的不满;国民党右派则攻击农民运动“破坏联合战线”。“破坏国民革命”;国民党中派分子说,农民运动可以搞,但不能“越轨”,叫嚷“要限制农民运动”。它们掀起了一股攻击和诬蔑农民运动的逆流。

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会破裂统一战线,也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在党的十二月特别会议上不仅作出了限制农民运动的错误决议,还点名批评了中共湖南区委和湖南的农民运动。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

1926年12月,湖南省农协筹备处和省总工会,在中共湖南区委的领导下,在长沙召开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由于毛泽东和湖南工农运动有着长期深厚的关系,在全省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代表们又听说毛泽东即将来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大会开幕后的第三天,专电毛泽东回湘指导工作。电称:“敞会已于东日(即一日)开幕,现正讨论各案,先生对农运富有经验,盼即回湘,指导一切”。^[7]

12月17日,毛泽东由汉口回到长沙。消息传出,代表们极为高兴。大会决定20日下午在省教育会坪幻灯场举行欢迎大会,并发出通告说:“毛泽东先生奔走革命,卓著勋绩。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意,去岁回湘养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会外,实以此为最早。后为赵恒惕所知,谋置先生于死地,先生闻讯,间道入粤。在粤历任中国国民党党部要职,此次革命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视察农运情形。”^[8]参加欢迎大会的除300多名代表外,旁听者极为踊跃,会场座无虚席。大会主席刘惊涛介绍后,毛泽东发表演说,他首先肯定了湖南一年来农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他说:“我去湘仅一年,而今年和去年的情形大不相同……去年农民运动仅是萌芽,今年已有120万有组织的农民了。这是各位同志努力的结果。”^[9]接着,他论述了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他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但有一个中心问题,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10]只有农民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讲演解决了代表们心中的疑团,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

在工农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参加了议案起草委员会,同代表们一起共同商量起草各种决议案,正是由于他的精心指导,这次会议通过的各种决议案,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12月27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闭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联合战线问题的讲演。他说:现在“反革命方面已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联合起来抵抗他们。”他严厉斥责了“惰农运动”和“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之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的反动论调,他说:“过去军阀政府时代只准地主向农民作加租加息的斗争,现在农民向地主要求减点租、减点息就是闹事了吗?”“这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一方面,就是破坏革命的”。毛泽东还特别提醒代表们注意,现在“赵恒惕虽然不在湖南了,然而赵的余孽——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在湖南还有很大的势力”。^[11]毛泽东的讲演旗帜鲜明,使代表们进一步认识到继续向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的必要性。

大会闭幕后,中共湖南区委将代表中的共产党员留下,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邀请毛泽东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党员骨干的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加强了党对农运的领导。

为了用事实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怀疑和责难,支持已经兴起和正在兴起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鉴察委员戴晓云的陪同下,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出发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通知各县协助毛泽东开展考察活动,以利于考察任务的完成。

毛泽东的考察活动分为两个阶段进行:1月4日至23日,考察湘潭、湘乡、衡山三县,24日回到长沙,将考察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的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详细报告,区委还请他到党校、团校各作了一次报告。1月27日至2月4日,考察醴陵、长沙两县,2月5日回到长沙,又向区委作了一次报告。毛泽东在长沙县考察期间,还出席了长沙郊区农协代表座谈会,了解农民禁烟、禁赌情况。

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700多公里,广泛接触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干部,认真听取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国民党县、区党部、工会、农协、妇女、青年团、商会等群众团体的汇报,邀请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开调查会。在调查中,毛泽东事先列出调查提纲,开会时口问手记,与到会人员进行广泛深入的平等讨论,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在考察中,毛泽东根据各地农运中的不同情况和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表明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的原则立场。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满腔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在湘潭县第一区银田寺,农会代表汇报说,现在一区的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领导之下,农会掌了权,说得出,做得到。对那些贪污祠堂、庙宇、义仓公产的土豪劣绅出了榜,罚了款,丢了他们的面子。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你们这个行动“好得很”。在衡山,他赞扬岳北农民象孙大圣钻进了铁扇公主肚子里,敢于在赵恒埸的胞衣地盘里造反,鼓励岳北人民把衡山的革命烽火引燃到其他各“岳”。在这里,他得知贫农在农会会员中占90%时,高兴地指出,“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对湘乡、衡山两县监狱里关押了农会基层干部,毛泽东听后非常气愤地说,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坚决支持农民的革命行动。

第二,支持农民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在湘乡考察时,毛泽东了解到该县农会已有10万支梭镖,他说梭镖队还要发展,应该使每个青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不应限制它。在革命时期,必须建立农民的绝对权力,把一切绅权都打倒。并指出,要赶紧把县团防局的枪支接收过来,让它掌握在农民手里。农民要坐稳江山,就要建立农民武装。湘乡要有10万农民自卫军,要办农民自卫军训练班,在自卫军中建立和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第三,号召农民进一步组织起来,引导农民群众开展政治、经济斗争。在考察期间,毛泽东每到一地,向各地农会干部指出,凡是农民没有充分发动和组织起来的地方,都要派人去宣传农会的好处和宗旨,把广大农民都组织起来,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在醴陵东富寺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指着围墙说,这墙是用三合土筑的,三合土中的沙子是散的,把它同黄泥、石灰用水和拢,干固以后,用羊角耙都挖不进。告诉农民团结就是力量。在这里听说这个寺庙的菩萨都烧掉了,毛泽东笑着说:我们应该引导农民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作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破除迷信是这个胜利以后的自然结果,农民觉悟提高了,他们就会自己动手把菩萨丢掉,用不着别人去包办代替。

第四,要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党的组织。毛泽东认为,湖南农民,尤其是贫农的革命情绪特别高涨,他们迫切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当前的减租、减息、阻禁、平粜都是农民要求土地的表现。而我们党的领导在许多地方都与群众的革命情绪不相称,至于国民党就更不消说了。每到一地,他建议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湖南在六个月内共产党员要由现在的六千人发展到二万人,凡是有农民协会会员二万以上的县,均需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巩固农村的统一战线。

中共湖南区委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是积极的,但在当时反对农运的社会潮流面前,受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也认为农民运动“过火了”。毛泽东在考察中发现区委对农民运动有错误的认识和处置,提出了批评,区委接受毛泽东的批评。在1927年2月致党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民进攻包围之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发动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地站到富农、地主方面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觉到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封建之政治。”^[12]接着,发出训令,纠正过去的错误。足见用什么态度对待农民运动,在当时对每个革命者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2月12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16日向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说明三、四日内将写出详细的考察报告送党中央。毛泽东很快便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3月5日起,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先后全文刊载。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在3月12日出版的第191期刊登了一部分后,就被当时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述之中断了。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13]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4月,我党领导的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瞿秋白为该书写序言。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4]这个评论表明毛泽东当时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歌颂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功伟绩、驳斥了党内外一切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责难,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共产党在农村中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阶级路线,论证了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极端重要性,着重宣传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第一次大革命的危急关头,为进一步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五十三年后,黄克诚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评论这篇报告的作用时说:“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整个社会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