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来到了沈阳农学院。这是一所农业部直属的全国重点院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是以东北农学院的三个系和复旦大学农学院为基础，成立起来的。院长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畜牧专家张克威。他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过，我们都认识，他对我到学校工作很热情。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
我认为，大学和部队都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每年部队都有新兵入伍，老兵复员；大学每年都有新生入学，老生毕业。部队教战士学军事学文化，学习保卫祖国的本领；大学教学生学知识，学习建设祖国的本领；部队和大学一样，都是一个大学校。我们要把每一个大学生都培养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组织安排我担任常务副院长，不参加党委，分管总务、财务和基建，以及实验农场等后勤工作，为教学和科研做好后勤服务。
沈阳农学院占地四万多亩，是全国农业院校中占地面积最大的。教学设备较好、师资力量较强。其中科研教学基地有东陵实验农场、光辉试验农场、熊岳实验农场，占地近两万亩。农场包括试验田、种猪场、种鸡场、种马场、种牛场、种鸭场、果树队，还有一个工种齐全的机械厂。在这里，学生们进行生产实习，教学科研人员作新品种、新配方的试验，培育出了优良的种子，嫁接出味甜汁多的苹果梨，养殖的填鸭可以出口。
我来了之后，学校决定建一座全国高等院校中最大的图书馆，再建一座教学主楼。我们很快组织设计出图纸。由于建筑材料紧缺，我找了王震，他非常支持学校的建设，我们一起去小兴安岭调拨了一批木材。我又去鞍钢联系到一批钢材，材料备齐后，很快就开工了。可是地基刚刚打完，就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资金、原材料都不能到位，只得停工了。一直到经济恢复后，才又开工建设。
1964年，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耸立在校园中，为学生提供了最好的学习条件。
为了使学生们在刮风下雨的天气照样上体育课、看电影，我又主持建了风雨操场。为了改善教师和学生的住房条件，解决小孩子上学的问题，我们建了学生宿舍楼、直属小学和多栋教工宿舍楼。
1965年与部队领导及沈阳农学院下连当兵的大学生
1960年困难时期，由于学校有实验农场，生产搞得不错，为学生和教师补充了一些副食品。在全市高等院校中，我们学校的学生食堂伙食最好，其他院校很羡慕。高校都愿意到沈农来开会，因为有吃的。学校师生对我这个后勤院长还算满意。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情。1959年庐山会议后不久，军委派来一架专机把我接到北京，说有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个集团的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的继续和发展。要我揭发彭德怀的问题。
我与彭德怀在延安就认识，在抗美援朝期间，为了做好志愿军后勤保障工作，一起开过很多会，有过多次接触，工作配合得很好。我们之间就是这种同志关系。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来沈阳看病，因为是个人的事，彭德怀不让她花国家的钱住军区招待所，让她自己找旅馆住。我得知后，让程帆接她住到我家里。1953年初，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北京，途经沈阳。我们在闲谈中，他笑着对我说：秀山，你的孩子多，就送给我一个吧！这种事在老同志之间也是有的。我和程帆商量之后，同意把我们家最小的女孩儿送给他，他很高兴。程帆的母亲住在我们这里，知道后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家的娃，又不是养不起，怎么能送人呢？不得已，又把孩子接了回来。彭德怀笑着对我说：秀山说话不算数。我只得以笑代之。这些都是个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可讲的。
会议期间，我在走廊上碰见了明远同志，他也是来参加会议的。在这种场合，这种气氛下，我们只能相互默默地点了一下头，什么也不能说。
会议之后，林彪邀我一起游览颐和园，他还带上了女儿豆豆。我们边走边谈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往事。他兴致很高，随行人员为我们三人拍了一张照片。
在农学院工作，虽然领导、同志们对我很好，可我认为这个工作对我不太合适。1961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朝鲜领导人崔庸健来到沈阳，我到北陵招待所见了总理。他亲切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他说从王震同志那了解到我的一些情况，在基层干得很不错。我对总理说：农学院是高等学府，都是教授、专家。我文化水平底，不适合在大学工作，还是想做些生产管理方面的工作，希望组织考虑。周总理说他回去后研究。
在这期间发生了《刘志丹》小说的问题，出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初稿送我看时，我就历史上的一些情况给她修改过，这无疑又成了我的问题。
与岳母和家人在沈阳农学院
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工作也就没人问起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主管教学和党委工作的院长和书记等领导被批斗、打倒。我负责财务、基建和后勤工作，与教学没有什么冲突。对我1954年的问题，学生们不大清楚，教工也认为我是“死老虎”。所以运动初期，我还没有被批斗。“造反”也要吃饭，也要活动经费，造反派还没有夺权时，我每天还要上班，做些后勤管理工作。
不久，学生造反不上课了，学校以及整个社会乱作一团，发生了武斗。造反派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反对过刘少奇。一天，有一派的头头来找我，要我加入他们造反派。我对他们说：“要说造反，我在40年前就造反了，不过那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今天我不参加你们的造反。”造反派头头不明白地问我，那你为什么反对刘少奇？我说：“那是意见不一致。我不是反对谁，我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工作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很不理解，说我是保皇派。
在全国各地造反派成立了“全国揪斗彭、高、饶反党联盟联络站”后，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打倒我的大字报也贴了出来。都是写我与彭德怀、高岗的关系问题，说我反对毛主席，攻击党中央，但没有什么事实。于是，因我1950年率领中央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苏联，说我是苏修特务。从此，无休止的批斗、审问开始了。沈阳各高校的造反派认为我是个“重要的大人物”，开始抢我，都想从我这里挖出他们需要的重大材料。
一次，沈阳农学院的造反派开批斗会，因为我不承认反党、反毛主席，一个在工作中有过差错，被我批评过的工人，就狠狠地用木床腿打我。把我的整个后背、臀部打得大面积血肿，疼得我满身大汗，一夜都不能躺下睡觉。程帆也受我的牵连被毒打。孩子们把我抬进医院急诊室，但医院不收留“走资派”，只能回家。孩子们偷偷请来学校的医生每天用大针管抽血水，我在床上躺了40多天不能翻身。
其间，学院有两位领导因为不能忍受这样的批斗自杀了。孩子们都很紧张，怕我也出意外，写信把长春的叔叔叫来。我看到弟弟鸿志来了很奇怪，但是马上明白了他的来意。我对他们说：“革命斗争中，我什么风浪没有经历过！1935年‘左’倾肃反，他们把我吊起来打，要我承认是反革命，都准备活埋我们了。这算什么，你们不要担心，我不会想不开的。”
造反派还要孩子们在家里开会批斗我们，孩子们直哭，说这怎么办。我说：这有什么难嘛，你们就开会批。
“文革”中，各地造反派对“走资派”进行调查。他们不懂党的历史，带着大抓反党分子的目的，想从我这里找到根据。我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专案组，涉及在西北、东北工作过的许多老同志。我如实回答外调人员的问题，但总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就说我包庇反党分子，态度不老实，常常是连批带斥责，中午也不让吃饭和休息，我的血压越来越高。但是，对他们我没有说过一句违背事实的话。
“文革”后，我在北京见到张邦英，谈起运动中的事情，他说：1952年你来新疆，王震陪你参观，我们只是在一次文艺演出中见了一面。回去后，你给我来过一封信说，这次由于时间短，没顾得上好好说话，以后见面再说吧！“文革”中，造反派就抓住这个整我。说你来新疆，是来找我进行反革命串联的，还拿出一张不大的纸，把上面的字用手盖住，只让我看张秀山三个字的签名。造反派说：“你看，张秀山都揭发你是反党分子了。你还不承认！”我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这么说！我决不相信张秀山会说假话！我决不相信张秀山是这种人！”造反派也无可奈何，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这是只有共同经历了革命战争生死考验的战友，才能说出的话啊。
“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抓不到我的什么问题，就把我的家庭出身定为严重问题，把我父亲在“左”倾肃反中被杀害，说成是镇压。这件事40年前神府特委和中共西北局已作了结论。1942年，西北局批判王明路线时指出：“张秀山的父亲不反革命，为什么杀了呢？”并给予平反。但是他们就这个问题纠缠了8年，硬是要推翻组织的结论。
1968年到1969年间，沈阳农学院派人到陕北作调查。回来后，外调人员开始对我说：我们查清了，你父亲的死是误杀。但是专案组不同意这个调查材料，批评了这位外调同志，他不得已转了弯子，按专案组定的调子说：“地主没有不被杀的。”我不服说：“地主都该杀，那王明路线肉体上消灭地主就正确了？毛主席批判王明路线就错了！1935年有两种政策，一种是毛主席的政策，一种是王明路线的政策，你赞成哪一种。”
他们无话可说了。他们不敢说过去党组织的结论不对，又只管他们说了算。他们说：“不写误伤，也不写被镇压，只写被枪杀。这对你的子女没有影响。”枪杀和有剥削有民愤被枪杀有什么两样。我就是不同意他们在我家庭结论中写上“有剥削有民愤被枪杀”。他们就说：“就是因为你不同意，就非写上不可。”我说：“党章中规定‘如有不同意见允许保留’。”但他们说：“不准保留意见，要保留就不解放。”我说：“不解放那就再专政吧！”
对我给《刘志丹》小说提供历史材料，他们在结论中说：“是严重政治问题”，我不同意。我几次提出修改审查结论的意见，都遭到他们的拒绝。那时真是没理可讲。
在把农学院消灭在广大农村的汪洋大海的口号下，我与全院师生从沈阳徒步走到盘锦，以后去高山子、下三江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是随遇而安。该吃就吃，该睡就睡，每天劳动，我不相信这种情况会长久。在乡下过端午节，从地里劳动回来，我一顿吃了14个粽子，监管我的学生很惊讶。时间长了，他们私下里对我说：“张院长，你可真是经历过枪林弹雨和艰苦革命斗争考验的，我们佩服你的胸怀。”
与子女们（1966年）
1970年底，农学院的一部分人搬到北镇县高山子农场建校，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还没有完全被“解放”，革委会让我当基建连副连长，程帆在豆腐房做豆腐。农学院的一些老师诙谐地称我“上将级副连长”。
1972年，农学院又在铁岭重新建校，我这个基建连副连长又忙着主持建教学楼、学生宿舍楼、教师住宅楼……
1978年，农学院陆续从各地迁回沈阳……
“文革”结束后，我将补发的两万元工资作为党费上缴党组织，这是国家在遭受挫折后，我应为党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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