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去拜访我国著名的现代诗人卞之琳，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光飞逝已过去20年之久，他也仙逝多年矣!但是先生的为人和生活状况我略知一二，他对我的教示更是终生难忘。
1986年间，我参加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徐皕翔主编)的词条撰写工作，我负责的新诗体裁部分有两种根本不懂，即“谣曲”和“鬫兠儿”两种，只好写信到北京请教卞之琳先生，随后我又多次登门聆听教诲。卞先生做事很细致，可谓纤介不遗，他对每种诗歌体裁都认真酙酌改定。另外，他写的诗文，注解部分有时比正文还要多。他又建议我选定他的几首代表作：《断章》《古镇的梦》《尺八》等，别的代表作品担心读者看不懂而不选。卞老个性很内向，不善于谈吐，而且是讲一口的浙江老家乡音，我常常只能听懂一大半。他的诗歌艺术“偏向于克制”，最讲求语言的精练，在引进西方现代派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可与戴望舒齐名。
然而这位赫赫有名的我国现代派代表诗人，却长年居住在北京东单干面胡同一幢机关宿舍楼的四楼顶层，面积仅有几十平方米。他家里最大的一间屋子朝南，用来藏书和放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旧式的靠背皮椅子，我每次去都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交谈。整个书房都被书架挤得很满，显得相当窄小，但十分整洁，满屋的书香气表明主人是一位大学者。有一次卞先生告诉我最近他出版了几本新书：有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卞之琳与诗歌艺术》，另外两本是香港中文大学张曼仪教授撰写的《卞之琳译著研究》，和三联书店编印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卞之琳》。他顺手从书橱里抽出来拿给我看，每本书都很厚而且装帧漂亮，本想送我一本《卞之琳与诗歌艺术》，但可惜仅存一本样书。我当然不好意思掠美了，过去他相赠的《人与诗：忆旧说新》一直是我写作的重要资料。在1985年6月的一天，我刚好在《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发表一篇诗论短文《诗的“难懂”与“不懂”》，卞先生一见到我就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写得不错。”后来又说了一句：“现在的一些朦胧诗，写得比我过去写的还难懂……”当初是对西方现代派进行探索性的引进，而今的时代不同了，不应当重复过去的失误，把诗写得比猜谜还要困难。
卞之琳晚年的身体瘦弱，腿脚很不利索，他想下楼去散步就不好办，只能“站在楼上看风景”了。诗人几次当面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院长提出改善居住条件，都未获解决，最后一次我去看望诗人时，维修工人还在楼道里施工，更令他坐卧不安。此时他虽然身体欠佳，仍在抓紧修订英国大诗人莎士比亚的“悲剧四种”，不久被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出版，成为我国莎士比亚文学翻译的经典作品之一。
载福建《石狮文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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