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

1947年的反对“客里空”运动

“客里空”早已成为我国新闻界的一个常用词,人们借用它来泛指假报道、浮夸作风和弄虚作假的人。而最先借用这个词的是《晋绥日报》,由它发起, 1947年下半年在各个解放区同时开展了一个声势很大的反对“客里空”运动。离现在,已经整整35年了。

“客里空”是苏联剧本《前线》中的角色之一——一个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的战地特派记者。剧本在苏联发表于1942年9月。延安《解放日报》在1945年5月19日至26日,连载了萧三的中译本,6月1日发表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这篇三千多字的社论,只有一处提及“客里空”,并未强调这个典型的现实意义。

过了两年,到1947年6月15日,《晋绥日报》刊载了《前线》中有关“客里空”的部分,还在编者按语中指出：“编者作者应更加警惕,并勇敢地严格地检讨与揭露自己不正确的采访编写的思想作风,更希望我们每一个读者都起来认真负责大胆地揭发客里空。”这是第一次在报纸上提出反对“客里空”的问题。6月25日、26日,《晋绥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文章用读者反映和报社调查的材料,说明“有不少的‘客里空’或比‘客里空’更坏的新闻通讯被刊登在我们的报纸上”,“‘客里空’与比‘客里空’更坏的人已引起读者较普遍的注意”。文章提出：“如果将其不真实的原因及其动机或‘客里空’式的思想作风一起揭发出来,更为欢迎(编辑改错的亦希望尽量揭露）。今后报纸将陆续刊出这些材料,以引起大家的警惕注意。”

为什么《晋绥日报》此时此刻如此尖锐地提出反对“客里空”问题？这和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土地改革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满足广大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实现“耕者有其田”,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共中央决定把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场激烈的深刻的社会革命开始了。宣传土地改革,成了报纸和通讯社的工作中心。对于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来说,这时比过去更需要报纸。他们关心报纸的宣传,对照农村的实际情况阅读报纸。而对报纸和通讯社来说,这又无疑是一种严格的群众监督。正是因为这样,群众发现了报纸和通讯社工作中的问题,对于那些向壁虚构、是非颠倒的新闻报道意见最大,甚至由此产生不信任报纸宣传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晋绥日报》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旗帜鲜明地在报纸上加以揭露,公开作自我批评。与此同时,编辑部内部认真检查工作。它借用“客里空”这个剧中人,来形象地概括存在的问题,既生动,也恰当。《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发表后,在广大的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纷纷给报纸提供材料,写信支持报纸的行动。所以,发表这篇文章就打响了反对“客里空”的第一炮。接着,《晋绥日报》陆续发表有关材料,有读者的揭发,也有编辑、记者的检查。

显然,《晋绥日报》提出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在解放区新闻界具有普遍意义。8月28日,新华总社编辑部发表文章《锻炼我们的立场与作风——学习〈晋绥日报〉检查工作》,指出：“《晋绥日报》这次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在人民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是有历史意义的”,“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单位部门及个人,均应普遍在公开的群众性的方式下,彻底检查自己的立场与作风,要由此开展一个普遍的学习运动”。9月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形势,论述开展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社论指出：“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是土地改革中的一个收获,它必将使新闻工作更加向前推进一步。这种自我批评不仅各解放区的新闻工作要学习,而且一切工作部门都应当向它学习,以便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在“九一”记者节晚会上讲话,号召晋绥解放区全党开展反对“客里空”运动。他说：“我提议不仅报社同志要检查客里空,要全党都来公开检查,各个部门都来检查,报纸要号召把反客里空推广到各个角落去,号召大家自我批评,凡属邀功自满假报情况的错误,应公开向党报承认错误,这样会使我们的工作大有进步。”同日,新华社在题为《纪念“九一”,贯彻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的社论中也指出：“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客里空’,这种现象值得我们警惕。”9月18日至21日,《晋绥日报》编辑部、晋绥新华总分社联合发表《关于“客里空”的检查》,从新闻报道中的问题到立场与作风问题,作了系统的检查。

晋绥的经验在各个解放区迅速推广开来,各地报纸和通讯社都认真地全面地检查了工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大致上可以这样说,1947年9月是反对“客里空”运动的高潮,而检查“客里空”的活动则一直延续到1948年春天。这个运动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维护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

反对“客里空”运动,就其基本内容来说,是反对假报道,捍卫真实性。《不真实新闻与“客里空”之揭露》一文列举的“客里空”报道十三篇,我们仅就本文讲到的情况加以分析,可以分为几类：(一）向壁虚构的一篇(把地主写成中农）；(二）捕风捉影,片面夸大,把假象当成事实的三篇(如,只听当事人的一席谈话,未经核实,就把一个有问题的人写成英雄）；(三）粗枝大叶,数字、地名或细节失实的三篇；(四）译电、校对差错,编辑改错的三篇。此外,有三篇存在争议,即有人说真,有人说假,未核实。以后各报陆续揭露出来的“客里空”报道,情况分类与此相似。根本问题是新闻报道不真实(全部假的或部分假的）,作者的立场与作风方面的问题则是造成不真实的原因所在。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我们党不仅历来重视,而且从理论上作了科学的论述。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从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老实的、科学的态度。1942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在题为《宣传唯物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只有说实话,只有大喊大叫的去宣传实话,在那里面才存在着和生长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全部力量。”1943年9月1日发表的陆定一的文章《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对于新闻的本源和新闻如何能真实的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陆定一认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尊重事实,无论在采访中,在编辑中,都要力求尊重客观事实”。他指出：“只有我们,才能实行一个方针,这个方针使我们的新闻十分真实。”1945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在《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篇社论中明确提出：“要建立新闻事业对社会对人类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对党对人民完全诚实完全负责的风气。”这些都说明,新闻必须完全真实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不可动摇的原则。反对“客里空”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在实践上维护了这项原则,抵制与批评了违背这项原则的言行,使得“客里空”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第二,发扬了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在报纸上的公开揭露“客里空”的各种表现,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反对“客里空”运动的基本做法。这种揭露是具体的,有时间、地点、人物、题目,还有读者意见、编者说明、作者检查等各方面的材料。例如,第一篇被点名为“客里空”报道的是通讯《女游击队长李桂芳——绥远人民抗战故事》,刊登在1946年5月26日《晋绥日报》副刊上,作者成青昭,在部队工作。“这是一篇完全撒谎的通讯”,当天报纸被地方党委扣发。这些情况都在1947年6月25日《晋绥日报》上公布了。8月24日,又在报上发表了成青昭的检讨。他说,在医院里遇到李桂芳,只听了她自己讲的那套经历,便信以为真,“怀着争功夺利的个人想法,深恐怕别人知道了材料去采访”,没有作任何检查核实就发稿了。成青昭检查了自己的思想认识,表示应承担责任。

各个解放区的报纸和通讯社,都全面地、系统地检查了“客里空”的表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其规模之大,在中国新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新华社社论《学习晋绥日报的自我批评》所说,“公开的自我批评是我们的有力的武器,这种公开的自我批评,不但不会降低我们党的威信,相反的,它只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因为只有我们的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事业才是这样郑重其事,这样负起责任”。解放区各新闻单位主动作了自我批评后,失去的是“客里空”,得到的却是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和高度信任。据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公布,该报发行量1947年5月份为11 234份,到1948年5月份上升到25 329份,增长一倍多。

第三,整编了新闻队伍。

“客里空”的出现,同队伍不纯有直接关系。由于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不纯而带来的问题,会反映到新闻工作中来。例如,《晋绥日报》1946年11月22日发表通讯《李宏瑞和他们的武工队》,12月27日发表《李宏瑞又建奇功》,但李宏瑞的真实身份是日寇便衣特务,日寇投降后混进我地方武装,杀人抢劫,强奸妇女,破坏革命,罪行累累。1947年3月27日,李宏瑞被群众公审后枪决。4月21日,《晋绥日报》发表《李宏瑞当众伏法》的消息。出现这类问题,当然同记者的采访作风有关系,但主要原因还是敌人用伪装遮盖起来了,要识破他,需要时间和条件,不是记者能一眼看穿的。这就是说,客观存在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新闻工作。1946年下半年,一些报纸刊载了地主“献地”、政府奖励的报道,也是对实际工作的反映,责任不全在报纸。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对报纸、通讯社来说,自身存在的组织不纯、作风不纯,更严重地影响工作。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的,对大多数新闻工作者来说,是改进思想作风的问题。当时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改革,新闻工作者应该坚定地站在贫苦农民一边,人人需要过“土改关”。因此,提出“锻炼我们的立场和作风”的口号,是及时的、必要的。反对“客里空”运动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结合,成为整党的一个部分。新闻工作者还轮流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在群众斗争中经受锻炼。

第四,改进新闻业务。

在反对“客里空”运动中,新闻业务有了很大的改进,比较突出的是编者按语的使用。运动开展以后,来稿来信猛增,《晋绥日报》采用加编者按语的办法处理。对于因农村交通不便,来不及一一核对清楚的材料,用编者按语加以说明、补充；对于观点上有问题的材料,用编者按语来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看法；对于政策问题,用编者按语作具体解释。这样,增加了见报稿件的数量,读者来信也上了头条。从按语中表现的尖锐、泼辣、鲜明的态度,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称赞。由于采用群众来信来稿增多,报纸上的专栏也多了,版面也活泼了,每篇几百字的《编后话》、《三言两语》、《小评》、《短论》等小栏目的文字,适合农村干部、群众阅读。

反对“客里空”运动,是在土地改革反右倾时酝酿、开始的,随着运动的迅速开展,声势不断壮大,又出现了“左”倾偏向。1948年2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党内指示,及时向全党敲起了警钟。这个文件分析了“左”倾错误宣传的各种表现,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及各地总分社,以及各地报纸工作人员,检查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文件列举的是“左”倾错误宣传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我们从新闻业务的角度还可以列举若干具体表现。例如,在编者按语中,有的追究责任过头,有的片面强调依靠贫雇农而忽视了团结中农,有的超出舆论范围而直接干预实际工作。又如,检查“客里空”表现时有过火之处,1947年9月19日,《晋绥日报》刊载的《反党八股以来的技术观点》一文(《关于“客里空”的检查》长文的一部分）,竟说1942年以来“非但未收到真正反对党八股的效果,而且在工作中更发展了技术观点”。又如,1947年9月2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发表的该报通讯科的文章《从内邱通讯工作来看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基本问题》中,把知识分子与工农分子对立起来,说“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通讯员,只有先学习工农通讯员的思想作风,端正为群众服务立场,然后才能执着自己的文化武器,配合工农共同推进农村报道工作”。

中共中央的指示下达后,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4月2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发表谈话以后,解放区各新闻单位逐项检查工作,总结反右反“左”的经验教训,使得新闻队伍更加步调一致,为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作了准备。

(原载《新闻大学》第4期,1982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