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励志·感恩回报

二十四、读书励志·感恩回报

2011年春天，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手机响了，是短信：“赵凯老师，您好！我是东北大学学生会陈磊，读过您的书，想请您来校和同学们交流，您的身体情况方便吗？”我立马欣然同意，又是一次好机会，可以有理由外出放风了，我是多么渴望出家门走一走啊，还有，能和大学生们见面，和青年人在一起，多好。尤其是东北大学，这是我慕名向往已久的大学，早就在读文史资料时知道这是张学良创办的大学，也是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还记得大约是1986年，在《沈阳晚报》上读到过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东北大学校歌》，“白山黑水”什么的句子，还有印象。于是，一心等待着东北大学那边确定日子， 恰好是世界读书日前一天，市残联也组织残疾人读书座谈活动，刘永伟哥哥了解这个事情后，向宣文处刘杰处长和阅读写作趣味协会李如老师建议，让我给残疾人兄弟姐妹讲一讲自己的的读书学习经验，激励大家。4月22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早上匆匆忙忙乘车，去县城参加入党笔试，小客车误点，我到考场时，已经开始答卷了。交卷后，我又匆匆乘坐拼客车，急急忙忙向沈阳城里赶，要在午后一点左右赶到会场。

给残疾人兄弟姐妹讲我的读书阅历，开始时很紧张，后来就放松了，大家笑说我下半场比上半场讲得好。讲到少小时因为读书惹母亲生气时，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潸然泪下，母亲逝去对我心理的沉痛打击，在母亲走后好长一段时间里越来越强烈！母亲突然就驾鹤仙飞了，而我还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我需要母亲！大多数母亲走时，可以放心，因为儿女长大成人自立了。我的母亲临终前拼尽气息，微微苦笑着用力深深看了我一眼，母亲是带着对我的担忧、不放心走的。我相信：在我站立在众人面前讲述的时候，母亲和父亲的神魂就并肩在彩云端微笑地看着我。

傍晚时分，马良海老师和刘永伟哥哥陪我来到东北大学，陈磊在校门口迎接，一个很清秀干练的大男孩。东北大学校园可真大啊，像花园一般漂亮，我举目流连，多么希望时光倒淌，恢复健康，成为这里的一名大学生。有了在残联的预演，晚上给大学生们讲时，我真的不紧张了。站在讲台上，面对座位中的几十人，我觉得听众有点少，但我依然很激动，这里是东北大学的讲台，我仍然感觉仿佛面对全体大学生们一样，高兴而郑重，即便是只有一个人坐在这儿，我也会认真地去讲，对他说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分享我的感悟。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我故意回避不提母亲。大学生们热情地帮我想治病办法，令我感动。刘永伟哥哥帮我制作了精彩的幻灯片，我还不习惯用，讲时基本忘记了翻页面。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所做报告的基本宗旨就是在逆境中不要放弃自我，甚至是在绝境中也要怀有梦想和希望，肉体被厄运捆绑，心灵却应该自由飞翔。我以对梦想和希望的阐释做了结尾：梦想和希望是我灵魂的一双翅膀，因为有梦想，得以支撑我活下去，因为有希望，我才没有绝望；梦想和希望也是我的救生圈，我在命运的巨大漩涡中挣扎了十八年，因为抓牢了“梦想和希望”而没有沉没；梦想和希望也是长夜中的灯火，我苦苦地向那灯火摸索爬行，黑暗里的火光，看着仿佛很近，其实非常遥远，我爬了一整夜，也没能到达火光面前，然而，走过长夜的人已经是胜利了，迎来了比火光更加灿烂辉煌的黎明。

讲完了，仍然意犹未尽，有位年龄成熟些的人还追着我探讨问题，我以为他是老师，原来他是研究生。走出东北大学校门的时候，夜风凉爽，华灯璀璨，与青春可爱的大学生们告别，依依不舍，我对大学校园有向往，对大学生们有羡慕，因为大学是我生命中缺失的东西。

我当晚就近住宿在马良海老师家，带着人生演讲新体验的亢奋而睡不着，回顾这一天的两场报告，虽然我讲得不好，但我能站在台上把两个小时讲下来，就是成功，我原来一直害怕自己站在台上说不出话来的。在我读初中时，曾经有过那样的经历，元旦联欢会上，主持人让我到前面讲话，我站在那儿好长时间紧张得张开不了口。如今，我懂得这是开启了我一项新的工作内容，以后，我还要有更多的报告场次去面对，用我的生命奇迹鼓舞更多的人。

每每在做报告时，我讲述的大都是我在逆境生存中还葆有乐观，其实，就像一片叶子的正反两面，在我身上，乐观与悲观是同在的。

我也有抱怨！我感激上天安排我出生在教师家庭，想读书有一些书，虽然不多，也早早地懂得了世间有可以写作与投稿的事情，有的农民家庭，真是拮据得买药没有钱，不懂得有一种本子叫稿纸。但有时候，我也恨命，恨怨自己如果不出生在这个家里，怎么会得病，或许就是健康人了。我也抱怨家里穷，如果有好多钱，送我去大地方更好的医院，或者就不会眼睁睁瘫痪了？我诅咒恨问上天，我前世到底犯了什么罪，今生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当窝在屋里听说外面原来认识的谁谁现在混得好了，我心里暗自不服气，以吃不到葡萄的心思想：我就是被老天爷撂倒了，若不然，我不比他差。

我向母亲索要购书稿纸和邮寄费用时，总是吱吱唔唔脸红羞愧，不如请求医药费时坦然；病囚岁月，我经年累月捡亲友旧衣服穿，母亲每次想为我买新衣服，我都断然拒绝，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在吃穿上再让家里破费，新衣裳穿在我身上是浪费，能将就才心安一些。我为什么委屈自己，还是恨病吃苦药的心态。疾病不仅仅带给我肢体上的残瘫，还给予我心理上剜心刺骨的伤害，那是为人最低标准的本能尊严都被削缺一大截的痛楚。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一棵树、一只鸟，连家里养的鸡猪猫狗都不如，鸡猪猫狗对家庭也有贡献，我活着只是亲人和社会的累赘。所以，我从自身经历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疾病本身的剧痛，而是疾病带来的自我不能自主生存、不能自由活着、不能自己解决自己事情的痛苦。其实，进城工作带给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能自己养活自己了。在刘兆林老师来到我家前，在我被关怀救助前，抱怨也是我精神生活的另一面，只是我在家庭里、在亲人面前表现得很平静，我不能为照料我吃喝拉撒的亲人再增加心理压力。在我被关怀救助重新站起来后，在我的文学梦想一步步走在实现的正轨上后，我越来越心境开朗，精神上的阴霾被爱驱散了，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笑容在夜里也是满月啦，我有力量影响别人了。

恰恰就是在写作这一段文字的今天，2013年7月6日当晚，一位沈阳市职业高中的女孩儿在网上哭着告诉我，她与父母发生了分歧，一时想不开，打开窗户，站到了窗台上，在最后关头，她想到了我对她说过的话：在生活中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放弃希望，更不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在网络上还结识一位文友杨晓霞，古典诗词写得非常棒，她还是党员，动员我入党，这正合我意，于是认真地写了入党申请书，镇党委王洪海书记很关心我的入党愿望，帮助我参加党课学习。“七·一”前，党组织领导面试考核新党员，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你的入党动机是什么，为什么想入党？我郑重回答：因为感恩，是党和政府拯救了我，给予了我新生命！

我光荣地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了。一年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作为新党员，我做了一件事，怀着感恩心去西柏坡，以自己的方式迎接“十八大”。能重新走路以来，我第一次独自行程这么远，高速公路驮载着小船似的轿车急急流淌，向我心中的渴望飞去。从辽阔坦荡的华北平原射入茫茫苍苍的太行山麓，走进历史大书的册页中。在河北省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位兄长，是网络上结识的文友，他和孩子陪同着我，照顾我。我拄着一根拐杖，不是战场上的伤兵，但我也是胜利者，是人生厄运战场的战士。我走的每一步，都是爱心创造奇迹的步履，是从严冬迈向春天，脚印里生出了美丽的绿草野花。

到了！高耸着大红的碑刻语录：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进入这仿佛似曾相识的院落，我小心谨慎，谦卑地拜访这一户户尊贵的院庭。朴素的山村院落，很齐整，能看出好多为旅游刻意经营的人工气息，遥想当年这里应该更质朴、更纯厚。一处处简陋的泥墙平房，是领袖们办公居住的地方，还有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夺取全国一系列战役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的会场礼堂，就是在这里决策了关于未来国家政权发展规划。这里的屋子都很小，但又非常大，这里包容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是一个最闪亮的感叹号！

仿佛看到领袖们正走过院中去开会，我拄拐杖站在他们中间，毛主席以浓重的湖南口音笑问我：同志，你是哪里来的？

我说：我是从您建立的新社会中来的。

周总理笑问：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答：我来学习一种伟大高尚的精神。

又仿如我就是当年这里穿着军装的战士，在站岗，打扫院子，或者我是一名文字工作人员，拿着文件，匆匆走过。来到这里，我一点也不感觉陌生，我认识这里的一切。到了这里，我不再是外来人，我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感受着历史，也融入到历史氛围中。我的魂和他们在一起，有了归属。面对党旗，心中由衷地重温了入党誓词，念诵“两个务必”，体会伟大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这一处平民院落承载着比金碧华屋更博大更先进的思想，这是生长于泥土、根深深扎入民众心灵的思想，所以擎天纬地，像青松秀拔草原，像山峰起于高原。当今的社会拯救了我；当年，在这里，领袖们拯救了中华民族。

西柏坡，前依河流，背靠群山，这是一个平凡的地方，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当历史选择了西柏坡，西柏坡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西柏坡，我聆听到了你的述说，上了一堂庄严的党史课，不由得思考着：我已经在瘫痪十八年后重新站起来了，学会重新走路了，自食其力了，我还应该做到什么？

从西柏坡归来，就遇到辽中县一位小学生彭小浔患骨病需要帮助治疗的事情，我捐出了一万元稿费，之后又专程去探望了这个孩子，以自身经历鼓励他战胜病魔的勇气。我这样做，既是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表率，又实行着一个被党和政府及社会大爱拯救的残疾作家感恩回报的心愿。

我一直没有停下追求的脚步，想去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在中国，每一个纯文学写作者都把去鲁院学习视作大事、好事。每一届办班，分配给各省的学员名额只有一、两个。若是在省作协这边争取学习机会，和其他作家相比，我觉得自己的创作成绩还不突出。看到历届院学员名单中有来自各行业系统的学员代表，比如水利、电力、冶金什么的，于是，我想通过残联组织推荐。在鲁院招生期间，我专程去北京，到了中国残联才明白，原来不是什么部门系统推荐，而是行业作家协会推荐，而中国残联还没有成立作家协会，所以，没有推荐资格。

我来北京还有一个热切的目的，那就是拜见恩师：何启治老师！

之前两次来北京，何老师都在南方老家那边，没有见到恩师，是最大的遗憾！这一次，电话约好了，一定要拜会恩师。前两次来京，是老母亲和侄儿洪洋分别陪护我，这一次是我自己来的。最先来那次，是邓晓白老师姐姐接站；第二次来是千岛兄接站。这一次，还是千岛兄！我走出车站，找到千岛兄的车，兄弟拥抱，我非常感慨，这就是我在北京的亲人。虽然千岛兄是南方人，在清秀的外貌下，胸怀和北方人一样豪爽，但凡外地亲友们来北京，大都是他接待，他对我更是特殊关照，甚至刘永伟哥哥带孩子来北京时，我也请千岛兄帮我接待照顾了。千岛兄先带我去了一家风味独特的饭店，可以休闲小憩的，之后可普姐姐带着可爱的女儿赶来了。他们关心我来北京的事由，帮我出主意。

当晚，千岛兄把我带到他家里住宿，嫂子和小侄儿都非常热情，像家里人一样，令我非常感动。

拜望何老师，也是千岛兄陪同送我过去。

车轮数过一个个街道门牌号，我离恩师越来越近了。由时光铺就的思念道路，好长好长，从1994年与恩师通第一封信，如今是2012年，掐指一算，啊，又是一个十八年哪！我从1988年瘫痪到2006年做人工关节手术站起来，就是十八年！我的命运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巧合呢？

找到了，就是这里，恩师的家就在这儿。上楼，敲门，我好激动，胸膛里心脏砰砰跳。回想那与世隔绝的漫长病痛年月，如果不是何老师关爱鼓励我，我怎么能坚持过来？如果不是何老师请托刘兆林老师关照帮助我，我哪有可能站起来回归社会人群呢？

门轻轻开了，何老师微笑着站在那儿。因为，早已看到过相片，感觉一点不陌生，就是强烈地印象到：恩师老了！

我们这特殊的师生终于握手了。

古代有尊师的典故：程门立雪。我想：师恩大多是指在学业上，老师对后生的培养，而何老师与刘老师把不会走路的我重新搀扶起来会走路，这种师恩，中外鲜有，许多年之后，我们这特别的师生情或者也会成为佳话。我对师恩能做的回报，就是努力写作，争取写得好一些。

我介绍了何老师与千岛兄相识，然后，我又向老师汇报了这几年我个人的变化奇迹，感谢何老师的知遇之恩。何老师很高兴看到我能来到他面前，这是以前那些年没有想到的事。何老师在帮助我之前，还帮助过陕西残疾作家贺绪林，那时候，何老师专程风尘仆仆地去咸阳农村看望投稿作者贺绪林，帮助其改变了命运，现在贺绪林老师是著名作家，是地方作家协会的主席了。而刘兆林老师帮助我之前，也帮助过尹少鹏。所以，何老师与刘老师两位恩师对弱者的关爱是一贯的。

中午，何老师请我和千岛兄吃饭。席间，何老师说的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何老师笑着对我说：“等你成为准陈忠实的时候——”。我由衷地想起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就是因为读这部小说，我才得以跟何老师建立联系，《白鹿原》是何老师编辑生涯中最得意的作品，《白鹿原》是于我有恩的一部大书！

午后，何老师请千岛兄和我观赏了北京电视台为何老师制作的专题节目《名著背后的无名英雄》，介绍了何老师编辑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与何老师帮助柳建伟取得文学大成功的一些事情，更有何老师向陈忠实约稿二十年终于把《白鹿原》捧给这个世界的过程解密。

何老师热情地赠给我和千岛兄好多书籍，并签字留存。

何老师年岁大了，千岛兄和我都看出何老师有点疲劳了。何老师虽然退休了，但每天仍然长时间伏案工作，养成了午后休息的习惯。虽然依依不舍，但我们也起身告辞，何老师送我们到门口。想到相识十八年，才得以与老师相见，而这又是怎么样的十八年，此番分别，又是何时才能再见？何老师七十六高龄了，此生一共能与恩师相见几回呢？要下楼梯了，何老师走出屋门送我们，我转回身抱住恩师，伏在老师肩头痛哭失声——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位文学前辈的肩膀允许我这躺在偏远乡下最底层的文学爱好者倚靠，我才能够在此刻走到恩人面前来！再造之恩，此生无以为报。

写到此，我依然热泪长流，只好去洗了脸，才能稳定情绪重新写下去。

从西柏坡和北京回到沈阳，这天午饭后，忽然看到手机上有个未接来电，于是打回去，是辽中县电视台记者孟祥凤。是她采访我，我们才相识的，之后多次交往就成了“铁哥们”。她电话中说到，有个孩子患骨病，急需大笔治疗费用，祥凤想帮助那病孩子。祥凤的爱心我是知道的，她曾经组织帮助一位尿毒症患者换肾，成功地挽救了一条生命。如今，她又做爱心公益，我必须和她站在一起。我初来沈阳时，因为劳动合同还没签署，从家里带来的钱，交了房租等开销后，手头很拮据，衣兜里只剩下不到二百元了。祥凤来看望我，走时，我送她下楼，在她上车后，笑着告诉我：在我的电脑下面，她放了五百元。

祥凤介绍说这个病孩子十二岁，我脑海中立刻闪现出我十二岁时正在遭受病痛折磨的情形，强烈地感同身受。我对祥凤说：我捐一点吧。正好，我手头上有《中国作家》给我的《马说》稿费。缴纳个人所得税后，我得到了稿费一万八千元多一点。

想起收到汇款单后，我去取钱的情景，真是好笑。以前，我没去过邮局，有事，都是请刘永伟哥哥或者同事晨飞的阿姨帮我，这一回，刘永伟哥哥调动工作了，没有时间帮我去取，而这么大的数额，又不好再请晨飞的阿姨帮忙，那等于是给人家太多的压力了。于是，我决心自己去取款。没见过这么多现金，总觉得怕有人抢劫，总想像有人看到我取钱后，跟踪我走到路上，然后把我推倒了，把钱拿跑，我根本追不上，况且，我摔倒后自己是爬不起来的。我很自以为聪明地觉得：应该把钱装在不起眼的东西里，然后，从邮局出来，就去另一条街上的工商银行网点，因为我有工行卡，存上。我找了一个黑色不透明的大塑料袋，把李娜姐姐帮我买的穿袜辅助器装进去，然后，取了稿费，厚厚一沓，装在穿袜辅助器里，走出邮局大门。我想：这路上的人，都不认识穿袜辅助器这“高科技武器”，谁见到了都会傻眼。烈日下，我像做贼偷别人钱一样，汗流浃背地拄拐走过长长的炽热街道，很安全地把我的巨款保存好了。后来，自己也觉得可笑，我这没见过大钱的人，认为是巨款，可是，对别人来说，这么点钱，就是小钱，在沈阳买楼房，不够三平米。

之后，我去呼伦贝尔草原和北京之行，花销一些，还交了半年房租。把银行卡插入取款机时，显示账户上有一万一千五百元。我本来告诉祥凤是捐五千，因为原本不知道卡上具体的详细数额，现在，一看是一万多，想到那患骨病的孩子正急等着做手术救命，也许因为多一点钱就能提前两天进入手术室，就能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于是，我瞬间就心血来潮地决定取出一万，交给等候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带回辽中去。

我回到出租屋，躺在床上，原本拿卡去银行的路上，我一直心情慌乱，因为没有做过这么大的事，如今做完了，我反而释然了，一下子心态平静了。并且，做善事会收获快乐的情绪，我非常高兴，觉得就是在帮助当年的自己。正好这一天刚刚换了新日记本，我也简单记了这事。如今重新查阅日记，才明确认准日期，那一天是2012年9月4日。之后，我谁也没有告诉，没有告诉家里人，也没有告诉师友，因为我觉得大家知道这事都会反对。我的现有能力不适合做这事！

一个多月后，我去参加杨大群文学奖颁奖仪式，见到了辽中来的田明旭老师，他惊讶地问我捐赠的事，我也吃惊地问他怎么知道这事。他说在电视上看到的，我急忙电话祥凤，让她不要再公开了，她说只是在电视上公布了一下捐赠名单。当时，我不想公开这事，是怕别人说什么，害怕别人说我是在做秀，对我来说，用一万元做秀，这代价太大了，我想做秀还有其他的方法。如今，为了体现出我这个人“折射阳光”的主题，又必须把这事写出来。然而，另一位特别关心爱护我的残疾人大哥知晓此事后打来电话，好心指导我说：以后再不要这样了，那样等于你把自己的路堵死了，别人帮你，你还帮别人，那样，以后谁还帮你，都觉得你太会玩了，你要好名，谁是傻子？我一下子心情沉重郁闷，原本以为一人有难大家帮，就把难关和坎儿度过去了，却不想，从长久考虑会这样后果。好在，沈阳这边的师友并不知道这事，于是，我还放心一些。我和这位大哥说：其实，我并没想这样做事，是事情找到我头上了，恰好我手里有这笔钱，如果没有，我想做也做不了。一直以来，我真正想做的，是将来有能力后，帮助一个像我一样的病人，做人工关节置换手术，社会帮助我站起来了，我也帮助另一个人，都帮我没有能力，“一报还一报”吧，我只帮助一个人重新走路就好了。然而，年底，我听说一位山西的文友患癌症了，文友呼吁帮助她，当初，在网络上共同参加奥运会征文时，她也帮助过我，让她的支持者给我投票。于是，元旦后，我又从银行给她账户里打过去一千元，这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一直有朋友们劝我积攒一些，以备将来应急之需，我坦然笑说：钱到用时方恨少，咋攒也不够。再说了，我这点工资，不吃不喝又能攒下多少？不如攒点人情。我也在以微薄的稿费点点滴滴帮助身边的残疾人兄弟姐妹，去山东省日照市时，我还以农家书屋作者的身份去看望了残疾人农家书屋管理员周飞。

我们辽中县有个退休老人们组建的风华歌舞团，多年来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给予关怀帮助，他们也帮助过我，去我家看望我，并赠送两千元慰问金。我当时虽然还没有工作，但已经有了一些稿费收入，就婉拒，请他们把钱转赠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宣传部赵宇风副部长对我说：“对爱心不要拒绝！”我想到自己上网拒绝一些人对我的帮助，结果连朋友都做不成了，于是我收下了风华歌舞团的情意。后来，在参加一次慈善活动时，风华歌舞团又对我们一些有困难的人给予帮助，我先收下了一千元慰问金，然后转赠给了身边特殊教育学校的聋哑孩子们。为此，我和风华歌舞团张君兰团长等演员们、与辽中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苏秋颖大姐都成了好朋友，情谊是最珍贵的。

在报纸上读到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事，说目前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非常多，但捐献器官的人极其少，好像全辽宁省四年里才有十六位遗体捐赠者，而在医院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如沙漠里的人渴望找到水。我是病人，我渴望健康，也愿望别人都健康。早就听说过，一个人的眼角膜能让三四位眼病患者重见光明。我期望自己这疾病标本一样的病躯能为人类医学做一点贡献，我的眼角膜应该可以合适给别人使用，这样，就等于我将来会借助于别人继续观看这美好的世界。我早就有这想法，可是当年在乡下，那环境不适合办理捐献事宜，而且，和亲人在一起生活，我也做不了自己的主。这回，在城里了，我能自己决定做什么事了，于是，我开始办理遗体捐赠的事情，早早安排好后事，免得将来麻烦，万一我突然病重了，自己不能办理捐赠了，那一切就泡汤了。按照报纸上留下的器官捐赠接受办公室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我热情说自己想办理遗体捐赠，接电话的女同志平淡地说，我们这不具体办捐赠，你再打这个号码，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我又拨打过去，对方依旧告诉我一个新号码，又拨打，又告诉我一个新号码，五个电话打完，我感觉失望极了，没弄明白谁管这事，好像没有人要“遗体捐赠”，我想给还给不出去了。我甚至不想再打电话办这事了。我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偷偷自己做主，不敢告诉哥哥嫂子，怕他们心理上不好接受，想悄悄地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再说。我也是怀着做一件大事的兴奋来打电话咨询的，可是接电话的人都是公事公办的工作口吻，甚至令我偏激地感觉到他们是在推托，好像都打算把这种事挤兑黄了才好，没有一个人热情地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做才对。

我确实是想办成遗体捐赠这事，而且，我这人虽然处世谦卑，脾气随和，但骨子里非常犟，越不好办的事，我越要去碰。无奈，继续打电话，从省里一单位到省里另一单位，从省里到市里，从市里到区里，从区里回到市里，从市里又到县里，终于支派回户籍所在地，打通了辽中县红十字会霍丽莉会长的电话，霍会长非常热情，约好我回辽中时去她的办公室，并留下联系方式，我一说自己的名字，她还早就听说过我，我向她说起打了一圈儿电话的事，她也无奈苦笑，说这是制度的事，没有办法。几天后，我专程回辽中，先到家里见到哥哥嫂子，我没说办理捐赠的事，只说回家来看看，第二天去了县城，见到霍会长，填好一些表格，关于公证，又出麻烦了，县里的公证处办不了遗体捐赠公证，要到市里，公证完，还要回到县里来才能办完程序。霍会长无奈地对我说：你这行动不方便，来回跑真是太难为你了，但只能你本人去办公证。她又告诉我，之前有一个农村小伙子，好不容易劝说通媳妇和父母，来办遗体捐赠，结果，听说要去市里办公证，也是嫌麻烦，拿了表格走后，再也没回来，好几位想捐赠的，最后都是这结果。我说：我肯定会去办公证，肯定会回来，我办完之后，我也要给你们上级部门提个意见，建议就应该是一站式服务，不能让想捐赠的人来回跑，而且想办事还找不着大门。比如我亲身经历这事，我把电话打给捐赠部门了，就应该热情地留下联系方式，说我们帮你办理，指派就近的部门工作人员约谈办理事项，对不方便的人给予上门服务。在中国这种国情里，一个人想捐赠遗体，要经过直系亲属这道关是多么难的事，而亲属好不容易同意了，却被受理部门的公事公办给“拒绝”了。不久后，又在报纸上看到呼吁捐赠遗体和器官的文章，我打电话给报社，说我就是看到你们的报道才决定办理捐赠的，虽然愿意捐赠的人少，但不是没有人捐赠，是受理捐赠的渠道还不通畅。记者说你这个信息很好，我和领导商量一下，对捐赠难的事做个相关报道。结果，记者再也没有电话联系我，估计报社领导是不愿意做这种负面的不温暖的文章。

从我生活工作的沈阳残联这里，到沈阳市第一公证处，还有很长一段路程，不通地铁，我又难于承受坐公共汽车的摇晃，乘出租车还有点心疼钱，于是，公证的事拖延下来了，但我知道自己一定会做成这件事。后来，我在山东做报告的日子，就感觉有一件什么事还没有做，但我一时又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回程的火车上，在夜里睡不着，忽然就想起，遗体捐赠的事，还没办公证呢。一天天，忙忙碌碌，又拖延着，电话早咨询好了，每周三下午才受理遗体捐赠的公证，或者周三下午没时间，或者周三下午有雨，或者我忘记了，想起来时，已经周四、周五了。8月14日，我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租车去办公证了。

亦师亦友的田明旭老师知道我办理了遗体捐赠这件事情后，也去办理遗体捐赠，然后他打电话告诉我，在我们辽中县办理遗体捐赠的，他是第二人，我是第一人。这消息令我非常惊讶：辽中县有近五十万人口，现今社会，文明如是，科学精神深入人心，我怎么会成为全县做遗体捐赠的第一人呢？我打电话给县红十字会会长霍丽莉求证，果然是这样。这个“第一”，让我骄傲，也感觉无奈。

我这副病躯，至今能够活着，行走在世上，感恩众人对我的关爱。我把自己将来的遗体捐赠出去，视作最后的感恩回报。许多年以后，将有陌生人替我活在这世界上，我真诚感激那几位帮助我的器官继续活着的人们，我们一起追求健康，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