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发展的贡献

林惠祥（1901—1958年），我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创始人。虽然林惠祥一生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人类学领域，但“民族史研究是林惠祥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成果最为卓著、影响至为深远的学术遗产之一”^[1]。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作为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种，出版于1936年。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中国民族史》著作。

一、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性质、对象和内容的研究

林惠祥对中国民族史学学科性质的认识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关于中国民族史的学科属性，他认为从中国历史的全局发展看，民族史是中国通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国通史的有益补充。但民族史与通史不同，他与通史的区别在于针对性强，范围只在民族历史，因此林惠祥说：“民族为历史现象之一要素，故普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于体裁，东鳞西爪，言之不详，故须有民族史以补足之。”^[2]此外，民族史还是人类学的一部分，即人类学中研究人类各民族的内容，便是民族史。第二，民族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从现实问题的角度看，民族历史对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民族之分歧在今日国际或国内均为重大问题，多少不幸事件均由于此而发生，对此种问题之实际政策殊不能不参考记载民族历史之书以为根”^[3]。这一认识至今仍有重大意义，国际、国内的民族问题、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出现，就是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到位，或由于历史问题解决不好所致。

通过民族研究还可以倡导民族平等，林惠祥认为：“大同世界之达到，须先由各民族获得平均的幸福，乐遂其生存始，故民族主义为大同主义之初步。”^[4]所以，林惠祥在本书中把所有的民族不分大小，都一律平等地作为一个民族单位来进行论述，这是首先在学术上承认民族平等。对于民族发展的历史大趋势，林惠祥认为民族史应该强调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有众多的接触与融合。而且融合发展趋势是在不断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扩大眼光，舍去古部落时代之狭隘的民族观念而趋向于大同之思想” ^[5]。他的上述思想表现出了对于中华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一种崇高理想，说明早在民国时期，我国的民族史研究就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

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林惠祥认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指从古至今，凡在历史上的中国和现代中国境内生活过的民族及其发展历史都是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对象。而研究的内容是中国古今各民族发展的历史沿革、各民族的起源、族称演变、内部各支系的区别、各民族政治力量的消长、文化变迁、民族融合等。全书十八章，第一章中国民族之分类；第二章中国民族史之分期，具有总论性质，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中国民族的分类与分期。其余的第三至第十八章，每章讨论一个民族属系，其具体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僰掸系、白种、黑种。在每一章中，基本上都讲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讨论民族源流和民族关系，其次讨论该民族的历史发展沿革，最后交代该民族在当代的发展情况。

二、林惠祥对中国民族的分类和中国各民族融合的研究

研究中国民族史，对中国众多的民族进行分类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林惠祥在《中国民族史》的第一章就专门讨论中国民族的分类问题。

对于民族的分类问题，林惠祥的基本思想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他认为：“着眼于过去，则其对象为历史上之民族；着眼于现在，则其对象为现代之民族。历史上之民族未必等于现代之民族。”^[6]这是因为民族是经常处在变动之中的，由于民族间的接触、民族迁徙等诸多原因，历史上的民族和现代的民族必有一些变化和差异。对此，林惠祥的民族分类采用二重分类法，他认为历史分类和现代分类可以互用，“民族史内对于民族之分类应有一种历史上的分类，复有一种现代的分类。历史上之各民族混合分歧之结果便成为现代之民族，故此二种分类可由于指出其民族变化之线索而结连之，不致相互枘凿……故民族史宜略偏重历史之民族，就历史上民族而分类及叙述，但亦应顾及现代民族之分类，以及其与历史上民族之关系”^[7]。

民族的历史发展是纷繁复杂的，并没有简单的模式可寻，对这一点林惠祥也看得十分清楚，他说：“历史上一民族常不止蜕嬗为现代一民族，而现代一民族亦常不止为历史上一民族之后裔。历史上诸民族永远相互接触，无论其方式为和平或战争，总之均为接触。有接触则有混合，有混合则有同化，有同化则民族之成分即复杂而不纯矣。”^[8]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他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徭系、僰掸系、白种、黑种^[9]；又从现代的角度把现代的民族分为汉族、满洲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瑶族、满洲族、僰掸族。

以上述民族分类思想为依据，林惠祥对中国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关系做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较早地表达了中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各民族总体上都呈现出多源合流 发展趋势。例如他认为古代的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的民族是汉族的主要来源，而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徭系、僰掸系、白种、黑种则不同程度地被汉民族吸收。^[10]

林惠祥对中国民族融合的研究是以先秦的华夏族和汉以后的汉族为核心进行的，主要观点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

第一，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林惠祥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相互接触、相互融合，产生统一的趋势，其融合的特点是在接触与融合的过程中以华夏族为主干，通过接触与融合逐渐扩大主干的内容。

在华夏民族主干融合论中，林先生反复强调在以主干民族为中心的融合中，主干民族永远保存其名称和文化传统，“与之混合之诸系则依次失去其名称与文化，即在名义上归于消灭，至少亦减少人口”^[11]。这就是指一些民族丧失了自身的民族名称和文化传统而融入汉族。随又进一步强调，从血统上看“则此主干民族每次加入异族之血统，则其血统便已改变，名称固仍旧，血统已有不同。若以血统为准，则原来之名称实不保存而应改称混合后之新名”^[12]。

第二，汉民族民族成分多元论。林惠祥先生认为汉民族最初也不是大民族，而是经过波浪式的民族融合而逐渐壮大的，每一次融合都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民族成分，所以，汉民族虽然名称不变，但内容已变了许多 ，“华夏系每扩大一次即改变其原质一次，故后代与前代名同而实异，今日之华夏系非复明代之华夏系，明代之华夏系亦非唐代之华夏系，唐代之华夏系亦非汉代之华夏系，汉代之华夏系亦非太古之华夏系”^[13]。其具体为：“三代以来见于记载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早与华夏混合而扩大华夏系之内容；至秦代，则东夷已全销声匿迹灭，南蛮中之荆、吴全部同化，百越亦一部同化，西戎、北狄之在中国者亦全同化……汉代以后亦与匈奴、氐羌、东胡、南蛮、西南夷等接触混合而完全同化于隋唐之际，故隋唐之华夏系虽仍以华夏自称，其实已大异于汉之华夏……自唐经五代、宋、元迭与突厥、契丹、女真、蒙古诸族接触混合而同化消融于元亡之后，故明代之华夏系大有异于唐之华夏系矣；自明以来肃慎之满洲兴起至民国而几于全部同化，其间且有回部、羌、藏、蒙古、苗瑶等亦参加一部分，故民国之华夏亦与明之华夏系大有不同。” ^[14]正因为如此，不能认为汉民族是纯种而排斥其他民族。

第三，中国各民族最终向汉民族融合发展说。顺着华夏族是中国民族融合主干的思路，林惠祥先生顺理成章地将逻辑归到中国各民族最终向汉民族融合发展的结论上来。他认为：“中国诸民族除特别情形者，今后之大势，似日趋于汉化一途。”^[15]这一结论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似乎有些偏颇，但汉民族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却是事实。

三、林惠祥对古代中国各主要民族发展历史的研究

第一，对“华夏系”民族的研究。首先研究华夏一词的起源和中国民族的起源这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林惠祥认为“华夏族”中的“华”即“花图腾”，“夏”即“人”，总起来可称为“以花为图腾的民族”。^[16]但没有说以何种花为图腾。对第二个问题，林先生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论证。首先对中国民族起源的诸家之说做了列举，然后林惠祥先生做了这样的评论：“巴比伦说（西来说）已为学者所弃；埃及说沦于荒唐；印度说出于种族偏见；印度支那说已自行放弃；中亚说范围广泛，不专论中国民族；新疆说无证据；甘肃说亦同；土耳其说与实际骨骼之研究相反；蒙古说亦未得确证；新西来说指明中国史前文化特质如陶器等与西方相类亦非无据，惟若谓文化及人种必由西东来，则颇涉牵强。”^[17]最后，林惠祥推测：“蒙古利亚种人之先祖如与白黑二种同时发生，则其年代约在二万五千年前。至其发生地方因欧洲不见，而亚洲有北京人之发现，且历史时代蒙古利亚种人多在亚洲，故其祖先之发生似应在亚洲。而在亚洲何部分，则有史以来亚洲西部即为白种人所居住，自地中海东岸至于新疆皆有之，愈在西部愈纯为白种人。如《北史·于阗传》即言‘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颜师古《汉书》注云：‘乌孙人青眼赤须’，此种体质皆为白种人之特征。有史以来如此，有史以前若非有极大之民族迁徙，则蒙古利亚种人必原在新疆以东，然则蒙古利亚种人之祖先殆发生于新疆以东之地。今试再推测蒙古利亚种人于二万五千年发生于新疆以东之地，其后经万余年而至新石器时代开始（约照世界他处情形而言），在此期间蒙古利亚种人因生齿日繁散布各地，因环境或其他条件之不同而渐生差异，终至分歧为诸族，如匈奴、东胡、氐羌、华夏等族。”^[18]

第二，对“东夷系”（汉族来源之二）的研究。林惠祥认为东夷有广义、狭义之区别，狭义的东夷专指今山东、江苏、安徽的古代民族，狭义的东夷起源于在淮水和泰山之间，其内部又分为以下几种：^[19]隅夷，分布在今山东登州，融入华夏；莱夷，分布在莱州，齐国之地的土著，后被齐国所灭，融入齐人，成为华夏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淮夷，分布在淮水之上，故名，其人甚众，分为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等九种，融入华夏；徐戎，又称徐夷，与淮夷同在徐州，以其勇捍故称为戎，融入华夏；岛夷，当指东部沿海的民族群体（也有记为鸟夷的）；介夷，为齐国所灭；根弁夷，为鲁国所灭。狭义的东夷除介夷和根弁夷史载不详外，其余的都在齐鲁大地上先后融合华夏族，成为汉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广义的民族则指东北亚民族或环渤海湾的民族，如中国东北的民族、朝鲜半岛的民族、日本列岛的民族。^[20]

第三，对“荆吴系”（汉族来源之三）的研究。林先生将“荆吴”合为一系值得推敲，因为从现代对荆吴民族历史研究的成果来看，荆与吴除了同是南方民族外，并非同一族系的民族。从分布区域看，荆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相当于今华中地区），荆是楚族早期的称呼，所以有荆楚连称的情况；而吴则为百越系民族，主要分布在今长江下游的华东地区。林惠祥认为“荆吴系”民族是汉族的来源则符合历史事实，因为荆楚中的绝大部分后来华夏化，成为汉代以后的南方汉族；吴国也在被楚民族灭亡后，吴人亦华夏化，成为江淮间的汉族。

在具体论述时，林先生是将荆和吴分开的。荆人建立的国家为楚国，到春秋时还以蛮夷自居，他们和华夏族交往的时间很早，《诗经·殷武》说：“挞彼殷武，奋伐荆楚。”这是商代的事；《诗经·采芑》又说：“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这是周朝之事，显然当时的民族关系是以矛盾冲突为主，正是在这种冲突中，楚人迅速华夏化，对此林惠祥说：“楚之风俗文化亦颇有异于诸夏，其语言、人名、宗教、政治均甚特别。然因其北上发展，单与诸夏发生关系，剪灭诸夏小国，竞争中原霸权，其文化蒸蒸日上，不久遂同化于诸夏，至春秋之末人才辈出，竟为春秋诸国之冠。”^[21]对于百越系民族的吴人，林惠祥否定了吴人是泰伯之后的观点，认为吴人就是“断发文身之异族”^[22]。

第四，对“百越系”（汉族来源之四）的研究。林惠祥首先论述了百越族名的由来、百越的分布、百越的文化（如断发文身、雕题、食异物、巢居干兰、语言独立、用舟习水、善用铜器等）以及百越族源的诸种观点（安南人说、马来人说、雅利安人说、掸族说）。其次较为简略地介绍了百越中於越、瓯越、闽越、南越、骆越、杨越、山越的历史发展情况，但在时间上到魏晋时为止，至于这些民族到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则无交代。

第五，对“东胡系”（满族来源之一）的研究。林惠祥认为东胡分布在东北南部，被匈奴击破后，分裂为乌桓和鲜卑。乌桓最早汉化，而鲜卑则在发展中分化为慕容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宇文氏等。并分别建立过国家。从慕荣氏中分化出的吐谷浑也曾在甘青高原称雄过（最终融于当地民族）。除上述各族外，林惠祥还认为柔然、奚、契丹都是东胡系的民族。

第六，对“肃慎系”（满族来源之二）的研究。肃慎又称息慎、稷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等称呼。与华夏族在很早以前就有交往。在此林惠祥专门研究与满族有历史渊源关系的满通古斯语族的其他民族，如鄂伦春人、索伦人（今识别为鄂温克族）、鱼皮鞑子（今识别为赫哲族）、达瑚尔人（今识别为达斡尔族）。

第七，对“匈奴系”（回族来源之一？）的研究。在本章中林祥惠首先论述了《史记·匈奴列传》的匈奴源于汉族说不可信，同时列出诸家的观点，最后认为匈奴是“大陆蒙古利亚种北方系之一，来源固不易明，即能确断其原属何族，亦不能断其现在属于何族。盖匈奴败后，人民散居各处，原来住地蒙古又为鲜卑、突厥、回纥诸族先后占据，其人民久已与他族混合同化，后世恐已无复纯粹的匈奴人，只有现代的蒙古族、突厥族、通古斯族，甚或汉族中皆有其成分耳”^[23]。这一观点是十分客观公允的，说明了古代民族的源流发展过程十分复杂，不能轻易地将某个古代民族简单地等同于某个现代民族。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惠祥才在“匈奴系”为“回族来源之一”后面加了问号，表示难以确定。

第八，对“突厥系”（回族来源之二）的研究，林惠祥虽然说突厥系民族是回族的来源之一，但他明确地表示：“突厥族在中国今称回族，西人称为突厥族或土耳其族。”^[24]并因为使用“高车”，故又称之为高车。对突厥系民族的论述，林惠祥先生是按历史顺序纵向展开。

首先讨论丁令（高车），认为秦汉时丁令已与匈奴发生矛盾，后魏时与柔然相攻击。作为丁令中仍然留在北方者为铁勒，故林惠祥认为铁勒、丁令实二名共指一族。由于不堪突厥驱使，叛之，其中薛延陀最强。至于突厥与铁勒之关系，林惠祥认为：“突厥回纥言语之相同，证明其同族，次则回纥据史言其为铁勒之一部，故突厥自然亦属铁勒。”^[25]

林惠祥把现代的回族也放在突厥系民族中研究，将回族分为“缠回”（当为今维吾尔族，认为缠回是以突厥人为主，吸收了白种人，氐羌系民族而形成的）、汉回或东干（当为今回族）、哈萨克族等。显然，林惠祥是将西北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都一概视为回族，这一看法与今天的民族识别结果有所不同。

第九，对“蒙古系”（今自为一族）的研究。本章总体上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考证蒙古族名、族源等问题，第二部分叙述蒙古族的发展历史。

对蒙古族的族源问题，林惠祥首先介绍了室韦说、靺鞨说、突厥说、室韦鞑靼混合说、西藏说（按，当为藏族说）、匈奴及汉族说、蒙古本支说。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多民族融合说：“蒙古族系混合的，而其混合的要素不仅室韦、鞑靼，室韦、鞑靼混合所产生者至多不过一部族，即蒙兀本部，尚有其他诸部，毋宁谓为匈奴、东胡、突厥等先住民族之混合的产物较为近理也。”^[26]其次还论述了蒙古族之先世、蒙古初兴时之风俗文化、蒙古之统一、蒙古灭夏金及宋、蒙古大帝国之完成、入主中国时之蒙古、明清两朝之蒙古、现代蒙古人之风俗等问题。虽然对文化风俗的叙述较为简明，但却很精要。

第十，对“氐羌系”（藏族来源之一）的研究。林惠祥首先认为氐羌与藏族有源流关系，但又有区别，故“氐羌系”与“藏系”分别讨论。氐羌在先秦时与华夏族就有密切的关系；汉代以后氐羌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了众多的名称，有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党项羌等；西南地区的庸、蜀、巴（含巴郡南郡蛮、板楯蛮）、氐（含筰都夷、冉尨夷、白马氐）等也属于氐羌；氐羌还建立过前秦、后秦、后凉、西夏国；在这一部分林惠祥常常将羌与藏族相混而谈，这只能说明当时众多羌族已开始向藏族融合。

第十一，对“藏系”（藏族来源之二）的研究。对藏系民族的起源问题，林惠祥介绍了土著说和羌族移入说；论述了与现代藏族有关的女国、吐蕃、乌斯藏以及清对西藏的治理、英人入侵及藏族文化等问题。林惠祥将川西南、滇西北地区氐羌系的民族统统归为“西番”，其下又分为几种：西番；附国嘉良夷；朶甘、鱼通；金川；“现今之西番”，内部又分为“西番本支”（自称为巴苴者），么些、古宗、怒子、俅子或曲子（按：至今前四种识别为藏族，第五种“现今之西番”则分别识别为普米族、纳西族、藏族、怒族、独龙族）。

第十二，对“苗瑶系”（今自为一族）的研究。主要考证苗瑶之由来，认为：“苗族自称为MUN或MON，音与蛮甚近……今之苗族实非上古之有苗，而为秦汉之蛮之后，蛮音与MUN、MON较苗音为近。故不如谓苗系由蛮音转，蛮则汉人以汉字表MUN、MON之音也。”^[27]这是颇有见地的，然而认为苗瑶非汉藏语系民族则与今天不太一致。对于“夜郎”，林惠祥采用马长寿的观点，认为夜郎属苗瑶系民族。在本章中，林惠祥还分别对苗族及其支系分类、地理分布、风俗习惯、语言进行了叙述；对瑶族的源流、文化进行了叙述；对畲族的由来与文化进行了叙述。此外，在第七节中，林惠祥还将今天识别为孟高棉民族佤族、布朗族也作为苗系民族加以叙述。

第十三，对“罗罗缅甸系”（今自为一族）的研究。本章名为“罗罗缅甸系”，共有五节，从所述的内容来看，当指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的民族。主要观点为：三国以前的罗罗与“卢族”有关；南北朝时期的两爨蛮即罗罗之先族；元明时期的乌蒙、罗罗斯亦为罗罗先族；“近时之罗罗缅甸族”，其中罗罗族群包含了栗粟（力些）、罗婺、窝泥；除罗罗族群外，还有缅甸群，包含了阿昌、喇鸡、马喇、阿系、喀钦等。本节的分类和民族名称虽与现在的民族识别多有不同，但却反映了当时对民族研究的深入。

第十四，对“僰掸系”（今自为一族）的研究。这儿所说的“僰掸系”大约与今天的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民族相当。本处的主要观点为：认为《尚书·牧誓》中的“濮”即“僰掸系”的先祖（按，当代学术界则认为僰掸系的先祖为“百越”）。认为汉代的僰掸族又由哀牢夷、滇族、昆明族构成（学术界对这一观点多有争议，至今仍不能统一）。认为南诏大理都是僰掸系民族（这一观点目前国内学术界已基本否定）。

总之，除了对民族的分类外，林惠祥对中国各民族最有影响的研究就在民族发展这一部分，既摆事实，又讲道理；既以民族史的方法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一些人类学的痕迹，因此，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一书成为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丰富着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内容，推动着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发展。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注释】

[1]黄向春：《林惠祥中国民族史研究评述》，载《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2]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4]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5]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

[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页。

[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页。

[9]林惠祥所说的黑种，当指今天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如云南的佤族等。

[10]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页。

[1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页。

[12]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页。

[1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页。

[14]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页。

[15]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0页。

[1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49页。

[1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4页。

[18]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6、67页。

[19]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6～83页。

[20]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3页。

[21]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8页。

[22]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9页。

[23]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4页。

[24]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页。

[25]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6页。

[26]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55页。

[27]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