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钦及其天一阁的若干思考

戴光中

【摘要】本文就范钦天一阁的功能、阁名的寓意、收书特色及其私秘深藏的成因提出若干新说。

【关键词】天一阁;功能;特色;探因

一、天一阁的功能和寓意新说

众所周知，天一阁是藏书楼，而且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然而，张时彻在《寿少司马东明范公七十叙》中谈到:“不佞自解兵政，东归海上也，盖与少司马竹墟屠先生、东明范先生欢甚。时时过从屠先生遂初堂、范先生天一阁，而两公亦时时过余月湖精舍，衔杯酒谈笑。盖无月不会，无会不倾隐衷而赓赋咏。”张时彻和屠大山，都是范钦的亲密挚友，人称“东海三司马”，其说毋庸置疑。由此观之，天一阁并非纯粹的藏书楼，其主要功能倒是供诗酒唱和、交游宴饮之用。

明代中晚期，“游道广泛”是一个人声望地位的标志、令人艳羡的雅事，哪怕高官显宦，也视交游为要务，所以优雅的聚会场所不可或缺。当时，张时彻隐然为宁波文坛盟主，他除了月湖精舍，还有茂屿草堂和武陵庄两处别墅，时引上客共觞咏其间。而范钦罢职归里后，家中大概尚不具备这样的亭台楼阁，眼看屠大山有遂初堂、张时彻有月湖精舍，他岂能不建一个像模像样的园林别墅?天一阁落成之际，范钦特致函邀请张、屠二人光临。函曰:

“节届清和，神当游衍，爰傍西湖之渚，乃开北海之尊，画栋朱帘，虽远愧于滕阁;瑶台仙峤，或可希于鉴湖。敢修芜楮，敬展私忱，将期奉竹林之清娱，亦以追兰亭之高会。湖中鱼鸟，依藻荇以交迎;篱下烟花，伫楯阑而望幸。过承金诺，遂启朱轩，舒春来抑郁之怀，吐吞日月;却世上间关之迹，傲睨乾坤。白马霏诸，沧州改色。卧雪本为奇才，却暑遂成雅兴。犹喜平子，蠲去四愁;况奉仲舒，夙称三策。酒杯缱绻，忽惊片月之西流;蕈艇盘桓，遂睹云光之东逝。望尘成恋，凤藻辔章，列一天之星斗;锦心绣口，吐万斛之珠玑。服以为荣，藏之无斁。遂稽命使，咎刻载移，

爰畀墨卿，神情共迈。”[1]

由此可见:它显然不是专为藏书而建的秘阁，而是社交宴饮的别业，相当于现今的所谓贵宾楼。平心而论，即使今天来看天一阁，其楼下的功能，也无论如何不像是藏书的，似乎更适宜于接待宾客。而范钦自己撰写的诗文，也能有力地印证此说。例如《上元诸彦集天一阁即事》:

阗城花月拥笙歌，仙客何当结轸过?

吟倚鳌峰夸白雪，笑看星驾度银河。

苑风应节舒梅柳，径雾含香散绮罗。

接席呼卢堪一醉，向来心赏屡蹉跎。

不言而喻，这首诗的题旨与内容正是某年元宵节，范钦在天一阁大宴宾客。又如他的《书本事诗后》:

此为唐孟启作，世罕传布。伏日偃仰天一阁中，池林过雨，凉风荐爽，四望无人，蝉鸣高树，遂披襟散帙，漫书此篇。已而云影低昂，新月吐照，欣焉会于予心。据胡床，披鹤氅，停尘尾，抚无弦琴，歌白云之章、清商之曲，啜杯茗而寝，殊忘其为盛暑。城楼已下二鼓矣。晨起，即题其后。

在这篇短文里，天一阁又成了范钦避暑休憩的别墅，至多是兼藏书、研读、迻录、考订、校雠的场所而已。

天一阁楼上，可能起始就有藏书的打算，但看来也迟至隆庆五年(1571)才实行。这有宁波知府王原相所书“宝书楼”匾额为证，至今仍完好无损地高悬于天一阁楼上正中。于是又不得不质疑:范钦建造天一阁，是否真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藏书楼设计理念?考证有关资料，此说乃乾隆君臣炮制出来的。

乾隆早就在考虑《四库全书》修成后的存放问题。听说天一阁屹立二百余年，猜想其中必有奥妙，乃下旨命杭州织造寅著专程到宁波考察。可事实上，天一阁与普通的江南民居无异，并非乾隆想象的“专用砖石，不用木植”，而是恰恰相反;其所以长期不倒，无非是家人小心保护而已。寅著无疑是个聪明人，知道若如实上报，乾隆必定失望，甚至怪罪;必须加上一些玄虚的奥秘，使天一阁变得如有神佑，才合皇上心意。他也肯定知道全祖望关于“天一生水”的说法，但阁成在先，命名在后，显然不够神秘，于是在奏文中巧妙瞎编道:“传闻凿池之始，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两字，因悟‘天一生水’之义，即以名阁。阁用六间，取‘地六成之’之义。是以高下、深广及书橱数目、尺寸，俱合六数。”[2]

这表明，“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寅著首先提出的。他把“天一生水”杜撰在建阁过程中，并想出一个“地六成之”来解释该阁的形制、设备，从而把它与中国最古老最神秘的《易经》结合起来了。果然，乾隆非常欣赏，随即下令仿范氏天一阁之制，建造内廷四阁和江浙三阁，并且明确提出“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在有关诗文中反复宣示，昭告天下。例如《御制诗》五集《趣亭》之“书楼四库法天一”句下，乾隆注曰:“浙江鄞县范氏藏书之所名天一阁，阁凡六楹，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为厌胜之术，意在藏书。其式可法，是以创建渊、津、源、溯四阁，悉仿其制为之。”

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称:“阁之初也，凿一池于其下，环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及搜碑版，忽得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公所书，而有记于其阴，大喜，以为适与是阁凿池之意相合，因即移以名阁。”这就是说，范钦建阁时根本没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设计理念，后来受到《天一池记》的启发，才用“天一”作为阁名。乾隆大力宣扬“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不过是自我神化而已。

有趣的是，近来某些言论甚至比乾隆还要玄。譬如:“仅仅理解为‘以水克火’似乎简单了点……以藏书楼主人范钦的见识、品格，对天一自应有一种更大的胸怀、更深的寓意。他视书为清明、纯净、有着高尚品质的水，视为滋生泽被万物的生命之源，人类文化的精神导引，视为生命的、永恒的传承者，可谓真知灼见。”[3]又如:“范钦以‘天一’命名藏书楼，应该是有深刻寓意的。我以为只有用宇宙生成之说解读天一，诠释天一阁，才算得上是认识到位。”

这些观点都有一个先验的前提，即把范钦想象成一个学究天人、深谙阴阳五行的哲人，觉得用“以水制火”来解释“天一”，太直言，太简单，简单得就像这二字的笔画，必定是低估甚至曲解了范钦恢宏高深的本来寓意。然而，只要通读一遍《天一阁集》，就不难发现，范钦实在是个没有什么思想的俗人:论学识文才，不如张时彻;论超尘脱俗，不如屠大山。他的长处，在于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个讲求实效的现实主义者。宇宙、生命之类的玄思冥想，他压根儿就不感兴趣，只字没有提到过。应该说，“天一生水，以水制火”确为范钦的本意。甚至可以说，那种天为大，一为始，二字组合，富于想象，能给人以自豪、以自勉的民间理解，也许比宇宙生成、生命本源之说更合乎他的内心思想。

当然，关于“天一”的高深新解也无可厚非。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天一阁历经四百多年风雨沧桑仍巍然屹立而基本无损，这岂非奇迹?它在世人眼里，已经不是一座具象的藏书楼，而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中华民族灿烂悠久文化的象征。

二、天一阁的藏书特色探因

众所周知，天一阁藏书以地方志和登科录为最大特色，其数量与质量都是独步天下。对此，已有大量论著问世。然而，范钦为何钟情于此，以反潮流的姿态多方搜罗?换言之，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如此苦心孤诣、独辟蹊径、孜孜不倦地典藏地方志和登科录?这个范钦藏书的原动力问题，似乎从未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探讨。

曾有一位散文家有所涉及，他说:“范钦的选择，是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他内心隐潜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4]但事实上，范钦从来没有“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恰恰相反，范钦热中事功，和普通封建士大夫没有二致，做官才是其人生的第一要务，治国平天下为其毕生追求。

范钦出身于耕读家庭，少年得志，学优而仕，前半生的仕途基本上还算平坦，但当他升任兵部侍郎、如日中天之时，却莫名其妙地突然被劾罢官。这在明代官场，虽然司空见惯，但范钦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为壮志未酬而抱恨终天，其临终绝笔《自赞》写道:

尔负尔躯，尔率尔趍;肮脏宦海，隐约里闾。将为断断之厉?抑为嬽嬽之愚乎?古称身不满七尺而气夺万夫，陆沉人代而名与天壤俱，盖有志焉而未之获图也。吁!

该文大意是范钦自谓:“你的一生，对自己负责，走自己的路，在肮脏的宦海浮沉，在家乡的里闾隐居。那么，你死后将是愤激的厉鬼呢?抑或做献媚的愚物?古人云:大丈夫立世，尽管身不满七尺，也应气夺万夫;纵然沧桑变迁、朝代更易，其名声亦与天壤共存。唉!可惜你空怀壮志而未能成功。”显而易见，他对中途罢官耿耿于怀，死不瞑目，要化为厉鬼去追究那些陷害他的奸佞小人。

范钦是个积极进取的儒家事功派，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也相信“有失必有得”的哲理:如果不能治国平天下，则一定要在别的方面建功立业、扬名天下。他在《赠包白厓序》中说:

人之所违，天之所相也。时之所吝，道之所裕也。故天定则能胜人，道在则可俟时。夫虞卿、马迁、杨雄、王通，世之所谓贤人君子也。方其穷居林丘，沉迷下僚，著书自见，若所谓春秋、史记、太玄、元经者，后之人视之不啻和玉。使遇其时，必不能发愤自见，如是炳显。……道不伸于□人而伸于知己，不行于一时而行于后世，不取必于人而取必于天也。

后来在《贺比部少东包公序》中再次表达了这一观念:

夫君子应世而兴，鼎峙三才，囊括万汇，岂徒与俗浮沉，淹没终年已哉?将必抗志人代，茂树名行，进则佐人主，遵皇王之略，起仆苴漏，康济元元;否则，奉身而退，闭关却扫。举圣人之道而阐明之，成一家言，以诏人人。斯能矫世振俗，列于儒者之林。前之千古，后之来今，莫不由斯。

范钦才力平平，不可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以诏(昭)人人”，只有另辟蹊径以建功立业。而明朝历代皇帝，大都重视藏书。明太祖定都南京，即下令将元大都宫中图籍运往金陵文渊阁，又下诏到各地访求遗书。明成祖即位后也如法炮制，同时命解缙主持编纂《永乐大典》。明世宗则建成了闻名中外的皇史宬;范钦罢职归里时，嘉靖正在下令重抄《永乐大典》。范钦是正人君子，皇帝的影响力至高无上。因此可以说，范钦致力于藏书事业，除了真心爱好，还与朝廷重视密切相关。特别是“奉身而退，闭关却扫”之后，他把修齐治平之志转移到天一阁，当作“矫世振俗，列于儒者之林”的事功，力图以此来达到“抗志人代，茂树名行”。试看他致仕后的下列诗句，莫不张扬着强烈的事功意识:“耽书吾道在，弹剑故情违”(《秋日闲居》);“趋时勋伐从英达，投老心情只典坟”(《纳凉》);“心远久疏还阙梦，年丰初给买书钱”(《初秋湖阁》)。

认清了范钦独特的藏书原动力，就很容易理解地方志何以成为天一阁藏书的显著特色。首先因为朝廷提倡修志。朱元璋开国不久，即诏令天下编纂地方志书。明成祖对此更加重视，颁布了《修志凡例》十六则，规定了志书的二十四类内容，以及各类目编写原则——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由朝廷颁布的修志凡例。此后宣德、正统、嘉靖等朝，也都诏修志书，因而备受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甚至一修再修，出现了“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的局面。其次，政府修志，目的明确，旨在彰往训来、有补风化:“企先贤而思齐，睹名宦而思政，审物力而思阜殷，察利病而思兴革，慨风俗而思移易，阅军实而思训练”，“以图为长治之道”。即所谓“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而范钦前半生，主要是担任各级地方长官，这两条正是他的职责所在，岂能不对地方志特别注意搜集?这反映了范钦强烈的事功意识，也是古代学者和藏书家所以不屑一顾的主要原因。“下邑陋志”，连盗书贼也不愿染指。结果，反而成全了天一阁，因保存最完善而成为最宝贵的收藏之一。

天一阁藏书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是明代科举录。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朱元璋亲自规定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由下而上，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于是就有了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这些科举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场考试的题目，典范文章选录及其批语，主持考试官员的官衔、姓名、籍贯、功名，中式举人、贡士、进士的名次、籍贯、所治经典等。这对官场中人来说，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公关联络人事档案。宦海浮沉，几乎无人不曾利用过同年、师生的关系。而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最完整。明以前各朝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开科多，但所存尚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这份功劳属于范钦，我国现存的明代科举录，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科举制度为范钦这样的寒家子弟提供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可能性。因此，登科录作为科举考试最终结果的体现，得到范钦如此精心的搜寻呵护，其中所蕴含的事功意识昭然若揭。

天一阁还有相当一部分官府的正书、实录、内部文件，都是一般藏书家既不甚关注又难以获得的文献。如明刻本《军令》、《营规》、《船政》、《大阅录》、《学政录》、《漕运议单》、《军政条例续集》、《吏部四司条例》、《考功验封条例》、《户部集议揭帖》、《兵部武选取司条例》、《工部为建殿堂修都城劝民捐款章程》，还有极为罕见的《官品令》、《刑统》等等。范钦收藏这些著作的事功意识，更是不言而喻。

藏书家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完善与生产上。科举录、地方志与上述官方文献，在当今世界均是独一无二的孤本，价值不可估量。范钦独特的藏书原动力，使他超越了同时代其他藏书家的认识水平，同时也印证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哲理。假如他不被弹劾，只是让朝廷多了一个好官而已，如今早已湮没无闻。范钦的藏书，在他丢官之后成倍激增，天一阁也在此时建成。他最终正是凭借天一阁藏书“而名与天壤俱”。

三、天一阁缘何私密深闭

私人藏书应该深秘封闭还是公开借阅，历来是藏书史上两种不同的藏书态度和价值观。唐杜暹藏书万卷，他在每一部书上都题写道:“清傣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皆不孝。”[5]这是最早可考的藏书训诫。后代藏书家颇以为然，以深藏为旨的风气愈演愈烈，“以独得为可矜，以公诸世为失策”;“乐于我知人不知，宝秘自好而不肯传”。[6]现今论者谈到这一问题，都以范钦为典型案例——“明代范钦‘天一阁’一开始就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族训。这些禁戒确实为避免图书流失发挥了作用，但往往也禁锢了图书的传布”。[7]

然而，其实，这是对范钦的绝大误解。最有说服力的明证，就是他曾致书王世贞，提出“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缺失”的建议。事见王世贞《弇州续编·答范司马书》:

所谕欲彼此各出书目，互补其缺失，甚盛心也。家旧无藏书目，不佞之嗜之，颇有所储蓄，二藏外，亦不下三万卷。而戊辰(1568)后，薄宦南北，旋置旋失，未暇整理。今春构一书搂于弇山园庋之，长夏小闲，当如命也。闻古碑及抄本，毋逾于邺架者;若家所有宋梓及书画名迹，庶足供游目耳。

这份书函清楚地表明，范钦并没有秘惜不宣，恰恰相反，他是开互通有无之风气的先驱，主张图书传布、抄录相易。他的《酬王凤洲中丞》一诗有“远书缱绻高怀见”、“平原旧约依然在”之句，说明他确乎实践了这一主张。李邺嗣在《甬上耆旧诗》中也指出，范钦“与王凤洲家，岁以书目取较，各抄所未见相易”。钱大昕还在天一阁看到过王世贞赠送的碑帖。

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倡导藏书相互交流的宣言，是清初曹溶的《流通古书约》和丁雄飞的《古欢社约》。曹溶提出“偕同志申借书约，以书不出门为期，第两人各列所欲得，时代先后、卷帙多寡相敌者，彼此各自觅工写之，写毕各以奉归”的办法。《古欢社约》则是丁雄飞与黄虞稷订立的，旨在“或彼藏我阙，或彼阙我藏，互相质证，当有发明”。如果以此与范钦和王世贞所承诺的“藏书互抄之约”作比较，显而易见，其想法和办法大同小异，时间却早了许多。而另一个“私密深闭非其旨”的有力证据，便是范钦晚年不惜资财，从自己的藏书中精选细择，刻印了珍稀古籍20种，广为传布。这就是著名的“范氏奇书”。

由此可以断定，立下“代不分书，书不出阁”这一族训者，不会是范钦。据考证，范钦只立下“书不可分”的家训。决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是他的公子范大冲。其后人又再接再厉，对保管和阅览天一阁藏书的制度，规定得越来越严格，连范氏族人平时也极难登阁。那么，何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以我之见，是因为乾隆皇帝重视天一阁，地方官员推波助澜，导致“捧杀”。

天一阁经过乾隆的褒扬和赏赐，等于有了一顶至高至大至尊的保护伞。但中国的事情，若与皇室沾边，就不免要染上官气，逐渐失去原有的民间性和活力，变得高高在上，不可亲近。范钦的后人们，在这无形然而强大的习惯势力下，也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族规，努力把藏书束之天一高阁。而当时最有力的推动者，应该是浙江巡抚阮元。因为正是他撰写的《宁波范氏天一阁目序》，首次披露了范氏家族管理天一阁的规定:“子孙各房相约为例:凡阁厨锁钥，分房掌之，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同时公布了对于违规者“不与祭”等惩罚措施。

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禁约”早在范钦的第二、三代即已制定并执行了。然而，没有任何文字材料可以证明。相反，全祖望说过:“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闻而来抄。其后，登斯阁者万征君季野;又其后则冯处士南耕;而海宁陈詹事广陵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又说:“予之登是阁者，最数其架之尘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8]这段话的意思，是指明末清初，天一阁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并不是因为禁约而把来访者挡在门外。对于慕名来访的学者，一般都能满足其登阁的要求，而且在阁中可以自由开启那些尘封的书橱。稍后的苏州藏书家吴翌凤，也在《东斋脞语》中说过:“明季藏书，浙中为盛，而鄞县范氏天一阁尤富，立法亦尽善。其书借人，不出阁，子孙有志者，就阁读之，故无散佚之患。”试想，如果必须由各房子孙天天集合起来才能开锁取书，“其书借人”和“就阁读之”的事情还能做吗?

范氏族规的制定，很可能出于阮元的督促指导。理由是他登阁前不久，钱大昕和袁枚都不甚费事就登阁观书了，未曾遇到家族共管的种种麻烦和繁杂。阮元于嘉庆元年(1796)首次登上天一阁，立刻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当官的人，最看重皇帝的态度，为使天一阁对得起“奉诏旨之褒”，他究竟向范氏族人施加了什么压力，当然是个谜，但过了12年，竟由他来公开这些“禁约”，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两者之间，岂无内在联系?

本来，随着家族的繁衍支蔓，怎样使范氏族中每一家每一房都严格地恪守先祖范钦的规范，实在是个令人头痛的难题。家族传代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后代的后代接受某位祖先的强硬指令，而且需要终生投入，其难度简直无法想象。如今倒是迎刃而解了。在封建宗法制社会，宗族的威力仅次于皇权，看了这些“禁约”，有哪个范氏族人敢贸然答应登阁的要求?“不与祭”意味着他在家族血统关系上出现了危机，比杖责鞭笞之类还要严重。但是，天一阁也因此变成了宗教式的膜拜对象，后人必须诚惶诚恐地保存维护。道光九年(1829)，范氏宗族又对禁约加以补充，使之更加周到，并且明确指出:“司马公藏书历三百载，乾隆甲午年间荷蒙绘图烫样进呈，叠叨恩赐奖励，俾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这番话证实了天一阁的深秘封闭，实乃封建君臣“捧杀”所致。官气掩盖了书卷气，天一阁变成一个学者免进、仅供瞻仰的圣地。

鄞县有首打油诗:“积德与儿孙，儿孙享其福;积书与儿孙，儿孙不能读;试看当年范司马，藏书空满天一阁。”这是当时的事实，但冤枉了范钦，也冤枉了儿孙。应当承认，正是一代又一代的范钦后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恪守家族藏书遗规，忠实履行保管职责，终于使天一阁渡过了众多难关，坚持到新中国成立。天一阁巍然屹立，实赖大冲以下范氏十三代后裔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创造了这样的文化奇迹。他们无一不是范钦的“好儿孙”。

参考文献:

[1]邀竹墟、东沙过湖上小启[A]天一阁集(卷三十).[C].

[2]东华续录(乾隆七九)[M]

[3]俞立华.秋谒天一阁[N]光明日报，2003-03-19.

[4]余秋雨.风雨天一阁[M]

[5]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J]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6).

[6](明)徐火勃.笔精(卷六)藏书[M]

[7]周少川.文化情结:中国古代私家藏书心态探微[J]图书馆学研究，2002年，(6).

[8]全祖望.天一阁碑目记[M].

(作者工作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