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书稿藏何处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一部书得以相对完整地流传下来，绝非易事。或简帛散佚，或卷帙窜乱，千百年后，往往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无疑是一部幸运的书，两千多年来，它流传有序，始终不曾间断，完成了司马迁“俟后世圣人君子”的遗愿。这份幸运，来自后人对《史记》的重视和喜爱，也得益于司马迁当初对《史记》书稿的妥善处理。《史记·太史公自序》结尾说：

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所谓“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就是司马迁对《史记》书稿的处理方式：保险起见，他把原稿藏于“名山”，并且复制了一份，放在京师长安。

《报任安书》里也有类似的表达：

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这里，司马迁又提到“藏之名山”，而“通邑大都”同样是指京师长安。

司马迁为什么要把《史记》藏起来，还要准备两个版本？其中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司马氏父子曾奉汉武帝之命，在朝廷图书馆整理过典册书籍，对很多古书散佚不存的情况深有体会。司马迁为了避免自己的著作也遭此下场，所以采取了一定保管措施。其二，书籍的散佚，不仅受到岁月流逝的影响，也可能受到人为干预，譬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就是以政治手段强行阻断书籍的流传。司马迁对这种情况也有所担心，于是留下两个版本，分别藏在两个地方。

那么，“藏之名山”的《史记》究竟是藏在哪一座山呢？中国的名山为数众多，司马迁却故意语焉不详，难道又想给后人留下一个谜题？

有人猜测“名山”是指华山，因为司马迁撰作《史记》期间主要在长安一带活动，而“五岳”之中，东岳泰山在山东，北岳恒山在山西，中岳嵩山在河南，南岳衡山在湖南，只有西岳华山在陕西，与长安离得最近，也是司马迁最容易实现藏书目的的“名山”。当然，说司马迁把《史记》藏到华山，未必就是放进某个山洞里，他也可能将书稿存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今华阴市）。为什么是华阴县？因为司马迁唯一传人、他的女儿，嫁给了汉昭帝时期的丞相杨敞，杨敞的老家在华阴，所以华阴也成了司马迁女儿的家。这样一来，所谓“藏之名山”，实际上就被解释为“藏之于司马迁女儿、女婿家中”。

华山与西岳庙（[德]恩斯特·柏石曼摄于1906—1909年）

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名山”不是具体指哪一座山，而是皇家图书馆——“中秘”“秘府”的代称。有一部描写西周穆王西游的古书，叫作《穆天子传》，西晋学者郭璞曾为其作注。《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徹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注解说：“古帝王藏策之府。”《穆天子传》以“群玉之山”作为“古帝王藏策之府”，“策”即书策、典籍。也就是说，受到《穆天子传》这类文献的影响，司马迁也可能会用“名山”来指代西汉朝廷的图书馆。

汉代“秘书藏府之印”封泥拓片

关于《史记》原稿“藏之名山”的理解，两种意见似乎都有道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对于《史记》“副在京师”的“副本”，人们又有哪些说法。

有意思的是，主张《史记》原稿藏于司马迁女儿、女婿家的一派认为，《史记》副本被收入京师秘府；而主张《史记》原稿藏于秘府的一派则认为，《史记》副本应当存放在司马迁女儿、女婿家中，但这个家不是指华阴老家，而是指位于京师的杨敞官邸，杨敞做过丞相，肯定在长安也有住所。这两派意见所确认的《史记》两个版本存放的地点——一为女儿、女婿家，一为秘府——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关于原稿和副本的收藏地点，却刚好颠倒过来。

既然原稿与副本哪一个“藏之名山”、哪一个“副在京师”的问题尚无定论，我们姑且把《史记》这两个版本称为收藏在皇家图书馆的“秘府本”和收藏在司马迁女儿、女婿家中的“家传本”。

《史记》的“秘府本”，朝廷保管严密，绝不外泄，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看到。而《史记》的“家传本”，后来经由司马迁的女儿、女婿，传到他的外孙杨恽手中：

（杨）忠弟恽，字子幼，以忠任为郎，补常侍骑，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据班固《汉书》记载，杨恽才能出众，轻财好义，名显于朝廷。他的生母司马氏去世后，父亲杨敞又娶后母，后母无子，杨恽便对其孝敬有加。后母临终时，留下财产数百万，叮嘱由杨恽继承，杨恽却没有将这笔财产据为己有，而是将它们分送给后母的亲戚。

仕途上，杨恽廉洁公正、直言敢谏，不过因个性分明、言行不羁，也给自己招惹了不少麻烦。譬如，他看到西阁上的历代帝王画像，就指着夏桀、商纣等昏君、暴君的画像对乐昌侯王武说：“皇上从这里经过的时候，稍微问一问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于是同僚告发杨恽“引亡国以诽谤当世，无人臣礼”“以主上为戏，语近悖逆”，最终导致他被汉宣帝免为庶人。然而，被贬后的杨恽并不服气，仍旧行止狂放、宾客满堂。友人孙会宗写信给他，劝他闭门思过，杨恽则回复他一封锋芒毕露的《报孙会宗书》，书中颇有对皇帝怨恨不满之意。后来，就因为这封书信，汉宣帝判杨恽大逆不道之罪，将其腰斩。

从史书记载来看，杨恽的个性与他的外祖父司马迁确有相通之处，就连那篇《报孙会宗书》，桀骜的文风也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近似。这种联系，固然有血缘上的遗传，但也同杨恽自幼接触到家藏的《史记》并喜爱之、学习之，并与司马迁产生的精神上的沟通密不可分。正是出于对司马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杨恽做了一件比他的外祖父更为大胆的事情：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死后三十年，杨恽将家传《史记》全书公布于世，使人们有机会知晓和阅读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旷古奇书。有读者也许会问，《史记》写成的时候，司马迁为什么不亲自将其公布出来呢？这大概是由于《史记》中有一些对汉武帝和当时政治的批评，司马迁担心这些批评引起朝廷注意后，会给《史记》带来被抄没、焚毁的灭顶之灾，所以选择了先把《史记》藏起来的做法。杨恽却抛开了这层考虑，毅然公开这部有可能引来争议、是非的“一家之言”，表现出无所忌惮的魄力。

正因为杨恽的公布，《史记》全书得以在民间传播，也引起了更多文人学者的高度关注。所以说，杨恽在《史记》的流传史上，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只可惜，汉宣帝五凤四年（前54），杨恽犯“大逆”之罪被腰斩，妻儿流放酒泉郡。杨恽被杀后，又由谁来保护那部“家传本”的《史记》呢？按照汉代的法律，犯有“大逆”之罪的人，财产全部没收。因此，有学者认为，杨恽死后，杨氏家藏的那部《史记》也和家产田宅一起被官府抄没、收纳，最终也可能进入皇家图书馆，与“秘府本”《史记》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