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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受的风险

时间:2022-12-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试验药物无法遏制迈克尔·吉利克的神经母细胞瘤,他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治疗没有改善。在她看来,图钉似乎集中在汤姆斯河,那片区域包括她家。该台正在制作一个关于汽巴嘉基和汤姆斯河癌症的纪录片。那是一个癌症登记系统,全州所有病例都可查询。于是,1986年8月,考夫曼致电州卫生部,要求利用登记系统进行汤姆斯河儿童肿瘤发病率的调查。

1986年年初,迈克尔·吉利克七岁了,还活着,还在进行胜算不大的斗争,他在曼哈顿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接受实验性治疗,那里恐怕是全球最著名的癌症医院了。世界各地的父母都带着自己的孩子来他们的儿科肿瘤病房,而琳达·吉利克每次在活动室都会遇到来自汤姆斯河周围的人。1986年时有一周她在病房里数到了七个欧申县的孩子,其中包括髓母细胞瘤复发的兰迪·林恩沃斯。现在关于汽巴嘉基的报道那么多,包括距离吉利克家只有几个街区的排海管道破裂,吉利克开始想,儿子的病是不是真的像镇上某些人跟她说的,只是因为“运气差或者基因差”。事实上,她在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大背景。

试验药物无法遏制迈克尔·吉利克的神经母细胞瘤,他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治疗没有改善。吉利克一家回到他们在汤姆斯河的家中继续他们岌岌可危的生活,只有一个变化,琳达·吉利克在房里的一个门上挂了幅欧申县地图。每次她听说当地有孩子患上了癌症——她已经知道几十例了——她就在孩子住的地方按一枚红色图钉。在她看来,图钉似乎集中在汤姆斯河,那片区域包括她家。

通常吉利克不跟别人谈她的观察结果,但她的谨慎被1986年春天汤姆斯河的骚动严重影响了。承受了几个月的公众压力后,县卫生部开始测试汽巴嘉基排海管道泄漏位置沿线的家庭后院水井。在排海管道进入巴尼加特湾的位置,谢尔特湾,他们发现附近的十八口水井有四氯乙烯污染,汽巴嘉基排海污水中有这种成分,是可疑致癌物。最大的可能是来自周围的干洗店,但攻击汽巴嘉基的人们将这归罪于工厂,并指出除了1984年那次大的泄漏之外汽巴嘉基的排海管道还有几次小的泄漏。精明的退休老人弗兰克·利弗诺是新成立的“拯救我们的海洋委员会”的首领,很快成了公司在当地的头号对手,他宣称自己知道谢尔特湾有两例儿童脑癌。他指出,新近披露的五例汽巴嘉基的工人或曾在那里工作过的人患上的脑癌与这两例有关联。[1]

回应这些指控的工作落到了查克·考夫曼身上,他对此全无准备。考夫曼过去是个养蛋鸡的农民,他灵巧,微秃,爱交际,一辈子除了个别几年都待在欧申县(1986年时他五十七岁),现在他就职于县卫生部,职位是健康协调员。他亲眼见证着当地环境观念的转变。早在70年代中期,州政府和他所在的部门都认为阻止赖克农场的污染扩散是无用功。同样,1974年县政府终止对快乐平原住户敷衍式的健康调查时,没有人抱怨。现在十几年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当地报纸每天都在报道汽巴嘉基的罪行年谱,同时还有大量饮用水污染和不明疾病的报道。现在居民对他们的卫生部有着不同的期望。

考夫曼所在的部门无法实现大家的期望。他管理着大约两百名雇员(这是从1973年他刚开始工作时的十人增长起来的),但大多是为穷人和出不了家门的人工作的护工。卫生部新成立的环境部门人手不足一打,其中没一个人有地下水污染方面的经验。过去遇到这种问题考夫曼都是去求助汽巴嘉基的化学家,但现在公司被视为污染者而不是保护者,肯定不能这样做了。多年后他回忆道:“我们能说的能做的不多,我们没有环境方面的工具和专长。”

考夫曼焦急地看着人们一天天越来越确信这个县是癌症集中的区域,而汽巴嘉基就是原因。他觉得这难以置信——将全县的癌症病例都归咎于一个工厂,这未免太简单化了。不过他有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当地儿童肿瘤的数量似乎异乎寻常地高,特别是脑部肿瘤和白血病。他甚至曾给几家医院打过电话,想确认有多少汤姆斯河的孩子接受了癌症治疗。他发现这是枉费心机,医疗记录难以获得,前后矛盾,要不就陈旧得没法用。

在座无虚席的欧申县卫生局会议上,情况发展到了顶点。在人们的记忆中,第一次有扛着摄像机的工作人员到场——他们来自纽约市最大的公共电视台WNET 13。该台正在制作一个关于汽巴嘉基和汤姆斯河癌症的纪录片。随着录像机的转动,明显表现出不自在的环境保护局代表——名叫玛利亚·帕夫洛娃——试图就汽巴嘉基为什么不需要完全清理工厂内及工厂附近它所污染的地下水做出解释。她说,如果对场地进行部分清理之后,污染引发的周围人群患癌症的风险上升不多于每百万人口中增加一例,那么这种部分清理就是“可接受”的。观众席上的弗兰克·利弗诺立刻进行了反击。他打断她说:“我认为你想做的,帕夫洛娃博士,就是把不可接受的变成可接受的,你想对大家说的是:别担心了。一百万人中有一个癌症病例,你不知道得病的是谁。他不是你的邻居,他没有家庭,他没有朋友,他就是一个单一的事故,这就是那个将受到毒害、患上癌症的人。而你,干吗不看着观众席说这可能会发生在你们和你们的孩子身上。”[2]

查克·考夫曼也坐在观众席上,利弗诺说话的时候他看着人群中其他人的脸色。年轻的母亲,退休的夫妻……他们都住在他的欧申县,他们都很焦虑。他对癌症和其他疾病所进行的调查是盲目的,完全依赖他自己的朋友和同事关系。但他知道,在特伦顿,另有一个系统可能更靠谱些。那是一个癌症登记系统,全州所有病例都可查询。于是,1986年8月,考夫曼致电州卫生部,要求利用登记系统进行汤姆斯河儿童肿瘤发病率的调查。究竟有没有癌症集群?他希望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争议。

汽巴嘉基艰难地进行抵抗,花费巨大,就为了能在汤姆斯河保留生产染料和环氧树脂的权利。到1986年中期,公司为达到新排海管道许可证要求的苛刻指标已经花了上百万——排海许可证的这些新要求是前一年州政府刚颁布的。汽巴嘉基极大地改善了污水处理系统,糠虾放在混有一半废水的海水混合液中后有一半能够存活——与五年前的数据相比这是很大的提高,当时混有百分之四废水的混合液就杀死了一半的糠虾。[3]实际上,公司的废水现在比居民生活污水毒性都小——欧申县公用事业管理局用三根排海管道将生活污水排往大西洋。汽巴嘉基的经理们没有把这话明确说出来,但意思很明显:居民们要真的担心海洋健康,而不只是为了抨击汽巴嘉基,他们就应该把自己的污水处理好,尽管他们需要为此支付更高的排污税。

在新聘请的形象顾问的帮助下,1986年汽巴嘉基对于如何影响公众舆论已经变得更聪明了。6月初,当地环保人士准备再次在拉瓦莱特海滨栈道举办“拯救海洋日”集会的时候,汽巴嘉基的经理维克多·贝克给三万八千个汤姆斯河的家庭发了一封题为“亲爱的邻居”的邮件,宣传了糠虾测试的结果。[4]公司甚至派推销员去工厂东北部的橡树岭和派恩莱克花园开发区,试图重建邻里信任关系。

但更大的力量在暗中与汽巴嘉基作对。亚洲工厂的价格竞争残酷而毫不停歇,工资的差别非常之大。1986年6月2日,维克多·贝克的邮件送到镇上很多居民家信箱的那天,公司发表了一个声明——即便不说是难以置信,也可以说是惊人的消息——汽巴嘉基正在终止汤姆斯河几乎所有的化工生产。历经三十四年,生产了将近三百亿磅染料和环氧树脂——同时排放了可能有四百亿加仑的废水和二十万桶有毒废弃物——之后,公司要退出了。树脂和其他塑料产品的生产将南移至汽巴嘉基在亚拉巴马的巨型农药厂,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环境监管也松得多。染料原料的生产将转移到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洲,那里的工资和监管也更低。仅有小部分染料成品生产和实验室研究工作仍将留在汤姆斯河。未来经过三年过渡期,剩余的就业岗位将不足三百个,而1968年顶峰时的就业岗位是一千三百多个。维克多·贝克和其他一些经理们从未就缩编公开谴责过他们的批评者们,但私下里他们说镇上充满敌意的环境是原因之一。[5]

工人们既震惊又愤怒。没人真的认为化工生产在新泽西有长远的未来——州里很多大工厂都关门了——但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雇员们没想到结束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不过工会并不打算完全放弃汽巴嘉基,因为汽巴嘉基没有对汤姆斯河完全放弃。那些岗位一旦剥离完,公司希望能够开始增加岗位——通过在工厂土地上新建的制药厂。相比于染料,制药更清洁和自动化,因而对变动的环境标准和其他地区廉价劳动力的竞争的抵御能力更强。那里接收的岗位将只有八十个,但以后还可能更多。

但这种可能的复兴有附加条件:汽巴嘉基只有在可以继续使用排海管道的条件下才会兴建制药厂——公司的对手声称这绝不能接受。制药厂产生的废水远少于染料和环氧树脂生产——每天大约一百五十万加仑,而后者是五百万加仑——但公司的反对者认为即使一加仑也太多。汽巴嘉基的排海许可1990年到期,环保人士下定决心,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让许可证续期。“拯救欧申”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南希·门克·斯科特回忆说:“我们已经做了那么多,我们告诉自己,无论代价是什么,一定要关掉那个管子。”而公司和它的工会态度也很坚决。汽巴嘉基已经表现出,它愿意为保存自己在汤姆斯河的资产而花费几百万,而它的工人们也愿意和那几百万一起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决战——决定着汽巴嘉基在汤姆斯河的命运的战斗——的舞台已搭好。这场战役将持续三年多,其间当地报纸将充斥着几百篇关于癌症和污染的引人焦虑的报道。被忽视多年之后,这两个问题在汤姆斯河变得无法回避了。

查克·考夫曼要求研究汤姆斯河儿童癌症发病率,这活最终落在了迈克尔·贝里的头上,他是州卫生部的新人,正在为自己的工作而兴奋。这态度后来会改变的。不过现在他可是发动起来了。他打算花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空气污染问题上,剩下的时间用来处理其他任务:回应全州可能与癌症集群有关的电话。

1986年考夫曼致电之后,贝里查询了部门记录,发现同事自1982年起已经记录了另外三个关注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电话。其中一个来自纽约的一名神经肿瘤学家,他治疗了几名当地儿童。不过每个电话都是石沉大海,没进行任何有关汤姆斯河儿童癌症的调查——哪怕是敷衍都没有。事实上,卫生部在新泽西州各处进行了很少量的居民癌症集群调查,部分原因是州里的癌症登记系统相对还很新,没什么数据。正当显示出可能存在职业癌症集群的各种迹象开始受到重视的时候——例如一直在进行的对石棉工厂的一种罕见肺癌间皮瘤的调查——居民区存在问题的电话却无人问津。

这种差别是有原因的。从帕拉塞尔苏斯起,目光敏锐的科学家们就通过探究高暴露工人群体的疾病集群——例如扫烟囱工和钴矿矿工——来锁定可疑致癌因素。在职业环境中更容易遇到多年间超高剂量接触少数特定化合物的工人。在雇主的配合下,研究人员可以去工厂收集环境样品,与工人访谈,查阅集中管理的医疗和员工记录,可以以此确定诊断结果和工人暴露于特定化合物中的时长。威廉·休珀和其他人一同证明了这种方法的价值。

所有这些工作,在居民区调查中都将变得极为复杂。医疗记录散落在几十甚至上百个医生的办公室或医院中,每一处都用自己的方法给疾病分类。没法追踪谁在何时迁入或迁出。测定污染物当前在邻里间的暴露水平非常困难,而过去的暴露只能靠猜测。在工厂里研究人员可以查阅旧的记录确定哪一年用了什么化合物。但在社区没有过去接触过的化合物的记录。

结果是,对于居住区癌症集群的原因,几乎不可能得到明确的结论。如果说职业癌症流行病学像是一个不错的侦探故事,纠缠着阴谋、多重嫌疑,而且——至少在某些故事中——有个恶有恶报的满意结局,那么居民区的集群调查则更像一出存在主义的戏剧。重要而有挑战的问题提出来了,什么都解决不了。

大多数打到迈克尔·贝里办公室的关于病例集群的电话都是关于居民区而不是工作场所的。从1980年起州卫生部回应打电话的人的已经不只是电话线那头的一个平静的声音了。正是在那一年,新泽西州癌症登记系统开始运行。概念很简单:登记系统被设计成新泽西州的信息交换中心,每年近三万两千例(这是当时的数据)癌症确诊病例的信息都汇总到这里。[6]隐私数据包括了患者的家庭住址、年龄、职业,以及癌症类型与分期、治疗类型。卫生部可以分析这些数据以解答各类问题,例如州里有没有哪个地方医疗水平偏低。但登记系统的首要任务是辨识出癌症集群,并为“确定癌症发病率与潜在的环境因素的相关性”提供“所需的更加完整与精确的统计数据”,这是1977年确定成立登记系统的条文中说的。[7]换言之,它的设计正是为了回答汤姆斯河在1986年夏天所提出的这种问题。

癌症登记系统有一定的历史了,尽管并不是很有效。英格兰1895年的工厂法就要求雇主报告所有处理煤焦油产品——包括染料——的工人的癌症病例。工厂主执行得并不好,但这个想法流行了起来——这是一个多世纪前开始的传染病登记系统的自然延伸,传染病登记始于瘟疫早期预警系统。理论上说,癌症登记系统可以为珀西瓦尔·波特和沃尔瑟·赫西这样观察力敏锐的医生们提供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相比于波特的病人群体或赫西的矿工群体,一个以全体居民为基础的登记系统可以在更大的人群中寻找模式——例如全英格兰的染料工人,或是所有康涅狄格州的居民,该州于1935年成立了全美第一个州癌症登记系统。到1986年,共有六十个国家的一百八十一个市、州或国家在运行癌症登记系统。[8]

不过后来证明,登记系统建起来要比用起来容易得多。即便一个政府机构能够将所有的医院、诊所和医生都列入它的管辖范围,让他们给它报告所需的癌症信息,分析这些统计资料也将是一场噩梦。诊断经常是含混的,不同诊所差异很大。转移性癌症经常被误计,肿瘤出现在第二个器官上时我们会重复计数。可那些急于独揽设立癌症登记系统大功的议员们却对给这个部门安置足够的员工没什么热情,所以努力跟进汇入癌症登记系统的数据洪流成了西绪福斯[9]式的工作。

新泽西州的登记系统尤其难堪重负。1975年国家癌症研究所就已将新泽西州单列了出来,因为那里有全美最高的癌症死亡率。男性每年的总死亡数是每万人中二十九例,女性是每万人十八例。[10]这些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大约百分之十。对于高出的这部分死亡率,其原因的推测多集中于污染问题,不过要识别癌症病因,看死亡率并不是好办法。研究因果关系的关键统计数据是发病率——出现确诊病例的频率,不考虑病人是否死亡。于是州立法委1977年在新泽西州首次建立了癌症登记系统,采集发病率数据。

但到1986年查克·考夫曼要求研究汤姆斯河的发病率时,登记系统明显已经失效了。管理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已经积压了两年多的工作,也就是说1986年时已完成的最新的数据是1983年的。(到90年代中期积压将超过三年。)按照法律,医生和医院应在确诊后六个月之内报告病例,但他们几乎从不这样做。违法情况最严重的是纽约市和费城的大型肿瘤医院,那里每年收治几千名新泽西州的居民。迈克尔·吉利克和兰迪·林恩沃斯这些在州外的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纽约医院或是费城儿童医院——这三所是全球最大的儿童癌症中心——接受治疗的孩子可能根本没进入登记系统。

尽管知道癌症登记系统的缺陷,迈克尔·贝里还是想要尽可能地对考夫曼的要求做出回应。他决定对多佛镇——汤姆斯河的官方名称——的儿童癌症进行一种调查,卫生部将其称之为“关联分析”。程序再简单不过了。首先,贝里致电登记办公室,要求拿到电脑打印的1979年至1983年间住在该镇的十二岁以下儿童中确诊癌症的病例清单。他发现了十五例病例。然后他要查明,如果儿童癌症在汤姆斯河的发病率和全州一样,那么镇上总的病例数“应该”是多少。根据镇上的人口数,他得出“预期”的发病率是十四点七例。也就是说,实际的儿童发病数几乎和预期数量完全一样。汤姆斯河的儿童癌症发病率既没有高于也没有低于预期。是平均值。通过他粗糙的分析,贝里只能说在汤姆斯河没有儿童癌症集群。

贝里将结果告诉了考夫曼,双方都不满意。首先,贝里的分析没有包括特殊类型癌症,即便是将这部分包括进来,病例数太少,也很难从中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而且,分析截至1983年。考夫曼通过他在县卫生部的私人关系听说了几例新发病例,是1984年确诊的,这没有包括在其中,因为登记系统滞后了两年。再者,贝里的分析中至少没有包括那些只在纽约和费城看过病的本地儿童。如果最后发现有很多的汤姆斯河患病儿童在州外治疗——琳达·吉利克在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经历就是证明——那么基于登记系统进行的分析就是误导。

“据记录,没有迹象表明镇上的癌症增多了。”11月研究结果泄露后,贝里这样跟《阿斯伯里帕克新闻》的记者说。[11]但是那篇标题令人紧张的文章“有毒废弃物,癌症发病率带来更多未解问题”看了绝不会让人平静。它指出,州外就医的病人并未包括在内,并引用了一个律师和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说法,他们两人各自分别知道三个汤姆斯河的孩子近期被确诊为脑癌。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当周周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个下周电视导视的小提示:WNET 13的纪录片《美国化学小镇》将在黄金时间连播三天,从1986年11月19日开始。[12]

汽巴嘉基的经理们高度紧张,他们预计会在节目中被攻击。《美国化学小镇》的作者和联合制片人迈克尔·罗森布拉姆和工厂发言人托马斯·契兹马蒂亚是大学同学,他劝说托马斯保证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会出面接受讯问并带人参观工厂。(罗森布拉姆多年之后回忆:“我告诉摄像师,就拍有滴水的管子,找到多少拍多少。”)参观与访谈结束后已经很明显,纪录片对公司是批判式的,尤其是罗森布拉姆提到了镇上可能存在脑癌集群。汽巴嘉基的律师给WNET的总裁约翰·杰伊·艾斯林匆匆写了一封信,声称罗森布拉姆在报道内容中误导契兹马蒂亚。因为汽巴嘉基的制药部门恰好资助了WNET的一档重要的科学纪录片(讽刺的是,该纪录片叫做“大脑”),艾斯林因此对其有所关注。电视台的律师坚持要看纪录片早期版本的副本。不知怎么的,汽巴嘉基也搞到了同一副本的拷贝。公司的律师因此又写了一封信,这次要求修改脚本。

最终,公司要求的修改罗森布拉姆只动了几处。不过他和负责了大部分原始报道的制片助理凯思琳·休斯都感到,在电视台经理认可的最终版本里,来自汽巴嘉基律师的压力改变了纪录片整体的基调。他们曾想刻画兰迪·林恩沃斯,着重控诉病例的群聚,但最终版本反而强调了就业与污染之间的利弊平衡。兰迪和他的家人直到第十分钟才出现,早在这之前,是一个汽巴嘉基的工人因为计划中的工厂缩减而面临下岗。休斯回忆说:“我认为纪录片的内容应该是更加坚定的,而最终的结果没有实现。所有重要的点都提到了,但整体上被软化了。”

不论是不是被软化了,纪录片最终播出后干扰到了镇上的很多人。他们看到了病重的兰迪·林恩沃斯——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由他母亲的怀抱支撑着翻看家庭相册。林恩沃斯一家也可能变成其他任何一个家庭,兰迪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当雷·林恩沃斯将他十几岁的儿子抱出轮椅轻轻放到床上时,背景音说道:“目前的科学还不能证明肿瘤是否由邻近的工厂诱发,但对于林恩沃斯一家来说,这癌症可能由环境因素引发的恐惧感始终挥之不去。”为保证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谢莉·林恩沃斯接着说:“你真的一定要注意到周围在发生什么,因为我们做梦也从没想到过幸福会破灭,生活发生如此的巨变。我的上帝,我希望你们任何人都不会经历这些,但你们真的不能只说这是住在街对面的那个人,然后坐视不管。因为不是那样的,这就是你和我。”

到了1986年年底,看起来似乎镇上的每个人的意见都倾向一致。很显然癌症的问题在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消解了。

【注释】

[1]Don Bennett,“Ocean Groups Blame Ciba for Shelter Cove Pollution”,Ocean County Observer,June 25,1986.

[2]玛利亚·帕夫洛娃与弗兰克·利弗诺之间的对话可见于WNET 13与1986 年11月19日直播的电视纪录片“Chemical Town USA”。

[3]Don Bennett,“Ciba Doing What It Thought Was Impossible a Year Ago”,Ocean County Observer,June 10,1986.

[4]Status Update Ciba‐Geigy’s Toms River Plant,eight‐page brochure from Ciba‐Geigy,June 2,1986.

[5]工厂经理维克多·贝克的继任者约翰·西马斯后来这样解释终止化工生产的原因:“我们看到了不祥之兆,认为汤姆斯河不是做重化工生产的理想场所。”见于William Lichtenstein,“The Toms River Experience”,Chemical Engineering(April 1991):46。

[6]根据州癌症登记系统第一年的责任通报,1979年新泽西州居民中确诊癌症的病例数是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到2000年,总数上升至四万五千六百四十一例,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尽管这期间全州人口只上升了百分之十五。发病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诊断技术的改善,但在其中占多大比例未知。癌症病例中不包括非侵入性癌症和原位癌,这两类的肿瘤没有扩散,体内只有一个病灶,这类肿瘤未报告在癌症登记系统中。

[7]Title 26,Section 2—104,New Jersey Statutes.

[8]Donald M.Parkin,“The Evolution of the Population‐Based Cancer Registry”,Nature Reviews Cancer 6(August 2006):603—612,605.

[9]西绪福斯,古希腊神话中被罚推巨石上高山的人,每次石头快要到顶时就会从他手中滑脱滚回山底,意指永远在做无用的苦工。——译者

[10]Lisa Roche et al.,“Trends in Cancere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New Jersey 1979—2002”,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October 2005),46—47,tables 5 and 6.

[11]Marlene Monfiletto,“Toxic Waste,Cancer Incidence Raising Unanswered Questions”,Asbury Park Press,November 16,1986.

[12]13频道的节目播出前夜,一位名叫爱普·斯托帕的当地妇女带着她复印的电视导视去了多佛镇委员会的会议,抱怨说镇子马上要鼻青脸肿了。她说:“新泽西州或许是被当做了一个大化工厂,但汤姆斯河不该这样。”镇长W·托马斯·伦金承认他也担心,并且试图压低汽巴嘉基在镇的快速发展中的重要性。见于Donna E.Flynn,“Dover Officials Wary of TC Show’s Publicity”,Asbury Park Press,November 19,1986;以及Anthony A.Gallotto,“Ciba TV Show Worries Panel”,Ocean County Observer,November 19,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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