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第一个繁盛时期， 既产生了“体大虑精” 的《文心雕龙》， 又产生了中国诗学的开山之祖《诗品》， 两者堪称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 《诗品》 之后出现了“诗话”。 诗话是中国古代评论诗歌、 诗人、 诗派， 记录诗人议论、 事迹的著作， 是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特别是唐代律诗高度发展的产物。 写作诗话之风， 始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 而严羽的《沧浪诗话》， 是宋代最负盛名、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

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的哲学代表王夫之， 其文艺美学思想承上启下，影响较大， 其《古诗评选》 收录了所评选的自汉至隋的诸体诗歌作品七百余首， 每首诗都有其独出机杼的评点， 集中体现了王夫之的诗学思想。 王士祯主张“神韵说”， 以诗为例、 援引古说的诗论总编为《带经堂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 叶燮的《原诗》 等都影响了沈德潜， 他的《说诗晬语》 和他所编的《古诗源》 《唐诗别裁集》 《明诗别裁集》 《清诗别裁集》） 等书， 形成了“格调说” 的诗论。 刘熙载的《艺概》 是近代一部重要的文学批评论著， 共六卷， 分别论述文、 诗、 赋、 词、 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制流变、 性质特征、 表现技巧、 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

传统诗学向近代诗学的转化， 是到了鸦片战争之后， 梁启超、 黄遵宪、王国维乃至鲁迅等人的诗论， 才有了明确的转向， 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主张的“境界说” 对近代诗论有较大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 “朦胧诗” 兴起， 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 由于朦胧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的变革， 对中国诗歌传统和欣赏习惯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也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持肯定、 赞赏态度的主要以谢冕、 孙绍振、 徐敬亚为代表。 他们分别写了《在新的崛起面前》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崛起的诗群》 等文， 为朦胧诗潮推波助澜， 故被称作“三个崛起”。 持批评甚至否定态度的以丁力、 郑伯农、 程代熙等为代表， 他们以历史传统和现实政治的视角观照诗歌， 认为朦胧诗是晦涩诗、 古怪诗， “崛起论” 是古怪诗论。 老诗人艾青、 臧克家对朦胧诗和“崛起论” 基本上也持一种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

1986年， 《诗歌报》 和《深圳青年报》 联合举办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 展出了朦胧诗派、 非非主义、 他们文学社、 海上诗群、 莽汉主义等诗群的诗作和艺术自释。 这些自释是一种创作主义或倾向， 具有建设现代诗歌理论的意义， 但因五花八门， 缺乏系统性而成为史料。

80年代诗歌界已经出现了“民间写作” 与“知识分子写作” 之间的潜在分歧苗头。 “民间写作” 的主要倡导者韩东、 于坚等人在“第三代” 诗歌潮流中， 便已体现出了以诗歌的日常性反拨朦胧诗宏大叙事和自我英雄化的趋向。 这种倾向与精英化了的知识分子立场间存在显见的距离。 而“民间写作” 与“知识分子写作” 的争论以《岁月的遗照》 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 两本书的出版作为导火索， 并于1999年在盘峰宾馆召开的诗歌研讨会上大规模展开。 此次论争成为90年代诗歌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 并集中反映了90年代诗歌批评的动态。

90年代中期， 中国诗学批评史研究有三部专著相继问世。 袁行霈、 孟二冬、 丁放的《中国诗学通论》， 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 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 是中国诗学的重要研究成果。

宁夏诗歌评论是在中国诗歌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同诗歌创作发展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历程。 针对宁夏文学， 杨梓做过界定， 认为小说和诗歌是宁夏文学创作的两个翅膀， 那么散文和评论自然就成了弱项。 而创作和评论又是车之双轮、 鸟之双翼， 但诗评这一翼与宁夏诗歌的繁荣不相适应，亟待丰满。 从古代到近代， 查不到有关塞上或宁夏的诗歌评论。 直到20世纪80年代， 评论家高嵩、 荆竹、 刘绍智、 白草， 诗人吴淮生、 秦中吟、 贾长厚、 张铎、 白军胜等涉猎过诗歌评论。 新世纪以来， 杨梓、 牛学智、 瓦楞草、 王武军、 倪万军、 安奇、 王晓静、 火东霞、 王西平等， 从不同的角度对宁夏中青年诗人的诗歌创作予以评介。 但似乎缺乏专门的诗评家， 他们以小说评论或以诗歌创作为主， 兼写几篇诗评， 并且大多都是个评。 而对宁夏诗歌创作整体评论的只有白军胜《宁夏青年诗坛的窘境》 （《朔方》1998年7期）、 杨梓《宁夏青年诗人创作漫评》 （《朔方》 2002年7期） 等几篇， 而安奇《在宁夏写作》 （《诗潮》 2001年6期）、 倪万军《在苦难的土地上高蹈的精灵 ——点击宁夏诗人》 （《绿风》 2004年5期）、 王西平《中国西部最后一群“诗歌赤子” ——兼论宁夏诗歌的“整体性”》 （《中国诗人》 2010年第3卷） 等侧重的是对宁夏诗人作品专辑的点评。 现对宁夏评论家、 诗人所创作的诗歌评论予以评介。

高嵩（1936—2013）， 河北阜城人。 1960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 曾在教育界任职二十年， “文革” 后转入文艺界。 曾任宁夏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 宁夏政协常委等。 著有《李白杜甫诗选译》 《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 《张贤亮小说论》 《岩画中的文字和文字中的历史》 《大麦地岩画 ——夏朝档案》等。 评论作品荣获宁夏第一、 第三、 第四届文艺评奖三等、 一等、 优秀奖（不分等）。

高嵩写了大量的诗歌评论。 他很欣赏罗飞的诗， 对其诗评也较多。 如《泪花·土地和雪花 ——读罗飞悼胡风的两首诗》 （《名作欣赏》 1992年3期）。 高嵩认为这两首诗的情绪由心的深处涌出， 那形象和意绪的光景， 是感人的也是魅人的。 体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 他将他艺术的自我， 先幻化为假定性形象 ——“土地”； 第二， 他让他的“土地” 和胡风之诗的“雪花” 进行充分的、 高频的心灵感应， 让那“土地” 将“雪花” 完全化尽，直至“春蒸大野融” 的境界； 第三， 他从胡诗繁多的端绪中单取那激切的剖白来应答， 让那“土地” 发出理解的、 爱的回声。 这样， 他就有了一个理想的构思角度， 就有可能以舒闲的姿容， 运千斤之重力。 “我知道／你的洁白／是你把全部阳光／反射了出来／你的轻盈／是你把醉了的历史／加给你的负担全部委弃／你的冷俏／是你蒸腾尽了你的全部热能”。 这里，诗的意象叠合着对“雪花” 的物格和胡风人格的精切理解和深情摩挲。

高嵩在《诗格与人格的交辉 ——论贾长厚》 （《朔方》 1998年11期）中， 认为贾长厚用他对人世的各种思索， 用他对人生命运和价值的体验和估评， 用他从燥热沙原上寻找到的一朵朵信念的小花儿， 酿造着真实的诗。他的诗缺乏的是浓郁， 然而他的诗能够向你心里滴渗一种微苦的蜜液。 他对诗的形式进行了一些探索。 如《小河》 一诗， 高嵩认为， “排列成S 型，因为小河是流动的， 这样可以造成一个视觉形象， 拉开一个空间， 展现一个意境（也寓意于小河的坎坷）。” 这类探索， 与无标点诗不同， 它似乎有点“字句形意化” 的味道。 一般来说， 贾长厚不属于豪放派， 但他也有豪放之作， 比如《跋涉者， 深深的足迹》： “到大戈壁来吧／到莽莽大漠里来／大漠里的足迹／如大鼓般热烈……” 这是跋涉者的独特发现。 这里，他运用了联觉， 将视觉印象转换成听觉印象， 密集的、 深沉的足迹转换为热烈的大鼓之声。 他在诗中寄寓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哲理。 贾长厚诗歌在选材上有些琐屑， 容量受到明显的局限。

在《在回旋的空心球体 ——论刘国尧》 （《朔方》 1987年5期） 中， 高嵩把刘国尧当作宁夏诗坛上的一个现象来看， 他已经成为理论的对象。 这是因为， 他终于抛开了由十几家杂志堆积起来的参照体系走向了他自己，他终于辞绝了某些先验的时髦框式， 像勤苦的采珠人那样向生活潜沉， 又带着他自己采得的珠宝向心灵的底部潜沉， 直至那生活的珠宝辉耀出心的灵光， 再把它们化为歌唱。 认为刘国尧避开了“纯自我” 的雕镂， 没有以一己之孤闭搜讨“纯心灵” 的幽曲， 没有以“代表未来” 的“纯美” 的观念去追求“纯精神世界” 的奇幻。 这使他的诗带着生活本有的光热从那飘飞着彩焰的幽寒境界的上空， 大步走了过来。 一是对我们时代的崭新生活有一种真诚的参与意识， 并且热情地拥抱着它； 二是努力把握生活的主潮，对它的美和它的冲突灵敏地作出情绪的反应； 三是人生之美， 成了他诗中常见的主题。 刘国尧的诗《别学我， 新来的徒弟》 能让人闻到了机油味儿。热情， 敏感， 不拘谨， 不保守， 处处寻诗， 处处有诗， 灵机易动， 出活很快， 这是他的特点。

高嵩认为马乐群的诗《我和朝霞一齐走进车间》 很好地表现了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情绪。 不俗， 不虚， 不僵， 不夹生， 不绵弱，是马乐群诗歌创作迈向新阶段的一个信号。 作者切出早展上班的一小段时间来起头： “踏着电铃的金色音符／我和朝霞一齐走向车间／穿过绿叶间泻下的光束／兴致勃勃地跟工友交谈。”

高嵩为绿原的诗歌写过几篇很有分量的评论文章， 例如《生命哲学的幽思 ——读绿原新作〈哦， 你？〉》 《雪线以上的孤攀者 ——绿原诗断议》《关于〈微型诗学〉 的札记》 《评绿原〈……他走?〉》。 他评道： “它的发表， 是中国新诗的一个节日。 这是一首象征的大诗。 ……在这首诗象征性的意象下面， 是巨大的人格感叹， 而在更深层， 则是由批判产生的历史的、社会的、 人生的巨大感叹的炽烈燃烧。 这首诗是绿原用全部人情体验和世情体验， 用全部生命力和艺术理想写出来的。

在《美与善的颂歌 ——谈吴淮生同志的新诗近作》 （《朔方》 1987年5期） 中， 高嵩认为吴淮生执着地歌颂历史与人生的美， 歌颂祖国山川的迷人风采。 在他的性情与理念之中， 有一个由二十多年教师生涯积淀而成的夹层。 这个夹层决定着他所有诗歌的共同特色： 仪态端严， 理路清畅， 而往往有激切的真情。 第一是端严的仪态， 如《采自金沙江畔的诗·攀枝花方言》。在这里， 情绪的产生和发展， 遵循着朴素、 明朗的逻辑关系， 那言语的表达， 也完全没有潜意识的漫漶所造成的晦涩和拖沓。 第二是神州风物在诗篇。 吴淮生的第一本诗集是《塞上山水》， 里面选的是他赞颂宁夏山川风物的作品。 后来， 他诗中出现了南方及北方一些山水风采。 这些新的山水诗，高嵩以为比《塞上山水》 里的作品要好些。 《天府偶拾》 中《青城山拾幽》和《黄山纪游》， 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品。 第三是天伦的旋律。 吴淮生《给病中的妻子》 有这样几句： “抚摸你鬓边的浓霜／我遗憾我的体温／为何不能把它融解／我爱／是我午夜的灯光／将它一丝丝漂白……” 高嵩认为，在宁夏新诗中， 这是呕心沥血的“妻颂”。 第四是芳醉赖良曲。 吴淮生写新诗， 也写古体诗。 他写诗多半靠渐悟。 读他的诗往往要一行一行读完， 通体琢磨才能使心里的诗味渐渐醇浓起来。 吴淮生的每一个诗行给予读者心灵的信息， 都比较鲜明， 比较结实有力。

在《匍匐在慈母般的前套平原上 ——秦克温诗断议》 （《朔方》 1986年4期） 中， 高嵩每想到“论心最爱直如弦”， 都会想到秦克温（笔名秦中吟）。 比较了解他的人， 也比较了解他的诗。 将他的人与诗联结起来的， 就是他的耿直与激切， 敢为真理挺直腰杆； 同时， 他一直带着乡音涌流， 带着土味的句子和乡音搅拌在一起便令人激切。

在《谈孟虎的诗》 （《朔方》 1989年11期） 中， 高嵩认为读孟虎的矿山诗， 觉得在质朴、 健康的生活气息中， 有他个人的一种精神在萦绕， 那就是他对工人群众的真知与真爱。 这种真知与真爱， 原本就在工人和工人中间放热、 发光。 可贵的是， 孟虎基于切身的体验， 将这种爱的光热挹取到他的诗里。

高嵩《宁夏新诗点评 ——在“塞上诗会” 上的发言》 （《朔方》 1983年2、 3、 4、 5期）， 是对宁夏诗歌点评的重要文章。 他点评了马乐群《我和朝霞一齐走进车间》、 赵福辰《少女》、 罗飞《人的标本》、 李震杰《古庙三题》、 肖川《乡恋》 (三首)、 贾长厚《帆的风格》、 吴淮生《飞过桂林上空》、 高深《鹿回头》、 马静《雪天》、 陈幼京《无题》、 王庆《宇宙之恋》、秦中吟《唱给毛驴》、 刘国尧《别学我， 新来的徒弟》、 丁文《愿望》、 屈文焜《我是六盘山的农民》、 万里鹏《兔子的悲剧》， “是一篇随读随写的手记”， 既客观评介了宁夏80年代初涌现出来的较为优秀的诗作， 又为宁夏诗歌评论起到了领军和带头作用。

作为学者的高嵩先生， 其诗评颇具个人特色， 他从不人云亦云， 而珍视从自己内心深处流出来的真实文学感受， 除了厚重的大文外， 他的小文也写得十分精巧。

荆竹（1953—）， 原名王金柱， 宁夏平罗人。 1969年应征入伍， 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 历任宁夏日报文艺部编辑、 宁夏青年报社副总编辑、 宁夏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宁夏文学艺术院院长，研究员， 宁夏文联副主席、 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 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专著《智慧与觉醒》 《诗文探美》 （合作）、 《学术的双峰》 等。 评论作品荣获宁夏第五、 第六届文艺评奖一等奖， 宁夏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荆竹前期以小说和散文评论为主， 后期主要研究王国维和陈寅恪， 结集为《学术的双峰》。 而在诗歌评论上， 他虽写得不多， 但高屋建瓴， 一针见血， 既成理论体系， 又中肯到位。

在《在蝉蜕、 裂变中梳理羽毛 ——论马钰诗歌审美意象的嬗变》 （《朔方》 1989年3期） 中， 荆竹认为马钰以“黄河诗” 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使他摆脱了过去的窘境， 抒发历经灾难之后的民族革新的愿望。 使审美主体在激情喷发、 形象再现的同时， 显示出雄浑、 狂躁、 悲壮的特征。 同时，荆竹对马钰“黄河诗” 的这一特点进行了批评， 认为“黄河诗” 表现出来的雄浑只是执着于现实的表层现象， 狂躁的情感的迸发忽略了复杂情绪的渲染， 悲壮也多是涂写了一种英雄开拓艰难的主观色调。 诗的物化形体越来越臃肿， 意象堆积， 美感效应除了给人一种情感的低沉之外， 意蕴的飘逸却难以觅得， 表现了诗人审美主体抒情方式的缺陷。 马钰对肃穆美的追求， 将抒情视点与现实拉开的尝试， 试图在这种审美距离之间取得超脱，但尚有距离。 荆竹希望马钰能够独立地对全部现存的人类社会生活进行透视、 提升， 愿马钰能够再多一点思考和探险的胆量， 使诗美艺术的追求有一股强劲的纵深感和走向更高的层次。

在《海恋与诗人之魂 ——贾长厚诗集〈海恋〉 漫论》 （《朔方》 1996年4期） 中， 荆竹认为《海恋》 一些奶声奶气的诗句， 蕴含着儿歌童谣的韵味， 显示了贾长厚诗歌创作的乖巧和可爱， 是童声歌唱的天然美， 属于人类一种特有的诗情， 有着恒久的光彩与价值。 贾长厚生在海滨， 来到戈壁生活形成的人格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格化的双向建构， 构成了他创作的现实和心理背景。 作为审美心理结构的主要内在依据， 它不仅制约着其创作的基本风貌及其发展， 而且指明着他的独特追求和主要特征。 贾长厚的创作属于新的现实主义， 无论是诗的内容或是艺术方法都在这个规范之内，“贾长厚诗中的形象的突出点是鲜明性和稳定性”， “其基本的特征是： 以最诚实的目光和执着的热情拥抱大海与沙漠， 用崇高的理想与审美感知，对观察和意识到的社会内容， 通过自己的审美经验进行个性的反映。” 同时， 荆竹也指出贾长厚与其他诗人一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不足， 主要是深入探索的不足。

刘绍智（1958—）， 曾任教于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 发表论文《也谈〈红楼梦〉 八十回后的原稿》 《试论西门庆》 《〈念奴娇·过洞庭〉 赏析》 等。

刘绍智在给张铎的文学评论集《塞上潮音》 写的序言《漫谈张铎的文学评论》 中， 认为张铎评论的对象有两个特点： 一是青年作者居多， 二是山区作者居多， 这使张铎的评论具有了难以替代的价值。 张铎对山区的深厚感情， 使他对山区作家的作品体验出许多细微而独特的东西来。 这些体验一旦化成理性的评论文字， 就立即显示出评论的独特性。 张铎没有停止追求， 都在寻求人类美好的东西。 这样一种可贵执着的感情， 成为他写评论的巨大动力。 他认为张铎的“评论在理论水平上的表现是多方面的， 他不仅从内容方面进行深刻的剖析， 从而显示出他锐利的眼光， 而且还能从结构布局、 语言、 形象塑造、 意境创造等各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这不单是换个角度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个理论视野的问题。” “好的评论其实也是一种创作， 读一篇好的评论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张铎的评论就是艺术品， 耐人咀嚼， 耐人寻味。 ……张铎虽也创作诗歌、 散文， 但他更突出的还是评论， 而且是很有特色的评论。”

在《“生活的苦恋者” ——刘国尧诗歌创作论》 （《宁夏社会科学》1988年2期） 一文中， 刘绍智评论了刘国尧的诗歌创作， 知人论诗。 刘国尧出生于繁华的古都南京， 告别学校后就来到了荒凉的大西北， 成了“大西北的开拓者”。 作为一个诗人， 其孕育、 诞生、 发展和成熟的全部过程，都是在大西北进行的。 刘国尧开笔于70年代初， 正当人们普遍热衷于保卫“革命路线” 而迷狂之时， 他却与现实拉开了一段距离， 躲进了“象牙之塔”， 从此敲开了诗歌艺术的大门， 为他在80年代国内诗坛上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 刘绍智指出了刘国尧诗歌的独特性。 认为如果要从刘国尧几百首丰富多彩的诗作中品味出一个基调， 那么就可以用他的组诗《永不失落的童年》 中的“希冀着甜美的种子／孕育出流光滴翠的蜜果” 这两行诗句来表达。 从刘国尧的诗歌创作历程看， 可以说他是一位地道的西部诗人，他的全部诗作可归属于“西部文学”。 对于大西北， 诗人突出了地理环境、自然灾害给西部人带来的不幸。 如《不， 我不是旅游者》 所描绘的雪暴，“冲塌桥梁， 捏断了南北土地的脉搏”； 沙暴， “卷走驼队， 埋葬了一家三代的欢乐”。 的确， 地理环境、 自然条件在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地域开放性与心理结构的严重封闭性给西部人留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而这正是刘国尧诗歌有待于开拓的一个很大领域。

张铎（1962—） 原名张树仁， 宁夏固原人。 历任泾源县委副书记， 宁夏政协秘书处处长、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 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于《朔方》 《诗歌月刊》 《星星》 等， 入选《中国诗人自选代表作》 《诗国· 2011年诗典》 等。 著有散文诗集《春的履历》、 评论集《塞上潮音》、 诗集《三地书》 等。 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宁夏作家协会理事， 宁夏诗歌学会副会长， 宁夏诗词学会副会长。

张铎的创作体裁比较丰富， 有诗歌， 散文、 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塞上潮音》 共收录三十篇诗歌评论。 他的诗歌评论相对宽泛， 罗飞、 肖川、 秦中吟、 高琨、 虎西山、 王怀凌、 冯雄、 杨建虎等的诗歌和花儿， 都诸一品评。

评价罗飞《你的泪花》 《炮手的心》 等诗歌用形象说话， 写得饱满而又有味， 自然朴素而又凝练， 中间留下大片空白。 既有诗人对人生的独到感受及艺术化表现， 又与人民之情息息相关， 是典型的“诗家语”， 如《火的抒情 ——论罗飞的诗》。

评论肖川的诗《剪不断、 理还乱，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读肖川的塞上诗》， 认为肖川对于塞上的关注， 使他的诗像黄河一样沉稳， 像塞上本体一样浑厚。 肖川确想和塞上融为一体， 构造一个理想的艺术境界， 但他与塞上总有一段距离， 这大概是因为塞上积淀的黄土太厚了， 山和沟也太大太深了。 其实， 问题的关键在于肖川歌唱塞上时总是摆脱不了旁观者的格局。 对肖川塞上诗的评价， 可以看出张铎对塞上这片生活的土地， 是有很深的理解和很浓厚的感情。

在《直人真诗 ——论秦中吟的边塞诗》 一文中， 张铎评说秦中吟的诗无论是描绘塞上风物， 还是讴歌改革开放， 大都写得气骨兼备， 充满了积极昂扬的精神， 闪耀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充分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 感情真挚， 强烈而又深沉。 《试论秦中吟的诗歌创作》一文提到， 诗人自十年动乱结束后， 创作的“归来诗” 明显变得深沉、 凝重， 一扫早期的清新、 明朗之风， 诗人前后风格的变化， 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 《心中唯有赤和诚 ——读秦中吟的古体诗词》， 不但注重感情的抒发， 而且也很讲究抒发感情的形式， 诗人那些直面人生的古风诗， 如《自题小像》 《悼程造之》 《观京剧“人鬼鉴”》 等， 最能体现他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创作风格。

张铎在《新时代的花儿歌手——读高琨的花儿抒情诗》 中说： “生活在花儿的故乡， 我对花儿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认为高琨写的是熟悉的生活情景， 重视花儿的音乐美， 旋律明快轻松， 冲破了以往花儿光唱爱情的窠臼， 既写“山乡新花”， 又写“山里人经见了稀罕”， 给人多姿多彩而又繁复的感觉。 诗人在赋比兴表现手法的基础上， 又大量应用拟人、 夸张、 象征和通感等手法， 提高了花儿这种古老艺术品种的表现力。 同时， 张铎也指出高琨花儿的不足是铺叙成分较多， 未能做到虚实相生， 评价中肯。

张铎以高琨的花儿为切入点， 在《散发着泥土的清香 ——读〈六盘山花儿两千首〉》 一文中， 对西部的花儿特点作了概括： 手法多样， 形象鲜明； 感情真挚， 意境深远； 口语传神， 通俗晓畅。 同时指出西部很多诗人的诗歌创作受到过花儿这种原生态诗歌的影响， 如宁夏诗人虎西山、 王怀凌、 杨建虎、 冯雄、 泾河等。 这与张铎的生活阅历有关， 他出生于西海固，在西海固生活工作四十多年， 对西海固风土人情的了解较为透彻， 与西海固诗人有着密切往来， 知人论诗， 品评诗歌更接近西海固诗人创作诗歌的初衷。 正如刘绍智在《漫谈张铎的文学评论》 序言里说： “张铎对山区的深厚情感， 使他对山区作家的作品体验出许多细微而独特的东西来。 这些体验一旦化成理性的评论文字， 就立即显示出评论的独特性。”

在《清新质朴 ——读虎西山的诗》 中， 张铎认为， 虎西山的每首诗都有对故乡丰富多彩生活独特的感知和反映。 浓郁的生活气息， 清新的泥土韵味， 善于把主观之“意” 藏于客观之“象”， 注意营造意境， 爱情诗尤其突出。 也指出其诗开掘欠深， 缺少大气磅礴之作。

在《大山， 浓缩在你的眸子里 ——读王怀凌的诗》 中， 张铎认为王怀凌的诗一开始歌吟就关注着父老乡亲， 心中装着人民， 是一位具有一定审美理想的诗人。 《村庄》 等两首诗的发表是一个新的里程碑， 这两首“乡土诗” 的情绪是怀乡、 赋思， 主题亦是目前乡土诗流行的主题， 但审美感受却很特别， “六年后的一个黄昏／沿途的庄稼长势喜人／我突然出现在村口／曾经爱过我的姑娘已经远嫁他乡了……” 这种感觉带有诗人强烈的个性色彩， 是属于他“这一个” 的声音。

在《从背影到火 ——读冯雄的诗》 中， 张铎认为， 作为一个生活在缺水的海原的海原人， 冯雄的《海原》 小诗， 从海原的“海” 起笔“， 最后又归结到“海”： “我不敢把目光投向那个偏旁／正在黄土中劳作的乡亲／已被你烫伤”。 一方面极言天热， 旱情严峻； 另一方面从侧面渲染出了乡亲们盼雨的焦渴心情。 冯雄的诗单纯而又饱满， 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勾勒和描摹上， 而是追求不动声色的内在交流。

在《流过乡间的谣曲——读杨建虎的诗》 中， 张铎认为， 歌吟故乡，通过心灵来感知故乡， 反映父老乡亲的生活， 是杨建虎创作的主旋律。 杨建虎是一个内秀的人， 感情丰富， 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 体现在诗歌的空灵和宁静， 需要慢慢阅读， 细细品味。 《灵魂的出口》 这组诗， 冲破了以情动人的审美程式， 将感情潜藏于缤纷的意象后面， 以富有质感的直觉思维取胜。

在《走出大山， 超越自己——读1997年〈六盘山〉 诗歌专号》 《浮躁与寂静 ——关于宁夏青年诗人创作的感想》 两篇总结性诗评中， 张铎对西海固90年代的诗歌创作作了简要品评， 对宁夏青年诗人的总体创作情况进行了分析， 肯定了取得的成绩； 也诚恳地批评个别青年诗人不断重复自己，缺少发现， 缺少创造， 缺少大气之作； 鼓励青年诗人们， 不要因宁夏本土的局限而自我设限， 不要浮躁， 要开阔视野和胸怀， 用作品冲破壁垒， 引起全国诗界的重视。 他说： “以抒情言志为己任的诗人， 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自我世界的认识， 那么， 他就无法准确地把握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时代的心灵律动。”

张铎的诗歌评论， 短小精致， 篇篇有分量， 给人以沉甸甸的感觉， 突出的特色在于文本细读， 对诗歌本身细腻的感受和体悟。 而评论的对象大多是西海固青年诗人的诗作， 为西海固诗歌占据宁夏的半壁江山， 为宁夏诗歌走向全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杨梓（1963—）， 宁夏固原人。 1986年开始创作， 以诗歌创作为主， 入选百余种选刊选本， 诗作连续三届荣获宁夏文艺评奖一等奖， 个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著有《杨梓诗集》 《西夏史诗》 《骊歌十二行》。 同时在《宁夏大学学报》 《文艺报》 《新文学评论》 等发表诗评十多万字。 一级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诗歌学会会长。

杨梓在诗歌创作的同时， 还写了不少诗评。 因为他首先是诗人， 而后才是诗评家， 所以他评诗是从诗的本身出发， 感性地把握诗的本质成分，理性地总括诗人的创作特点。 他的诗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诗论， 主要是他对诗的认识， 对诗本质的把握。 《诗的碎片， 扔掉而又拾起》 （《朔方》 1993年3期）， 这是他发表最早的诗论， 也可以说是创作谈。 他写道， “我受过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 可我的骨子里纯粹是民族的。 我的诗是从《诗经》 流过来的。” 这是他对自己诗歌的定位， 也是对诗歌创作体用关系的阐明。 再如， “写诗六年， 我一直游荡于诗坛之外。我代表不了一个诗潮， 那么我决不跟着某一个诗潮乱跑一气； 我不会去写应时之作， 那么我用不着急于发表。” 在这里， 他对占山为王的诗坛予以拒绝， 因而彰显了一个诗人应有的傲骨和独立的品格。 在《试论西夏文学的特色》 （《宁夏大学学报》 2001年2期） 中， 可以追溯到他《西夏诗史》 的创作情况。 “从文学比较学的角度来看， 西夏文学虽然深受汉语言文学的影响， 但十分浓厚的宗教色彩和贯穿始终的民族精神， 是西夏文学的灵魂，是西夏文学特色中的特色。” 从《诗经》 到西夏文学， 杨梓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 注重发掘地域文化特色， 因此他的诗论既向后看 ——推崇古典诗词， 又向前看 ——把握艺术生命力。

《骊歌十二行》 中的《汉诗： 世界诗歌的中心》 （代序） 和《讲稿或诗歌创作浅释》 （代跋） 是他重要的两篇诗论。 前文是他应邀参加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为“国际交流背景下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和诗歌翻译的创造性” 主题所撰写的论文。 首先他把汉英语言文字进行比较， 认为汉语具有诗性语言的禀性， 或者说汉字和汉语本身就具有诗意， 而英文诉诸理性， 具有科学性语言的特质。 他总结道， “不是中国诗歌要走向世界，而是中国诗歌本来就是世界的中心， 尤其是古典诗词为世界树立了高不可攀的标杆， 这是由于汉语的特点和诗歌的本性所决定的。” 杨梓是诗人， 从诗歌创作的经验出发， 提出了汉诗是“世界诗歌的中心” 这样充满豪情的论断， 为中国诗歌在世界诗歌版图上予以定位， 为中国诗人在创作上提供自信心的支撑。

《讲稿或诗歌创作浅释》 是他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班准备的讲稿， 主要是本体论部分， 即什么是诗歌本质的部分。 比如他谈《感觉》， “只有敏锐的感觉才能发现平凡生活中不凡的诗情画意”； 他谈《感悟》， “梵文Buddha的音译为佛， 意译就是觉悟， 所以佛即觉悟， 觉悟即佛。 世俗地说， 觉悟低者自私为己， 觉悟高者无私为众……诗人要有觉悟， 其觉悟的高度决定其境界的高度， 也决定其诗作的品位”； 他谈《想象》， “想象是脆弱的， 它的天敌就是经验”； 他谈《抒情》， 认为抒情与叙述就是行云和流水， “抒情是情感的弥漫， 叙述是事件的流动”； 他谈《独创》， “大诗人的作品可以阅读， 但仅仅是让作品点燃我们的想象， 而我们写作时， 绝对要让大诗人站在一边， 不要挡住我们的诗作接受自身光芒的照耀”； 他谈《时间》， “在时间的意义上， 必须站在人类未来的巅峰俯视现在， 为众人指明精神前行的方向， 并且持久地慰藉人们的心灵”。 这些观点深入地阐明了他的诗歌理论， 既要有传统文化的底蕴， 又要具备开阔的现代眼光。

二是诗评， 主要是对宁夏诗歌的整体性的评论。 《宁夏青年诗人创作漫评》 （《朔方》 2002年7期） 是他新世纪之初对宁夏青年诗人创作的总体性梳理和评价； 同时对地域诗歌创作予以关注， 见《西海固诗歌刍议》（《宁夏大学学报》 2002年5期）； 他在此基础上对宁夏诗歌创作进行了丰富， 见《宁夏青年诗歌创作简论》 （《宁夏大学学报》 2007年6期）、《诗歌峰会·宁夏地域诗歌创作的特点和发展》 （《黄河文学》 2011年12期）。 他选取代表性的中青年诗人， 突出他们某个方面的典型倾向， 从中窥探宁夏中青年诗人的创作规律。 他认为， 虎西山、 洪立具有传统化创作倾向； 王怀凌、 马占祥具有本土化创作倾向； 泾河具有民族化创作倾向； 梦也、 米雍衷具有心象化创作倾向； 冯雄、 杨建虎具有风格化创作倾向； 杨森君从心象化创作走向西域； 单永珍具有民族化和地域化创作的双重倾向； 安奇具有古典化创作倾向。 还有张不狂的意象密集化和风格多样化创作倾向、 张联的同题材化创作倾向、 阿尔的口语化创作倾向等。在此他没有谈到自己的创作倾向， 但《西夏史诗》 具有历史化、 民族化、地域化倾向， 《骊歌十二行》 具有古典化、 意象化、 心象化倾向。 他认为： “宁夏中青年诗人的诗作， 都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风格， 互相的差异性较大， 这就丰富了宁夏诗歌。 但个别诗人在创作上出现自我重复的现象， 缺乏突破和创新。”

三是序言， 是对宁夏五位诗人诗集所写的序。 杨梓在为泾河诗集《绿旗》 所作的序 ——《虔敬与曲呈》 中， 他评论道， 泾河的诗里充满着爱， 或者说蕴含着作为爱的最纯粹的形式 ——渴念； 泾河的诗具有浪漫主义的秉性； 以爱的方式对浪漫进行了一回诠释， 更重要的是他把宗教生活纳入诗的视野， 以否弃世俗的、 庸常的和经验的东西， 以追求心灵的纯净、 自由和独立。 作为一名回族青年诗人， 写出了回族人民的生活片段， 在一定程度上吟出了回回民族的声音。 泾河业已显示出驾驭长诗创作的潜质， 并在内容或者形式上显示出了特点。 在选材、 结构、 意象等方面有所创新， 表现了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 他以泾河诗歌为切口， 展示了宁夏本土回族诗人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

杨梓在为单永珍十年诗选《词语奔跑》 所作的序——《风行与豹吼》中， 他认为， 《词语奔跑》 中的地域性就像单永珍的胎记， 而在此之后隐藏的是其诗的超越性； 单永珍在西部大地上风行浪迹， 他并没有停留在描述西部的景色风情之上， 而是在张扬他作为一个诗人却不能拯救心灵的悲悯情怀， 在倾吐他作为一个英雄却无对手的深深孤绝； 单永珍诗歌的民族化倾向已经超越了本族， 发散性地辐射到匈奴、 党项、 蒙古等其他的民族，并倾注了他的才华和心血； 单永珍的诗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倾向， 诗人的主观性， 其本身就是一个朝向自我的世界。 杨梓对《词语奔跑》 从地域性、民族性、 主观性和神话性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阐释， 对单永珍的诗歌创作予以肯定， 具有引领读者阅读其诗的现实意义。

杨梓在为王怀凌诗集《风吹西海固》 所作的序——《掩痛与默述》 中，他评论道， 王怀凌对无云的天空、 缺绿的土地和受苦的乡亲， 都充满了无尽的忧思， 从中显影出一位真正诗人的悲悯情怀， 甚至有一点普度众生的宗教迹象； 《风吹西海固》 有了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荣光， 蕴含着普遍的象征意义； 王怀凌以民间情怀和地域文化为立场， 使他的诗作道法自然地彰显了特色， 张扬了个性， 袒露了傲骨。 杨梓认为《风吹西海固》 具有了内蕴风力、 外修丹彩、 情深意长、 言直味潜的特质， 是高原上暗夜里的风灯在探路。 杨梓从《风吹西海固》 总结出王怀凌诗歌的疼痛感、 悲悯情怀、民间立场和关注地域文化等， 更能体现出西海固诗人的天性和西海固诗歌的自然性。

杨梓在为马占祥诗集《半个城》 所作的序 ——《苦守与袒现》 中， 他认为， 从《半个城》 中， 我们读到一个受伤的自然但也看到一个潜在的希望；尽管马占祥面对的是酷烈的生存现状， 但他的内心坚守着一片葱茏； 在《半个城》 中， 马占祥往往直接从人入手， 从物写起， 轻描淡写， 自然而然， 这标志着马占祥创作的一个质变； 马占祥采用了客观白描的手法， 表面上显得寡情淡意， 但内里藏着一团燃烧的火焰； 从《半个城》 中， 我们还能读到马占祥对宗教的虔诚、 对汉语的敬重、 对祖国的热爱等等， 尤其是写实手法的熟练运用， 显示出马占祥的独特之处。

杨梓在为洪立诗集《露珠上的太阳》 所作的序 ——《诚抒与跳脱》 中，他写道： “洪立于1983年在《朔方》 发表诗作， 写诗已三十多年， 《露珠上的太阳》 却是他的第一部诗集。 人生会有几个三十年？ 而三十年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又是何等的不易？” 认为《露珠上的太阳》 无疑是一朵朵怒放的荷花， “质地朴拙而透出灵巧， 抒情诚挚且情感浓郁， 语言简明又跳脱如兔。 如一道黄昏中脉脉含情的目光， 在不经意之间轻轻撞击一下我的心灵。” 认为洪立的诗像他一样朴素， 有时还显得笨拙； 洪立很敏感、 很细心、 很柔情， 也很会抒情； 他写给父母的诗情真意切， 感人肺腑， 同时也消解了叙述； 洪立的诗常常有词语从语言中跳将出来， 令人眼前一亮， 让人感到惊喜， 正是“化板滞为跳脱”， 亦使平面而立体。 是的， “诗歌已流在我们的血液里， 并成为我们继续生活的精神寄托， 成为我们每天可以不写诗， 但每天不能不思考的生活方式。 在此， 与洪立共勉。”

杨梓对诗集所写的序都是在熟读诗作之后的梳理、 归纳和评论， 饱含着对诗歌的热情和对诗人的呵护， 以诗人的细腻贴近诗歌本身去知人论诗。无论是表述他的诗歌理念， 还是品诗作序， 都体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敏感与率真、 关怀和激励， 为推动宁夏诗歌走出地域文化的局限， 在全国诗界争取一席之地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王武军（1964—）， 笔名悟君， 宁夏固原人。 2009年开始诗歌创作，诗作发表于《朔方》 《诗歌月刊》 《绿风》 等， 入选《中国诗歌21世纪十年精品选编》 《新乡土诗选》 等。 著有诗集《经年的时光》、 评论集《疼痛与唤醒》。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宁夏诗歌学会会员， 固原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王武军的评论集《疼痛与唤醒》 中有一篇诗评《疼痛与唤醒——西海固诗歌简述》， 概括了西海固诗人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 西海固的诗人们“像苦行僧一样， 在西海固大地上穿行。 当所有的一切都蜷缩在洁净的雪花之下， 我的思想却被闪烁的诗歌点亮”。 他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概括出西海固大地上诗人与诗歌的关系， 诗歌是西海固大地上粒粒充满灵性的种子，诗人们扮演了双重角色， 既是捕猎者又是播种者。

王武军与西海固诗人的关系比较切近， 对王怀凌、 单永珍、 杨建虎、牛红旗这四位诗人的个性特点着眼于“疼痛” 的共性基础， 作了明确区分。王怀凌 ——现实呐喊的疼痛， 紧贴着生活， 是其诗歌创作的源泉和动力；质朴的语言， 是其诗歌音符完美的体现； 深邃的意境， 是其诗歌审美的内在特质。 单永珍 ——豪放高歌的疼痛， 粗犷豪放、 善于思考、 敢做敢当、诗意的阐释、 强健的诗风是单永珍给他的五个印象。 杨建虎 ——浅唱低吟的疼痛， 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是他满怀热情地对西海固的关注和对现实、对人生的思考。 杨建虎的诗歌表现在语言的凝练、 意境的优美和执着的守望上。 牛红旗 ——执着守望的疼痛， 以自己特有的声音， 紧贴地面， 吟唱出了一首首有良知而又不媚俗的诗作。 《我发明了一个上帝》 应该是他诗歌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他凭借对本土的眷恋和感伤， 面向西部， 深入土地，更深地观察和体悟这个世界。 另外对雪舟、 林混、 李兴民、 刘天文等诗人的诗作也作了细致的品评。 对西海固诗人的诗歌创作归纳出三条共通性：一是出生地的诗性指向， 二是凸显出民族性和宗教性， 三是注重内在的良知良能。

王武军的诗歌观点， 诗歌是要有疼痛感的， 一个诗人的疼痛， 首先应该从故乡的泥土开始， 再到故乡的泥土终结。 日常的疼痛里无法感受诗意，倒是诗意里充满疼痛的感伤， 这是王武军作为诗人兼诗评家的独特体验，他用自己的独特体验验证了诗歌的某种隐秘特征。

白军胜（1965—）， 笔名阿白、 甚甚， 宁夏固原人， 祖籍甘肃清水。 毕业于固原师专中文系、 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班， 结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新诗文体学专业研究生班。 80年代初期开始写诗， 著有诗集《期待你的风景》 《白军胜诗集》、 评论集《现代诗美论》等。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宁夏诗歌学会名誉副会长。

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 宁夏诗歌创作达到一派繁荣的景象，白军胜的诗歌评论频频在《朔方》 发表， 对宁夏诗人的作品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评论。

在《论肖川西部诗的美学特征》 （《朔方》 1993年10期） 中， 认为肖川的思想始终存在三种意识， 即历史意识、 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 以此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理念。

在《马乐群诗歌的使命意识和民族意识》 （《朔方》 1993年11期） 中，认为马乐群的诗， 一方面通过对民族色彩的把握与深化， 另一方面通过对民俗文化的透视与理解， 表现了深厚的使命意识和民族意识， 展示了诗人独特的美学意蕴。 白色是民族情感的象征， 绿色是民族的审美情趣， 马乐群都努力让色彩服务于自我心灵的表述需要， 让他的“民族色彩” 表现审美情感的颤动。

在《论秦中吟90年代诗歌的审美价值取向》 （《朔方》 1994年4期）中， 白军胜肯定了秦中吟旧体诗、 新诗、 评论等都写得比较成熟。 由于他的诗歌题材多选自黄土高原或黄河两岸， 所以有人称他为“黄河诗人”。

在《痛苦的囚徒， 精神的浪子 ——杨梓诗歌创作论》 （文用笔名甚甚，《朔方》 1994年7期） 中， 认为杨梓像一个在宇宙中寻梦的孩子， 时而寂寞痛苦， 时而凄婉迷惘； 时而不焦不躁， 时而清静虚无。 杨梓用灵性的神秘语言， 构筑了一个玄学般幽邃、 音乐般灵幻清澈而又深蓝的世界。 白军胜认为要用禅思禅想来解读他的诗， 才能深入其诗歌的精神内质。 杨梓的诗歌多呈现为立体多维空间， 诗的感觉常常在天上人间、 梦境现实跳来跳去， 非常自由， 诗句颠倒、 断裂， 追求意象化了的意象。 杨梓从“本心”出发，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抛弃了语言、 物象、 概念、 推理的理性逻辑思维的束缚， 在玄奥处领悟， 在不可思议中思议。

在《与阳刚的和谐统一 ——论王维堡散文诗的美学性格》 （《朔方》1995年11期） 中， 认为王维堡散文诗的绮丽清奇、 婉转蕴藉的阴柔之美，恢宏豪放、 气势磅礴的阳刚之美在宁夏文坛很有独到之处。

在《论葛林诗歌的审美倾向》 （《朔方》 1996年2期） 中， 白军胜提炼出葛林诗歌特征之一， 是将抒情基点一直放在乡村的自然与人之中， 形成了他的“乡恋情节”； “鲜花盛开的村庄” 是他的另一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他仍保持着以抒情人物叙述社会现实， 以情感的典型化塑造抒情人物，诗人的情感世界， 精神世界在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导下， 呈现出了具体可感的形象， 让读者同他一同去领略和感受“村庄” 给人类的启示， “村庄” 是其爱的萌发地， 家园是诗人的全部世界。 葛林对现实主义诗歌的继承表现在通过典型环境和典型情感， 塑造普通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努力实现“美在劳动” 的美学命题和“美在生命” 的哲学命题。 由“村庄” 的具体存在延伸到美学高度， 从典型中概括一般性的特点， 这是白军胜诗歌评论的个性化特色。

在《论虎西山诗歌的乡村情感》 （《朔方》 1998年7期） 中， 白军胜挖掘出诗人根植乡土的审美情感， 借“韭菜、 红辣椒、 玉米秆、 粮食、 面灯、 扁担等” 这些具体物象寄托乡土情感、 思想依托和文化心态， 深情关注普通人的命运。

在《论杨森君诗歌哲学背景下的审美形象》 （《朔方》 1998年7期）中， 白军胜概括出杨森君的诗歌特点是重形象思维、 逻辑思维和理趣， 他的诗歌很少用意象， 大部分都是直叙一种道理或现象， 让欣赏者去感知和想象， 然后再去形象地填补。

白军胜综合性评论《宁夏青年诗坛的窘境》 （《朔方》 1998年7期），对80年代宁夏青年诗人的总体创作和发展状况作了综述， 分析了尴尬现状产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 指出80年代中期， 宁夏诗坛处于死寂状态，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 青年诗人们较为活跃， 中老年诗人更为冷静，有的干脆“弃诗从文”。 90年代初期， 《诗刊》 有葛林、 杨森君、 虎西山等人的作品。 90年代中期， 西海固有几位年轻的诗人也上了《诗刊》 《星星》 等， 但他们单枪匹马， 没有群体意识， 使外界无法把握宁夏诗歌的总体水平和总体趋势。

90年代， 白军胜首先是诗人， 在对诗作大量阅读并写了几篇诗评后，得到《朔方》 评论编辑吴江先生的青睐， 于是勤奋有加， 写了不少的文学评论， 尤以诗歌评论为多， 在《朔方》 频频刊发， 使白军胜一跃成为宁夏声名鹊起的评论家。 虽然后来没有评论文章问世， 但当年为宁夏诗歌评论付出了心血。

白草（1965—）， 原名李有智， 曾以李知、 李三郎为笔名发表诗歌评论， 宁夏海原人。 宁夏社科院研究员，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著有《文学大家笔下的回族》。

白草多写小说评论， 但他的诗评同样很丰富。 如对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 浅析》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1982年2期） 的评论， 诗人站在开阔的高处从下游向上游望去， 由近及远， 黄河逐渐上升， 好像一条玉龙飞上云端。 诗句抓住远眺的特点， 描绘出了黄河如游龙腾跃而上、气象壮阔辽远的动人画面。 一个“上” 字写活黄河， 这在其他诗评家当中是少有的。

在《执着的探索——宁夏回族青年诗人四人论》 （《朔方》 1990年11期） 一文中， 认为宁夏的诗歌创作并不容持有过分乐观的态度， 但宁夏四位回族青年诗人用年轻的心探索着， 杨云才举起“血酒”， 在深沉地凝视一片远古高原“升起燃烧的高原魂”； 马钰步行于黄河边沿， 苦苦探索着黄河以及黄河与他所属民族的内在精神联系； 贾羽则在冷峻的北方背景上“走进一种信念”； 而丁学明在永远沉默的西部小毛驴身上看出有个民族“透彻世界的沉默”， 并如何贯穿于其人生当中。

在《接近神秘幽暗的中心———读梦也诗集〈祖历河谷的风〉》 （《朔方》 2005年2期） 一文中， 白草对梦也诗集的评价有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共鸣。 比如《九月》： “落叶浓得看不见／凉州府了／只是 ——／草原上葬掉了马／天空葬掉了鹰。” 梦也在他的诗中创造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天地， 就像一个隐秘的花园。 那里有着神秘的光华， 也时时掠过的片片阴影， 在明灭交替中， 活动着蜜蜂、 飞鸟、 马、 羊等许多生物， 在他的笔下都成了富有诗性特色的化身。 认为梦也的诗是“接近神秘幽暗的中心”， 那种具有元气浑莽而又丰茂多义的品质的诗歌， 在宁夏颇具地域和乡村的原野风情。

在《林一木和她的诗》 （《六盘山》 2009年3期） 一文中， 白草指出林一木的诗写得真实、 感人， 表达出了一种纯粹的爱， 因此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那点珍贵的、 非功利的激情。 这是一种与美、 艺术、 理想等相关的激情， 是一种被工业化、 资本化、 消费化要联手消灭掉的激情。 认为林一木的诗也不仅仅是写具象的、 感性的爱， 在具象和感性的背后， 还存在着一种抽象和玄思； 若无后一点， 作品亦无分量。 林一木多数诗作看似面对着某个人在倾诉， 实际上那个人是不存在的； 与其说爱着具体的个人， 不如说爱着“爱” 本身， 那是一种广大无边、 不死永存的“本体”。 个人死了，爱活着。 一如穆旦《诗八首》 中所写： 季候一到叶子飘零， 可有着“老根”的“巨树永青”。 糅具象与玄思为一体， 乃是殊难达到的境界， 而林一木的诗作渐趋此境。

王晓静（1968—）， 女， 宁夏同心人。 宁夏文学艺术院专职文艺评论员。 评论发表于《朔方》 《六盘山》 等， 著有文学评论集《梦断乡心又一程》。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宁夏诗歌学会理事。

在《寄情自然的朴素之美 ——读梦也诗集〈祖历河谷的风〉》 （《朔方》 2010年8期） 中， 认为梦也描述“远方的震响”， 激荡着诗人梦幻般的诗情。 用声音和颜色将无声的画与有声的诗融汇成新鲜的意境， 渲染着悲壮情调， 荡开了读者的想象空间。 秋天的收获与消失， 生命的死亡与飞翔， 使全诗笼罩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给诗增添了无法形容的分量 ——莫名的沉重忧伤困在心头， 一幅寓意深长的动态画卷里， 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在诗人笔下也呈现着诗意。

在《大地上的诗意 ——简析〈诗意大地〉》 （《朔方》 2011年9期） 中，认为冯雄的诗如西海固民风一般淳朴， 阅读中亲切的感觉， 如同在故园的田野里行走； 与那些熟悉的风物进行着心灵与思想的交流， 却又什么也不必用语言来描述。 当冯雄身处异地， 故土之情不经意间由南飞的雁阵延伸出去， 牵动诗人的心绪。 相对广阔无垠的天宇， 经年累月蕴蓄下来的这一隅诗情， 照样以朦胧之美陶冶着诗人的情怀， 一点诗意， 一片痴情， 皆彰显了本色。

在《源自生活流动的韵律——读马占祥诗集〈半个城〉》 （《朔方》2012年6期） 中， 认为马占祥源自地域的诗情， 每一处熟悉的村落， 都能找到诗意抒写留下的墨迹。 马占祥以独特的视频镜头， 审视生活的土地上每一样蕴含美的事物， 发现万物无间隔无距离的美， 然后着墨成诗， 于传统旋律中融入现代节奏， 不饰繁华， 不求闻达。 土地、 山川、 河流、 风物在诗人的笔底皆呈现流动的意象。 当雨滴润湿了空气， 马占祥的思绪又移向了《怀念一条河》 “羞涩的光芒流淌在繁复的农事旁”， 期待的欣喜落入笔底， 不见波澜， 只看风景这边独好。

在《不得春风花不开 ——读单永珍诗集〈大地行走〉》 （《六盘山》2012年5期） 中， 认为结构与解构成为单永珍在古典传统与现实矛盾中寻求统一的两道风景线。 单永珍是一个受传统诗歌影响的表现者， 诗人的自我形象就是“一朵卑微的雪”， 带着北方寒凉而滋润的特质， 像一个僧人在现实世界里“游方挂单”， 砥砺修行， 以诗意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身份和西海固大地的关系。 行走的两条边缘线 ——继承传统与颠覆传统， 两者相依相随， 有矛盾有冲突。 激情与理性的对立统一又成为诗歌中的另一鲜明特征。在《大地行走》 中， 因为在经受历练之后， 夯实的底蕴貌似平淡了， 实则在深水里隐藏了更多源自天地万物的灵性和精华。

在《精神之乡的不懈构筑 ——读杨梓诗集〈骊歌十二行〉》 （《朔方》2013年7期） 中， 认为杨梓将“回归古典， 回归自然， 回归内心” 的诗学观点倾注笔端， 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体现着诗人的独创精神， 将身心融入自然， 将小我融入天地大我， 在写万物， 也被万物所感染和熏陶。 《骊歌十二行》 以独具的古典魅力构筑诗意的心灵田园， 在追寻回归的过程中，与当今诗界的很多观念和行为形成了对抗的、 朴素的、 有力的精神场域。

王晓静还对本土诗人安奇、 王怀凌、 王佐红等诗人的诗作给予简评，基本上以感悟式见长， 多建立在地域性、 民族性、 个性特色的基础上， 将诗歌的阅读感觉和欣赏感觉通融， 有文本细读的特色。

瓦楞草（1970—）， 女， 原名于洪琴， 吉林柳河人。 2008年开始文学创作， 诗作发表于《中国诗人》 《朔方》 《扬子江》 诗刊等， 入选《中国当代风景诗选》 《黄河诗金岸》 《潮》 等。 同时创作诗评、 散文、 传记等。宁夏诗歌学会委员。

作为女性， 瓦楞草写诗评， 有独特的角度和独到的感悟。 对张立作了如下评价， “一个诗人成长的过程， 要经历太多探索与磨炼， 因此诗人只有不断否定自己才会有更大提高与突破。 走进张立诗歌， 如同走进人生百态的万花筒， 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他的诗虽然只是一条浅水， 但孜孜不倦的努力却使这条浅水碧波荡漾， 有声有色。 张立携诗意而来， 必将留诗歌于大地， 润泽一方”。

在《单永珍诗歌美学综述》 （瓦椤草新浪博客） 中， 认为单永珍大量使用象征思维用于表达宗教意识、 思想和情感。 象征思维之所以在他诗歌中得到如此广泛的应用， 是因为它承载诗人生活的文化模式， 影响诗人的思维方式。 作为回族诗人， 单永珍思想中自然不缺乏宗教精神， 而象征思维存在的领域即为视觉符号及其文化领域， 鉴于宗教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视觉形象， 因此， 象征思维更适合宗教意识的形态表达。 在单永珍诗歌中，宗教意识与象征思维突出了诗人艺术视野的美学观念， 作为自我的产物，他的宗教意识为诗歌中的象征思维提供了十分广阔的空间， 同时， 象征思维也生动地凸显了他的宗教意识， 两者的相辅相成和密切关联， 使我们感受到单永珍诗歌的神秘意境氛围。

诗歌不仅仅是美学角度的文学艺术， 更是地域文化的一个侧影。 瓦楞草在《地域文化之舟的摆渡者 ——浅评马晓麟的〈野山竹〉》 （瓦椤草新浪博客） 中， 指出《野山竹》 中， 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是关于穆斯林人物及生活的写照， 是诗集中独具特色的精髓， 这是回族诗人思想的种子在这片孕育伊斯兰文明的土地上扎根、 萌发， 最后形成朴素干净的地域诗歌， 囊括着穆斯林的繁衍生息， 使人领略从未有过的新知。

解读女性诗人的作品， 瓦楞草评论宁夏女诗人胡琴的诗集《开花的手指》 （《迷茫与觉醒 ——解析胡琴诗歌的女性意识》， 《宁夏文艺家》 2013年3期）， 认为中国历史使女性作为男权统治下的工具而存在， 在此前提下， 女性诗歌基于女性对自身价值认识的阐释， 目的在于改造不平等社会的可能性， 这是女性诗人对现有文化权力结构明显不平衡状态的一种反抗。胡琴透过诗性语言表达对于世界的观察， 超越了一般女性狭窄封闭的见识，呈现出女性的生存体验、 情感的表达以及对男权的质疑和抗争， 有着深刻的觉醒意识。 像很多女性诗歌一样， 胡琴诗歌营造的氛围多半是阴柔、 低沉的， 表现内心低沉的独白。

瓦楞草在《浅析“三亩地” 的乡村诗》 （瓦楞草新浪博客） 中， 对宁夏诗坛的“三亩地” ——洪立、 张联、 潘春生三位有土地的诗人作品给予更多关注。 他们的诗歌乡村气息浓郁， 具有地方代表性， 浑然天成， 没有过多雕琢痕迹。 除乡土元素外， 更表现出诗人对生活感性或理性的思考。瓦楞草以浅显的美学分析揭开他们诗歌的冰山一角。 诗歌中的游子情绪的流露， 正是乡村残缺的补偿性诗意萦绕在诗人心头， 诗人对遥远乡村的回忆与呼唤， 衬托出诗人的情感， 使之成为乡愁抒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 营造了一个单纯的地理空间和心理空间。

瓦楞草认为宁夏80后诗人处在徘徊的当口， 或许是受了地域环境的影响， 在创作中保持了更多的传统风格。 但从《朔方》 每年的诗歌专辑中，可以看出宁夏一部分80后诗人正在试图寻求对传统的突破与超越， 而另一部分仍然坚持着传统， 照猫画虎。

《〈西夏史诗〉： 诗歌抒叙的魅力》 （《朔方》 2011年10期） 是瓦楞草较有分量的诗评之一。 她针对杨梓的《西夏史诗》， 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即对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意义、 与《格萨尔王传》 的文体对比、 群像塑造与个体独异、 神秘主义的广泛运用、 浪漫主义的具体呈现。认为诗人在参考大量文史资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 以诗性语言对西夏党项文明的一次艺术再造， 完整概括了西夏的辉煌与没落， 完成了诗歌对历史的全新演绎。 是西夏党项人最为生动、 最为形象和最为壮观的历史叙述，对民族文化本源的探索诠释， 填补了长篇抒叙体诗对于西夏文明叙述的空白。 从文体上看， 《西夏史诗》 无疑是对我国传统史诗的一种引渡、 延续和更新； 从文学美学高度来看， 完全诗性语言对历史叙事的应用， 使作品更加彰显诗句的唯美和意境的抒情； 从叙事效果上看， 这部作品的一体和连贯， 更能够成功展示历史的完整。 从《西夏史诗》 中看到了西夏党项人历史发展连续过程的全貌， 唤醒我们心中对西夏党项人历史的重新认识和联想。

瓦楞草认为， 在作品的主要构架， 即西夏的发展、 昌盛及覆灭这个过程中， 《西夏史诗》 比较注重群体关系， 轻个体塑造。 诗人运用刻意强化或夸张渲染的创作手法， 突出历史人物思想的某个层面， 使之个性鲜明，以便在诗的情节构造或人物冲突的关系中， 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另外，为陪衬历史场景出现的一些虚拟化人物， 在叙事链条中担当起某种功能，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廊， 彼此呼应又相互衬托， 体现出一种文化群体的本位意识。 神秘主义在这部宏大的抒叙诗体作品中一直被广泛运用，为作品增添了瑰丽、 神奇的色彩。 贯穿始终的神秘主义包含着生命主义、人道主义、 诗性主义和人文主义， 在不知不觉之中恢复了世界的“魔力”，这应当解释为诗人为人类寻求精神依托作出的文化努力。 《西夏史诗》 广泛地采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 托以梦幻， 设以虚境， 大胆地运用高度夸张的比喻， 使诗歌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奇特而丰富的想象令我们感觉诗句驰骋于悠远的时间和旷邈的空间， 无拘无束。 纵览《西夏史诗》， 综合而言， 这部作品艺术造诣深厚， 为当下诗人进一步探索诗歌创作途径， 探索新的诗艺提供了参照。

牛学智（1973—）， 宁夏西吉人。 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副所长。 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 2000年开始致力于文学批评， 发表学术论文于《文学评论》 《小说评论》 《南方文坛》 《文艺报》 等约100万字。 评论作品荣获中国文联文学评论三等奖、 宁夏社会科学成果奖文学理论批评论文一等奖和著作二等奖、 宁夏文学艺术评奖三等奖等。 著有《寻找批评的灵魂》 《世纪之交的文学思考》 （系2007年“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一） 《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 《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 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宁夏作家协会理事。

文学评论集《寻找批评的灵魂》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中有三篇诗歌评论。 《“荒诞” 与“荒诞主义诗歌”》 是关于诗歌潮流的评论， 具有诗歌评论提纲式特色。

在《独唱与自恋使文学陈腐》 中， 理论特色鲜明， 主要对象是“西海固” 诗人的创作。 他认为， 虽不能妄言第一首写西海固的诗就与“苦难”有瓜葛， 但至少写西海固离不开苦难， 基本成了评判西海固诗歌的一个诗学标准。 一句话， 那里的人过得苦过得难啊， 诗人就是没有一点终极关怀的诗思， 以上生活理应是西海固特征的最尖锐源泉。 一味相信这种先验经验， 使诗在蹈虚中走到了西海固的尽头， 其结果有两种， 一是回到磨盘、羊群、 鸟鸣、 犁铧所编织的泛乡村梦呓中； 一是开始试探城市的咖啡、 酒吧、 情人、 水泥钢筋的冰冷等。 与西海固现实相关的苦难情结也开始消失，原因倒不是来自于对存在的思考的孱弱， 而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功利性对诗性的彻底瓦解和平民勇气的自我丧失。 在“家园” 或“还乡” 的背景上来谈西海固诗歌中的家园意识， 哲学层面的家园诗并没有出现。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些被提升的西海固精神背后， 还隐含了诗人们潜在的自卑感：他们不是通过正视现实的贫乏、 通过平民自身的努力来回应现实的困顿，而是把诗歌理想寄托于自造的英雄神话上。 精神家园便只有在自恋的迷雾中产生冥想或梦呓， 而并非清醒时代的“忧心者”。 在这些诗中的美好恰好成了遮蔽真理的一种呈现方式， 即起作用的是某种真实的事物， 而不是真理。 牛学智对西海固诗歌的创作态势产生了质疑， 进行了有高度且委婉的批评。

“民族回声” 也是西海固少数民族诗人诗歌里的主要内容， 牛学智认为， 西海固诗歌作为“狭窄的地方旋律”， 一方面它表明了西海固诗歌内部秩序的打破， 以及与外界交叉共振“对话” 的另一新的视域； 同时却又折射出主体对“西海固” 未知文化进一步追问的放弃。 此类诗歌有两种： 一种是书斋气的理想守护型， 其诗歌立场是不断生成的和解释性的， 表现为对以“都市” 为代表的消费文化、 商品文化的消解， 以温情缅怀已然遁失诗意的“田园” 为核心， 诗美价值趋向于忧伤的青春期伤感和安逸无为的牧歌农耕气氛。 另一种是苦熬着的对理想受阻的书写， 他们大多有最直接的生活体验和心灵受挫的经历， 又保持着知识分子对终极、 乌托邦信仰、真理扣问的热望， 但又不得不面对环境的恶劣甚至现实的残酷。 牛学智认为， 最攸关的有两件事必须考虑： 一是重新找回今天可能存在着的西海固内容， 离不开西海固的象征和象征的西海固， 即剥去西海固事物遮蔽物和存在的附生物。 如古典韵致、 田园情绪、 集体幻想、 神话原型、 隐匿人格等等， 让具体、 细节、 坚实的事物回到它本来的位置， 让那些长期被文化象征、 文化符号遮蔽、 隐藏着的在暗处的部分显现出来 ——它既不高尚，也不卑下； 它不像什么， 它就是它自己； 它存在着， 如此而已。

牛学智诗评见长的地方在于把诗歌评论提升到了理论层面。 归纳了单永珍和杨建虎诗歌的共性： 必要的歌唱和批判。 杨建虎诗里表露了他比较稳定的“荒原情结”， 以及充沛的歌者情绪。 相比之下， 单永珍的诗却富于鲜血和批判， 是“大风格” 的风格， “大风吹灭了乡下的灯盏／也吹灭了秋天里陈酿的爱情” （《大风歌》）。 杨建虎、 单永珍他们深知对写作的敬畏和对“个人” 言语局限的清醒警觉。 在写不出诗的时候， 他们选择的是深入民间， 从而保持了一种从容心境。 他们的诗歌精神， 是凡·高从向日葵的燃烧般的烈焰中看到的生命赴会太阳的激情火焰。

牛学智在《吟唱低地的锋芒》 中提到诗人张联的诗集《傍晚集》， 认为是一部傍晚时分的乡土诗。 一是它过于恬静、 过于满足； 二是它的骚动还处在狭隘的功利和对物质不足的反叛上。 “傍晚” 在这里多少有一种象征，但愿诗人嗑着自给自足的葵花的同时， 想到的不仅是幸福， 而是比现有幸福多得多的危机以及潜伏的未来灾难。 或许当下社会转型期农民未曾明确觉察到但势必要来的 ——只有超载物质满足欲才能最终探测农民心灵的真实焦渴。 在同篇文章中， 牛学智认为阿尔不停地怀疑自己， “我将像煮熟鸭子一样煮熟自己” （《我将……》）， 如果“在场” 的深入不是经历一次次否定中苦熬的抵达， 那便是退回去的田园牧歌或躲避到自我的后花园里吟唱残余的青春期伤感。 阿尔的立场仿佛是就事体而写作， 但这个事体存在于生命现象的内部， 他也依赖一种个人经验， 但比“私人” 更广义， 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集体经验， 是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为人类所独有的生命。

对另一位民族特色鲜明的诗人马占祥发表在《回族文学》 2013年5期的组诗《河畔》， 牛学智写了一篇专评《重新唤醒“传统候选概念” 的意义感》 （《新消息报》 2013年10月21日）。 诗集《半个城》 的出版，证实了马占祥诗歌的写实主义色彩。 组诗《河畔》 却干净利索地甩掉了那个写实主义的符号。 认为《河畔》 突出地表征了诗人的某种抉择。 一是谨慎地告别“意象”， 并在打碎又重建的“传统候选概念” 中掘取自然万象的神秘意味； 二是审视地把诗人内心世界置于“天下” 这个带有古人思维方式的空间视野中去。 这组诗便因创新而有了新的表意迹象 ——它挑战了现有诗歌评价标准， 无疑是有价值的写作探索。 这段评论高度的理论概括， 与牛学智深厚的理论功底有密切关系， 但也给一般读者带来了理解上的困难。 幸好有一个标准的词语那就是“符号”， 成为帮助读者打开领悟这篇诗评的钥匙。

牛学智显示的主要还是归纳、 阐述、 怀疑、 批判、 提出问题的能力，体现了他理论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他诗歌批评的另一特色体现在阅读的紧张感， 他敢于批评、 勇于批评、 批评到位， 能“戳疼” 诗人隐藏的不足，他摒弃了近因效应所产生的作用。 他基于多年研究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知识背景， 将诗歌放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观照， 在理论的高度， 以宽泛的视域， 尖锐地指出了宁夏诗人在诗歌创作上的局限性和纠偏的方向性。

倪万军（1976—）， 宁夏固原人。 毕业于宁夏大学， 宁夏师范学院讲师，西海固文学研究所所长。 诗作发表于《朔方》 《绿风》 《中国诗人》 等。

倪万军诗歌评论总体关注的重心是西海固诗人的作品。 在《从故土家园到诗歌地理》 （未刊稿） 一文中， 认为在西海固写诗， 不能忽视诗人那种纯粹的诗歌理想和精神， 那种饱满的情绪和高扬的写作姿态。 在困顿低落的现实生活面前， 诗歌成了拯救生命的水和粮食。 他们大多数是为自己写作， 细节的感受、 现实的描摹、 情感的流露， 无一不打上了深深的生活烙印。 西海固地区诗人的写作都是在自然状态下发生的，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诗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保持了诗歌的纯净和高尚， 以及诗人内心的安静。 有时候只有一个安静的写作者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如果现在没有， 那么就需要我们耐心等待。

正是这份宁静淡泊、 自然拙朴的写作姿态使得宁夏诗歌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

倪万军认为， 80年代， 出生于60年代的宁夏诗人崭露头角， 与40、50年代出生的诗人一起创作出一批优秀作品， 主要以“新边塞诗” 为主，与整个西部（尤其是新疆、 甘肃） 粗疏、 雄浑、 豪迈的诗风形成合唱， 构成了西部之于中国诗坛的第一声嘹亮的高歌。 当然此时宁夏的诗歌创作虽然有肖川、 高深、 秦中吟、 吴淮生、 罗飞、 丁文、 屈文焜、 葛林等优秀诗人以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整体上依然被淹没在西部的众声合唱中， 成为西部诗的一部分， 没有完全显露出自己的风格。 到90年代， 60年代出生的诗人逐步走向成熟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引领宁夏诗歌创作走向繁荣； 同时70年代出生的诗人以清新自然的艺术格调和个性化的写作姿态进入宁夏诗坛。 对于这批诗人而言， 民族宗教信仰和独特的地域文化、 多元视野下的文化冲突、 个性化的人生体验、 沉重苦难的生存图景等构成了他们写作的精神资源， 从而使宁夏诗歌能够以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进入全国诗坛。

而以整体的形象始终坚守在西海固土地上的则是诗人和诗歌。 而最为可贵的是西海固诗人们不附势、 不驱时、 不逐潮的写作状态， 甚至这已经成了很多西海固诗人们的生命状态。 正是这种坚守和隐忍无意间造就了当下西海固诗歌创作相对繁荣的局面。 在深夜孤独的沉思中， 只有一棵草的颤抖、 一只小鸟的哀鸣、 一只羊的眼泪被轰然作响的世界淹没时， 他们写下了一行一行珍贵的句子， 或许那并不是诗， 那只是一个凡人的灵魂和良知在那一瞬间被唤醒， 与真正的世界发生了碰撞。

虎西山、 王怀凌、 冯雄、 单永珍、 杨建虎、 雪舟、 红旗、 郭静、 林混、火禾等一大批诗人从始至终用朴素的方式坚守在小小的贫瘠的西海固， 他们甘愿被别人的世界遗忘， 然而在他们的世界里却满满地装着西海固的土地、 草木和生灵， 他们的诗呈现给我们的是卑微的土地和生命， 是纯洁的情感和简单的道理。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 我们知道， 只有他们才有可能是真的， 并点亮我们漫长生命旅途中的灯盏。

倪万军对宁夏女诗人也颇为关注。 认为她们并没有赶上20世纪女性主义大旗高扬的时代， 所以与女性主义写作擦肩而过， 这就使得她们从一开始便比较纯正和自然， 尤其在对于自身的认识和感受上， 表现出一种非功利化的未经雕饰的原初感受， 因此显得更加纯美和自然。 在其诗集《不止于孤独》 的序二中， 认为林一木是新世纪以来宁夏优秀的女诗人。 从纯净的西海固乡村到充满商业气质的城市银川， 地域文化的差异， 精神世界的矛盾、 困苦和突围使她一次次陷入深刻的孤独之中无法自拔。 十多年灵魂深处的自省和救赎、 十多年内心世界的痛苦煎熬， 使林一木迅速成长成熟起来。 爱是女诗人写作的先天心理机缘， 所以林一木的诗歌创作有一半以上热情的歌颂爱情、 歌颂人类普遍的俗世的情感， 这样的作品对于林一木而言， 虽然自有其独到之处但并不突出。 对于林一木来说最为重要的是那些深刻的充满哲学探险的思考， 那些隐隐不安的象征和隐喻， 那些难以直言的苦衷更是林一木之所以得以站立的主要原因。

西部的苍凉最适合悲壮的豪情。 辽阔苍茫的高原丘陵、 多民族杂居、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域文化形态滋润着整个西部诗人， 也吸引着内地诗人不断向西追求灵魂和精神的宁静与超然。 宁夏从地缘关系上来讲则处在中西部交界地带，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 伊儒释道并存融合的文化背景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 因此宁夏诗歌在对民族、 历史、 宗教、山岳的叙述和抒情中张扬着粗狂剽悍、 自由不羁的精神和人格， 却又有自身先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因为特殊的民族宗教信仰和特殊的地理环境的滋养， 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火东霞（1979—）， 女， 宁夏西吉人。 现为宁夏能源学院讲师。

火东霞的《西海固诗歌研究》 （《六盘山》 2013年3期） 作为一篇综合性较强的诗歌评论， 对西海固诗歌和诗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 是推动西海固诗歌发展和获得全国效应的中坚力量， 无论从诗人的数量还是诗歌质量上都有较大发展。 一部分诗人着力营造着恬淡、 静谧的田园景象， 关注着农事、 农村的收成， 歌颂着故土乡情；另一部分诗人则进行着文化重建、 根系指认的努力， 关注在荒凉、 严酷、贫瘠的自然生态条件下西海固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惑， 进而形成西海固诗歌中的苦难意识。 从艺术修养来看， 这部分诗人大都在80年代受过高等教育， 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底蕴和人文精神。 在创作艺术上的追求主要呈现为两种状态， 一部分诗人秉承造景、 写意、 点染等传统创作手法。 另一部分诗人吸取现代诗的艺术表现力， 同时也受到伤痕文学、 寻根文学的启迪， 以及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影响。 他们在诗歌语言、 创作技巧和审美情趣上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相融， 既秉承着传统的借景抒情、 情景交融的创作方法， 同时也追求语言的陌生化、 意象的复杂化等艺术表现手法。

7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诗人， 一是他们一边重复着60后已经反复抒写过的苦难意识、 乡土情结， 一边在努力寻找着突围的途径。 二是大量运用繁复而故弄玄虚的技巧， 使诗歌失去了对意义和主题的追问。 这部分诗人的创作不再关注诗歌的阅读效果， 只是写出自己的经验、 感受与情感。 三是泛乡村主义写作。 如果说60后诗人的写作都带有明显的乡村经验和乡村感悟的话， 70后诗人的身上多了一些洋气， 他们的乡村情感大多为臆造的， 而真正关注的是自我生活空间和精神上的独语。 虽大喊着苦难、 悲情，实则总在暗夜里抚慰自我受伤的心灵， 或干脆作出一种城市小资的情调，淡淡的感伤， 浅浅的低唱。 当然， 也有个别70后诗人的部分作品开始超越乡土诗的地域局限， 追问生命价值、 人生意义， 体现了西海固诗歌在乡土诗基础上新的突破。

80后诗人则思考如何使西海固诗歌从泛乡村主义的滥觞中走出来， 提升西海固诗歌的语言艺术、 审美意蕴和精神内质， 开创西海固诗歌走向深厚、 广阔的写作前景， 则成为这代诗人的使命。 西海固诗人的诗歌创作不是简单的文学创作， 而是对现实苦难的担当与抵抗。 对照当今大多数诗人主动或被动放弃诗歌创作的现象， 西海固诗人的执着和坚守理应获得历史的尊敬。

总而言之， 宁夏的诗歌评论， 一是主流的评论， 总体上是对诗歌本质的把握， 肯定诗作的抒情、 意象、 简约、 节奏、 独创等诗的本质成分； 二是仍处在零打碎敲的状态， 多数评论是即兴式、 感悟式、 解释式的水准，褒扬有余， 批评不足， 引导缺位； 三是缺乏全国层面、 宏观把握、 指导创作的诗歌评论。 但愿宁夏的评论家和诗人多在诗歌评论上用力， 更希望宁夏涌现出专职的诗评家， 以适应宁夏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羽翼， 以推动宁夏诗歌在全国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