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去年（一九三三）七月十四日由上海动身出国，说来凑巧，恰在今年七月十四日又由伦敦动身赴俄。由上海赴欧，比较地是个长期旅行，乘意轮算是最快的了，也要二十三天；在欧洲由这国到那国，只须几小时的火车路程，原很简便，但由伦敦乘俄轮渡北海而到列宁格拉，却须整整五天的海程，所以在欧洲看来，也可算是较长的旅行了。而我在这两次的动身日期，无意中都恰在“七月十四日”。
往欧洲其他各国旅行，在准备行装方面，心理上大概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在这些地方的旅客生活总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打算到俄国去，便多少不免引起新奇的心理，所以在动身以前，遇着曾经去过俄国的朋友，总喜欢探问准备行装方面有什么特须注意的事情。当时有一位中国朋友刚在几个月前由俄国回到伦敦，据说在俄国对于穿衣服是很不讲究的，穿好的反而被人看作布尔乔亚，反而被人看不起；我听后便只带了几套西装里面最“蹩脚”的两套。还有一位英国朋友是在大学里当讲师的，两年前也到过俄国旅行，听说我将往俄国去，很仔细地开了一张单子给我，列举着许多要提防的事项，例如开了好几样药品，有的是治疟疾的，有的是治虎列拉的，有的是治胃病的等等，并叮嘱在动身前须打好防疫针，尤其是防虎列拉的针，据说俄国水多不清洁，非开水不可喝，“沙拉得”（Salad即西菜中常有的生的青菜）以少吃为妙，此外要带的是草纸（即上厕所用的）和“却可立”糖，据说这两样东西在俄国都是不易得到的，还有是胰皂，也很重要，不可不带。这位朋友是很诚意地这样地下警告，我却觉得这样简直好像准备到南菲洲去旅行似的！我因为行期已迫，来不及打什么防疫针，只带了一两样药品，两小捆草纸（外国草纸是雪白洁净的）；我自己虽不是像西洋人——尤其是妇女们——那样喜欢却可立糖，但是听说在俄国这东西看得很重，也带了三盒，准备送给俄国朋友。可是依后来的实际经验，除所带的却可立糖确为俄国朋友所啧啧称羡外（其实俄国也已有，不过还不及西欧的好吃），其余都是出于过虑的；但这却不是朋友们撒谎，只足以表见苏联的情形是日新月异，时时在进步的路上向前奔跑着。关于这一点，以后还有机会谈到。
且说在今年七月十四日那天的下午一点钟，友人孟云峤君陪我上船，船名西比尔（Sibir）。我们上船的时候，已看见三五成群的男女搭客在船上闲谈着（搭客中的中国人就只记者一个），孟君笑着说：“这些都是‘Comrade’（‘同志’）啊！”（其实后来知道这些旅客里面很少是党员，而且有几个还是十足道地的反动分子，虽则大多数是同情者，详情见后。）我看见这次旅客里面有许多男女青年——活泼愉快的男女青年——我们虽还不相识，但彼此相遇，多微笑点头，他们或她们的和蔼亲热的态度似乎常溢于眉宇间。我想这无他故，我们同道去的目的地是正在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国家，这班男女青年跑到那里去，至少都具有观察研究的好奇心理，就这一点说，同情心当然要比较地丰富了。依我看去，不但在这些旅客间有这样的“空气”，就是船上那些穿着蓝布制服的水手，和穿着黑丝罩衫的女侍者们，帮我们拿衣箱的拿衣箱（水手），引导我们看舱位的引导者（女侍者），都欣欣然满面笑容，好像有了什么喜事似的。
我们大多数坐的是三等舱，在船身前半的下一层，当中是餐室，餐室的周围都是房间，房间里大多数有四个铺位，少数有六个或八个铺位（房间较大），还有更少的房间只有两个铺位，专备搭客用的。各床铺上有软垫，有白色被单及绒毯，餐室内有白色桌布，有鲜花，收拾得很清洁，但是因为在下一层，空气究竟差些，尤其是在卧室里面，因为只有船旁的一个圆窗洞。可是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在别国的轮船上所未见的，那便是三等舱的搭客都可用船上的任何层的甲板，都可在头二等舱的音乐室，吸烟室等处看书，谈话，舒散。换句话说，这几个好地方虽靠近头二等舱，却是各等搭客所共用的；坐三等舱的搭客在船上一样地通行无阻，不像在别国的轮船上，三等搭客不许到头二等舱里去。
也许还未能做到真正理想的平等吧，这里究竟还分成什么头等二等三等，虽然他们在名义上把二等称为“旅客舱”（“Tourist Class”），把三等称为“特别舱”（“Special Class”），所以我将箱子放在自己卧室里之后，和孟君一同回到甲板上，不谋而合地同声脱口而出地说道：“我们去看看布尔乔亚的舱位怎样！”不但我们俩，随着我们同走，嘴上也在那里说要看看布尔乔亚舱位的，还有两三个女青年搭客。我们相视而笑，一同登上楼梯，踏上更高一层的甲板，向“布尔乔亚”的舱里跑。
所谓“布尔乔亚”的舱位，指的当然是头二等。它们都在船身的中部。头等在这中部的两旁，每房里有两个铺位（不是像三等那样叠起来的），二等在这两排的中间，和两旁头等舱隔开的是两个甬道，二等每房虽也是两个叠起的四个铺位，设备却比三等舱来得讲究些。头等最大的优点是有靠近船旁的长方形的玻璃窗，窗外便是船旁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在空气方面当然是舒畅得多了。较近船头而接连这头二等舱的一方，便是一个大餐室，设备也比三等餐室讲究些，例如有地毯，地位没有三等的那样挤，桌子是分开排的长方小桌，不像三等的是用开会式的长桌子。在这头二等舱的另一头，便是一个很讲究的音乐室，里面铺着讲究的地毯，有钢琴，有留声机，有舒服的沙发，有写字台等等。吸烟室则在更上一层的甲板，在音乐室前有楼梯直达，里面有很舒适的厚而且大的沙发，围着丝呢面的桌子。和这个吸烟室在同层甲板上的后面房间，便是船长室。吸烟室和船长室都靠近船旁，两旁都有像行人道的甲板，这层上的吸烟室，两旁行人道的甲板，以及下一层的头二等舱两旁人行道甲板，音乐室：这些都是在这船上比较最好的地方，也就是全体搭客——不论何等——都可通行无阻，随意走动坐息的处所。
这船本说下午两点半开，直等到四点一刻才开。在苏联有个由革命以前遗留下来而尚未除尽的缺点，那便是有些地方要你忍耐着等，等，等！这种“慢吞吞”的习惯，据说在革命后已积极改善，但在苏联做旅客的人，仍感觉到这个缺点仍有不少的遗迹存留着。在这里算是我此行第一次尝着“等”的味道。孟君因四点钟还有他约，不能多“等”，便先和我握别。
在和我们一同参观“布尔乔亚舱”的几个女青年里面，有个俄女才十六七岁，一对碧眼，两颗笑涡，活泼轻盈，那种天真快乐的性格和态度，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天地间有什么可以忧愁的事情；但是我无意中和她谈谈，才知道她原是孑然一身，父母都早已去世了，只有一个姑母在加拿大，从小跟着姑母，后来在加拿大一个衣庄里做工自给，苦过日子，现在知道苏联是劳动者的世界，便独自一人由加拿大经英国而回到苏联去寻工作做。她的身世，如用中国的形容词来说，也可说是“零仃孤苦”，但是她虽没有了家属的凭藉，却有个充满着希望和热情的新社会等候着她回去参加努力，这在她却也很有“快乐”的理由。
廿三，十一，十四，晚。伦敦。
（原载1935年1月26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期，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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