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于七月二十日到新加坡后的大概情形，在上文中已略有谈及，现在请再补述一些。
那天中午我们一群八人回到华侨银行后，即分散自由游览或访友，记者便和张君心一陪伴周君洪熙同往天南酒楼访友，刚巧那位朋友出去了，周君乘黄包车赴附近兑换零钱，我和张君便暂在这个旅馆里的厅上坐着等候。我们在街上看见有许多店门关闭，已可概见商业的萧条，举眼看看这个旅馆里的住客名牌上，又见房间只有一半住满，其余的一半都空着，又想到市面的不景气，便和厅上一位看上去似管事人模样的某君谈起话来。我们先问他生意如何？他就短叹长吁的摇着头，说市面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全市关闭了的店户或住宅约有五千家之多了，证以记者沿途所见，他的话确是实情。记者问起侨胞生计的近况，他更感喟不置，说两三年来，南洋英属各地侨胞因失业而被驱逐回国者有十余万人，荷属各地侨胞因同样原因而被驱逐回国者亦有十余万人，新加坡一地即达四五万人，因此类侨胞多属工人，工厂停歇，失业者动辄数千人，当局深恐妨碍治安，故勒令回国。其中亦有因生计无法维持，由同乡各人你捐十圆，我捐五圆，凑成川资，自动回国，其实他们回国后也没有办法，前途茫茫，不知何处容身！
张君问他在此处的侨胞看不看国内的报纸，他说只看本地的报纸，又问他关于国内的定期刊物，侨胞喜看的是那几种，他提出《生活》周刊，说他自己也常看，侨胞看的很多，我问他为什么喜看，他说侨胞们觉得《生活》上所说的话是侨胞心里所要说的，记者听了唯有暗中惭愧，但既知道他是本刊的一位热心读者，便请教他的尊姓大名，才知道他姓李名恒亮，广东惠州人，原在荷属南洋营商，因商业不景气，不能维持，于九月前才到这个他的弟弟所开的旅馆里帮忙。他说他的祖父就到南洋，所以三代都是侨商，他自己并未曾见过祖国是个什么样子，但因侨胞在国外处处感到切肤之痛，他希望祖国争气的心也异常的殷切。谈到这里，他对国事愤慨极了，切齿握拳，声色俱厉，说侨胞们以一片赤诚对祖国主持国事的人，现在所干的是什么，做了什么成绩来给民众看！嘴巴上说得多好听！××主义，××宪法！结果造成若干搜括无遗的暴发户！民国十五年国民军北伐时代，荷属当局骇汗相告，说这一次中国的革命青年真要成功了，对侨胞的态度立刻转变，但是到了宁汉分裂，闹得每况愈下之后，外人又觉得纸老虎拆穿了，故态复萌，如火如荼的侨胞热望尽付流水！
李君说这是侨胞一致的愤慨，不仅他个人的意见。他说后切齿痛恨，大有怒发冲冠的神气！张君和我都为之悚然。
李君很坦然地说他自己不过小学毕业，没有什么学问，但是非之心和侨胞的公意，他是很明白的。我安慰他说：自命“学问”愈深的人，自私自利的观念也愈厉害，巧取豪夺的技巧也愈高明，献媚于帝国主义与军阀官僚而犹自鸣得意，自己反然认为“负责”的，都是“学问”号称渊博的人们！今后中国的一线希望，就系在天真朴实敢作敢为的大众！并极力安慰他，叫他不要过于悲观，大众的伟大力量是终要起来的，我们只须认清途径向前努力就是了。
我们听了李君的话——他说这也是海外侨胞的公意——还有一个似乎平易无奇而实为异常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要获得民众信仰的任何政府，决不能靠宣言或通电上的花言巧语，更决不能靠欺骗民众或压迫民众的任何高妙手段，唯一的方法就只有做出实际有益大众的具体工作来。
李君谈话中提起张学良，说得怪有趣，说当他出国经过南洋时，侨胞所得的感想是不抵抗主义的张学良，在国外去用什么面孔去见人！据李君所听说，张氏到孟买时，曾请人代达甘地，表示要见一见甘地，被甘地严辞拒绝。这个新闻，记者在国内时却未有所闻，如李君所说的果确，大概是甘地还未愿意收纳我们中国的这位“高足”吧！
记者最后和李君分别时，才说明我是由生活周刊社来的，并以共同努力相勖，他很高兴，很诚恳地和我们握手告别。周君的朋友虽未访着，但记者却于无意中遇着这样一位能很诚实地将侨胞衷曲告诉我的朋友，可谓幸事。
我们三个人同在一个广东菜馆里吃了一顿简单合口的午餐后，便往各马路上买些零物，越跑越远，不知归路，问路也没有人知道意轮停泊的码头，上面却有火伞似的太阳很难堪地笼罩着，要雇车吧，车夫也都不懂我们的话。这一群“迷途的羔羊”正在徬徨歧途，不知所措，向前踉跄着瞎闯着的当儿，瞥见民国日报馆的招牌，认为这也许是可以问出结果的地方，便向着这方面跑，刚巧该馆门口有两位穿西装的青年正在谈话，我们便迎上去问意轮的码头，有一位不知怎的会问起我们里面“有没有韬奋先生在内？”张周两君即连忙答说有，记者很诧异，问明原由，才知道这位是《星洲日报》记者黄汝德君，他说那天上午佛尔第号船上有一位《生活》的女读者来新加坡任某校教员的（这位读者在船上时未来见我，所以记者还不知道，）上岸后告诉他说记者此次也乘该轮赴欧，他就跑到船上遍觅不得，正在寻访中，他不知道我正在做一只“迷途的羔羊”。当然，我们好像得到了一个救星，承黄君很殷勤地邀我们同往该馆参观，蒙该报经理林霭民君和总编辑傅无闷君热诚招待，我们在口渴脑胀后喝了几杯如获至宝的冰冻橘子水。《星洲日报》虽仅开办了四年，已为新加坡最有声誉的日报，每日出晨报晚报两种，销数共近三万份。傅君历任南洋各报主笔者二十余年，极富经验，林君一望而知他是一位精明干练热诚勤奋的人才，该报有他们两位合作主持，又有不少得力同事和衷共济，该报之蒸蒸日上，规模日宏，实意中事。我们并承林君亲自陪乘汽车送到船上，盛意可感，我们这一群迷途羔羊的困难问题竟得于无意中解决了。
傅林两君对于侨胞的经济危机和侨胞对于国事的种种失望，也有很详细的谈话。新加坡最大出产为树胶，从前价格最高时每磅到过三圆，后来价格最低时，每磅价格跌到五分，其差异实可惊人，破产失业者因此累累。至侨胞对于国事的失望和愤慨，所言尤足为李君所说的话的佐证。
廿二，七，廿一，下午，
佛尔第号船上。自哥伦坡发。
（原载1933年9月9日《生活》周刊第8卷第36期，署名韬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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