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和《矛盾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主要贡献

自1921年成立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前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的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挫折，有时甚至严重到几乎断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地步。造成这些重大失误和挫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一直存在着相当严重的主观主义错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表现形态。

《实践论》和《矛盾论》写作的最深刻的理论动机和实践动机，就是从哲学上反思、批判和破除中国共产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错误。清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及其危害，是毛泽东写作和讲演《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所在。

1937年是中华民族现代史上的多事之秋。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不仅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日的序幕，而且使中国社会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更加激化，人民生活更添艰辛，整个中华民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前途晦暗不明。就在这一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延安领导着中国革命的毛泽东，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中国革命的现实和前途。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积十数年革命风雨的艰苦磨砺、戎马倥偬的攻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升华出了他的哲学结晶，向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哲学世界。他用刚遒洒脱、深入浅出的文字写就了灿烂辉煌的哲学篇章，这就是两位一体、相得益彰的光辉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18]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同一时期的著作，分别写于1937年的7月和8月。这两部著作写作的共同目的，是批判和克服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实践论》一文的题解，说明了毛泽东写作《实践论》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同志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只言片语，去吓唬人们。还有另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类同志的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经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的同志。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毛泽东曾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19]《矛盾论》写作的直接原因同《实践论》一样，是“为了同一的目的”[20]，也是为了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领导现代中国的革命，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工具。

马克思说得好：“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21]黑格尔也曾经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22]《实践论》和《矛盾论》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

其一，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内忧外患空前严重。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共产党人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极为艰巨和十分复杂的理论任务。我们党内曾长时间地存在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者只知道“唯书”“唯外”“唯上”，生吞活剥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无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逻辑，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损失。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但是，遵义会议毕竟是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红军的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做些调整，更深层次的思想路线和思维方式问题，还来不及系统和全面地加以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撰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解决了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仅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还不可能彻底克服其错误和影响，因此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对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彻底清算。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为了承担和解决这一重大任务。中国革命的发展要求我们党从哲学理论的高度彻底厘清党内的种种错误认识，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作为主观主义表现形式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统一思想，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和水平。

其二，思想界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到唯物辩证法的论战。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论战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哲学色彩。与有关社会性质的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的思想界展开了有关辩证法的论战。这场论战首先是由张东荪等人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开始的，随后，叶青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张东荪进行所谓的批判，散布了许多具有欺骗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艾思奇等人又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张东荪、叶青等人对唯物辩证法的批判和歪曲。这场哲学论战扩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其三，从国内外环境分析，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苏联哲学界对德波林学派进行了有力的批判，这是一个十分有利的国际环境，使我党能够对教条主义者思想理论的国外根源保持一定的距离和理论意识；在国内，“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陕北局势相对稳定，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经能传送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掀起干部、战士学文化、学哲学的热潮，也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讲演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和理论环境。

其四，《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三个来源汇流的成果。

第一个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在十分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依然千方百计搜集并反复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主义》《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等书。[23]苏联哲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也为毛泽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直接的哲学资源和理论准备。毛泽东阅读了三本苏联3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定等著的《新哲学大纲》，米定等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和《矛盾论》时，认真阅读了这几本书并做了许多摘注和批注。批注中既有对原著的概述、归纳，也有对原著观点的批评、质疑，然而更多也最具特点、最有针对性的，是毛泽东联系中国实际、联系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所做的发挥。[24]毛泽东作为职业革命家、军事家长期戎马倥偬，日理万机，没有太多的闲暇从事纯哲学理论的研究，他的许多论著，多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较为具体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党建等问题做具体分析，因而一般属于应用哲学范畴。然而到了这个时期，毛泽东有了较为充足的闲暇时间。他不仅发愤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著作，还涉猎了不少西方哲学著作。根据美国记者斯诺的回忆，毛泽东所读的书“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25]。广泛而深入的阅读和研究，使得毛泽东扩大了自身的哲学知识面，较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他的哲学智慧和哲学思维的水平也由此得到了升华和飞跃。

第二个来源，是中国传统哲学。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熟读《易经》《道德经》等传统经典。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哺育、浸润了毛泽东的一生，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他熟谙历代先贤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辩证法思想对他的影响尤大。先贤的思想文化和哲学遗产，经过他的批判、改造、提炼、加工后，也创造性地融入《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之中。这也使得我们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实践论》和《矛盾论》在遣词造句、叙述风格、用典举例等方面处处体现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用简洁的文字、熟悉的案例和明白易懂的形式，通俗而生动地讲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道理。

第三个来源，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这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特别强调和说明的一个来源。毋庸置疑，中国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革命。但是，一系列复杂的现实斗争和残酷的革命实践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没有马列主义不行；有了马列主义，不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也不行。中国革命在不断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和失误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最重要的实践来源。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哲学著作，之所以能够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发展，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并由此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中国道路而享有独特地位，这应当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七七事变”前后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陆续开赴前线。而在延安，抗大正准备办一个青年干部培训班。这批青年学生将经过三个月的短期培训，准备在今后几年做政治辅导工作。由于哲学基础知识培训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腾出时间，比较集中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哲学思考和理论概括，用几个星期时间写成了一些简明扼要、意蕴深刻的哲学讲义，《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状况和历史情景中完成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哲学灵魂。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深入批判各种各样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基础上，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精神，又具体地、巧妙地、灵活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究竟什么是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对这一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的深入挖掘、科学提炼和准确表达，究竟有什么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应当是我们研究《实践论》和《矛盾论》之贡献和意义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否成功地进行革命的要害或关键所在，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究竟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恰恰是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如何回答，构成了对正在成长中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挑战。《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对这一核心问题和最大挑战的理论思考和哲学应答，它们系统、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概括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26]，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上阐明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这一要害或关键问题，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在这一艰难路程中迎接各种挑战，特别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严重挑战的哲学武器，这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最大贡献。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核心问题的应答相对应，《实践论》和《矛盾论》第一次从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上，概括和总结了现代中国革命中存在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进行斗争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规律。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所创造性提炼出的坚持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坚持作为“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的哲学范式和解释框架，是我们党在政治、组织、思想、路线、军事上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同“左”倾教条主义进行斗争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深刻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根源和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缺陷，为我们党在当下和未来的革命实践中避免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大众性，在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得到了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卓越体现，得到了铺张扬厉、畅快淋漓的科学发挥。

《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毛泽东哲学的神来之笔，无论就其明确的主题、批判的对象，还是就其分析和论证问题的方式；无论就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把握和苏联已有哲学成果的汲取和超越，还是就其所表达的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无论就其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与传统中国文化创造性结合的卓越尝试，还是就其所展示的中国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的有机统一；无论就其对中国与世界大势的清醒意识和宏观驾驭，还是就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具有深刻穿透力的哲学智慧，以及对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错误思潮的入木三分一针见血的分析批判……在所有这些方面的意义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不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而且同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普通干部、士兵和工农大众易于接受、便于掌握和灵活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的杰作，并由此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创造和哲学篇章。

【本章注释】

[1]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曾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著作：“杰出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选集的出版，不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中国共产党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因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切兄弟共产党，一切拥护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士们，在读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时，都会找到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英勇的革命战争的许多卓越范例。”（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0页—第20页）

[2]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影响了世界政治，同时也影响了世界哲学，尤其是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政治影响来说，我们可以从毛泽东逝世后国际社会的反应中得到证明。如墨西哥《国民报》发表社论：“墨西哥总统认为，毛不仅是现代史的主角之一，而是对改变世界生活发生作用的权力中心之一的象征，而且是最有远见的第三世界捍卫者之一”，“对于墨西哥和第三世界来说，本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是穷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和全人类的导师。”（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07页）从哲学思想来说，毛泽东的哲学思想，特别是《矛盾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也是值得注意的：“事实上，毛泽东的《矛盾论》在20世纪50、60年代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甚至被称做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保卫马克思》（1965）一书当中的两篇文章，即《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专门讨论了毛泽东的《矛盾论》中的辩证法问题。阿尔都塞认为毛泽东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直接影响了他的‘多元决定’理论的形成。此书出版后，阿尔都塞即将其寄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在收到书之后曾表示希望阿尔都塞到中国访问。但是……阿尔都塞最终没有成行。”（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第142页）

[3]早在1937年，斯诺就深刻地理解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巨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原因所在：“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2页）

[4]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曾这样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泽东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历史显得渺小。他的强有力的影响在全世界亿万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记。毛泽东是革命的儿子，是革命的精髓，确实是革命的旋律和传奇，是震动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缔造者”，“毛泽东没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将继续指导各国人民和各民族的命运，一直到太阳永远不再升起。如果仅仅是从中国的范围来衡量他的划时代的功绩，那将有损于对这位非凡人物的纪念”，“毛泽东的名字将永远是穷人和被压迫者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的同义语，是人类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的光辉象征，是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胜利的标志。”（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88页）

[5]参见刘敬东：《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经验》，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2期。

[6]我们在本“导读”中一再阐述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实践论》《矛盾论》提供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美国学者莱文也给予高度重视，他认为“研究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能离开毛泽东的政治实践，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他的政治实践的理论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做的，只是对他关于中国独特性的正确理论加以抽象，并以此为基础，借助于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建构起一种一般的历史分析方法。他在延安时期的贡献，是把这些理论以一种普遍方法和第三世界革命的思想体系的形式表述出来’”。“就理论与实践比较的角度而言，毛泽东更多地是一个实行家、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更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哲学家。而且，从现代学术规范、学科划分的角度看，毛泽东是很难进入纯粹学术思想史、哲学思想史系列的。然而哲学存在于生活中，它是时代精神的菁华，它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页）

[7]尤金非常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之为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这一特点，认为“毛泽东的著作之所以使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感到兴趣，是因为他经常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观点来阐明革命经验”。（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19页）

[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1页—第332页。

[1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

[11]刘敬东：《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经验》，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2期。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页。

[1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第455页。

[15]（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第6页。

[16]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07年3月24日电。

[17]刘敬东：《在历史与伦理之间——现代性问题的一个考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同时参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余论”部分。

[18]余源培、夏耕：《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

[2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23]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4、25、69页。

[24]余源培、夏耕：《辩证法故乡的哲学新葩——毛泽东的〈矛盾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3页。

[25]（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8页。

[26]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的下面一段文字是颇有见地的：在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的队伍，必须彻底批判党内存在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实践论》（1937）、《矛盾论》（1937）中完成了这些任务。这两部著作是根据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具体材料创造性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问题的卓越的典范。”（许全兴、陈葆华、冯国瑞编：《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文选》（党校内部发行），1987年版，第65页）